工地
“你安全吗？”离开伊拉克4个月，我看到消息说，“伊斯兰国”武装围攻中部城市萨马拉（Samarra），赶紧给小白发去邮件。
很快，竟收到她爱人发自河南的回复：
多谢关心，我是小白的爱人王俊。小白那边情况安好，网络中断，可以打电话，刚刚我们还通了电话。她们建设电站地点位于萨马拉南郊，属于战区范围。因去巴格达的交通道路安全问题，第一批人员未顺利撤离，只好返回电站。目前现场物资食品还足够两周吧，不过听说个别分包公司好像已经开始吃面汤了……
遇到小白是2014年2月。我去巴格达报道中国政府团访问，也想拍摄当地务工人员。那天过关不顺利，71名工人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出现在我们眼前。从抵达大厅到接载巴士，3公里路程无遮无盖无运输工具。工人们拖着行李出来，尘土飞扬。走到车前，嚷嚷着口渴，其中一个不介意我喝了一半的水，拿起来咕咚咕咚灌下去。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中国劳工团到来。行前，我去北京的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办签证，吃惊地发现要排队。前面几位，每人拿一个大牛皮信封，装着十几二十本护照，是帮企业招募的劳动力代办。伊拉克使馆签证官乔哈尔·哈桑·阿明说，平均每月发1000多个中国劳工签证，多的时候两三千。官方记载，目前在伊拉克的中国工人总数超过1.5万。
等待伊拉克军警护送的时候，工人们自觉以地域分了组。东北人一车，山东人一车，江浙人一车，陕西人一车，总共7辆。河南南阳人小白，胳膊倚在打开的窗户上，有些不安地等待汽车发动。
那辆小巴上女性最多，五女九男。领队说，大部分都来过伊拉克。“有新来的吗？”我问。“小白——”大家齐刷刷转头，看着末排的她。
小白30岁左右，中原人常见的圆脸，下颌尖溜，五官小巧，朴素纯净。她被招募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电站项目做会计，工期10个月到一年。
工地后勤的工作一般由女性承担。曾经听当地一名中国工头说，作为领导他不喜欢女人来，怕惹麻烦，可是女的来了又特别受欢迎。几千个男人里面十来个女人，大家轮流请她们吃饭。只求坐一坐，不说话都行。
小白的女儿3岁，留在了老家。“领导做工作了嘛。”她说，一开始家人有些犹豫，后来自己“传达”了领导的意思。更何况，这个工程已经开展一年半，去过的同事说，不出去，里头挺安全。
“肯定会想女儿啊，还好工地上有网络，可以视频。”小白微笑着，眼睛眯成两道月牙儿。一个年长些的男工友接话，之前他在巴基斯坦工作，邻居逗他儿子：“爸爸去哪儿了？”孩子必答：“爸爸在电脑里。”小白交代家人了，如果女儿问起，就说“妈妈挣钱去了”。说着，她咬咬嘴唇，视线转向别处。
3个东北老乡，叉开双腿，蹲在地上抽烟。其中一个20来岁，头发用摩丝喷得老高，像一盆火。但是由于长途飞行、经济舱不舒服的睡姿，“火焰”耷拉下来。他姓孙，准备干10个月回家结婚。“要不是这儿工资高，谁来呀？”提到工资他眼睛发亮，“我不能告诉你有多高，反正高很多，很多。”
第一次来伊拉克的工人，抱怨说：“太远！”他们大多来自县城或者农村，先赶到一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或广州，再坐10个小时飞机到迪拜或阿布扎比，此时离目的地巴格达还有3小时航程。加上中转候机时间，他们大多在路上奔波了三四天。
中国唐朝高宗皇帝曾经以“路远”为批示，拒绝出兵伊朗拯救萨珊王朝。现代中国也从来没有把中东划归为地缘战略的重点。但是到2013年，中国在伊拉克所有外国投资中，占到70%，再也不能回避自己的分量了。伊拉克人不无夸张地说，今天阿拉伯半岛上，“除了麦加（穆斯林朝觐圣地），都是中国制造！”
工人们要去萨马拉，在巴格达北部130多公里。工地上平时900多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两千人。网上资料介绍，CMEC“成立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工贸公司”，在安哥拉、巴基斯坦、刚果都有电站项目。但我没有找到伊拉克营地的消息，后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CMEC官员证实“在建工程不上网”。
小白一行出发前，巴格达办公室的同事上车，说这两天工地水质不好，泥沙大，发黄，正准备买聚氯化铝来净水。
“水经常不好。”以前来过的人说。
其他人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有人问：“药够吗？”
“够。”小白前几排坐着郭大姐，50多岁，工地医护。她说卫生所备了治感冒、腹泻、中暑、轻度外伤的药，“尽量在工地治，不出去，工人们身体都挺好的，没出过什么大事。”
郭大姐第二次来伊拉克，但是待多久都是“机场—工地”两点一线，没见识过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禁令，你会愿意四处走走吗？”我问。郭大姐严肃的表情不见了，有些腼腆地笑笑：“可能也想吧，毕竟算出国了嘛。”
领队一再告诫大家，工地上有少数伊拉克人，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就不会惹出麻烦。绝对不能碰侯赛因旗。侯赛因是什叶派先知，萨达姆倒台之后，什叶派崇拜的热情释放出来，到处挂上绘有这位先知头像的旗帜。曾经有家法国公司雇员不知情，捡起一片侯赛因旗当抹布，结果惹了大祸。
来过的工友们一致认为“伊拉克人挺友好”。“不管认识不认识，一见就‘哈喽哈喽’。”有人说。另一个人说，中国人午睡的时候，伊拉克人对着太阳礼拜。
老刘跟我聊起局势。他说，伊拉克的问题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争利益。“伊拉克比叙利亚太平多了，叙利亚有狙击手。”我问他怎么看所谓“美国输出民主”，他摇摇头：“那是大的政治背景了，我们老百姓不好评论。”
巴格达办公室的人又上车，送来几台iPad。伊拉克“某些渠道”买美国产品便宜，有经验的工友出发前就预订了。
军警护卫迟到了很久，终于两辆车开到。一部蓝色警车，一部皮卡。皮卡上架着轻型机关枪，警车敞篷，站着蒙面枪手，只露出两只眼睛。
警车“呜啦呜啦”鸣笛，头前开道。皮卡忽前忽后，左右护驾。一车人沉默着，只听见警笛撕心裂肺。小白拍拍心口，小声对我说：“之前不害怕的，看到他们耍枪，还戴着头罩，现在特别害怕呢！”
中国在伊拉克的大型项目很难招到本地工程师。高级技工集中在巴格达，不愿离开家人去外省。而中国工人们，无一不是跋涉两万多公里，把家人留在身后。
在伊拉克的中国人，几乎人人背负这样的故事，无论使馆官员，还是建筑工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全馆上下只有大使夫人一名异性。常驻当地的一对中国记者夫妇，办公室摆着儿子一岁时的全家福，而他现在已经两岁，由亲戚照料。
人人都以暂时的牺牲换个好一点的将来。为了将来，眼前什么是可以牺牲的呢：自由？欢乐？亲情？爱情？青春？矛盾的是，这些牺牲，往往是为了家庭的共同未来，而放弃的，首先是与家人共处的欢愉。中国人的幸福，似乎不在眼前。
外国媒体常常感慨，中国人好像“怪物”，不惜抛家舍命。我向一名在伊拉克工作3年的中国企业领导提起这种评论，他不否认：“我也认为这样不好，因为是被迫的。但是，过去30年，中国能够实现超常发展，定是因为有人付出了代价。”
营地伊方业主不许外人进现场，我和摄影师中途下车。两天后，收到小白电邮：
从检查站到项目部一路上，亲眼目睹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心灵很震撼！我是第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来到这个国家。一路上虽然也有一部分建造完好的民居，人们的生活看上去祥和安乐，但更多的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片废墟和满目荒凉。大量报废的汽车推挤在路边，任凭风吹雨淋，只有路旁的野枣树见证着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荒凉。
当地民众对我们很友好，一路上换了3个检查站，每到一个地方接我们的警察都是快乐地跟我们打招呼，护送我们返程的警察也是微笑着挥手再见。伊拉克人民真是快乐地、充满信心地开始战后重建，对参与国家建设的国际人士也是很友好的！
结尾，她祝我“阖家欢乐”。
我和王俊几乎每天通信。从他那里了解到，萨马拉南部营地有1300多人，伊拉克军方刚开始打算空运，不知什么原因取消，随后改用汽车陆路撤回巴格达，但道路安全情况多变，两次尝试无功而返。
CMEC还没有建立发言人制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我，高层非常重视，“一直在开会”，总裁或副总裁已经赶赴伊拉克。“不好办，不好办。”他说在其他地区作业，也遇到过险境，这一次似乎格外困难。不过他也表示乐观：“中国人搞的是民生设施，不管怎么打仗，谁都不想把造福老百姓的电站毁了。我们不会有损失的。”
王俊的邮件不像妻子那样抒情，从来都是简洁明了的信息。虽然一直没跟妻子通上电话，但他似乎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掌握的情况有时比我更快更准确。其他工人家属们在微博微信上互通有无。终于，前方传来了第一张工人抵达巴格达的照片：拂晓时分，深蓝的天幕透出一丝光线，路灯仍然亮着，几百名工人站在那里，脸上交织着疲惫和欣慰。有人鼓掌。
小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撤离名单不按性别来分，第一批撤出的是一线工人，后勤财务得留守到最后。一个多月后，她才回到河南。她说，回家很开心，再也不想去伊拉克了。
富贵险中求
反恐宣传画背后的小巷，走到头就是黄老板的院子。
宣传画一人多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站中间，各族人民男女老幼分列两厢，大红字写着“齐心协力”。
走进院门豁然开朗，典型的海外中国人聚居地：一片菜园，一间鸡舍，一面国旗，时间久了褪成粉红。中国人养鸡的嗜好，在伊拉克人看来有点奇怪，以至一见到中国人就喊：“卖小鸡！卖小鸡！”我在利比亚还见过中国企业养孔雀。
黄老板刚巧回国出差。在伊拉克没见到他本人，但每个我交谈过的中国人，都提起黄总和他的后勤公司——负责各种联络、安排住宿、机场接送、包办饮食，俨然是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接触到的第一个“组织”。
这是家私营企业。黄老板来自浙江金华附近农村，不但自己来了，儿子从浙江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也来到巴格达扎根。黄少20出头，可能在巴格达待太久了，胡子拉碴，风尘仆仆。
在伊拉克这样凶险的地方，能看到中国人特有的对商机的敏锐嗅觉，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扎根甚至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的能力。大多数人并不讳言，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有人向我提起一个中国穆斯林，在此讲经授课，名动巴格达。问起万里传道的初衷，回答竟然是：“他在北京买了房，要还房贷！”
在黄老板的院子里，有三四名员工在装货。方便面、八宝粥、纯净水……准备发给巴格达的其他中国人。菜地两侧是办公室，窗上装着窄窄的防盗铁条。对面是宿舍楼，办公住家都在一个院子里。
带我们来的小张，娶了个伊拉克老婆，是这里的“名人”。办结婚证的时候，使馆证实他是头一号，过去只有中国女人嫁给伊拉克男人。小张从前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准备回国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问愿不愿意来伊拉克工作。在巴格达，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皈依了真主。
下午4点，小张的妻子下班回来，院子里平添生机。中国同事们聚拢过来。娇小秀丽的伊拉克姑娘，在使馆当文秘，灰色套装，淡彩头巾。进了院子，礼貌地点头微笑。男人们聊天的嗓门忽然高了半度。
“伊拉克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爆炸，可比国内好。”同样来自金华的大个子发话。他刚刚登记完车载货品。
“怎么说？”我问。
“没有雾霾，食品质量还有保证。”大个子曾经持续观察对面一个炸素丸子的小店，发现每天炸完之后的油都倒掉，第二天保证又是金黄金黄的新油。“还没人把他们教坏！”大家哄笑起来。
小张附和说伊拉克好，被老婆瞪了一眼：“你要是上街问伊拉克人，愿不愿意到中国生活，10个里有10个愿意马上走！”中国多一点安全，伊拉克多一点诚信。
小张出去送货的时候，曾远远见过几次爆炸。那天送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显然紧张起来，因为他在夜里是绝对不上街的。而且即便是白天，巷子里也常有个“神经病”伊拉克女人晃悠。美军空袭巴格达的时候，她受了刺激，每次见到中国人走出院子，就凑上来傻笑。
“别的地方没有商机吗，为什么一定要扎在伊拉克呢？”我忍不住问。黄少吐了个烟圈，抢在小张之前悠悠道来：“富贵险中求。”
长城与飞毯
曹力军爬上50多米的电塔，指给我们看工地全景。“见到水边那个碉堡了吗？顺着下去就是墙。”
底格里斯河边，一道三四米高的土色防爆墙，蜿蜒7公里，把整个10平方公里工地，还有进出道路，死死围住。隔上三四公里，墙上凸起一个碉堡，观测周围动静。
防爆墙用来阻挡汽车炸弹。墙内，生活着3000多名中国工人，高峰时期人数达到过6000，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由上海最大的国营电力企业和分包商招募，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周边发电。去年巴格达一天仅限4小时供电，今年增加到一天20个小时，再过两年就可以保证24小时供应。这直接影响着伊拉克重建进程。
务工的10个月到一年时间里，工人们不得走出防爆墙半步。用一堵墙围住自己抵御风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修建长城的初衷，就是抵挡游牧民族骚扰。而在墙内，古代中国向来以自给自足为傲，现代中国人也不例外。
2009年曹力军作为项目经理来的时候，这里一片荒漠。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电机组、宿舍楼、食堂、足球场，还有一个喷泉，拔地而起。更想不到的是，这些统统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包括脚手架上的铁管、木板、涂料、工人骑的自行车和食堂里的所有调料——要照顾到上海湖南天津山东不同的胃。
“工地上，只有水泥和沙子是在当地找的。”曹力军说。
“也就是说，除了脚下这条水泥路，我现在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从中国来的？”
“连水泥路里的钢筋都是。”曹力军得意地笑了。当地市场货品不全，质量参差不齐，交货周期又长，而中国什么都有。
墙内服务周全，包括中国理发师。曹力军曾经请伊拉克人剪头，最后干脆剃光了事。当地理发师善治卷发，中国人头扁发直，实在不好照抄照搬伊拉克模式。所幸食堂做饭的中国师傅，好几个曾在发廊打工，可以兼职。做饭和剃头，是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快速掌握的两项基本技能。
医务室也体现了自给自足。墙上视力表来自江苏苏宏，注明“儿童用”，图标是鸭子、花朵和雨伞。地上储物旧纸箱印着“泸州贡酒”。
除了国内捎带，中国人还自酿葡萄酒。曹力军说工地上有化工专家，“什么人才都有”。当然，他们不当着伊拉克人的面喝。
发生在伊拉克的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提到过“飞毯”——乘上有魔力的飞毯可以抵达世上任何地方。中国人大概就会这种魔术吧，带着一座小城市飞进了沙漠。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暗批到非洲开矿的中国人，宛如新殖民者，很少与当地人交流，也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曹力军对这些偏见不以为然。在险象环生的伊拉克，用长城自我隔离，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办法”。欧美公司只有少数人员到现场，大多只贩卖技术和设备。所谓“美国打下伊拉克，中国公司成了最大赢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很少有人愿意到伊拉克冒险。21世纪全球版图上，中国人成了“西部牛仔”。
但是，就像古代长城不能完全阻挡外族渗透，随着中国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升，防爆墙内的工地上也开始不时见到伊拉克人。他们大多从事最简单的体力活，搬砖运瓦，称为“力工”，或在中国人指导下操作机械。中伊工人语言不通，靠肢体动作沟通。刚刚在这里上工两个月的伊拉克人穆罕默德说，工作报酬高，跟中国人相处“很简单”。
近年来，由于工地对伊拉克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有人干脆办了培训班，结业还发证。毕业证很吃香，伊拉克人拿着它可以到其他公司应聘。但这令曹力军烦恼：“中国人适应围在墙里的集体生活，伊拉克人却受不了，一拿到资格证书，马上跑了！”
还好，伊拉克门卫忠心耿耿，多年不变。阿里·扎希尔穿的蓝灰色制服有点眼熟，凑近一看，左臂章两个中文字“保安”。曹力军说中国人顾情面，什么人都不敢阻拦。伊拉克人倒尽职。“一次我没带证件，他居然连我都不让进！”
我跟扎希尔交谈几句，深信曹力军选对了人：
“这边工作怎么样？”
“好！”
“跟中国人相处怎么样？”
“很好！”
“适应中国公司吗？”
“非常好！”
曹力军是上海人。龙应台写上海男人给全家洗内裤，宣判了这个群体形象的绞刑。曹力军大概只有两个特征符合外界的固有想象：普通话多平舌音、行事周全细腻。他个头挺拔，浓眉细目，戴斯文的细架眼镜，很难想象他曾在伊朗、印度常驻，是个不归家的流浪汉。新年回家几天，还惦记着工地。小孩快考试了，自己却帮不上他的功课。
5年来，曹力军把工地看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这个上海男人费了很大工夫栽花种树，最后，只长出一棵及腰高的棕榈树，足球场上青草稀疏得像一大群羊刚刚离开。办公楼入口摆着塑料花。
工地少不了中国海外工人的标准娱乐设施：书报阅览室（大多是去年刊物）、卡拉OK厅、乒乓球台、健身房。最受欢迎的业余活动是打拳桩和唱歌，涉及不同程度的发泄。春节保留节目，是全体涌上舞台高唱《我的祖国》，然后有人跑到房顶大喊或大哭。
那是长城外的小镇里那些伊拉克人唯一听到中国人声音的时刻。平时，他们是静悄悄送来电力的邻居，是出20万美元为小镇捐了一条水泥路的邻居。我问祖拜迪镇上的一个年轻人，他说知道附近有很多中国人，没怎么见过，他们买了很多蔬果食品。小镇以前连市场都没有，现在很像样子了。
现代中国不可能生活在长城背后了。劳动力到海外寻工作，大公司四处挖石油，满足能源饥渴。修筑长城仍是自我保护的首选动作，但是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已经挡不住。
工地之行结尾，曹力军带我们到宿舍区。一排排蓝白色简易房，有几户精心贴着春联、窗花。“少数人是带家属来的。”围观我们采访的人说着，脸上一片艳羡。大部分房间，住4个男人，睡上下铺。人到齐后，转身都有些困难。头上吊着汗衫，桌上堆满“老干妈”。有当地人问中国男人怎么能忍受不带家属的生活，曹力军和同事在印度的时候，就发明了统一回答：中国男人靠打针解决生理寂寞。
嫁给体制
小鲁一上车，就跟我谈起伊拉克的言论自由。这让我很意外。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目睹安全缺失、社会动荡，多半会怀念萨达姆式的强人统治。
“可是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伊拉克人。”他指指车窗外街上的人，“现在一个个特别自尊，特别有自豪感，跟他们说话时能感觉到的。言论自由不解决从坏到好，但可以把‘好’变成‘更好’。”
许多在伊拉克的中国人，从穿着上你就能看出他是在挨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从第一天就是离开的倒计时，不担心要给这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可在一家电讯公司跑公关的小鲁不一样，干净时髦，皮鞋锃亮，仿佛随时会有“天将降大任”，一万个闪光灯聚焦。
在伊拉克的年轻中国人，爱上国内论坛，以亲历者身份，发表自己对伊拉克局势的看法。小鲁却不屑在网上作战：“那些人不读书，不开化，跟他们辩论是浪费我的生命。”
他对伊拉克的未来表示乐观，坚信民主道路之漫长之曲折之复杂，而自由则是人之天性。他告诉我自己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真诚坦荡。
忽然，他换了一口气说：“不过，我娶老婆一定要找体制内的。”
“为什么？”
“体制内的好办事。只有进了体制，将来我才有改变它的可能。”
“哦，你找到了吗？”
“再过几个月，我就回国结婚呢！”他如意娶到了一位“体制内”，父亲是某宣传部门干部。
离开伊拉克之后，我仍时常想起，这位与体制共眠但一心想改变体制的年轻人。
[1]Dinar，第纳尔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货币名称，但币值各不相同。此称呼源自古罗马帝国的银币Denarius。
[2]卡拉达经常是恐怖攻击的目标，爆炸频发。此处所说的爆炸发生于2014年。2016年7月3号发生另一场爆炸，造成超过300人死亡。
[3]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里的一位女主角，是苏丹的新娘，靠每夜说一个故事取悦于苏丹，从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
[4]Ali Ahmad Said Esber，笔名Adonis，出生于1930年，被公认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诗人。
[5]Ashura，阿舒拉为伊斯兰历法每年第一个月（Muharram）的第10天。对什叶派教徒而言，阿舒拉节是为了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在伊斯兰纪年第61年的卡尔巴拉之战（Battle of Karbala）中殉难。此时，一些穆斯林以伤害自己的身体表达对先贤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