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7 社会复归

新加坡

枷锁落地。我捡了起来，想捧在手中最后一次看清楚，脑袋思索着前一分钟这玩意儿不是还在脚上吗？

“上帝赐福，上帝赐福！”犯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中有股喜悦。

是的，上帝赐福！自由，新生，死而复活……光辉灿烂的一刻！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大楼顶端有个像椭圆形飞船一样的物体，或者应该说是个巨大的冲浪板，还横跨三座闪耀的摩天大楼，上头长出的树木直指天际。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我脱口而出，但其实没人可以问。眼前是新加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世上最贵的建筑物。

刚抵达这国家，都市天际线令我惊奇。除了冲浪板似的建筑，还有像是巨型莲花的白色高塔、浮在水面的魔术方块及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标志，另一幢高楼像是巨型雏菊和机场塔台的融合——路人说那是有名的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在我看来，新加坡有点像迪士尼乐园。

不过是有死刑的迪士尼乐园，有个记者确实这么形容过新加坡，因为这国家以严刑峻法闻名于世。机场里面可以领到免费糖果，但其实是拐弯告知旅客一项毫无道理的规定：嚼食口香糖在本地属违法。我看了看入境卡，上面直接以粗体字印着“警告：在新加坡走私毒品者可判处死刑”。

抵达的第二天我去唐人街走走，路边贩卖的小饰品上面很多都写着“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1]。在新加坡大大小小事情都可以开罚单，例如在Facebook上面说错话，或是带气味浓臭的榴莲上地铁。此外，有30种罪名可能遭处鞭刑，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涂鸦。1994年，到新加坡观光的美国年轻人迈克·菲（Michael Fay）因为损坏他人财物和窃盗而被处以鞭刑，这种激烈刑罚手段登上国际版面。我刚到这里的头几天，看到报上一些案件是青少年拿喷漆乱画、无故使用灭火器、非法闯入私人土地、窃盗和损坏财物。他们受到什么处罚呢？罚金，坐牢最多3年，还有鞭笞3到8下。另一个成年人被控抢劫、滥用药物且不接受药物检验，处罚则是10年刑期以及鞭笞12下。

服刑是等待时间流动

高度刑罚是我选择新加坡作为倒数第二站的原因之一，另一个理由则是我在泰国的时候曾上网研究监狱、公关及公主三者的关系，正好看见一段YouTube上面的广告。广告里面是一个神色踌躇的年轻人穿西装打领带要开始一天生活，画面很普通，可是背景一直有个听起来刺耳的摩擦声。主角搭乘拥挤的交通工具进公司、在会议桌上表现得战战兢兢、下班以后在超市推着购物车一脸茫然。而事实上，他每次转弯就被脚上的铁链和铁球给绊住。接着一行字出来了：“帮助犯人，给他们正常人生”，接着出现“SCORE”（Singapore Corporation of Rehabilitative Enterprises，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局）字样。我不禁暗忖，这谁呀？广告效果很棒，一直停在我脑海里，公关手法极其成功。

经过调查，我发现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局是政府针对监狱作为犯罪对策的一个调整做法：之所以需要调整，是因为他们发现监狱只是“暂时”的犯罪对策。多数囚犯最终得离开监狱，社会要如何面对他们？这个过程叫做社会复归。自从2008年小布什总统通过第二次机会法案（Second Chance Act），社会复归就成为全美的政策方向，包括针对犯人回家以后的生活提供支持。各州为此设立了社会复归机关或召开委员会，以纽约州来说，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在2014年成立“社区复归与再融入委员会”（Council on Community Re-Entryand Reintegration），各地也有基金会赞助相关研究，大学设置专门的研究单位。我负责的“监狱直升班”是全美第一个明确以社会复归为根本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样名列在约翰·杰伊学院的囚犯社会复归所（Prisoner Reentry Institute）底下。

“社会复归”，听起来很单纯的四个字，仿佛一个人只是离家些许时日，回来时一切无缝接轨。事实上当然没这么容易，要回到原本的生活是个重大转变，想要重启人生需要巨大努力，也因此是个铺天盖地的危机。

想象一下，假如你已经被关在另一个世界里面5年、10年，甚至25年，所有规则都不同了。所谓服刑就是等待时间流动，但是时间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外头的社会却从不停伫。于是到了你重获自由的日子，你到底该去哪里呢？要住在哪里？如何适应这个突如其来的新世界，包括新的制度、新的科技？怎么找工作？怎么规划人生方向？将你关起来的政府，在你为过错付出代价以后，一定会好好辅导你吗？不，你和绝大多数离开监狱的人一样，都不符合社会福利的弱势资格，所以不能领粮票，不能申请社会住宅，而你可能也和美国八成的囚犯一样已经没有健康保险；别指望公家健保，就算入狱之前你申请过，在入狱瞬间就已失去资格，而且政府不会主动为你重新申办。另外，老板大都不愿雇用出狱者，有人调查了四个大都会地区的就业市场，发现四成雇主公开声称自己不会聘雇有犯罪前科者。就算你运气好找到工作，恐怕薪水也比没前科的同事低了40%。想要反抗这种社会制度以及各种打压你的政策吗？那么你只有四个州可选，因为在别的地区你已经失去投票权；还有大约585万美国人与你作伴，占全国人口的7.2%，这是“重罪犯剥夺投票权”法规带来的影响。被剥夺投票权的人口中，有超过200万都是非裔，因此法学学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2012年的畅销书《新吉姆·克劳》（The New Jim Crow）[2]中描述21世纪的新种族隔离时代：新的种族、阶级制度诞生于名为社会复归的惩罚中，“社会低阶将永远被主流社会排拒于法律和习俗外”，而她认为这个新制度是为了“囤放被视为可抛弃的人口”，言下之意也就是黑人或者拉丁裔，而这种体制自然只会加深社会不平等，不平等则造成更多犯罪。荒谬就在于“新吉姆·克劳”系统一开始明明就是为了缔造更安全的社会，可是却有那么多人在系统中进进出出，始终没得到能让他们获得不回监狱的经济、社会或政治资源。透过数据看结果，美国的再犯率一直在60%徘徊。

相对地，新加坡的再犯率约为25%。每年有9000人出狱，政府针对这股人口回流做了许多规划，我想看看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会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毕竟在旅程即将结束的时刻，关注焦点也应该慢慢朝着出狱移动。

与当地官员会面的第一个早上，我心里生出疑问，而且挥之不去。我来这里是为什么？就透明度而言，新加坡政府的名声不怎么好，不仅控制了媒体，对于司法系统也极度保护。不过最简单的答案，大概就是因为去年在一场刑事正义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某人，而这个某人又介绍了另外一个某人，总而言之，身为约翰·杰伊学院的教授确实能多打开几扇门。但我还是怀疑新加坡政府是否愿意放行一个看起来就会问东问西的外人？到了SCORE，也就是新加坡康复企业管理局的办公室以后，我的问题得到解答。

里面有个颇为壮观的图书室，还有一个自助式的健康中心，墙上贴了一张放大的2011年《海峡时报》报道，提到新加坡狱政署想要进行重大改革。标题写着“十年革新”，内文则说以前监狱是军营改建，往后要“因应个别需求打造”；而以往狱警不准与囚犯对话，因为“避免受到人犯操纵或贿赂”，但以后狱警都是经济、法律、科学或艺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与囚犯谈话成为工作标准，因为狱警一定要“了解囚犯需求”。

自从1996年，新加坡狱政署兴起了新的流行语，也就是“康复”。他们忽然改弦易辙，指出监狱不应只是惩罚手段，并据此修正章程规范，促生新的监狱建设、新的用语词汇，有很多缩写不断出现，像是MAS（Mandatory Aftercare Scheme，狱后强制辅导）、CBS（Community Based Sentences，社区主题量刑）等等。新策略确实发挥功效，再犯率从2000年的40%掉到了2010年的23.6%。我之所以大大方方在这儿，也就是因为政府迫不及待想要展现政绩。

知道来龙去脉以后我更加好奇，除了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成效卓著，也因为这样的转变看来并非出于经济需求。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因为经费不足才开始研究如何改造监狱环境，简单来说就是没钱改善硬件，也没钱继续盖监狱了。反观新加坡有蓬勃的就业市场，政府效率高且资产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据说其主权财富基金超过5000亿美元，理论上不至于被监狱拖垮财政，而之前数十年也都以严惩为政策主张。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改变？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试管计划，而核心就是关于报复、改革及正义的理念。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隔天我到了新加坡樟宜区，这里除了樟宜机场以外还有新加坡的14所监狱之一，由193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所设置，现在收容了12000名囚犯、配有2500位工作人员。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在此处设有平民拘留所，至于我要待上一整天的实拉让军营（Seralang Barracks）则监禁过最高5万名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不过除了二战兵营和一堵坍塌旧墙，其余建筑物都是近期才重建。

此处重生后成为实拉让公园小区监督中心（Seralang Park Community Supervision Center），刑期届满的囚犯可以来这里工作适应，出狱者也会过来和看护人会谈。我穿过刮刀刺网，所见景象以绿色铁皮为主。

新加坡过半数囚犯都知道这里，但多数是刑期结束以后才来，报到地点像是一般学校的活动中心，数百名出狱者在电子化柜台前登记以后就可以找位置坐下，之后看护人会过来了解他们出狱以后的生活状况，无论现在从事清洁工、电信销售，还是厨师。由于职业训练以及持续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本地出狱者就业率高达99%，主要进入饮食、零售或观光产业，而且根据政府统计，经过“安置”的出狱者，获释之后留在工作岗位的概率高达59%。美国情况则大为不同，近半数出狱者获释后第一年完全没有得到雇用，调查显示资方不羞于展现自己对有犯罪记录者采取歧视态度，换作性别、年纪或种族这些项目时，他们就会稍作保留。

宿舍设计给最多120名男子入住，大部分是刑期最后几个月，也有少数人从头到尾留在这里。里面是灰色调，只看到金属置物柜、孩童尺寸的小床铺着卡通图案的被子，或许比起牢房那边的稻草垫好一些。墙壁上空无一物却写了“积极乐观”，囚犯不必穿制服，会被安排出去工作，还能请假回家或参与小区计划。

“没有太多问题，囚犯很守规矩，”一位狱警告诉我，“他们很珍惜机会，不会捣乱。”但如果捣乱了，大头照就会被公布在墙上。我看看记录，有“生病未及时通知雇主”“为延后门禁而谎报理由”“捏造签到记录欺瞒雇用单位”等等。

这位狱警以前是工程师。“盖房子的。但是现在呢，来重建这些人。”他带我离开的时候这么说。

监外工作制度我在澳大利亚万杜也看过，其实是个万无一失的做法。明尼苏达州的一份研究显示，监外就职会降低囚犯再度犯罪的概率，而且大幅提高出狱之后的就业率、就业持续时间以及所得，并间接为州政府省下125万元。然而，因为美国社会太趋向避险，所以监外工作制度极其罕见，有许多人光是听到囚犯离开监狱就紧张得受不了。

参观了实拉让公园以后，我到当地有名的小贩中心[3]用晚餐。这里的商家都受政府督导，标榜是最安全的街头饮食摊位，提供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料理，也展现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有人说新加坡人光是透过饮食就达成族群融合。

回到旅馆，我收到了一封简讯。“贝兹！”语音留言听起来欣喜若狂：“是我，乔纳森！我回家了，有空打电话过来。”乔纳森是我的学生，今年23岁，被关了6年终于出狱。我也同样兴奋，立刻回拨。

“请问乔纳森在吗？我是他的教授。”

停顿了一会儿，彼端传来啜泣。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听见这样一句话。”接电话的是乔纳森的妹妹，我说了自己以他哥哥为荣，夸奖他的才华。后来话筒到了乔纳森手中。

“我等不及要去学校了，贝兹。”乔纳森叫道，那张笑脸在我脑海清晰可见。

挂上电话之后我努力忍住泪水。每次看到有人离开监狱回家，情绪都是这么强烈。听到学生出狱回家，对我而言是亦喜亦忧。每个获释的囚犯都被孩子似的乐观淹没，就像刚刚我在乔纳森的声音里听见的那样。另一个学生理查德在出狱前一周对班上所有人发表感言，他觉得自己成了小说中那位炼金术士，“因为我也可以转变”。靠着这份乐观积极，他们可以挺得过出狱以后还要持续不知多少小时的恼人程序：身份登记、会晤假释官、参加愤怒控制，以及其他很多课程，还得到许多我想不起来的单位报到。只有乐观积极才能够让他们愿意耐着性子安安静静学习和使用放逐期间问世的新科技。“嗨，贝兹，”一次学生出狱隔天就传短信给我，“我就是练习打打字而已。”还有学生问过我“为什么餐具都变得这么重啊？”那是13年以来他第一次拿到金属制的叉子。

但无论如何，乐观积极总有消耗殆尽的时候。蜜月期过了，自由褪下光鲜亮丽的表象，他们还是得面对新吉姆·克劳的残酷人生。工作机会很少，以前熟悉的生活圈反倒造成重重阻碍，多年分离以后家庭关系也瓦解，接着创伤发作。一个人可能17岁就进监狱，时间停在那一刻，即便生理年龄来到38，在人际关系、沟通技巧等各种方面都未必有进步。监狱里的经历、落空的期望一再造成伤痛，而社会没有提供相关支持与协助。监狱足以使某些人精神失常，否认自己犯过罪，这是人性机制，不压抑某些极端情绪难以生存。但出狱的人反复面对自己以前的过错，在回归人群的道路上接受一次又一次重击。

我见过许多学生蜜月期以后进入迷失期，有时半夜惊醒，担心会不会出事了，非要确认他们没被捉回监狱才放心。可是大半时候我也只能等他们自己振作，希望某一天重新相遇，他们已将破碎的希望捡回，缝缝补补拼拼贴贴，勉强做出新的人生。

“这边A区，那边B区。C区、D区还没有盖，因为囚犯没那么多，不需要。”代表SCORE接待我的费玲以前担任过狱警，她带着我走进樟宜监狱较现代的区域，在新大楼入口处要做指纹扫描，然后我拿到一本新加坡狱政署发行的杂志，叫做《圆形监狱》（Panopticon）。

“A区在2009年建造完毕，B区则是2011年落成。上头的人呢，”费玲笑道，“似乎没什么命名的创意。”

监狱铁网外面工厂林立，同样都是橘色和蓝色、盒子形状的建筑物，加上整齐草坪。机场就在附近，这里的建筑物不能高过四层楼，换言之监狱有不少空间得延伸到地下，但也因此衍生出通风问题。

我们沿路前进，两旁的路树看起来像是干枯的手指。费玲解释说：A区多数为死刑犯或长期犯，但今天要去的B区则是候审者或毒品犯，这类的罪犯占总囚犯数的六至七成。

“贵宾室往这儿走。”狱警领我们进去，墙壁上夕阳与火鹤组合为一幅幅图画。

“是访客室。”费玲纠正。

不过我看了也觉得像是贵宾室，里面有大红色沙发、吧台、手足球和桌上曲棍球桌。房间中央有B区的模型，原来牢房还分为单人、四人、八人。费玲解释没有两人房是因为不希望出了问题没有第三人在场。

“想认识谁，你就要成为那个模样。”“有志者事竟成。”“从什么地方出发无关紧要。重点是你要往哪儿去。”还有亨利·福特、孔子、亚伯拉罕·林肯、戴尔·卡内基等人的励志金句，从休息室到目的地路上到处可见。

这里的环境还挺像一般住家，有金属栏杆、狭窄走廊，不过安静得好像废弃地。墙壁上有色彩鲜艳的鱼群与海星插画，另外一边则是在心形剪纸上面写了更多格言，有一面壁画是新加坡的紫兰花——总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监狱，包括气味在内，因为什么味道也闻不到。

后来我们搭了电梯，出去以后终于传来交谈声，一扇电动门和后面的蓝色闸门开启，里面的气氛如同监狱和幼儿园的融合。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

36名囚犯齐声欢迎，音量大得令人一震。他们穿着蓝色T恤，立正站好，所属的矫治小组是樟宜监狱释前中心一个为期10个月的计划。

“这是一个整合型犯罪控制计划，我们为即将出狱的囚犯提供治疗型环境。”今天为我导览的狱方人员是个堆满微笑、十分热情的先生。他说眼前是亚洲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同类型机构，取经于加拿大、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参考对象包括我亲自去过的波罗尼亚释前过渡中心。“必须从这里就开始，不能等到他们走出去的那一天。”辅导主任简单扼要地说出了整个计划的中心思想。

343名男囚在这里分为10组。计划已经实施两年，之前530人里头只有30人再回到监狱。

“每次有人回监狱我们就会收到报告，感觉像是心上被插了一刀。”主任生动但诚挚地说：“数字是最明确的基准，我得设法降低再犯率。”

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增加犯人自主承担的责任。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颜色代号，比方说回复阶段的居住区代号是蓝色，双层结构，有共享的走廊和活动空间，十几个满身刺青的男子围在几张金属野餐桌旁边。牢房门口一双双黑布鞋摆放整齐，还有一个箱子专门回收意见表，表格说明以新加坡通用的四种文字呈现：英语、汉语、泰米尔语，以及马来语。走廊尽头有一部电话——新加坡其他监狱里面没有电话，但这里例外，因为释前计划的重心之一是强化他们和家人的联系。

每个小组的成员都经过刻意筛选，包括不同年龄和种族。“他们必须学习包容彼此不同的习惯和性格。”主任如此解释。实际上，这个制度像小区，有自治委员会，通过选举决定领导人和生活公约，受过训练的辅导人员担任个案协调，进行监督并适时导入修复式活动。有人违规时，最重要的并非处罚，而是开会了解原因，一起协商补偿方案。

“以前我在最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工作，根本不能和狱友讲话，开课更是天方夜谭。”主任说。

墙壁上的名言警句绵延不绝。“我行，我行，我一定行。”

“就算囚犯中的模范生也很可能无法适应外界。”主任继续说：“他们很快就要回到社会环境，这计划就是协助他们回去以后的生活。首先必须放下在监狱或者更早之前养成的态度和习惯。”

他指着一幅以红色和蓝色为基调的画作：“这幅画叫做《冲破过往》，以海上的漩涡为象征，犯人就像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必须稳住自己，这与修复区的意义相呼应。”

穿过修复区以后，对面是新生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生命中没有不重要的日子。”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这边的囚犯穿着绿色制服。

“这一区的标志，”主任指着另一幅图画，“树木、双手，代表下一个阶段的成长。”

新生阶段最主要的目的是主动弃绝帮派活动。黑道在新加坡华人圈的渊源颇深，围绕以海洛因为主的毒品交易。根据狱方统计，有四成囚犯依旧与帮派分子往来，两成则呈半退休状态。主任特别期待反帮派同侪团体能发挥作用，活动中囚犯围成一圈，分享当初涉入贩毒、黑帮的心路历程。

“监狱就是一堆P[4]，”他这么说，“而这个计划比较特别，被大家叫做‘P的由来’。犯人一开始都不喜欢，他们排斥谈论人生，感觉比坐牢或鞭刑还不自在。要一个个大男人坐下来说出内心感受，居然搞得他们满身大汗，还跟我们讨精神科的药物吃。不过计划执行完毕以后有机会离开帮派的人，很多都选择不回去了。”

里面有个小市场，我看了一下颜色代码规定，货币则通过行为良好来取得，修复区的人只能购买基础商品，有米洛猴、奥利奥饼干、寄给家人的卡片，上面有绿色标签。新生区的人因为距离出狱更近一步，所以能买的东西多了牙刷和老花眼镜。最后是重启区，他们已经很靠近外面世界，所以能买瑜伽垫好适应往后的软床。

这一区的自治组长是印度裔，名字叫做尼扎姆，他双手扣在背后站得挺挺的。“你可以和他聊聊。”主任介绍过后说。但我有些犹豫，因为之前SCORE给的行程规划特别注明不得与囚犯交谈，是尼扎姆自己开了口，表示他已经坐牢7年，断断续续进出11次，再过5个月就可以回家。

“女士，我很感谢这个计划。我以前是混黑道的，不过这次出去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的经验，我变得比较了解自己，回家以后会记住学到的责任感。”他一直低着头。

尼扎姆穿着重启区的黄色制服，属于他们的标志是夕阳下的山崖。所有人围在一部笔记本电脑旁，为了几天以后的毕业典礼做准备。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又是齐声洪亮的问候。

一个戴着眼镜的囚犯展示制作好的投影片，说他们为典礼预备两首歌。“一首是华语歌，一首是邦·乔维（Bon Jovi）的《活在祈祷中》（Living on a Prayer）。”

“当目标看来遥不可及，别改变目标，改变你的步伐。”

后来主任提起，原来贴在墙壁上的这些句子必须先经过委员会审核，其中很多也翻译成汉语和马来语，他们还举办格言大赛。

“汉语组的冠军就是这条。”他翻译了我们头顶上那一句。“爱是照亮家门的灯火。”

广场其实是个大体育馆，兼具小区中心的功能。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很多英语和汉语小说，及佛教、印度教经典。一些人坐在里面谈天，模样看来自在，栅栏上面贴着“责任”两字，是这里的五大核心价值之一。一些狱友正在玩五人足球，在别的监狱这运动会被禁止，因为会有身体接触。但在此地为了鼓励复归社会所以开放，反正出去一样可以玩。另一头有一排人正等待剪发，这是生活公约一部分，规定全部贴在墙上；修复区的成员是固定发型，重启区的人只要遵守短而干净的大原则即可。

走到这儿，我的参访结束了。费玲带我穿过长长走廊到达出口。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

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

那周后来我还在思考自己所见所闻，就顺便去做了一趟云端漫步。新加坡确实提供了观光客走在天空的机会，滨海湾花园有个区域叫做“云雾林”，景色之壮观前所未见。我一边闪躲正在自拍的韩国游客，一边暗忖：能够人工制造生态圈的国家，有能力打造零缺点的刑事司法系统好像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新加坡在这方面的需求不高，犯罪率近期又降低4.3%，为30年来的新低。晚上我走在昏暗但迷人的唐人街，感受到良好治安多么可贵，想起7年前第一次为研讨会短暂到访就留下深刻印象。那次我在购物中心里面付了20元钞票，可是店员以为是1元，所以没找钱。我提出以后，她问了联络电话，表示当天收款机结算后会通知我。哼，是吗？我内心那个愤世嫉俗的纽约人不怎么相信。

晚上11点1分，我的电话真的响了。

“女士，找到您的19元了。”听到话筒传来这句话，我当下呆掉，很难想象居住在大家如此守法的国家是什么感受。而这次我有机会和当地人聊天，他们的反应是新加坡像“有空调的国家”，大家被宠坏了，生活里只有第一世界的问题[5]。费玲也说新加坡人只要周末去马来西亚买个东西，回来就会觉得家乡真好。“不去外面看看，不知道治安和经济得来不易。”

也因此新加坡政府透过许多渠道宣扬国家成就是个奇迹。“一个海岛城邦如果平凡无奇就难以生存。”李光耀在1959年经选举就任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我在当地书店买了一本他的著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花了一个下午在海滩边仔细读完。“我们必须更团结、更有韧性，也更具适应力，事情做得比邻国更好但是更便宜，这样才能跟别人有所差异。”

当年局势对李光耀很不利，接连受到英国与马来西亚统治，刚独立的新加坡没有内需市场，人民教育水平低下，几乎完全倚靠英国补助存活。岛国夹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两个相对大上许多的国家间，必须应付随之而起的种族融合问题——大约75%为华人、14%为马来人、还有7%印度人。1964年曾因种族问题起了暴动，但在李光耀领导下国内风气逐渐和平，人均GDP在1959年为400美元，到了2012年飞跃至52052美元。

李光耀的做法是规划基础建设，设立经济发展银行和产业园区吸引欧美投资，提高公务人员薪资，力求减少贪腐；融合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合作。拥有居住权的人会自认是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新加坡政府提供公营住宅，价格合理，等候时间很少超过半年，还通过住居分配增进族群融合。李光耀不屑的不只是外国援助，还有社会福利机构，他选择以小区中心和便民服务为主轴，并且美化机场和市容，营造投资人眼中良好的第一印象，兴起绿化运动，政府设置团队专门整理花园、种植树木，后来除了禁绝香烟广告，还禁止口香糖，甚至推动人民戒除“第三世界恶习”，例如随地吐痰。

阅读李光耀的书，我发现自己几乎忘记了新加坡和旅程起点卢旺达的一个关联点：保罗·卡加梅总统公开表示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将效法殖民时代结束以后的新加坡，许多制度参考了李光耀的施政。所以卡加梅也以投资环境和防弊为重心，建立支持高科技的基础建设等等。无论新加坡公民还是卢旺达公民，都享有健康保险和受教育通道，国家追求效率和产能，两个国家也都在所处地理区域成为例外。

但我知道作为例外是得付出代价的，社会经济稳定的“绿洲”需要成本，比方说无论规模大小，总是会有限制社会自由的政策，卢旺达禁用塑料袋，新加坡禁嚼口香糖，政府插手媒体并控管言论自由。“就算成为‘保姆国家’[6]，”李光耀在书中响应批判，“我仍引以为傲。”

后来我看到一个本地网站讽刺新加坡政府的保姆心态，列出许多新加坡特色，第42条形容国家效率：“只要看不到巴士、火车或通关需要等多久的告示就会生气。”其他几条却道出人民付出的代价，像第10条：“失去批判高位者的能力，即便他们真的错了。”第55条：“必须同意政府设定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形态，并因此决定你能分配到的住宅和付出的价格。”以及第27条：“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成为21世纪有竞争力的国家’就合理无误。”

最后这一条力量特别强大：为了成为一个美好的例外，公民必须忍受挥之不去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入邻国处境。因为战战兢兢，所以很多事情变得不必讨论：你们愿意遇上大屠杀吗？喜欢种族暴动？想要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刚果那样政治经济动荡不安？不要的话，就相信政府，别过问太多，免得好日子一夕翻盘。

晚上我在旅馆外面的沙嗲摊思考李光耀缔造的伟大社会体制，而且透过纽约的朋友认识了本地两位思想先进的法律系学生，他们正倡议废除死刑，之后还要倡议废除鞭刑。

“一个比一个难，”达米安说，“新加坡人对严刑峻法、特别是肉刑太过习以为常，觉得好像小孩子不乖就要管教那样，很少人仔细思考刑罚背后的真正意义。我们计划先释出照片。你有没有看过鞭刑？知不知道现场是真的会有肉末飞溅出来？”他露出恶心的表情摇摇头。

“而政府呢，会指着美国那边说，你们看看，有人冲进学校扫射，有人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你们要的难道是那种生活？美国就是民主过了头，假如大家不想遇上那些惨剧，不希望犯罪率一直提高，就乖乖闭嘴，知足常乐。”

恐惧是最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在卢旺达和新加坡如是，在澳大利亚以至于美国也一样——于是催生出大规模监禁。

然而，我还是必须说这样的安全、舒适和生活形态得来不易。例如在新加坡可从来不必像是在乌干达那样，每趟出租车都要花很大力气讨价还价，在这里出租车计费表全部死锁且受到管制。虽然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实际上却大大影响生活质量。达米安听了点点头，也明白新加坡人确实面对两难。后来好一阵子我们只是默默用餐。

“我很惊讶他们居然会让你和囚犯对话。”要道别之前达米安才开口。

我回答：“事实上也不算是讲到话，毕竟监狱之旅到目前阶段，与囚犯互动最少的就是卢旺达和新加坡。想来并不奇怪，囚犯在最要求完美社会的国家中被化约为毒瘤，妨碍原本顺畅的政治机器运作，因此必须隔离、处罚、矫正，并且保持缄默。”

由于这次没机会和囚犯相处，我有一整个下午都花在电视的假犯人身上。那是电视广告，和我之前看见上班族被铁链和铁球绊住的那部影片一样，由名为“黄丝带计划”（Yellow Ribbon Project）的团体制作，他们的团体已经有10年历史，宗旨是通过公关宣传帮助出狱者也提供超过200万美元的奖助金，还有与3800多个雇主合作的人才库，小区伙伴更超过一千位。为增进主流大众对出狱人士的接纳，黄丝带计划发布广告影片，设置广告牌，定期举办活动，最密集的时间是在9月，他们定为“黄丝带月”。多年来黄丝带计划透过音乐和电影欣赏、时尚展演、出版诗集或音乐专辑、监狱艺术创作展览还有手机应用程序与社会互动，已经发出数百万枚黄丝带饰品给民众别在领口，象征对出狱人士的精神支持。

“我们倒也不是刻意要跟上丝带风潮，像是粉红丝带、红丝带之类的。”黄丝带的营销主任阿仁这么说。其实计划名称是大概十年前由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首席执行官所构思，他因为去了一趟卡拉OK而得到灵感。那时候托尼·奥兰多（Tony Orlando）演唱的老歌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

“现在我好比坐牢，钥匙在爱人手中，只要一条黄丝带，我就能重获自由。

“我写信回家，请她给老橡树系上黄丝带；已经过了三年，不知你是否仍在等待？”

歌词其实是描述打完仗回故乡的老兵，不过两者的相似度如此显著：退役老兵和获释囚犯都是创伤的存活者，重返平民生活的道路需要协助。

“每年9月我们都有新一波的宣传。”阿仁说。

“为什么不是全年推动？”我问。

“经费不允许，我们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啊。但广告停播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报道到媒体上。”我听了暗忖媒体受政府管控偶尔也有好处。

他播了几段广告影片，大部分角色是出狱者，从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就可以判断。作为犯罪历史的证据，刺青在囚犯和帮派份子中极其常见，却也因此成为新加坡老百姓眼中的一大污点。阿仁又播放另外三段广告，内容从不同立场观察一名出狱者的生活，角度有心高气傲的狱警、热忱服务的志愿者，以及一位满意的雇主。再次看到影片里面的铁链与铁球，我的思绪陷入演员那双充满哀愁的眼睛；我应该已经注视过那种目光不知道几十回了，全球各地监狱都是这种气氛。“他已经坐过牢，为什么审判还没结束？”黄丝带计划的文宣印着大大标题，背景照片是一个人刚从监狱走出来。“只需要一点点机会，他可以不用回去。”这句话上面是个垂头丧气还在等待工作面试的男子。

“美国也该有这种企划。”我兴奋地脱口而出，告诉阿仁一些相关例子。黄丝带宣传使我联想到反烟团体“真相”（Truth）的快闪活动和针对年轻族群的时髦广告，还有“禁止查问运动”（Ban the Box）主张雇主在面试前不可调查求职者是否有前科记录。禁止查问运动十分成功，已经促成超过50个县市推动禁止查问法，一些大型连锁如沃尔玛和塔吉特也跟进，求职申请表上面不再询问相关信息。

“不过呢，在美国那里，”我不由自主进入教授模式，对阿仁滔滔不绝，“思想先进的人不会使用‘有前科’‘坐过牢’‘罪犯’之类的词汇来指称别人。以一个人最恶劣的那次行为来定义他们，太具攻击性。”他听了一脸茫然。

“语言的力量很大，可以改变大家的认知。”我解释：“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最多就使用‘狱友’这个词。主观上我仍旧不喜欢，但至少只是根据监狱这个地点来形容，而不是给人格贴上标记。”

“那你要怎么称呼有前科的人呢？”阿仁问。

“就说‘曾入狱’（formerly incarcerated）啊。”

阿仁大笑：“曾入狱？在新加坡这样说大家会听不懂，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住城堡’（formerly in castle）。”

他播放下一段广告时还笑个不停。

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买家具吗？”早上出租车司机这么说：“很多不错的家具。”

“不是，是中途之家，”我重复一次，“援手中途之家。”[7]

“没错啊，那里卖家具，”他点点头重复一次，“犯人做家具。”

我倒不清楚这一点，只知道自己今天想去参观新加坡20所中途之家的其中之一，最初是基督教会机构，1987年转型为专门收容毒瘾者，后来开放所有宗教信仰以及各类受过监禁的人，隶属于新加坡小区、青年、运动部管辖的社会福利单位，因此具备公法人地位，换言之可以营利，结合慈善和资本主义。目前里面收容100人，有些人处于刑期最后6个月，有些人才刚出狱，也有根本没进过监狱的。

“那边的人还帮忙搬家。”司机继续说：“上次我搬家就找他们。一开始看到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司机捏捏自己前臂，“一大片一大片的刺青，我吓死啰。可是他们做得很好，而且我想想觉得这些人有工作才是好事，进过监狱出来还可以好好工作。”从市中心到目的地才15分钟左右，在新加坡我没有遇过大塞车。

“对外开放；我们身上有刺青，请见谅。”在看起来像一般公寓的三层楼房前面挂着这么一块塑料招牌，另一句是“全面五折（部分三折）”。空气里有桃花心木的香味，大停车场后面有一些穿着深红褐色T恤的男人，他们正拿着塑料膜包装华丽的大木箱、古董钟，以及漂流木雕刻出的长凳。屋里摆满晶莹剔透的花瓶和璀璨贝壳为座罩的蛋形灯泡饰品。这里的负责人以前是工程师，他解释说商品一部分出口到印度尼西亚，一部分内销，每年运营成本大概400万新加坡元，一半由政府提供，另一半是贩卖家居家饰和搬运服务的利润。

“之前我染上海洛因毒瘾，”经理理查德带我走上阶梯进去参观时淡淡说道：“进入中途之家接受戒断治疗，但一直戒不掉，进了监狱，然后转过来这边，就留下来工作。”

“最后怎么戒掉的？”我问。

理查德转身：“你知道是什么让我不再碰毒品吗？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那算什么康复方案。

房间整齐干净，和实拉让公园之类的监外工作中心差不多。只有老旧电风扇对抗闷热潮湿的气候，八张小床铺了米老鼠图案的寝具，地毯上是加菲猫，最里面的床铺搭着一条有黄丝带计划标志的毛巾。幼儿化的装潢风格使我想起释前中心，各种细节传递出宛如家长面对孩童、将重返社会视为入学的意象。虽然立意良善，但免不了造成屈辱和自卑——帮助囚犯面对帮派或药物问题的同时，却又时时刻刻通过墙上口号督促他们努力不懈。

“不错。”我咕哝着。的确，环境卫生，安全无虞，已经比纽约那边大半学生的释前居住空间要来得好。2013年约翰·杰伊学院有位同事做了研究，发现所谓“七成五之家”的市场越来越大。“七成五之家”是私人为营利出租，未受法规管辖，但其实根本只是有床的小屋。调查显示这类机构大都违反住宅法规，有过度拥挤、无故驱逐和假借医疗补助名义收费的非法情况发生。

“房间是还可以。”理查德耸耸肩。他说住在这里的人必须工作，也要参加生活技能课程、毒品戒断及共同晚餐，不强迫信教但是极力推荐。许多人和理查德一样时间久了直接留在这里工作，所以有八成员工都是囚犯出身。

他指着窗户上的锡制百叶窗：“因为附近住户抱怨，我们只好装上这东西。不少人习惯打赤膊在窗户边乘凉，身上刺青被一览无余，结果有人去跟相关单位申诉说这一区被流氓占据。后来我们规定5点以后所有人外出一定要穿上衣。”

外头公路上车辆喧嚣盖过其他声音。

“周围是怎样的小区？”我问。

“嗯，就一般人吧。我们说是中心地带。也有有钱人，不过和滨海湾或你们那边的比佛利山不是同一个等级。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低调。”

“美国那边会说‘NIMBY’，就是‘别在我家后院’ （Not in my backyard）。大家口口声声需要监狱、中途之家或游民收容所，但又没有人希望这些设施在自己住的地方出现。”

“的确很麻烦，”负责人开口就先叹气，“找不到愿意赞助的单位。如果是老人或孤儿反而简单。”他手往地面一比，“罪犯、有前科的人是最底层，亚洲文化并不主张帮助释囚康复。‘天助自助者’，大家会这样告诉我们，‘自立自强’。”我想到美国也有同样令人胆寒的保守派，他们完全不认为社会应当提供援助，觉得“拉自己一把”这种天真信念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参观之后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的会议室，四个穿红褐色制服的男子进来面谈，负责人提议让我们独处聊天。“我们不在，他们比较能打开话匣子吧。”然而，新加坡矫治事业部派遣的随行人员有其顾虑，还是坚持留下。

这四人都有毒品前科，一开始眼神充满不安。聊了以后我得知金兴已经出狱三周，但脸上表情和电视广告里的上班族一样焦虑落寞，而重获自由已经超过两个月的孙恭态度也没有比较开朗。他们两人还显得战战兢兢，回话时都只有一两个字，显然希望这种官方安排的会谈能尽快结束。

另外两人是住久了以后留下来的，比较能敞开心胸说话。阿山坐了6年牢，在中途之家工作2年；加里前后进出监狱6次，但已经19年没再回去，前排门牙不见，头顶上也只剩下几根灰白头发。我提出一个在纽约也常问学生的问题：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

“梦想中的工作？”孙恭复述一遍，像是我无法理解一样：“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梦想不梦想，能不再碰毒品就够啦。”

“如果是自己当老板的话，做什么都好。”金兴回答得简单。阿山也点头道：“没想过这件事。梦想中的工作？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当老板吧……不知道。”他小声说。

加里呢？ “警察，或者去参选。”他忽然笑了起来：“不过这辈子别想了，有前科的人没办法当候选人。”

“你的政治主张是？”我追问。

加里盯着我。“新加坡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他回答，“是毒品。你们那边有毒瘾的人可以勒戒，我们只有中途之家和监狱两个选择。”随我来的公务员显得局促不安。

“我不是罪犯，”加里继续说：“我伤害的人只是自己，结果还是被隔绝。但是监狱无法解决问题。”

“没有外力帮助吗？”我问。

“没有，我们回家也没有公司愿意收，只剩下一些劳动工作，厨房之类的。”

“你觉得这个状况公平吗？”我转头问阿山。

“唔，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用了海洛因，那是违法的。”阿山双手相扣。

“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法律就是法律。现在身份不一样，要是再进监狱就会被关7年到13年，所以我得小心。”

政府代表凑近我。“你何不问问他们为什么接触帮派和毒品呢？”他态度有点强硬。

“交了坏朋友。”阿山回答：“年纪很轻就受到其他人煽动加入帮派。”金兴和孙恭点头附和，也提到同侪压力和交友圈问题，但是听起来好像排练过的家庭访问。

最后加里按捺不住。“我为什么碰毒品？”他脱口而出，语气急躁：“因为毒品很好啊！你有用过吗？感觉飘飘欲仙。”

我等着看政府派来的人如何制止，不过加里还是大剌剌说出内心话：“我觉得干脆用药合法化就好啦！有何不可呢？反正在新加坡就是一场闹剧，就算进了监狱也没有勒戒治疗。会处罚，但是不帮你。‘拒绝毒品就是了’，里头的人只会这样告诉你。真好笑。美国就不用说了，连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勒戒中心啊，为什么这里只有中途之家？谁也没帮到我，是我自己下定决心改变才终于摆脱毒瘾，但是太迟了，人生已经面目全非。”

他的怒吼是一股清流。新加坡的毒品法令比泰国还严苛，历史追溯到19世纪时殖民政府极力设法杜绝华人移民的“偏差行为”，也就是鸦片生意。时至今日，吸食毒品依旧初犯就会被处一年以上徒刑，携带极小分量，如30克大麻，即构成走私贩毒，一间房子里面若藏有毒品，则全部持有钥匙的人都视为罪犯。只是待在吸毒者附近，警察就可以加以拘捕，警方认为“有嫌疑”的情况下无需搜索票就可以针对个人或房屋进行搜查并当场要求验尿。2012年才刚修法，仅负责运毒、愿意配合警方，及判定为精神问题的人不再处以死刑。

不过从加里的话语中能看到本地法律事实上有多么不公平。假如连治疗机构都不存在，为什么可以随意处罚？虽说就算在美国，毒品勒戒疗程有时没成效又价格高昂，但至少有个机会：数据看来，配合药物辅助的行为治疗有其作用，做法是协助成瘾者认识到处罚毒瘾的原因、毒瘾发作时的紧急处理、提供诱因或奖励使成瘾者不要越陷越深等等。在新加坡几乎没有戒毒这种事情，因为会直接被关进监狱，就算先寻求医师协助，法律也规定医师必须主动通报中央毒品管制局，之后毒瘾者还是被锁定监控，数年内随时可能被要求检验。在这种前提下，毒瘾者怎么愿意寻求专业治疗？情绪激动的加里和另外三人离开，我留在会议室内收拾笔记时，阿山偷偷摸摸回来，东张西望以后轻声说：“你知道吗，B区的状况其实比旧监狱糟糕很多。”他告诉我：“没空调就算了，连电灯都很少。我们为什么皮肤都很白，是因为根本不能到室外，连续5年，甚至10年。”

我问他有没有遭到鞭打。“很多次啦。”

“监狱和鞭刑，哪一个造成的阴影比较大？”我追问，而阿山也没有犹豫。

“监狱。监狱比鞭刑严重，因为是没完没了，加上后半辈子会进入黑名单，大家看我们眼光都不同。我快结婚了，要开始新生活，所以特别小心，不过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异样眼光。”他摇摇头，其实问题是别人的异样眼光。

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或者进过监狱的朋友。即便出狱好几年，有心人士还是能在网络上的“狱友查询系统”找到他们的名字，如果罪名和性有关，处境会更惨，那种污名几乎彻底毁掉一个人的人生。我一个学生迈克是性侵犯，明明达成假释条件了，还是留在监狱里面长达一年，因为到处都有限制性侵前科者的规定，所以在外面找不到能居住的地区，就连一些条件恶劣的中途之家都不收容有性侵前科的人。迈克的际遇突显出污名化问题有多严重：社会大众并不认同目前的刑罚，否则应该相信罪犯经过矫治后会有所改变，怎么在人家出狱之后还要严密监管不放过？

理查德带我出去，花生酱香气盖过了木头家具的味道，对面自助餐厅已经开始供应午餐。

“这是帮助人的地方。”我离开时他说：“还要努力。”

惩罚的目的不是毁掉他们的人生

优秀的中途之家确实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几乎是全方位、密集且个人化的整体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家庭计划，以及职业训练，也有好的劳动环境和安全住居，管理人员能给予支持和相关辅导。很可惜在美国这种机构少之又少，因此2013年的研究发现，住在中途之家的出狱者居然再犯率更高。2014年《纽约客》杂志一篇辛辣报道揭露了释后机构内恶劣的劳动环境、性虐待与药物泛滥的问题，范围遍及全国。由于以营利为目的，这些机构不以降低再犯率为出发点，反而常见运营者为了佣金回扣强迫推销勒戒疗程，因此妨碍出狱者的教育与就业。我就有个学生出狱以后进入中途之家，结果因为毒瘾治疗反而丢掉好几个工作机会。他不参加就不能继续住，但事实上这学生根本没有毒瘾。

回到饭店以后我找出这篇报道，读了一次又一次，开始研究这股私营机构蓬勃发展的风潮，注意到已经有人称其为“社会复归产业复合体”（Prisoner Reentry Industrial Complex）。其中利润庞大；数十万人因为未能缴纳停车费用这一类微罪而被判缓刑并进入这些私营机构，形成数百万元的商机。大型银行集团如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也从矫治系统获利：它们提供矫治系统使用的预付签账卡，也被称作出狱卡，囚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的积蓄转到这张卡上面，可是由于相关法规松散，导致这类型卡片的手续费、维护费十分夸张。而在新加坡，有援手中途之家，也有其他社会复归机构，总数相当多，但就像负责人所说：他们还要努力。

最终还是加里那番心声在我脑海回荡不已。他道出我在泰国就生出的疑惑。两个国家都对毒品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可是将原本不需要关起来的人关起来、对需要治疗的人施以惩罚，意义究竟是什么？就算建立极其出色的社会复归计划，结果里面都是无需离开社会的人，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察觉新加坡的刑罚政策处在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要严惩，另一方面又心软；仿佛通过法律制造罪犯，目的不是毁掉他们的人生（这种复仇思想已经过时），而是为了自以为是地使他们康复，并因此再度成就新加坡引以为傲的效率：看看我们多有效、多人道地实行社会复归。

症结点就在于想进行社会复归，必须先有罪犯。今天我见到了其中四位，纵使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代罪羔羊。

我将黄丝带系在白色衣领上。周围有大约50人也这么做，大家在一尘不染的监狱大厅四处走动交际，等着享用早午餐。

没错，就是早午餐。今天的活动叫做铁栅之后的盛宴，黄丝带计划每年固定会举办几次的募款餐会，也是我这趟新加坡之旅最后一个正式行程。

“巴士到了！”这是个讯号。众人鱼贯而出，上车以后穿过A区抵达光鲜亮丽的樟宜茶室；这里有独立出入口，所以几乎没看见刮刀铁丝网就进来了。七个穿浅灰色牛津衫、头发剃得极短的囚犯在入口处奏乐迎接大家，里面座位铺着红桌巾，墙壁挂着囚犯创作的艺术品，可供竞标。有一幅画叫做《那时生命缓缓》，画的是新加坡尚未开发的年代，河上漂着几艘小渔船的宁静风景。后来建设新加坡的一大势力代表与我同桌，他是滨海湾金沙度假村的资深副总裁。

见宾客都就座，音乐更加喧哗，三个穿着亮紫色背心的歌手提着麦克风进门就朝台上走。

“在老橡树系上黄丝带。”他们边弹指边演唱，脸上笑容可掬，席间宾客个个摇头应和。或许旁人以为都这时候了，我该习惯监狱里面出现这种突兀的光景，但事实上，我永远不可能习惯。后来大家又排队去参观A区，能进真正的监狱我反而松一口气。尽管监狱参访感觉也几乎像是作秀。

“别叫我们狱警，”堆满笑脸的向导调整了名牌旁边的黄丝带，并且解释现在刑罚界的新名词：“我们是人生引路人。”

狱警带我们走进模范牢房，里面根本没有人，每件东西都附上标签：牙刷、制服，以及隔开淋浴间和就寝区的“遮丑墙”。当然，一定会有新加坡监狱最驰名的稻草垫。

“到底为什么不给他们床呢？不是有点狠心吗？”有人这么问。

“毕竟还是刑罚的一部分，”向导回应，“虽然是康复，但同时也是刑罚。我们不提供床垫给受刑罚的人，让他们睡在稻草上。”

这里的操场是个巨大的水泥洞穴，中间搭着排球网，没有自然光。我缠着狱警询问里面的作息安排，他后来终于愿意回答：刑期的前十分之一称为“震撼期”，每天待在牢房里面23小时“好好反省”。过了那个阶段，囚犯才可以参与牢房外面的活动。

有些什么活动？每天可以出去几小时？一天要待在牢房里面这么久，即便有室友陪伴，仍旧只是换了名字的禁闭。狱警说，有咨询、职业训练等等，然后就不想理我了。我追问细节，他只说有三成囚犯进行劳动工作，接着匆匆带队向前。

才三成？那其他人就整天闷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

“早安，各位先生和女士！谢谢你们！”我们戴上口罩发网进入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烘焙坊，又是一样洪亮的问好声。有个配备耳挂式麦克风的囚犯出来为我们做介绍：这里制作的食品符合伊斯兰规范，也有欧式的面包糕点，一边是生产线，一边是侦测异物或瑕疵的紫外线灯。

烘焙坊里面非常热，加上炉子一直飘出诱人香气，他们到底怎么忍受得了？毕竟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辛苦做出来的点心自己没有机会吃。巧克力松饼、闪电泡芙、法国面包——这里制作的点心还供应给新加坡航空。

“烘焙坊有许多企业客户。另外，这所监狱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洗衣厂。”狱警大声解释：“医院有九成使用我们的服务，每年营业收入有4000万元。”他说囚犯会得到补贴，而且职业训练是无价的。

回到茶室继续享用餐饮，厅门很戏剧化地打开，音乐流出，歌手们有模有样地走进来，不过换上了条纹围裙和主厨帽，后面跟着一列狱警，还有穿西装打蝴蝶领结的一群囚犯。他们送上第一道菜，是奶油松露萝卜，接着是韭葱汤，再来是掺入鱼肉很可口的蛋奶酥。这些餐点是由当地知名大厨莱恩·洪监督制作，用餐过后他出来一鞠躬，并盛赞监狱里面的学徒。

与我同桌的人十分惊艳，情绪高亢。餐点确实都很美味，黄丝带计划的成果很丰硕，囚犯们都得到了谋生技能。

“企业终于不必找外劳了。”右侧传来这样一句话，我竖起耳朵。

于是我得知2013年新加坡发生第一次劳工暴动事件，主角是大约100万名技术水准较低的外国劳工。他们从事新加坡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劳务，但这不重要，外国人涌入是不对的，要由本地劳工接手！

我内心苦笑。原来伟大的新加坡政府想方设法协助囚犯就业，背后还是经济和政治因素，现实目的远大于道德层面。经济发达了，有许多低阶工作需要人力填补，加上排外的历史渊源，于是大家脑筋动到自己人身上，尽管是前科犯也无所谓。

随之而起的社会运动也很方便转化为劳动力。其实新加坡立国以来一直都以囚犯为建设主力。1825年到1867年间，15000名已决犯从印度、缅甸、斯里兰卡运送到这里，通常都进入了公共工程团队，伐林填沼，砌墙铺路，新加坡大部分有历史的建筑物都出自犯人的手，甚至连流浪狗、花园和墓园也都由他们照顾。虽然有歹毒鞭刑，新加坡囚犯的劳动状况还是比印度要好——工资只有自由人的三分之二，而且刑期结束后通常不离开，殖民地运作容易维系。

纵使我身处现代的新加坡监狱，本质没有多大改变。

“《和平》由第二桌的先生购得。”主任宣布。已经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活动，也就是囚犯画作的无声竞标。

“《纯真甜美》由第一桌的女士购得。”囚犯组成的乐团又开始演奏《在老橡树系上黄丝带》。

众所周知，全球各国都通过监狱来制造和管理劳动人口。史学家主张美国20世纪70年代监狱数量大爆发，正好呼应市场上低阶低技能人力需求的剧减。社会忽然出现大量失业者时，解决的办法就是监狱，只要将他们排除在就业市场外就没事了。

然而，新加坡政府确实正在推动社会复归与再融入，那么动机是否还重要？美国还没有像黄丝带计划一样针对大规模监禁带来足够影响的公关力量，也欠缺如与我同桌这位副总裁一样愿意就监狱问题贡献心力的企业高层，更遑论要社会大众走进监狱了解状况、乐意雇用有前科的人。如果美国也有SCORE，我的学生出狱以后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可是加里说的话还在我心里回响。没有公司愿意收，就剩下一些劳动工作，厨房之类的。

这周前几天我见过另外一位囚犯杰登，他们两人的说法正好互相呼应。丹那美拉（Tanah Merah）原本是高安全级别监狱，2011年改制为监狱学校。参观那里以后我看到一样的新加坡：先进、高效率，但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管理囚犯。壁画是海星和灯塔，“象征监狱学校带给囚犯光明的未来，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狱警照本宣科念给我听。这里的囚犯生活包括集合点名、早操、口琴课、晚操，教师是从一般学校体系物色，两年一聘。我还参观了多媒体中心，大电视屏幕上爬过一个机器人，囚犯戴着无线麦克风，以类似TED、排练已臻纯熟的风格介绍内部活动，同时制作一些节目，像是从囚犯观点制作给狱友的新闻。

很令人感动，即便丹那美拉只有182位学生，至少这是可以学习、创作、规划人生与追逐梦想的地方。不过后来我遇见杰登，他被派来接受访问，穿着红色T恤、匡威球鞋，看起来年纪应该25岁左右，已经出狱两年，但和中途之家的人一样浑身不安，需要旁人催促才愿意多开口。杰登拧着双手解释：“他从初中进入帮派，因为烟、强力胶、冰毒所以被当成罪犯。”

“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都是青少年问题。”我打断告诉他，但心里清楚杰登的行径确实符合青少年入狱标准，也因此现在得经历复归社会的历程，并且增添更多苦痛。

辅导员说杰登研习建筑工程，会去体育馆运动，他的努力值得我们骄傲。我点点头。只是下楼要出去的路上，我和杰登又聊了一会儿，气氛比较轻松了，他问起我在美国的班级。

“其实我很想当作家。”杰登忽然说。

“真的吗？那为什么不回去读书？”我问：“试试看发表作品？”

他真的大笑起来：“制服都穿不下了啦。”

这句话是一体两面，在新加坡这里只要辍学了就不能重返公立体系，只剩下私立学校可去，但能负担的人少之又少。正因如此，更显出丹那美拉的独特——它是难得的教育通道，学习目的不再限于就业，而是生涯，而且对囚犯和出狱者开放。回想起来，中途之家的人对于“梦想中的工作”毫无憧憬是理所当然。

与杰登聊过，然后参观了A区，我更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平等。制度将出狱者逼入特定劳动市场，像是烘焙、洗衣、零售，没有给予他们与一般公民相同的机会。同样问题在美国也能看见，如我设立的监狱教育课程数量极少，低技术劳动的职业训练却蓬勃发展，加上公立大学可以基于多年前的微罪或青少年时期的前科记录让申请者吃闭门羹。

种种现象传递出明确讯息：你们适合用手，不适合用脑。我曾经对学生何塞提议念博士班，他听见以后脸上的神情我一辈子忘不掉。杰登也是同样的表情，那种反应诉说囚犯以及出狱者大半辈子活在怎样的观感下。梦想、学位、对生命的渴求，你们这种人不配。

“社会复归计划就像为癌症病患准备急诊室。”在社会运动方面给予诸多启发的“美国公正领导”（Just Leadership USA）组织成员格伦·马丁（Glenn Martin）曾这样告诉我。新加坡再度展现出一种为伤口止血的权宜之计，可惜纵使设计完善、值得学习，依旧只是创可贴程度，所以旅途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