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领袖像。白胡子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和花白胡子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看多了，我竟不记得德黑兰街头还有商业广告。繁华路口，有一幅描绘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场景，尺寸惊人，几乎把相邻的两栋楼都包了进来：惊涛骇浪的漫天怒潮之中，万众坚毅前行，将领袖像捧在胸口。文字说明：“众志成城，劈开大海！”听说有伊朗人从画中看到了自己，但革命那年他还没出生。想来画师真是费了功夫，拿活人相片比照画的。又或许说明，不管生于哪年，今天的伊朗人仍然活在1979年。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已经推行了15年[1]。改革初衷，字面上看都是好的：穷人有地、国家富强、实行民主。但是王室腐败、监督不力、措施过激，良好意愿溃败，民怨沸腾。极具煽动力的布道者和国王最坚定的反对者霍梅尼，在那年2月以革命领袖身份回国，巴列维出逃，伊朗变幻了政教合一、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
今日德黑兰街头，1979年主题的延续是两伊战争。1980—1988年，伊朗和邻国伊拉克打了8年仗，手段惨烈无度，牺牲60余万人，最后以各自宣称胜利结束。近30年过去，首都仍随处可见死难者像——这里称他们为“烈士”，意思是“为真主赴死的人”——电线杆上，房子外墙上，涂料画的，马赛克拼的。画像多为成年男子，也有婴孩，眼睛像无底黑洞，逼视行人。
“两伊战争对伊朗，相当于中国的朝鲜战争。”一名常驻当地的中国记者分析说，都是新生政权第一次遭遇对外战争，必倾性命一搏。霍梅尼曾经流亡伊拉克宗教圣地纳吉夫。迫于伊朗国王压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逐他出境。虽转投巴黎，如鱼得水，但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没有忘记萨达姆落井下石，而萨达姆更惦记着在邻国政权更迭时乘虚而入。
德黑兰街头，那场战争的绘画生动细腻：伊朗士兵头盔上鲜血殷殷，缴获的伊拉克坦克排开如海滩上的死鱼。去年还有伊朗战士遗骸从边境运回来，提醒人们伊斯兰政权是血与肉铸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并没有远去。
一
我打算在贯通德黑兰南北的ValiAsr大街上搭巴士，纵览全城。捎我去车站的侯赛因在一家外资机构工作，收入中高。我问他车票多少钱。“这可难倒我了，”侯赛因骄傲地说，“我到哪儿都开车坐车，真的不知道。”
ValiAsr大道笔直如书脊。车行其上，德黑兰就成了一本摊开的书。这条大街最早由巴列维的父亲、老国王礼萨提议兴建，设想它能成为中东的香榭丽舍，直追古罗马的凯旋大道。ValiAsr起初以王室姓氏命名为“巴列维大道”，1979年废除王室之后，改名“摩萨台”，纪念被美国中情局密谋推翻的前总理。但没过一年，“革命教父”霍梅尼抹去了所有国王时代的痕迹，改定现在的名字ValiAsr——第十二伊玛目的一种称呼。伊斯兰教什叶派相信，先知的第十二顺位继承人，暂时隐藏了起来，将在未来某个时刻重临人间。
本该是帝国耀武扬威的大道，却从未迎接过真正的凯旋，而是成了伊朗所有政治运动的中心：集会、游行、庆贺、葬礼，呐喊声、欢呼声、哀号声、枪声……都曾令这条大街沸腾。“革命”在波斯语中的原意为“倾覆、颠倒”。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称为“白色革命”，要把国家原有的生产关系翻个个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又来了一场倒转。也有人说，伊朗的近代历史就是几十年必有一场大变。这种划分虽然算不上细腻可靠，却也可知“倒转”并不鲜见。
平日里，ValiAsr是条普通巴士路线，但也像闲置的舞台，随时等待革命队伍再次浩荡。它的名字又像在期待救世主降临，要挣脱革命的怪圈。
巴士车厢被一条细细的栏杆分成男女区。上来一男一女，手搭在分离栏杆上，含情脉脉聊了一路。车站上下，女士头巾色彩斑斓，流行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或是马尾扎到头顶，拿发卡垫高，头巾松松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开。
初到德黑兰几天，一个风纪警察都没看见。可能因为斋月气氛缓和，也可能因为新任总统鲁哈尼比较开明。当地朋友提醒，这只是暂时怪象——譬如某地暖冬，并不代表那里从来不下雪。但至少可以看到，伊朗人对温暖信号的捕捉极其敏锐。
德黑兰虽不比开罗繁华丰饶，不比伊斯坦布尔开阔洋气，但千万人的都城，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都市病症也很明显，拥堵、废气、噪声，整座城市灰蒙蒙的，巴士窗外偶尔掠过公园绿地。巴哈广场（Baha Square）可能是个大站，很多人下车，很多人上车。横向街道的名字，往北多见人名：受迫害的教士、反国王的异见者。从这里往南，宗教色彩则越发浓重：“圣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伊斯兰革命大街”（原名“国王大街”）……彩色头巾越来越少，直到我身边和站台上几乎全成了黑色。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废除了面纱。这位骑兵出身的将军不以伊斯兰教为生活准则，相信伊朗的出路在于全面西化。20世纪初，东方文明国度或主动或被动，认可现代化道路的面貌就是西方化。告别面纱，就是告别过去与落后。
20世纪70年代，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抗议中，许多城市妇女主动包上头巾——不是因为赞同伊斯兰生活方式，而是表达对王权的不满和对宗教女性的同情。但是她们没有料到，推翻王权之后，戴不戴面纱不再是一个选项——底层宗教热情释放出来，铺天盖地呼应霍梅尼政教合一的设想。
突然，有人敲我的膝盖。对面一个陷在黑色里的伊朗大妈冲我比画：你的领口松了。我微笑感谢她的善意：风纪警察不在，群众高度自律。
一个多小时后，我在“伊斯兰共和国大街站”下了车。不知在哪里付车费，塞给司机，好像才几毛钱。由北到南的巴士线，也是德黑兰由富及贫的渐变线。城南伊斯兰共和国大街比起城北起始站，楼房更密集，商店橱窗更小，满是花里胡哨的廉价小商品，贴满打折的红字。黑袍妇女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警车更多了。
墙上标语：“我们永远继续伊玛目霍梅尼领导的革命”、“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真主保佑领袖永远健康”……领袖像、烈士像、标语口号，把视觉和心灵围在革命的主题公园里，留在对政权的持续记忆中。
可是，我没有看到2009年“绿色革命”的痕迹。那一年总统选举，决战在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锐意改革的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 Khameneh）之间展开。当局宣布，内贾德赢得超过60%选票，穆萨维得票只有他的一半多，但这个结果遭到广泛质疑，8个月里，400万人先后走上ValiAsr大街，高声质问：“我的选票呢？”他们与警方、革命卫队发生冲突，数十人死亡，约4000人被捕。那是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政权遭遇的最严重挑战。
可是，我什么痕迹都没看到。35年前的革命栩栩如生，5年前的，却不见了。
二
我在伊朗的时候，赶上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伊朗人酷爱足球，但是政府有令，不得聚众围观。2009年事件以来，“人多”是个敏感词，足球也变得政治起来。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国家队球员手腕上缠着绿丝带上场，表达对穆萨维的支持。但既然政府有令，大部分伊朗人就在家关起门看电视。基于伊朗人对“暖冬”的灵敏，我相信必有人“聚众围观”图个热闹。果然，朋友介绍的当地青年晚上来电：“找到了。”
米夏在咖啡馆门前等我。瘦长脸，圆眼镜，一抹忧郁，符合关于文艺青年的普世想象。他正在学习电影导演。
米夏转了好几个地方，才确认这家小电影院兼咖啡厅“有戏”。我们在临街小桌前坐下，先点些吃食。咖啡厅菜谱推介意大利菜，米夏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念着菜谱提醒我别期望过高。没关系，我的心思在看人。环顾四周，景象与街头的庄重肃穆迥然不同：四五张长桌，几个散放的小圆桌，火车车厢式座位上，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背，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退后几厘米。
窗外就是ValiAsr。我来的路上看到不远处摩托车骑警密集，但置身这间咖啡馆，仿佛外面的世界有个后门，精灵们都躲进来了。
投影屏幕光影离合，借来打量咖啡馆里的人。斜对面桌一个女孩，黑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上的一朵白花。德黑兰女性爱用绚烂的颜色井喷式表达，黑白配却是少见的优雅。她背对屏幕，跟3个男生坐在一起，笑声响亮，手里一支细细的烟。“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也在打量那个女孩。
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伊朗世界杯转播尽显本地特色。中途插入巴西风景，很可能是切换了袒胸露背的外国女球迷。中场休息不播广告，阿訇[2]诵经接管屏幕。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坐过去。她叫达拉，24岁，从美国回来休暑假。咖啡馆是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光头开的。“她从前讲英国腔调的英语，现在改了美国口音。”光头说起达拉一脸仰慕。“是波特兰口音。”达拉吐了个烟圈。
她从小跟父亲讲英文，正是这个习惯招惹了麻烦。“绿色革命”期间，她几次跟着朋友上街。最后一次是参加一个学生的葬礼。“在我前面，就这么远。”达拉比画说大概有50米，一个男人“嘭”地脑袋开花，“like pink mist”（像是团粉红色的雾）。她和朋友躲进路边餐厅，父亲刚好打来电话，达拉惊魂未定，颤抖着答了一句“I am fine，I will be home in no time”（我没事，马上回家），结果被旁边便衣听见，怀疑她是外国间谍，抓进监狱关了7天，直到他们发现她“谁也不是”。出狱后，达拉跟一个在美国的伊朗人结了婚，不久便定居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
光头向我介绍，咖啡馆里都是熟客。身后那桌，一个男生顶着非洲“爆炸头”，茂盛得旁若无人。另一个留长发扎小辫，过时艺术家范儿。第三桌都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工商管理的……女生面对面坐在中间，男生围拢在两旁。咖啡馆里的人无一例外都参加了2009年抗议。
绿色革命展区在这里，活的，我心想。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的8年，于眼前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是漫长的灾难。经历了前总统哈塔米时代的开放，社会气氛突然收紧，更严厉的国际制裁损害了日常购买力，更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其实，内贾德并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初中意的对象，但他与革命卫队[3]、巴斯基（伊朗民兵、便衣组织）[4]关系密切。内贾德在担任地方官员和德黑兰市长期间，曾把大批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给革命卫队，当哈梅内伊内定的候选人图谱发生变化时，一束光照亮了艾哈迈迪·内贾德。
从1979年到2005年，伊朗总统全是披着黑袍的教士。内贾德却爱穿廉价夹克衫，经常跑到首都以外的偏远贫苦地区，用大老粗的语言宣讲。执政头几年，幸运地赶上油价上涨，“国家的石油收入应该放到穷人的餐桌上”，而这些“穷人”就包括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家庭。他以分发现金的方式改善了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但整体经济欠缺章法，通胀、失业困扰着更多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借助打击社会自由风气，扩大了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权力，着装要求更严，言论受到空前压制。爱国主义也被用来挑衅反对者。他积极寻回两伊战争遗骸，特别安置在青年男女偷偷约会的公园和大学校园，多次引发抗议。德黑兰人说，别人“种树”，内贾德“种烈士”。
2009年选举来临，气氛明显有利于改革派代表穆萨维。但是计票过程出现了各种怪象：空白选票、突然禁止逐省统计、一场大面积停电。当街头骚动起来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态支持内贾德。
达拉被便衣当作“外国间谍”抓进去后，单独羁押。囚室很窄，四周都是高墙，只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铁窗透进来一点空气。室内总是亮着灯，令她难以入睡。走廊里通宵传来凄厉的哭号，伴随鞭子抽打的声音。“那很可能是放录音，来制造恐怖气氛……我宁可相信是那样的。”
走出囚室，她的眼睛必须被蒙上，双手也要绑在身后。狱卒们咆哮、辱骂着，还有人狠狠踢她的腿肚子，因为达拉穿了一双美国军靴。“那阵子伊朗黑市时兴美军军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阵亡的美军身上扒下来的，伊拉克的比较多。”她招惹革命卫队的另外一大嫌疑是，包里有很多香烟，不像好姑娘。其实，那时候达拉还不会抽烟，她和另一个同去抗议的女孩，听说“抽烟可以中和催泪弹烟雾”。
几天后，审讯者改变策略，以“可疑的亲切”姿态盘问：“我们知道你不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究竟谁派你来的？”在她即将崩溃的时候，审讯者给她点上一支轻万宝路——那是一个星期以来最好的待遇，后来竟戒不掉了。
达拉说起这些事，近乎平静。有时她瞪大眼睛，表现出“怎么可以这样”的愤怒，但大部分时候，更像是讲述一件时隔久远、细节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的事情。达拉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终结，是人们“用光了力气”。第二年2月，一场密集警力保护之下，盛大的35周年国庆，荡平了抗议的余勇。
“死亡、监禁、抓捕、殴打，所有这些耗尽了我们的能量。”达拉说。即便是2011年阿拉伯抗议风潮骤起，伊朗也没有重演绿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纷纷点头。人心疲累，现在学生们在一起不大谈论政治。瘦黑寡言的萨满是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他明天要在这个小电影院，为他的观念摄影展揭幕。宣传单上印着几幅照片：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我问这些照片的含义，他反问：“有没有注意到街上女孩子戴头巾的方式？”伊朗官方发布的标准方式是盖住头发、脖子和胸部，但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警察不管，就往后退，管了就往前拉。“还有，她们会把上衣弄得特别紧。”这下我想起来，曾经在城北商店试一件当地女式衬衣，深蓝色，长袖、及膝，样子很保守，穿上身照镜子却差点笑出声：细细的腰带高高系在胸下。
“In Iran，we don’t say it，but show it.”（“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萨满得意地笑了。
政治抗争平息，他们只为生活中的一点点自由辩护。“爆炸头”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致发明了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还觉得爆炸头蛮好看。
扎小辫的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蹲过几天监狱。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人耳目通过审查。当他们议论政府管制的愚蠢时，脸上会露出兴奋之色，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苦闷和无奈，但也夹杂一丝游戏的快乐。
我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看球，他指指角落里一个背对大伙、逆着光吃比萨饼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了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光头说，今年世界杯期间，新任总统允许公共场所经营时间从午夜零点延长到凌晨4点。“4点，球赛刚好结束。”他迅速领会政策。
看球，本来也不是目的。咖啡厅里的人玩手机，玩填字游戏，聊天取乐，为的是享受凌晨不回家的自由。当比赛越来越精彩，他们才放下手机，停了游戏，“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
最后，荷兰点球淘汰哥斯达黎加。米夏和“爆炸头”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三
达拉和米夏是德黑兰艺术学院的校友，但不同级。达拉念的是“大型纪念碑”专业，如果不出国，可能要为伊斯兰政权设计“丰碑”。到了美国以后，她被波特兰的西北太平洋艺术学校录取，研读艺术批评与研究，还兼职为初到美国的伊朗难民做翻译。
美国人介绍达拉时爱说：“这个姑娘为了信仰勇敢斗争，终于抵达美利坚。”可是达拉并不认同自己是什么“英雄”，只是“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被便衣听到电话）。以美国公民身份出入德黑兰并非难事，她说，好多伊朗毛拉（泛指“宗教学者”）、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国护照，国籍不会成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自2011年离开后，她曾两次回国，这里有她爱的父母、弟弟和朋友们。这次她回来住两个月，我们见了好几次面。其中一次，应我的要求，去Golestan商场转转。那里离达拉父母家很近，有她少年时的回忆，也是伊朗经济发展地标。商场的波斯文名字，中文译作“玫瑰园”，一度是德黑兰乃至伊朗全国最出名的消费场所。
玫瑰园正式竣工还是在两伊战争之后，但“商场”概念的引入者，却是末代国王巴列维。他希望借此打击巴扎商人与伊斯兰教士的势力。“巴扎”指的是中世纪以来中亚、北非的集市，不仅仅是贸易场所，更是当地商人、手工制造者和银行（或借贷者）的一张关系网。在伊朗，巴扎控制着国内三分之二的批发销售，也把持着本地毯子和坚果的出口。巴扎商人自然不喜欢外国商品进来竞争。国际封锁伤害了伊朗产品外销，但实际效果又保护了巴扎商人在国内的垄断。
几个世纪以来，巴扎商人捐钱给教士，教士们负责将伊斯兰教义解释得有利于他们的生意和生活模式。很多清真寺就建在巴扎里面。“金钱与教义”结盟，在1891年发起“烟草抗议”，抵制吸食英国商人专营的水烟，在1905年参与立宪革命，削弱国王特权。而在1979年反对国王的革命中，这种联盟的效果更是决定性的。
生活在瑞典的伊朗学者沙赫拉姆·霍斯拉维，大约10年前曾考察过玫瑰园商场，他指出这个商场与巴扎在任何层面上都是对立的：商场里卖的是外国时尚，没有礼拜场所，有的是西式咖啡馆、翻版洋快餐厅和网吧，消费者也是“西化的中产家庭”。玫瑰园经营者倾向于伊斯兰政府中的改革派，2001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连任时，整个商场还打折庆贺。总之，商场卖的是跟传统割裂的生活方式，赚的是不经巴扎商人之手的钱。
我和米夏到得比达拉早，便四下转了转。商场是一个4层的土黄色建筑，内里装饰、墙砖还有几分巴扎的影子。中庭有一个小喷泉，水柱指向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标准挂像。米夏一进门就撞见熟人，那个女孩的彩色头巾下是齐耳短发，还大胆染成了白色。中庭也有不少黑纱遮盖全身的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在围观索尼手机和电视机的演示。看起来，这里与霍斯拉维10年前所见，发生了一点变化：伊朗整体经济在发展，所谓“西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这家商场里，变成了统一在伊斯兰领袖监管之下的“莫非王土”。
连排的名表店门口，商业世界更加和谐：乔治·克鲁尼为欧米茄做的广告海报，尺寸跟领袖像差不多。美国影星和伊朗神学领袖，在消费主义屋檐下奇妙共处。
2012年，新一轮制裁出台，欧洲和美国企业全面停止了与伊朗的生意，玫瑰园里看到的任何西方舶来品都来路可疑。名表店门面很小，我撇下米夏自己走了进去。一名蒙黑纱的妇女面前摊开一排金表，左挑右选。店主热情招呼。我问：“这些表是从瑞士来的吗？”“当然。”他手指关节轻叩玻璃，指点着琳琅满目的货品。
我的好奇战胜了理智：“不是有制裁吗？手表怎么来的呢？”老板笑意冻结，直视着我。我知道该走了。
推门出来，达拉正站在喷泉前等我们。她穿着湖蓝色的长袍，配同色耳环。听说了表店经历，她瞪大眼睛：“你去问店主？他当然不会告诉你都是走私来的。”
玫瑰园商场里，乔治·克鲁尼的广告海报，尺寸跟领袖像差不多。美国影星和伊朗神学领袖，在消费主义屋檐下奇妙共处。
走私在今天伊朗经济的比重难以计算。后来我渐渐发现，iPhone手机在德黑兰很普遍，街上还有苹果专卖店，仿佛整个从美国加州钻地道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店员穿的也是蓝色T恤，胸前悬挂白色卡片。但谁都知道，苹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卖外国产品的走私生意，经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权的革命卫队，也可能跟巴扎商人有关。钱，令政治界限模糊，利益图谱变得复杂。
走私生意满足了封锁之下的伊朗人对外来物质的极度渴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人制造了封闭，再从封闭中牟利。他们要证明自己比国际制裁更聪明。玫瑰园满眼熟悉的国际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奢侈品。一家皮具店橱窗，醒目摆着路易威登最新款大红色皮包。我鼓动达拉问价，小贩眼露金光：“两百美元，最好付美金。”显然这个价格不可能是真货。
在这里，原装品牌、仿冒货混杂呈现。事实上，在德黑兰，钱几乎能够买到一切，禁止的不禁止的，合法的违法的。来伊朗前，我问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当地朋友，是否需要从香港买婴儿用品。谁知她家对面就有两家欧洲名牌婴儿用品店。那位酷爱中国的朋友，只请我捎了瓶酱油。
两伊战事消停后，伊朗经济开始复苏并不断增长。在内贾德执政期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也是到了2012年西方猛下制裁后，才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过去20年，领袖画像没变，伊朗人的物质生活与时俱进。
米夏记得，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卫星电视。几乎每个家庭都花不多的钱（100美元左右），“违法”装了卫星电视。法不责众，当局似乎放弃了追查。有一次，社区警察不知怎么知道了米夏的父亲会酿私酒，暗示要来尝尝。父亲心领神会，把他领到家中。“警察直奔酒坛去了，旁边就是卫星天线，他视而不见。”伊朗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不陌生，但这更激起了他们真实地去触摸世界的欲望。
“你想不到他们会托我从美国带什么。”达拉每次回国，朋友们点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纸杯、原装可口可乐”。玫瑰园商场有店铺卖仿制的星巴克马克杯，被当作高档工艺品摆在黑丝绒软垫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乐，来自1979年美国人落跑时留下的配方和工厂。“见过世面”的米夏讲了一个更好笑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接待过父亲的同事和他的儿子。这对伊朗父子每天都点名要吃麦当劳。“我劝他们意大利菜好吃，但他们只想吃麦当劳。”一次去乡村，没有麦当劳，不得不吃了一回当地餐。伊朗父子承认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里，他们又要求吃麦当劳。米夏很生气，当真实世界摊开在眼前，伊朗老乡竟执着寻找臆想中的那一个。他们对那个世界的想象相当狭隘，缩小到美国，缩小到美国流行文化，缩小到芝士汉堡。
我们跟着达拉转到玫瑰园二楼，身后传来一阵上海话。我喜出望外，上去用乡音跟3个中国人搭讪，他们竟有些警惕，点头哈哈，边说话边后退。后来听说，这一区附近有一些中国国有企业。欧美公司撤出伊朗后，市场自有人填补空白。目前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买家是：中国、印度、土耳其、韩国和日本。
国企的中国人喜欢在伊朗买手表，水货价格有时比欧洲原产地还便宜。美国制裁伊朗银行对外交易，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伊朗巴扎还撞上了中国小商品冲击：市场里花花绿绿的紧身裤袜，林林总总的小家电，摊主会用中文告诉你：“义乌。”制裁下的伊朗人，还在臆想美国，而一回头，中国已近在咫尺。
达拉父母住在商场附近一个富裕社区，名字叫“小西方”，是巴列维国王时代建的，有意仿造了美式住宅风格。1979年，伊斯兰政府将其改名为“小圣地耶路撒冷”，但民间叫法怎么也拗不过来，还是“小西方”。达拉的父亲是材料工程师，早先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发明过一项专利技术。1979年革命后，伊斯兰政权要求他提供这项技术，他起先拒绝了，还因此坐了几年牢。达拉的母亲生于优渥家庭，从小跟着外婆去柏林度周末。改朝换代之际，旧时代精英很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能保全生活已是幸运。
少年时，玫瑰园是达拉的乐园，“因为容易逃跑”。风纪警察追过来的时候，钻进某个店铺衣架背后，或者飞跑上四通八达的楼梯。当时，社会上所有地方都成功实现了男女隔离，唯独在西式商场里，很难控制异性接触。达拉还记得这一区少男少女开着家里的汽车出来，摇下车窗相互扔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或是去商场网吧，说好时间一起上聊天室。
现在，商场二楼正对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的地方，贴着“免费无线上网”。几乎所有人都能娴熟地使用捷克产的翻墙软件，越过政府在互联网上设置的障碍，连最高领袖本人都在“被屏蔽”的海外社交媒体上开了账号。技术的发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这一边，但当局并不打算放弃。如果没有特殊软件，直接在伊朗互联网上搜索西方歌曲、电影或敏感政治，都会被立即链接到“伊斯兰政府网站”的主页。有时你觉得伊朗人与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层纸，但那层纸是铁打的。
达拉认出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指着他对我说：“这是个好人！”“哈，我认得你。”保安穆罕默德说起话来左摇右晃。他常替孩子们望风，见到风纪警察进来，就提醒他们“小心”。现在，警察仍然搞突击检查，或敦促保安“自查”。
我们离开玫瑰园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样貌惹眼的孩子。十四五岁，女生头巾的颜色用刺目的荧光橙，男生头发上似乎打翻了整瓶发胶。擦身而过时，达拉有些嫌恶地说，一看就是来自“小西方”高速公路另一头的一个新社区，大半是革命卫队的新富家庭。内贾德当政后给予革命卫队很多好处，客观上制造了新的富人和中产阶层。
但这些“革命的下一代”，面貌也变了。
走出玫瑰园，天色渐暗。商场外的气氛变得更加认不出来。侧门空地停着一辆崭新的玛莎拉蒂。两人乐队在拐角演奏西方歌曲——平克·弗洛伊德的《愿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的年纪比伊斯兰革命还大4岁。几米开外，两个女孩的笑声一浪一浪传来。她们化着浓妆，倚在电线杆上，手伸到长袍底下，脱去平底鞋，换上尖细的高跟，不知要去哪里。她们飘过时，空气中留下了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道。
四
仅仅从德黑兰街头宣传画看，这个国家自1979年以来只有两个领导人：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事实上，他们的头衔是最高领袖，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而负责国家日常运作的，是选举产生并获得领袖认可的总统。哈梅内伊自己曾经在1980—1989年间担任总统。霍梅尼去世后，他接任了“最高领袖”。
霍梅尼的学生和长期追随者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成了哈梅内伊的第一任总统，被称为“伊朗邓小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是“市场经济启动者”的代名词。两伊战后百废待兴，拉夫桑贾尼推出两个“五年计划”，对超过1000家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伊朗出现了股票市场、自由贸易区，农业国家开始向工业化转变。
但是，经济转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私有化只进行了一年，就因丑闻频发而暂停，政府介入后，以“革命贡献”分配股权，结果引起一阵混乱。热钱涌入房地产后，德黑兰房价飞涨。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又遭到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制裁，改革成果有限。
拉夫桑贾尼奉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政治上不做任何开放的打算。1981年，伊朗法律规定可以组建政党，但是在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这对组合执政时期，没有一个政党注册获得批准。相反，言论大胆的报纸被纷纷关停。1993年油价急跌，石油工人暴动，拉夫桑贾尼毫不犹豫地以武力镇压。哈梅内伊还支持保守派人士掌握情报、文化、宗教、官方媒体等重要政府位置。
拉夫桑贾尼以革命元老的威信和个人的实干主义风格推行经济改革，难免会遇到意识形态的瓶颈，当私有化触动保守派人士利益时，他们就拿伊斯兰教义来批评改革，但改革也鼓舞了另一部分人。中产阶层正是在那个时候装上了卫星电视，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记者顶着言论禁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减少保守派对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会成为拉夫桑贾尼对抗保守派的帮手。
1997年，拉夫桑贾尼任期结束时，伊朗似乎走到十字路口：继续经济开放，同时松开意识形态管制，还是要回收随经济改善而渐渐流失的政治权威？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从没说过改革的步子是不是太急，但当1997年总统选举决战在两个候选人中展开时，他公开支持保守派纳泰格·努里（Ali Akbar Nategh-Nouri），努里倾向回归巴扎商人与宗教的结盟。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努里获得了最多的电视宣传时间，一早便开始以获胜者的姿态演说。
另一名冲入决赛的候选人哈塔米，曾经是霍梅尼“钦点”的清真寺伊玛目，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学者，担任过记者、报纸编辑，撰文批评伊朗处于10世纪以来的保守，赞扬西方的进步。哈塔米在竞选中，大胆释放政治改革梦想，经常提到“公民社会”和“自由”。他走遍全国与民众见面，青年和妇女都成为哈塔米最忠实的支持者。投票结果是，哈塔米意外大胜，比努里得票多出近5倍。最高领袖接受了选举结果。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伊朗将要进入政治经济齐头改革的时代。
米夏最后一次见到哈塔米，是在德黑兰艺术学院讲演时。台下学生嘘声四起，温文尔雅的总统面色难堪。米夏记得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在我卸任之后，下一个总统只会更糟。”
哈塔米1997年上任之初，气象一新。他缓和报禁，热烈讨论妇女权益、法治与宽容。哈塔米时代，街上的头巾有了颜色，款式越戴越松。电影人重新开始活跃。米夏记得当时有部电影，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个耳光，电影院里有人轻声喊起来：“啊，他们碰到了！”那很可能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两性接触。
哈塔米还积极改善对外关系。他是1979年革命以后第一个收到欧洲各国邀请的伊朗领导人。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呼吁“文明对话”，两国随后还互相派遣摔跤队进行交流。美国结束了对伊朗经济的制裁，除了关乎巴扎利益的毯子和坚果，伊朗产品也可以出口到西方。
然而，巴扎商人不愿放弃经济特权，保守教士仍然把持高位。哈塔米欢迎外资，但外国公司到伊朗投资困难重重，因为最高法院不肯放松对宪法的解释。与此同时，哈塔米的支持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报纸被关，记者入狱，异见作家被杀。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哈塔米向保守势力低头。一家改革派报纸被封，触发学生抗议。警察杀死一名学生，打伤无数。哈塔米起初还谴责警察暴行，但当示威扩大，要求“媒体自由和实行民主”时，哈塔米又改口宣布游行非法了。
哈塔米鼓励人民追求自由，但支持他的人却认为遭到了他的背叛。哈塔米开启了政治改革，但最后却在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败下阵来。等到2005年他任期结束的时候，改革派支持者早已心灰意冷，纷纷拒绝投票。投票率的低迷，加上选举委员会的刻意筛选，混合着保守和民粹主张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
如果说那家看世界杯的咖啡馆是“后门”，达拉带我去的公园简直就是个“黑洞”——不仅因为天光已暗，而是公园一角，达拉的朋友们面貌奇异。头发染成绿的、红的、紫的，佩耳钉鼻环，还有张开嘴露出的舌钉，胳膊上刺青连片。这个角落，是少年时他们被警察追出商场逃逸的目的地，现在也是他们碰头的老地方。离开这里，他们会披好头巾，穿上外套，尽量扮回“正经”样子。
达拉也发现朋友们的扮相越来越夸张。“可能是社会气氛越来越偏激。”她说最近两次回国，感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友善，“经济变差，你必须踩着其他人，才能给自己找条路”。
两个玩滑板的男生迎向达拉左拥右抱，他们是10多年的朋友了。其中一个叫范尔西的男生告诉我，德黑兰第一个玩滑板的人是自己用木头锯出了一块板，但“现在有了好几家进口滑板店”。没什么好奇怪的，想想那家苹果商店。滑板有了，范尔西他们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训练。“德黑兰不是没有滑板设施，但都叫革命卫队的人占了，他们自己玩，不给我们这样的人用。”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联络方式，还工整地附上他理解的滑板运动精神：“爱与和平，尊重全世界。”
这些年轻人都来自中上收入阶层，甚至是保守派家庭。比达拉小几岁的霍尔芭，父亲是牙医兼宗教学者，兄弟姐妹都是“正经人”。但她的黑袍更像是一件女巫的斗篷，头发全部染成绿色，大半露在外面，嘴角一颗小圆钉。几年前，她想在德黑兰组建一支女子朋克乐队，但是凑不齐人。后来她打算去德国学动漫，学了德语，拿下签证，什么都办妥了，但最后父亲却切断了她的经费。在伊朗，得不到父亲或者兄长的批准，女性不得单独出国。飞出去的梦想被一刀剪断，霍尔芭跌落到水泥地上，变成了一棵浑身带刺的仙人掌。为这身打扮，她无数次被风纪警察拦下。在妈妈劝说下，她曾试着穿戴得规矩些，结果浑身不舒服，“那就不是我了”。霍尔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让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满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髅。他们望向镜头，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确定感。伊斯兰革命发生时，这些人的父母还是中学生，而等到他们降生后，睁开眼睛打量周围时，革命与战争都已结束，自己在主题公园与外面的世界之间。
霍尔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让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满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髅。他们望向镜头，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确定感。
跟达拉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我尽量忍住不要问“下面做什么”、“确切几点钟见”。他们时间概念很淡，不做计划，有时站着闲聊一两个小时，等我问了，他们如梦方醒：“啊，我们还在等人。”德黑兰没有都市生活的紧张感。
这天最后一个到的，是达拉在玫瑰园扔纸条结识的朋友“外星人”。他本来的名字是什叶派救世主“马赫迪”，但他更乐意自称异类。“外星人”的主要时间都用到了滑旱冰上。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他钻进汽车换衣服。我以为要换成轻便运动装，没想到他走出来的时候，仿佛是赶去参加婚礼的新郎——白衬衫、小硬领、黑色领结、西裤笔挺。
蹬上旱冰鞋，耳机里播放着《婚礼进行曲》——没别的，他说仅仅是好玩。他喜欢飞快从女孩们身边掠过，引起阵阵惊呼和欢笑。他随时拐进窄巷子，警察也追不上。“外星人”打算出国，可又不清楚出去干什么，英语也不过关，所以只得暂时靠父母度日。他带我们到一条小街，见证他如何在车流中快速穿行。出发前，趁着夜色，他对附近一个监控摄像头伸出中指。
天完全黑了，街道成了真正的乐园。“外星人”踩着旱冰鞋御风而行，汽车头灯在他身后打出金色的轮廓。这一代人早就学会了在革命主题公园里，玩自己的游戏。
站在朋友们中间，达拉的外表是最正常的。没有染发，没有文身，在德黑兰穿着规矩的长袍。可能因为她身在美国，不需要过分表现自己。我问她，留在伊朗会怎样？她笑了：“如果我是个同性恋，就来伊朗住。因为这是最大的禁忌，也就会有最大的快感！”
“嘿，听着，我们要搞派对！”达拉转头对大伙儿喊。她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关起门来搞的）比基尼派对。德黑兰没有海滩，但派对着装之火辣，她在美国从未见过。德黑兰的派对比波特兰酷多了。
米夏临时充当我的翻译。当达拉和她的朋友们用英语跟我交谈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并不介入。米夏衣着简单干净，仔细看，才发现每天都在用心搭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住在时尚之都米兰。米夏坦诚相告，回伊朗来，是因为他在国外过得并不好。从德黑兰到米兰，他换过3个专业：采矿工程、工业设计、传媒设计，每个都没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师的父亲，威胁要切断经济来源，所以他必须返回伊朗。姐姐原先做一份翻译工作，因为照顾孩子，介绍米夏顶替。虽然未必是兴趣所在，27岁的他总算有了稳定收入。电影是他新的尝试，也是最后的坚持。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个免费视频网站上，发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题目是“Fly there，stay”（《飞去那里，住下来》）。他的老师这样评价：“里面缺少hero（主角）。”
我以为米夏跟达拉都在国外生活过，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纠正我：达拉离开了伊朗，是个“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的现实。
达拉斗争经验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议洗礼中长大。在德黑兰艺术大学念书时，他崇拜一个高大壮实的学长——差不多有两米高。米夏说起来的时候，还要向上仰望。学长是政治活跃分子。一天午餐，学长突然来到食堂，说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国王时代就存在冰箱里的。肉怎么可能保存30年？学长拿出从食堂偷来的一条牛后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维时代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发现那天午餐的味道确实古怪。学长号召绝食，敲盘子绕着校园游行。坚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诺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后来，米夏领导过一次抗议——一场无预谋的即兴反应。他和一个女生坐在校园里聊天，风纪女警冲过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女生的头巾为什么用花色。女生悻悻从书包里掏出一条灰的——通常都会准备一条黑色或灰色的头巾，以备这样的时刻。米夏抢过灰头巾，包在自己头上。周围路过的男生哈哈大笑，纷纷向女生们讨了备用头巾戴上。面对几十个戴头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收拾——她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更没有权力指挥男性，只得掉头离开。
2009年选举结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静默抗议。“喊口号不是我的风格。”他说。学校附近人潮汹涌，却不见大个子学长，“至少，我不记得见过他，但那时，我也不需要再跟着谁出来”。
在我们的相处中，米夏对现实的不满显而易见。有一天见面时，他刚刚从上司办公室出来，满脸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说话要小心，担心会有人向情报部门打小报告。办公楼走廊灯管散发绿光，米夏指着灯管对我生气：“为什么连灯光都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推崇绿色。）
我问他2009年的抗议会不会再来一次。他说“不知道”，至少新任总统鲁哈尼带来了善意和希望。不过，米夏没有忘记在哈塔米时代，人们的希望是怎样落空的。他最怕反抗与镇压的轮回，希望与失望的重复。
六
收到费耶兹回复，约我在霍马酒店（Homa Hotel）吃早午餐，颇感意外：斋月里，一个来自保守派家庭的女孩公然邀我破戒。见了面后，费耶兹澄清：“我的亲戚是巴扎商人，不等于我是保守派！”她的父亲是影视制作人，母亲家庭与巴扎相关。
霍马是德黑兰最有名的酒店，眼下却因为生意不景气，一片颓唐和沉闷。偌大一个餐厅里，自助餐餐桌在中间缩成一圈，仿若孤岛。大概只有四五个客人。侍者的制服夸张得像典礼上的军装，他们举手投足保持着高傲，讲起话来拿腔拿调。肉尚能吃，虾似乎登陆很久了，我尝了一口，悄悄将它埋在餐巾里。
我想了解巴扎商人的想法，朋友推荐了费耶兹。我问有没有可能见见她的商人舅舅们，费耶兹果断拒绝：“他们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是外国人，外国女人。”有一种观点认为，2009年绿色革命失败，是因为没能获得巴扎商人的支持，他们与掌权教士的联盟牢不可破。费耶兹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在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之后，情况起了一些变化。
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表态强硬，2012年国际制裁陡然严厉。伊朗货币突然贬值70%，没有什么生意能够幸免。巴扎商人罢市，抗议内贾德政策失调。怨气甚至指向了允许内贾德连任的最高领袖。但也有流言说，是最高领袖默许他们迁怒总统。
2013年总统选举，巴扎商人有没有转变态度？“我认识好多巴扎商人投票给鲁哈尼，也有不少投给其他候选人的，也有人根本没去投票。”费耶兹说，“过去‘巴扎商人’也许有一个整体意见，现在不见得有了，至少最近这次选举我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意向。”
“那你亲戚投了哪个？”
“最保守的那个——”费耶兹似乎替他们不好意思，低头说得很轻，还扑哧笑了。“最保守那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贾利利。他曾经是革命卫队成员，负责跟西方的核武谈判。他还有一些教学经验，授课名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交政策”。2013年投票结果，贾利利在3名主要候选人中得票最低，予人温和开明印象的鲁哈尼当选。
说起来自巴扎商人家庭的表姐表妹，费耶兹摇头：“她们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但是，我最近参加表妹的婚礼，没想到听到了禁歌！”那是伊朗“孩子”乐队的《苏珊·卡农》，把一个女孩子从头发歌颂到脚趾。官方禁止传播这首歌，但是卫星电视、网络上都能找到。“居然她们也爱听。”她又扑哧笑了。
德黑兰当代艺术馆正举办一场罕见的展览：国王时代西方艺术收藏。
末代王后法拉赫豪掷石油收入，购买了大批西方美术珍品。伊斯兰革命后，“西方艺术”被关进地库闲置，几十年来只展出过一两次。艺术馆入口摆上一张木桌售票，对面摆了张一模一样的木桌，背后坐着一名戴头巾的妇女，头上挂着牌子“革命委员会”。
展品包罗万象：梵高、毕加索、莫奈、米罗……这样的展出，有人解读是伊朗向西方示好，或者缓和国内社会气氛。在一幅达利的画作面前，米夏认为允许夸张的生殖器描绘挂在墙上，仅仅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没看明白。在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贝格高度抽象的作品前，一个年轻人指指点点，自信地向朋友们解释。他在大学念天文专业一年级，对作品中密若星空的线条很感兴趣。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年轻人说新任教育部长很开明，这让他感到乐观。他笑起来露出满嘴牙套。
一条小走廊上，挂满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披黑头巾的女子站在梦露前，一名男子正用手机给她拍照。
“你喜欢她？”我问。
女子说：“不是我要拍，是我老公叫我站过来的。”
“你知道这是谁吗？”
丈夫答：“玛丽莲·梦露。”
“你看过她的电影？”
“当然，她的形象很性感。”
“为什么叫你妻子跟她合影呢？”
“我觉得金发很美。”
意识到这是测试伊朗人世界知识的好机会后，我指着走廊另一侧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问：“那你知道这是谁吗？”
“一个独裁者。”
我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独裁者吗？”
玛丽莲·梦露与戴头巾的伊朗女观众。
他眼神淡定，毫无异样地又报出两个外国人名。
“你们经常来美术馆吗？”或许转换话题比较安全。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喜欢文化。只是这样的展览不多。”黑纱女子拽拽老公的胳膊，两人耳语着离开了。
等他们走远，米夏鄙夷地说：“知识分子？谁还会自称‘知识分子’？”由于言论受制，“知识分子”在伊朗早就沦为了贬义词，有时还会用来专指官方喉舌。“还有，看他穿的蝙蝠侠T恤，哪个知识分子穿蝙蝠侠？”
我不在意知识分子穿不穿蝙蝠侠，但关键在于，这位“蝙蝠侠”并不认为本国政治体制归于“独裁”类。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伊朗民众广泛参与选举，一定程度上疏导了社会情绪。更妙的是，最高领袖在不同候选人中左右逢源，两只手主导政策松紧：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接力之后，由艾哈迈迪·内贾德改道而行，社会转回保守。
但是，这种“顶层设计”在2009年遭到了抵制。所谓的“左右逢源”，在那时更像是“逆潮流而动”。伊朗政府虽然足够强硬，扑灭了抗议，但到了2013年选举时，还是稍稍做了让步，允许中间派掌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做过统计，比较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头7年（3人都连任两届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数的最高位，都出现在政治较开明的哈塔米时代。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经济增长最慢。
然而，最高领袖很清楚，若任由经济与政治同时开放，统治者的权威终将失效。实际上，伊朗的“顶层”并不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个人说了算——霍梅尼式的绝对权威早已不在，代表各种利益的教士、商人、军人、专业人士都左右着最高领袖的判断。有时，他们并不固定在一个阵营，立场、主张、利益都在变。
快离开美术馆时，我发现地下一层有日本艺术家原口典之1977年的作品：钢材打造的水池里，灌满石油。当我探头张望，不由浑身一震：艺术馆大厅中央，高悬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倒映在平滑如镜的石油上。
这是一个巧合。作品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完成了。但这投影，无意间赋予作品新的象征：石油成就了伊斯兰政权。就算国内政策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要能把天赐的能源卖出去，伊朗政权就能两手不空：把现金分发到贫困选民手中，买回军队和核实验室的装备，或是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石油，能为这个政权换来时间和空间。
石油是最强大的武器，却也是最脆弱的缺点。它可以满足伊朗的地区雄心，但禁运、价格波动、新能源的出现，也会令它陷入被动与孤立。面对外部世界，伊朗高度依赖，却又深深疑惧。
七
赛义德·雷拉兹在2009年抗议中被捕，判刑9年。他是名经济学家，常给国际媒体写文章、接受采访。伊朗政治光谱的划分，自1979年以来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带头冲击美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的学生，10多年后疾呼民主、人权、改善对外关系。而霍梅尼的孙子公开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还跑去美国跟巴列维王室的后裔会面。48岁的雷拉兹则一直待在“改革派核心圈子”里。他在不同的改革派媒体当过记者、总编，做过前总统哈塔米的顾问，2009年时，还是穆萨维的竞选幕僚。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绿色革命期间，他遭逮捕的罪名除了“非法集会”，还有“窝藏机密信息”、“里通外国”。
我到他位于城北的公寓见面。半年前他出狱了——2010年德黑兰上诉法庭准他减刑至3年。雷拉兹个子不高，神采奕奕，唇上一抹短髭像毛笔字里浓重的“一”。一见面，他就透露了最新消息：新任总统鲁哈尼邀请他去吃开斋饭。
“这是要跟改革派和解吗？你会跟他谈什么呢？”我问。绿色革命领导者穆萨维还在软禁之中。
雷拉兹决定摆摆架子：“我还没答应去呢。”然后又笑笑，“再说，去了也肯定是很多人一起。”他对鲁哈尼上任以来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前10个月，通货膨胀下降了三分之二。
雷拉兹从未停止过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批评：“石油收入拿去喂人民，这种一味讨好贫穷人口的民粹主义手段，破坏了投资和生产。”他认为伊朗“最多只有两三年时间”与西方周旋了，因为“必须要有正常的外资进来，不能再等了”。
雷拉兹的妻子在客厅里准备了酸奶、葡萄干待客。我们说话的时候，戴蓝色头巾的她，待在开放式厨房里忙活，也不过来说话。雷拉兹被带走的那天早上，便衣闯进家里，妻子还平静地给他们上了茶。
抓走头两个月，家人完全不知道雷拉兹的下落。当时，他18岁的儿子对媒体说，觉得父亲“不值”，生活应该比政治更美好，他打算出国。我来的时候，雷拉兹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
监狱经历令他疲累，但并没有打击他的乐观和坚定。雷拉兹说，他经常跟狱卒聊天，鼓励他们不要恐惧权威。有些狱卒爱听他讲话，待他不错。
在他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结束，不仅仅因为政府的铁腕镇压，还因为“抗议者和政府都惧怕国家动荡，上下一起停了”。
也许我流露出了些许惊讶，他接着说：“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害怕国家动荡。”雷拉兹曾经是一家国有企业厂长，很早就到广州考察过，对中国这些年的情况很熟悉。他仰慕中国经济成就，10年前就预言中国应该在国际关系中领头。
雷拉兹不满前任总统，同时，又是伊朗利益坚定的捍卫者。他写文章批评国际制裁伤害了伊朗中产和低收入者，而不是少数权贵。在英国《卫报》的专栏文章中，他呼吁“20国集团”（G20）邀请伊朗参加，扩容为G21。“20国集团”指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俱乐部。可见，在伊朗，无论哪一派政治家，都把伊朗的国际地位看得很高。
“是这样。”他直言，“说到底，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想伊朗变成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2009年，改革派只是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从没说过要推翻政权。”
他承认现在的管治手段很有问题，“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谈话间，我不时拉高滑下来的头巾，雷拉兹终于忍不住了，伸出胳膊阻止我：“拜托，别管它了！”
我问他出狱后有没有见过哈梅内伊，提前获释恐怕得有最高指示吧。“我可没说想见他，”雷拉兹眼镜背后闪过调皮的表情，“他也未必想见我。”
八
最后一次见到米夏，是在玫瑰园小广场。我们坐在那里等待开斋，讨论去吃商场里的意大利餐馆，还是隔壁蒙古排档。广场石头台阶上，错落着坐满了人。挨着广场是一家叫“Boof”的本地快餐连锁店，漆成麦当劳一样的红色，卖的也是汉堡包、薯条和可乐。
我向米夏说起我的困惑。上一次斗争的疲惫、对稳定的共识、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新任总统吹拂的希望，糅合一处，像一大团松脂包裹了“绿色革命”这只寻觅方向的甲虫。它渐渐停止了挣扎，变成一块琥珀，装饰了人们的记忆。与此同时，你又看到社会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技术、观念、人心、权力关系，什么都在变。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主题公园里的游戏会一直玩下去吗？挣扎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与繁荣稳定的国家之间，究竟怎样是最好的平衡？
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
正说着，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米夏竟不反感那些孩子，反而羡慕他们，异性间从小便没有隔膜。“我这么大的时候，社会上男女完全隔离，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打交道。可你看他们，谁也不怕……”
突然，一个手持对讲机的保安出现，大声呵斥，挥舞拳头，赶鸭子一样轰他们走开。那群孩子竟瞬间没了声音，不作反抗，三三两两悻悻离去。米夏怒了：“他们犯了什么错？我真想去揍那个保安！”他没有。他只是冲着我喊。
孩子们离开后，我才发现，他们刚才坐的地方，头顶正对着一盏硕大的监控探头。
我曾电邮米夏，告诉他我在写他的故事，希望核实几个细节。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回复。原来，他辞去了翻译工作，专心学习电影，很长时间没上网。“我是一个不断放弃的人，不过我挺开心的……关于绿色革命，哦，也许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当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呼吁停止游行，我就再没有上过街。不是我听他的话，当时我是个桀骜的小孩，而是，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
他接着写道：“幸好游行没有变成真正的‘革命’，如果我们推翻了政权，相信余生将不得安宁。还记得那个麦当劳的故事吗，我其实跟那对父子一样狭隘。人们看到我不停换事情做，其实正因为我害怕新鲜事物。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
那一大团松脂里，也许还有一种成分：与生俱来的恐惧。在主题公园里长大，他们自然看懂了底线在哪里，看懂了顺从的必要。
离开伊朗前，我参加了一次派对——不在“海滩”，而在臭水沟边。没有谁组织，达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Blenz咖啡馆门口见，但是这些人到齐大概用了3个小时，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没有人不高兴。两个“海归”女孩，从瑞典回德黑兰休假。穿梭两个世界之间，她们体验其中的乐趣。
“明天去德黑兰北部山上露营吧，那里没有警察。”
“可是会有狼或者熊。”她们笑作一团。
我在德黑兰没喝到过这么像样的拿铁。可是达拉说，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个连锁品牌，有点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没有分店。一个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当地分店特许经营权，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兰。所以，这里从店内装饰到纸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从来没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给忙碌都市人设计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时髦，卖得比普通咖啡更贵。Blenz还推销另一种时髦饮品：中国产“人参蜂王浆”，英文介绍写的是“皇家人参”（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这种红纸包装、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门口有条水渠，窄窄流过，尽头是个垃圾桶，臭气徐来。没有人在意，两边坐了30多个人，好几个派对在这里举行。一个保安负责张望。
达拉指给我看，街对面比玫瑰园高出许多的一座新建商场。Tandis（意思是“美丽的雕塑”）全身玻璃幕墙，霓虹灯招牌，在夜空里凄迷闪耀。“玫瑰园过时了，Tandis的东西更贵，去的人更时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国，她竟有些伤感。“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时候，有时我会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美国人很友好，但这个伊朗女孩敏感察觉，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包藏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美国人听说你是中东来的，以为你还骑着骆驼，他们会问‘那里有干净的水吗？’……”我问她，伊朗会不会有一天改变，变得她愿意回来生活？她坚定摇摇头：“这个政权的本质是自私的、教条的，这不会改变。”
道别时，大家拥抱。达拉转身离开，我忽然想起来：“嘿！我还从来没问过你们对核问题的看法！”臭水沟派对的人面面相觑。
“这个我们很少谈，就像我们从来不会讨论要去清真寺一样。”瑞典回来的女孩说。达拉想了想说：“我只能祷告他们别造核武器。谁说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朗三面都是美军，我们也没觉得危险，现在，以色列成天嚷嚷着要炸我们……”
“伊朗还是不应该有核武器？”
“谁都不该有，美国和伊朗，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