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就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3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30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海外唱片的概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迪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碴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40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10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冰激凌，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于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100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14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象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骂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实现”，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画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见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比政治还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的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只是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
二
有天我经过车站广场，3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对面石护栏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手里攥住一叠广告传单。
乐声暂停。他转过头来，满面光彩，对我说：“我喜欢街头乐队，他们把人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21岁的赛义德，翻译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反复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的爱情并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来。他想跟陌生人聊聊爱情。
“你知道，这里不能公开谈恋爱。”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听。有天他跟女朋友约在商场碰面——赛义德平时在伊朗北部念书，放假才回德黑兰，俩人3个月没见了，赛义德激动得抱起她亲吻。“你猜怎么样？周围竟然响起了掌声！商场里的人为我们鼓掌！不过我赶紧拉着她逃走，这会惹麻烦的。”
贾维尔带着吉他，经过领袖像前。
3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
说到恋爱的惩罚，他的一个朋友带女友回家，遭邻居举报。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险的是邻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着窗帘。警察冲进来抓走两人，验身发现女孩不是处女，各判150鞭。结果，女孩在家庭压力下，上法庭指证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挞，遍体鳞伤，3个月下不了床。
“那恋情当然无法继续，他只记得他喜欢的人满嘴谎言。”赛义德和女友萨巴见面非常小心。他对她一见钟情，那时女孩才16岁。3年来，他们密会的地点，在一个咖啡馆顶楼废弃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见训斥，两人迅速逃脱。他们情感的障碍在于，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个穷小子，她家很富有。”
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呢？“你是外国人。”他相信我会把这些故事带走，像一个装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写他们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爱的人有宣之于世的冲动。这真是难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当地人热情待客的传统，但同时，他们的担惊受怕又是那么强烈。有时他们向你敞开心扉，又慌忙合拢，那是高压底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我建议赛义德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他说萨巴一定很高兴跟我交谈。
三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了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居民楼水泥外墙上，刷出星条旗，“条”的尾端挂上炮弹，“星”变成骷髅。“条”的间距，尺子量过一样齐整，配上横向标语“打倒美国”。马路斜对面，是更大的一幅，奥巴马穿着闪亮蹩脚的西服，跟一个穿中世纪头盔铠甲、临时演员模样的人靠在一起。寓意解释起来很曲折，跟什叶派宗教故事有关，讽刺美国总统言而无信。而“反美宣传画”大展，就是美国大使馆门前了。1979年11月，伊朗人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卡特政府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去美国治病。2012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不过电影细节与真实情况多有出入。现在，美国大使馆还封存着，围墙上国徽模糊，有斧凿痕迹。原本插美国国旗的地方，换上一面黑色方布，画着星条旗包裹的老鹰在燃烧，下面“USA”3个字母冒起白烟。左上角和最底端各有一行英文字“伪善终将消亡”、“终结独裁”。德黑兰的反美宣传总是做得那么细致。使馆外围，每一片水泥墙都是一幅16×9的美术作品：自由女神的脸变成骷髅、伊朗国旗覆盖倒下的士兵、霍梅尼在鲜花丛中。颜色鲜艳，可能定期涂抹。每一幅都不像是愤怒的野火喷发，而是精心修饰的成果。闲置30多年的美国使馆，看上去像个来自1979年的纪念品。
除了特意寻找的这几个地点，我还在一家西饼店老板的T恤衫上看到前后两面印着“9·11”事件飞机撞大楼的画面。问他为什么穿这个图案，老板伸出大拇指朝下，“打倒美国”。但实际上，伊朗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是支持北约的。这家是全城最出名的西式曲奇店，卖得很贵。
当地朋友说反美标语不只我看到的这些，还有直白朴实些的，比如“我们把美国踩在脚下”等，但终究没有我想象中满街“反美话语的海洋”。10多年前伊朗学者搞过一次民意调查，74%受访者愿意跟美国谈判，64%支持跟美国复交。结果，组织调查的人被关起来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霍梅尼说：“公共场合男女混杂，是外国人的阴谋，用来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国”很多时候单指美国。
街边居民楼屋檐下，凹进去的门洞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女伴走过的时候，扫了我们一眼。擦肩而过，在我回头的瞬间，他的右手从左臂下抽出，手里光碟一闪，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转回去，小伙瞬时笑容满面，一把光碟塞进我们手里，“稍等——”他跑进看不见的角落，回来时多了一麻袋光碟。这时，旁边两个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气似的，忽然活了，不知从哪里变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热门的好莱坞片，应有尽有。我帮朋友选了几张，自己留下一张《华尔街之狼》，封面上莱昂纳多高高举起红酒杯，波斯文写着：“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岁，平均每天能卖出50张碟，赚十几美元。他抱怨盗版影碟业竞争激烈：“你看这扇门里头就有3个。”伊朗人对电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女生喜欢言情片，男生爱看动作片。正说着，两个戴头巾的女生走进屋檐下，左挑右选。
盗版业服务周到，甚至可以“点播”，小众电影价格会高一些。阿富辛说，这几年卖得最好的，是《欲望都市》，成套成套卖疯了。挑光碟的女生不愿跟陌生人讲话，听到这里却“哧哧”笑起来。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达300勇士》（丑化波斯历史）、《逃离德黑兰》（丑化伊朗人民），一时间需求大增。“因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近来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2013年好莱坞言情片《安全避风港》。塑料封套背后，一对男女在碧海蓝天下拥吻。“我喜欢美国，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伊朗没有‘safe he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几个女朋友，不过最近都断了”，他一心赚钱准备报考人类学。
四
贾维尔始终没找到“35%性压抑”数据的出处。倒是伊朗议会在2014年夏，发布一份82页的正式调查报告，承认80%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学生谈恋爱都十分普遍。受访的14200名学生中，17%承认同性取向。本地媒体对这份报告不做讨论，我是在《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读到的。
贾维尔中学时在伊朗全国数学比赛中拿第一。家里需要他挣钱，所以他没念大学，先后从事的工作有：旅行社职员、货车司机，服完兵役后，现在是一名正骨按摩师。
草地演出收入微薄。解囊最多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上了年纪的父辈、祖辈。“他们经历过国王时代的开放，未必欣赏爵士乐，但是会怀旧。”贾维尔说年轻人反而麻木了，也没什么闲钱。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为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
他抱怨做机械工的父亲成天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供养弟弟上大学的担子就落在自己身上。最近几年家里经济条件稍有改善，租了个稍大些的房子。可是他看不到这么工作下去能有什么前途。“你看看我国的总统们议员们，到现在还是伊斯兰革命第一代元老。”贾维尔今年28岁，正是伊朗全国男子平均年龄。
跟贾维尔交谈很愉快，但有时也会被他的“伊朗式阴谋论”刺到，比如他忽然问：“你不是为伊朗政府工作的吧？”伊朗人普遍对外国人既热情又猜忌。“一切由外国势力操纵”甚至贯穿伊朗人对近代史的认知。整个19世纪，伊朗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任由摆布，20世纪“外国势力”的主角换成了美国，就连获得华盛顿支持的巴列维国王，都常常觉得阴谋无处不在。“美国被秘密势力控制了。”他跟大臣们说。贾维尔写歌讽刺伊朗政府什么都怪罪美国，可是他自己也难以摆脱这种思维。还好，他热情的一面多一些，猜忌多疑只在不如意的时候冒出来。
五
再见赛义德的时候，萨巴没来，跟来一个不相干的男亲戚。赛义德还是想保护女友。男亲戚作陪，避免单独跟外国女人交谈的嫌疑。本来要坐下来说话，但交通拥堵我们都迟到了，当时我正要跟贾维尔去找其他采访对象，于是边走边聊。赛义德和贾维尔站在一起，外貌上完全是两种人。贾维尔留着长卷发，穿T恤牛仔，怀抱吉他，浪漫愤青。赛义德发型规矩，方格衬衣，西裤笔挺，脚踏实地。我知道赛义德不想别人听他的故事，就同他走在前头，男亲戚和贾维尔跟在后面。
赛义德没出过国，英语却极好，都是从盗版好莱坞电影学来的。“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们的故事太曲折了……”走了一段，我们决定搭地铁。4个人一起上了普通车厢。可能因为是工作日下午，人不多，只有我一个女人，乘客的眼光扫过来扫过去。德黑兰每趟地铁都有女士专用车厢，外界误解是“必须跟男人隔开”，实际上女人可以选择坐在普通车厢，或者女士车厢。
地铁隧道又深又广，战时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国王时期做了规划，承包给一家法国公司，可还没动工，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搁置下来，直到伊斯兰共和国也长出现代交通的烦恼，国王时代的地铁图纸才被翻出来，请中国长春和上海的公司来参与建设。
德黑兰地铁电子味道少，金属碰撞声重。咣当咣当的车厢里，赛义德压低声音，急促地讲述他的爱情故事。萨巴的姐姐知道他们的恋情，但不支持，她自己嫁给了国家排球队队员。伊朗男排近几年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也被政府用作爱国主义新燃料。姐姐的婚姻是旧富新贵结合，“而我只是个穷小子”，赛义德不断重复这一句。3年了，女友的父母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女孩报名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其实只是为了溜出来约会。两人在商场闲逛，被萨巴母亲撞见，悄悄尾随。虽然她没有当场揭穿，但回家后却要求女儿断绝来往。“其实我也去过她家，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一个穷小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逾越的。”
列车到站开门。一个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上车，四下张望，忽然掏出一个玻璃瓶，举到我面前，堆满了笑：“黑海鱼干，两美元一罐，只要两美元！”我谢过，摇摇头。他叹口气，苦着脸：“祝你今天愉快！”转向其他人。整个车厢无动于衷，他在车门关上前离开。
“他的英语不错！我有点惊讶。”赛义德说。确实，那人讲得很流利，没什么口音。“他们很少有外国顾客，大部分伊朗人不会讲外语。伊朗有许多有天分的人，但他们的天分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吆喝鱼干。”
赛义德在巴博尔省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我会很努力，但是还有一年才毕业，毕业找个工作，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萨巴家人的要求。”赛义德的父亲原先是施工队队长，心脏接受手术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劝儿子放弃恋情，儿子不答应。这对小情侣违反习俗，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私下订婚了。赛义德给我看手机照片，求婚时他用红白玫瑰花瓣，从废弃的天台一路铺到咖啡馆门口。女孩从此便一直戴着戒指，不过，全家人都假装看不见。
赛义德要回去工作了。我们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又聊了几句。他意犹未尽：“德黑兰是座不忠的城市。因为公开恋爱不允许，人们有机会‘就干点什么’，这里充满了谎言。我在外地的学校有很多机会，身边朋友都那么做，可是我爱萨巴，非常忠诚。你知道，忠诚的恋爱，在这里非常痛苦……”
他假期推销的传单，是一所技术学校的广告。每天工作9小时，一小时赚一个美元。我重新上车，地铁咣当咣当在深邃的地下前行，车厢空荡荡的。我分明感到，随着赛义德的离开，空气里有些东西也被抽走了，剩下一团浑浊。贾维尔从车厢另一头踱回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怎么看待“忠贞”。“也许每个人看法不同，在德黑兰，我不相信任何人。爱情是低智商的表现。”
马斯洛需求层次倒数第三层：“爱与归属感。”
“如果伊朗人不相信爱情／打倒美国。”
我脑海中蹦出这一句。
六
传说马兰迪博士是美国公民，家里还有少年时加入棒球队的照片。现年48岁的他，是德黑兰大学北美研究所成员、国际关系系主任，经常用美式英语在国际媒体上为伊朗政府辩护。
上午11点，马兰迪办公室门外已是一片忙碌，很多人等着见他。楼下门卫看见我，眼神一变，转向我的男性陪同说：“叫她把头巾戴整齐！”他甚至不愿跟女人说话。
我和马兰迪的谈话从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开始。他认为西方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指控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人袭击伊朗，我敢保证，伊朗人只会恨袭击者恨美国人，而不是伊朗政府”。
我慢慢把话题引向他的个人经历。国籍，似乎不是让马兰迪最舒服的问题。“您持什么护照呢？”“这么说吧，反正我很久没更新美国社会保险了，我要是走进美国使馆，他们不会欢迎我的。”
他肯定自己没参加过棒球队，美式足球队倒有可能，“那时候男孩只有两种运动可以玩”。他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学校里每天早晨对着星条旗唱歌”。他哼了几句，停下：“听着，别试图找出什么心理问题——不是因为我在美国受了什么气，才回伊朗说反对美国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提到，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美国散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传单时，被抓了。1977年巴列维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美国警察向抗议者释放催泪弹驱散。当时他11岁。“我很小就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谎言。”马兰迪最近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上发表3篇“驳斥主流意见”的文章，结果编辑被降职了，“这世界充满了不公正”。还有一次，他应邀去美国的学校讲演，在海关被请到一边单独检查，这更令他愤怒。
我问他怎么看，实际上德黑兰到处都可以买到美国光碟，年轻人喜欢美国文化。“不，你看到的只是个别情况，你说的不是主流。”他又说，“我们并不是‘反美主义’，而是反对一种文化霸权。”
马兰迪与人印象随和，我便问起关于面纱的强制。“美国人过去也穿很多衣服。”这个问题难不倒他，他强调着装要求是伊朗的传统文化。
临走，我习惯性伸出手，马兰迪用眼神制止了我。合影照片上，我们都是双手下垂。走出大楼，陪同告诉我：“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有段时间头巾完全掉下来了，我很担心马兰迪的反应，但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异样的表情。”
马兰迪博士后来发给我一些链接，有他写的文章，也有其他人的新作，多次提到“伊朗模式”。2011年以来，中东一些国家持续动荡，伊朗的情况相对稳定。伊朗政权于是有信心让自己的管治模式成为效仿对象。
我请教一位长期生活在德黑兰的外国学者，如何理解“伊朗模式”。她在邮件中这样回答我：“伊朗强调的‘有限民主制’，让自由有生存的空间，同时让宗教领袖的权威统治具有合法性。”这位女性学者不希望公开她的名字，“但是，你接近这个体制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压抑和前途渺茫……结果更多年轻人失去了信仰”。
七
伊朗议会2014年夏天发布的报告，对“自由恋爱泛滥”给出解决方案：申请临时婚姻——什叶派教义允许的一种变通，时间可以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十年。我拿这份报道给贾维尔看，他不屑一顾：“人们每天都在做，不需要教士批准，没人会去申请什么‘临时婚姻’，教士们只是想主导社会上的变化而已。”
夏天快结束时，警察终于冲击了乐队演奏，收走所有乐器。相熟的警察夺走贾维尔的吉他时留下一句：“你惹了什么人吧？”贾维尔心情很糟。他在脸书上留言：“我脑子里一片空洞，冒出些危险的主意。”“统治世界的那些人决定让世界崩溃了……不只伊朗，全世界……”
我在电话里劝他不要“冒什么危险的主意”，比如又去草坪上骂人。他终于笑笑，转而说要介绍新朋友给我：“跑酷，听过吗？”
跑酷（Parkour），一种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城市里攀墙走壁，有点像传说中的轻功，强调突破身体与意念的极限。这在伊朗遭到禁止，更何况是女生跑酷。贾维尔住在城南，认识这样一群女孩，“她们现在被政府招募当消防员了”。
和萧贝尔说好在广场转盘见面，贾维尔有事没来。到了时间，电话响，叫我转身看街对面有人招手。那女孩的荧光绿跑鞋很是扎眼，她使劲挥手却不过来：“你站的旁边就是警车。”
跑酷队伍有男有女，十几个人走到附近一个儿童乐园。他们飞身越过石墙，才想起要把我拽上去。抽起地上软垫，叠成半人高，攀爬跳跃练习开来。他们大概每隔两星期在户外训练一次，平时各人在健身房练。女孩居多，其中萧贝尔年纪最大，21岁，其他的都是十七八。萧贝尔也是领头的，做些示范动作。她个子不高，弹跳轻盈。一会儿爬上五六米的石墙，凌空后翻。
空中翻身的时候，她一只手捂在棒球帽上，帽子下面是头巾。训练跑酷已经“非法而公开”，她们不想再为头巾招惹路人报警。
不一会儿，又来了两拨女孩，各自带着男教练。不同跑酷群组间认识，却不见得亲密，各练各的。她们都是从一部电影《13区》中师承了跑酷创始人法国人大卫·贝尔。现年42岁的大卫，从小在房顶上跑跳，长大后糅合体操、田径和武术技能，开创了这项运动。大概他不会想到，影像把跑酷传播到了世界的这个角落。这些伊朗年轻人跟着电影自学。他们没有多少运动底子，只是在消耗体力和冲动。
一个穿黑袍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儿童乐园。玩了一会儿秋千，发现下面软垫都抽走了，眼前人体横飞，也就推着童车走开了。
男生的先天优势更明显。他们在女孩的掌声中，沿着矮墙顶箭步流星——刹那间，我怀疑拍我后腰的那个黑影练过跑酷。还有人爬上电线杆纵身而下。跑酷与街舞相通，休息时间他们把手机放在地上，音乐开到最响。男孩里领头的那个，是萧贝尔的男朋友。“爸爸知道肯定会打死我。”她说。听贾维尔说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大多保守，对她们的限制很多。“为什么喜欢跑酷？”“它让我浑身上下快乐起来，比其他运动更刺激。”她说玩跑酷的女孩居多，因为男孩的运动选择更多。
萧贝尔这时告诉我为什么不去警车边见面——不是因为她扎眼的鞋子，而是跑酷女孩好几次去那个广场，就在警察眼前，交通高峰时间，跳跃汽车顶。“那是最大的快感。”警察在后面追，她一路飞过车流。有人从汽车里钻出来，停在路边张大嘴看。也有人鼓掌加油。“我必须专心跑，不能盯着看人们的反应。”有一次她从车顶摔下来，被警察按住了，“那些警察认得出我们，所以不能去那里见面。”
她们约定，不在警察追赶的情况下爬建筑物。4年跑酷中，有人摔下来过，死了。
我问她们一般什么时候会去挑衅警察。我的意思是“白天还是黄昏”，戴面纱的女孩子齐声答：“闷了的时候！”笑声震天。18岁的阿蒂法姗姗来迟。她从头到脚都是粉红，假睫毛好几寸长。一来就跟大家拥抱，还拉我进去团抱：刚刚训练完的女孩们，身体滚烫，心脏剧烈跳动着。
跑酷是禁止的，但萧贝尔们当上了政府消防队义工，教儿童防火知识。她给我看手机照片，一群女义工穿着黄色制服黑色横条，有点像蜜蜂。“男消防队员救女人不方便，所以需要女义工。”
天快黑了，萧贝尔唱着歌送我上出租车。走到公园外，她忽然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嗯，你是外国人，没关系——我也许会改信基督教。我相信基督教更宽容，我们这个，太压抑了。”说完，她把我塞进汽车，关门，挥手。
我什么也来不及说。当禁锢变得有弹性，权威也在权衡，但是在谎言与现实之间，年轻人选择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