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8 什么是正义？

挪威

悲伤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狱不然。

——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

爱是未完成的关系。因为未完成，所以没有界线，没有人知道自己会被爱带向何处。在这些面向上，爱是无边无尽的。但若经过考验，厘清、确认了界线，那么就得到完成、定型，也因而失去无限。

——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

早上7点钟，我被起床铃叫醒，爬下床走到窗户边掀开帘子，一片黑暗。这时间到底是清晨还是夜晚？ 11月的挪威很难分辨两者，阳光少得每分每秒都像是处在幽冥中。浓重的云层像是绒毛毯遮掩所有颜色，时不时揭开一角露出些许金光仿佛挑逗。生命在此简化为三个调性：冰蓝、瓦灰，还有血液干了那样的红。

收拾好随身物品，我启程去搭电车。跟以前一样，没有人检查我是否买了票，这里的公共运输系统采用信任制。外头街灯有点暗，虽然奥斯陆是欧洲发展最快的首都，但并未大张旗鼓炫耀自身存在，幽静得令人心旷神怡，美丽又谦和。等车时我进车站书店看看，有一整柜犯罪小说，这个文类在当地很受欢迎。说来讽刺，忧郁暗淡的自然环境仿佛为了犯罪打造，但犯罪并非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挪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也因此我来到这里。倘若地球上真有乌托邦，挪威大概是人类认知中最接近的地方。这个国家生产石油，社会福利极佳，几乎全国人民都享受最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和育婴服务，文化长期重视平等、安全以及社群主义。历史上挪威并非以农奴和采邑制为主，经济一直奠基在小村庄与民主的地方自治，200多年前已经完全废除贵族阶级，社会也不存在明显的阶层。由于气候和地理因素，移民较少，性质单一的人口更增进凝聚力。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决定拍摄纪录片《健保真要命》（Sicko）时，想要找出与美国相反的地方，也就是并非资本主义挂帅、并非人人自私自利地代表国家，一个社会体制和阶级平等的迪士尼童话般的梦幻国度，而他看上的正是挪威。

导演拍摄的一大重心是我今天要拜访的巴斯托伊监狱（Bastoy Prison）。监狱系统很能体现出挪威的先进，采用“常态原则”（Principle of Normality），其意义是剥夺自由权本身即为惩罚，囚犯的生活条件不应低于维持社会安全之必需。

犯罪学者约翰·普拉特（John Pratt）以“刑罚特例”描述北欧国家的低囚禁比例和监狱人道环境。本地监狱规模都不大，一般而言收容人数不超过50人，也有一只手数得完的例子。监狱设施遍布全国，所以囚犯可以留在与家人或所处小区接近的位置，设施内部也尽可能塑造得和外界一模一样。此外，原本小区依旧照顾囚犯囚禁期间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项目，这被称为挪威式导入模型（Norwegian Import Model），宗旨是将囚犯涵盖在一般公民所属的社会福利单位下，形成所谓无缝服刑——入狱前、出狱后归属同一地方政府。刑期大都很短，平均只有8个月，美国则是3年；多数犯人不会服完刑期，通常1/3过后可以请假回家，刑期的一半时间在外面度过。

挪威如此人道的监狱系统，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看来成果非凡。当地犯罪率极低、再犯率也仅为20%。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作为我旅途的终点站？我明白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像教徒似的对挪威体制寄予厚望，但它究竟有多棒依旧是个问号。挪威是否真的能够完整、清晰地指引我走向追寻的目标，也就是正义？

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他们就会像个人

“监狱？”下了车我走到渡口，上了小船以后朝两个船夫询问，想要确认是否会到达巴斯托伊岛。

“对。”其中一人回答，然后搓了搓手取暖。他打量我一阵，蓝色眼珠散发出一股傲气。“那是男人去的地方，”说完他改口大笑，“逗你的，这船没错。”

我望向桅杆顶端，竟然有一只完整的死天鹅卡在上头。

“好几年前看到的时候就被包裹在冰块里面。”另外一个船夫告诉我。他戴着黑色滑雪帽，容貌有点憔悴，但算是和蔼。

“很吓人。”我回答。

“真的吗？我们把它当作吉祥物呢。你怕罪犯吗？”他忽然这么问，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说了下去：“我们都是罪犯喔。”我望进他眼底，察觉一丝笑意。这是个玩笑吗？

“我们真的是罪犯。你怕吗？”

“为什么要怕？”我耸耸肩，仍旧不确定是不是寻我开心而已。

“我叫威戈，”他和我握手。原来威戈真的是罪犯，曾经被判处21年徒刑，这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但他明年就可以出狱。

另一人叫做加托，由于犯罪意图而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不过他本人坚称无辜。加托和威戈带我走进船舱，墙上贴着每日行程。

“我们从早上6点值班到中午，”加托解释，“之后回监狱里面休息，做点运动，进房间放松。你要不要见船长？他不是囚犯，船上工作人员只有他不是。”

上了楼，身材健壮的船长也与我握手寒暄。

“你来访问囚犯？”他笑了，我渐渐体会为何每个人都拿罪犯很可怕这个刻板印象开玩笑。显然在这儿他们不值得害怕，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随着船只前进，我远眺巴斯托伊，松木成林，从灰茫海面朝灰茫天空伸展。船上有几个座位，加托坐在我隔壁，打开电视机转到历史频道。

“你有没有用Facebook？”他问我。

“你们可以用Facebook？可以上网？”我反问。

“在那边的话不行，”他指着松林，“出来就可以。”我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递给他，抵达挪威以后第一次有蓝色天光洒在我头上。

“有些人说巴斯托伊只是个夏令营。”我要下船时威戈走过来，讲话的神情仿佛想要责备我：“或许你也会那么想，不过那是错的。相信我，那里真的是监狱。我们的人生被暂停了，好像冻结起来。”

我指着天鹅：“和你们的吉祥物一样吗，就算小岛很漂亮，还是结成冰。”

威戈用力点点头。

“回大陆去！”他朝加托高呼，准备下一个航程。是现代卡戎[1]吗？我想象小船载着新灵魂进入幽冥世界。

然而，眼前所见并不幽冥晦暗。威戈说得没错，乍看之下真的会以为是夏令营。当然这季节过来看到的是冬日的风貌：斑驳落叶翩然落在骑单车的人身上，没错，他们都是囚犯，还有一辆马车从旁边缓缓驶过，地平线上是一栋一栋的姜饼屋，沉稳黄壁、绿色边框和红色屋顶，周围出现绵羊和乳牛，没有围篱或铁网。巴斯托伊是开放式监狱，这个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芬兰萌芽，已经遍及北欧各国。开放式监狱的囚犯可在服刑期间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目前挪威有三成监狱是开放式的，而巴斯托伊原本是男童教养院，1984年才改制监狱并成为典范。

一位笑容可掬的狱警开着黄色小巴载我到小屋。我进去要登记自己携带的移动电话，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次隐约透露出“监狱”的氛围。督察名字叫汤姆（不是典狱长，不是辅导员，而是督察），他长得很像凯文·科斯纳，招待我一杯咖啡，然后双双在办公室坐下。办公室有花朵图案的布帘、芦荟盆栽，漂着淡淡清香，夹杂壁炉烤火后的余味，我依稀记得以前在新英格兰度假的旅馆也有过类似的时光。

“没用。会那么做是因为懒惰。”汤姆回答得一针见血，毫不客气批判了传统监狱制度，他之前在旧体系有22年的工作经验。窗户边有只苍蝇嗡嗡飞舞，他继续说下去。

“一开始我对新式监狱也有怀疑，但很快就放心了。应该尽量做开放式监狱才对，最好全部改过来。我们尽可能收人，可是空间不够。”

挪威的囚犯在出狱前3年就可以申请转调到类似巴斯托伊的开放式监狱，岛上有115名人犯、73位管理人员，后补顺位排到30号。

“外头有种误解。‘啊，这是控管松散的监狱，其实住进去的还算是好人，就只是个夏令营。’这不是事实，我们的囚犯也……抱歉我借用法语的比喻，他们也曾摔进大便，药物、暴力一样不缺。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其他监狱一直惹麻烦，到了我们这边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居然觉得这种乖宝宝很棘手？道理很简单，把他们当渣看，他们就会变成人渣，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他们就会像个人。”

汤姆打开窗户放走苍蝇：“我们去散散步。”

穿越森林，路旁有马儿吃草，还有养鸟的区块、温室，以及囚犯做午餐的烤肉区。他们共享小木屋般的宿舍，烤火的香味四溢，我想起南非罗本岛；尽管都是小岛监狱，巴斯托伊并不黑暗阴沉，反而十分人道。

“不当作监狱经营，而是看成一个岛。”汤姆解释这里是自然保育区，1/4粮食为本地自产，多数车辆为电动车，所有物资都回收利用。

“农业是核心价值之一。我们追求人道同时也保护生态，动物具备社会功能，它们可以教导我们何谓同理心。所有生命都为这片土地效力。”

“你自己住在岛上吗？”我问。

“我每天搭船通勤，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比起开车去奥斯陆舒服多了。”他摇头：“一开始我到这里也是什么都不懂，我在都市长大的。来了这里以后才觉得人生得到疗愈，是这种生活模式的影响。对囚犯他们也有同样效果。”

汤姆又带我到木屋教堂看看，里面有个铜质大烛台。“挪威不推广特定宗教，所以这里比较类似文艺空间，教士也不像传统神职，反而接近咨询人员。”再来是商品齐全的超级市场，找得到顶级纯巧克力和芦荟汁，一旁红色电话亭免费使用，但汤姆说他认为直接开放手机和网络更实际。

“有什么好怕？难道打电话、上网就可以杀人吗？”他说。

我问起污名化和社会复归方面的情况。

“在挪威只要出狱就是出狱了，”他回答，“没有太大的名声问题。我现在邻居就有一个坐过18年牢的老先生，没什么人在意啊，而且算是常见吧，我自己不少朋友也进过监狱。挪威人蛮包容的。”汤姆停顿一下才补充：“奇怪的是，历史上的挪威人不是这样子。”

这句话算是轻描淡写，古时候维京人可是出海打家劫舍的民族。之后某一天，我去参观了奥斯陆议会厅，外墙上仍留有华丽木雕诉说上古英雄传奇，内容充斥血腥暴力、妒恨复仇。然而，正因这样的过去，如今挪威和卢旺达一样翻转为强调和平宽恕的社会就更令人欣喜。

午餐时间，汤姆再度提出令我惊艳的先进思维。他说挪威的“保守派”放在其他国家或许都算是自由前卫，本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原本对于矫治政策的大方向都有共识，然而由于近年移民涌入导致仇外情绪升高，保守政治势力渐渐想要动摇原本的进步主义策略和对犯罪宽容的立场。例如实际上是保守派的“进步党”（Progress Party）反对外来移民，企图消灭依靠福利补助的生活模式——这在当地称作“naving”，而NAV就是挪威劳动福利部的缩写。近年来本地报纸的报道指出，八成挪威人希望刑罚加重，2010年的民调也显示多数人觉得现行罚则太轻。

“和你们那边的媒体也有关系。”汤姆露出泛黄的牙齿咬着全麦吐司：“美国的电视节目一直宣扬监狱警戒应该要很高，还要‘严惩犯罪’之类的，这里的观众也受影响。幸好风气渐渐转向，过去几年有关你们那边的新闻不少，本地人早就看透了。尤其是美国选举，那些造势演说引用一大堆《圣经》句子，你们真的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吗？还有像莎拉·佩林（Sarah Palin）[2]那种人？大家哭笑不得。那是我们想要效法的国家？”

我叹口气。成也媒体，败也媒体，还有基于恐惧的文化。我向他提起自己在澳大利亚的体验，以及默多克的媒体帝国。

“没错。”汤姆附和，“随便问问就会发现，明明数据说了不必担心，但有些呆子会钻牛角尖，认定社会上到处都是罪犯。”

我又提起德国一项研究发现开放囚犯回家，逃狱的比例才1%。

“对呀，”汤姆点点头，“的确有放出去又犯罪的例子，但其实少之又少，没道理要整个司法制度围绕在那一两个例外上。我常常和别人解释：每年都要放人出去，他们会变成邻居，那你希望这些人像是定时炸弹吗？你想要跟这种人住在一起？啊，对了，”他放下吐司，“你有没有看过那部讲阿提卡典狱长的电影？”

原来有一部芬兰纪录片才刚发行，主题是阿提卡监狱的前主管去了哈尔登（Halden）监狱参观，我之后也会过去看看。影片基调可说是以那位典狱长为笑柄，因为挪威官员认为是矫治的事情，在美国人眼中竟全是危机和风险。

“就连管理人员陪囚犯玩牌、闲话家常、用名字称呼彼此的时候，他脸上都是极其不屑的表情。‘太危险了’，他唠叨个不停。但是有什么数据可以证实他口中的危险？不和犯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要怎样将他们导回正途？这里每个人都认识我家孩子，还知道我的住址和一大堆个人资料。我应该吓破胆吗？”

我感觉仿佛被汤姆督察看穿了。

参观结束以后，我正在等那辆黄色小巴到码头，再搭船回奥斯陆，有个门牙断了的男子走近。

“你是美国人？”他问：“你应该觉得这个地方莫名其妙吧？”

没等我回应，他自顾自说了下去：“可是把人当大便看，他们就真的会变成大便。美国人怎么就是搞不懂？好笑的是美国却又生出了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这么聪明的人。”他说的是心理学界大师，出版许多书籍影片，像是《释放内在力量》（Unleash the Power Within）。之后，男人似乎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你在这儿做什么？”我问。对方身上那件蓝色大衣印着“工程”两个字，所以我直觉认为是要维修器材。

“我？就坐着。等会儿去看医生，可能得调到别的开放式监狱去，因为我好像对马毛过敏。”

唔，是囚犯，我还真没想到。

可是这种意料之外令人感慨，原本就该如此，他和我都是人。还有与威戈、加托的互动也一样，正常又自然，与多年来每次拜访监狱的经验形成强烈对比。在这里，“我们”和“他们”之间完全没有界线。回程船上，这位过敏男子说他以前从事石油相关产业，在世界各地旅行，而现在即使能够请假回家，一年一年下来仍有渐行渐远的感觉。

“可是我还是充满希望。在监狱里面，囚犯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执着在地面的青苔。我决定抬头看。”

我也一样。剎时太阳戏剧性地从阴霾后面探头，灿烂光辉遍照大地，恍如万物重生。

人类全体一致，我们应当大过于我

哈尔登镇位于挪威东南与瑞典交界处。14世纪就建造的要塞气势雄伟，角楼俯瞰铺有卵石的街道。此地空气冰凉，我拍了堡垒的照片以后走到出租车停靠点，开着暖气的轿车送我进入山区。目的地同样是座要塞，不过封闭式监狱总是比较现代，外观特色是20英尺高的混凝土墙——但是没有刮刀刺网，只有围墙。墙面原本就不算特别阴森恐怖，加上外侧松林以及风吹雨打后磨圆的墙顶，若说看起来略带亲切感也不为过。我听说过这堵墙，也知道这里有个外号叫做“宜家”（IKEA）监狱，源于内部具时尚感的装潢，据说是模仿那间瑞典家具商的风格。监狱于2012年正式运作，目前收容259名囚犯与几乎一样多的管理人员，造价为2.52亿美元，被誉为“世界上最舒适的监狱”——这句话通常是嘲弄挪威居然让罪犯居住在五星级酒店的环境里。

不过如果政府负担得起，为何不营造最好的矫治环境给最需要的人？监狱的目的不是矫治吗？我看过哈尔登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但能亲眼得见依旧兴奋。

为我导览的是拉塞·安德雷森（Lasse Endresen），他个子小但性情活泼，担任监狱的业务与小区关系监察员。他很骄傲地介绍了哈尔登监狱的制度，但看我没惊喜也没错愕似乎很失望。这里没有制服，没有铁栅，囚犯共享的居住环境十分优异，有不锈钢的柜子、环形沙发、精致咖啡桌，为了最佳采光设计了长型窗户。操场一样时髦，请当地艺术家多尔克·朗德格伦（Dolk Lundgren）创作出涂鸦壁画。体育馆内不只整齐干净，还设置了攀岩训练场。合唱团里面每个人都亲切，正在练习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和平》。墙壁上以编织工艺呈现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和W·H·奥登（W.H.Auden）的诗。医疗团队也很完善，人员积极，药瘾应对方案齐全。图书馆馆藏丰富，我进去时读书会正热烈讨论某本挪威语小说。

装潢同样美观，而且注重隐私的访客室内备有大量保险套和润滑液，这令我刮目相看、大吃一惊。

“像你们那里的大型会客室其实不妥。”拉塞露出鄙视神情：“我在比利时看过，没有隐私，吵闹又拥挤的环境，家人怎么培养感情？”

这番话十分正确，监狱会客室有多么嘈杂和不自在我自己体验过很多次。拉塞指着角落的玩具：“我们也尽量为孩童设想。”他推开另一扇房门，说：“欢迎回家！”里面壁画是纽约的天际线轮廓。

我脑海闪过某一次进入纽约的监狱会客室，连拥抱告别都要申请许可，之后两人决定拍照留念就好。每个监狱会客室都有摄影区，负责摄影的囚犯拿着古董般的拍立得拍下照片，一张收取2美元，主角是你和遭囚禁的亲友，背景与其说是监狱，其实更像大学生舞会的场地，每周轮替不同主题，其中一幅因为看起来像以前奴隶主的院子，被我戏称是“假山水”，还有另一幅市区景观就叫做“都会夜色”。

“都会夜色”和我眼前哈尔登监狱的会客室壁画极为神似，可是我觉得眼前这景象极不合理，并非因为纽约和挪威距离遥远，而是这里人道气味太浓厚。如果我们出于无奈，非得分离囚犯以及最有机会“矫治”他们的人，也就是爱他们的人，那么至少是不是该给双方足够的亲密时光？明尼苏达州研究显示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有好处，以2003年到2007年出狱者为调查对象，发现亲友探访能大大降低再犯率。

而热情的教育监察员也进一步告知，哈尔登监狱对于人际关系的推动还延伸到管理人员和囚犯之间。

“关系，是我们这套体系的基础。”拉塞强调：“我做教育训练的时候会要求大家态度要坚定务实，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能帮助的问题，或者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不过我们自己一定要敞开心胸，愿意和囚犯互动。看新进人员遇上囚犯会不会紧张兮兮想盖住名牌，就能够判断他们是否适合。”

要进入这所监狱工作，首先得经过两年的特殊培训，课程包括犯罪学、法律、福利、应用伦理学，以及社工。前一天我去学院参观，对扎实的训练与人性的体现深感震撼。如何与囚犯建立关系，如何与他们沟通，如何看见犯罪行为底下更深层的问题，这些就是拉塞口中监狱管理训练的目标，而且管理人员在受训阶段就支付薪酬，社会地位也不低，接近护理师与教师，收入和福利都很好。事实上，这在挪威是颇受瞩目的职业，现阶段开出150到175个职缺，应征者却有1300人。我更进一步得知，挪威也为其他国家训练监狱人员，包括波兰、俄罗斯、索马里。后来我遇见这里的督察，他说自己刚出差从纳米比亚回来。这个趋势令我欣慰，在心里默默说了句：还好找上的是你们，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美国的不完善制度，那可就糟糕了。

“我认识一个在美国监狱工作过的护理师，”拉塞说，“她告诉我监狱里面关了1400人。我问她说：‘你怎么有办法照顾那么多囚犯？’结果她耸耸肩回答：‘我的职责只是不让他们死掉。’”

他盯着我问：“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害怕？挪威也渐渐有这种趋势，越来越多风险评估研究。可是其实挪威历史上监狱暴动的记录只有那么一次，我们到底要评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花大钱购买镇暴装备？”

“之前高层曾经打算建一个冰上曲棍球场，希望囚犯在冬季也能够运动。我说了句觉得危险。他们就回答：‘没错，说不定会拿冰刀互砍。’我说：‘互砍？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我说危险是指那个运动本身容易受伤！’”

看看时间，我告知他们虽然我很希望能一整天留在这里听他们阐述进步的制度，但很遗憾必须赶搭火车回去。

“别急，别急，”拉塞拦着我，“还有很多可以看，之后我载你过去，晚一点还有别班车。”这是第一次有监狱不让我出去，通常都是不给我进入。

太阳快掉到松林后头。拉塞塞给我一张监狱去年制作的音乐剧DVD，剧名是《自由》。他继续带我在哈尔登四处走动，感觉像是要我将每个角落都看得清清楚楚：厨艺学校、“罪犯唱片公司”的豪华录音室、很厉害的风景摄影班将作品制成的精美月历。在纪念品商店我读到了他们出版的食谱，印刷工坊里面有大屏幕麦金托什计算机。

“觉得如何？”拉塞用手肘轻轻撞了我：“有什么感想？”感想，其实就是疲惫。有形和无形两方面都疲惫。在监狱看着囚犯们的处境令人疲惫，感受监狱这种空间的恐怖也令人疲惫。我没有说出这番心里话，只是问了热情的东道主：为什么挪威要花钱造出这样一座超高级监狱，尤其考虑到国内明明还有许多监狱追不上这样的水平？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是个尝试吧。”

我想这个尝试很成功。哈尔登监狱传递给全世界的讯息，也是拉塞试图传递给我的讯息：看看我们如何对待囚犯，你们做不到的话该引以为耻。创造人间炼狱来威慑民众犯罪这项策略显而易见已经失败，于是挪威政府决定踏上相反道路，通过哈尔登监狱宣誓以矫治代替惩治并宣扬司法制度质量与文明程度成正比的理念。挪威人可以引以为荣。

“不过我们也未必维持得下去。”拉塞说。“你看，”他指着麦金托什计算机，“金属都生锈了，五年以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生锈没有影响啊。”我这样回答。锈痕恰好象征了物质表象。然而哈尔登，或者说挪威整个监狱体系，真正的创新之处却在于表象底下的人道精神。一如监察员所说，重点在于关系。

拉塞开车送我到车站，途中提起：“顺便去另一边看看吧。我之前在那边工作了26年才转过来。”他指着一个小村庄里的监狱，那里关了25人。

“那里和我住的村子很像，”拉塞解释，“小小的、很安静，连房子都长得一样。”

在转弯处，一辆车差点儿撞上我们。“这年头好多人飚车，”拉塞嗤之以鼻，开到车站前面停下来，“就是自私，只顾自己好。”

他的一句话悬在我心上。返回奥斯陆的两小时半车程，我望向窗外，迷失在景致和思绪间。挪威的美与我熟悉的热带风情截然不同，没有孔雀那样的绚烂夺目，而是冬季里轻飘飘的乐园，安宁且静谧。世界沉浸于黑与白，我赫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怀念缤纷色彩。或许应该说，这世界原本就不需要那样多颜色，相同并不一定令人窒息，有时候能够温柔地抚慰人心。

挪威的本质也许就存在于这片均匀平等的美丽中。我学会了挪威词汇“likhet”，意义既是“平等”，也是“相同”，可谓一体两面。这国家的司法制度围绕“likhet”来发展：所有人平等，所有人也相同，即使你没犯罪而另一个人犯了。

另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是“Jantelloven”。我初次听见是在奥斯陆时髦的酒店大厅，当时我正和一位妇人聊了起来。

她赞美酒店采用大胆独特、华丽张扬的路线，由于这个国家大部分人习惯了平均平等的风格，所以一般而言会避免出风头。接着她就说出“Jantelloven”，意思是对于独特性、对于个体的成就采取轻蔑态度。挪威人不鼓励大家自认特异或优越。

“这是很棒的概念啊！”我这么叫道，可是对方瞪大眼睛。

“好在哪儿？这种思想会妨碍成长。”

翌日我就去参观了监狱人员训练学院，与研究部门的主任贝莉特·约翰森（Berit Johnsen）聊起这件事。她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听得非常着迷，后来她还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运动、男性气概和监狱内的权力关系》（Sport，Masculin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in Prison），我稍微翻了翻颇为惊讶，内容引用了很多福柯的理论，还有深入的性别、伦理和政治分析评论。这样一本大作竟出自矫治官员？我在学院里面遇见的每个人都和她一样聪慧，于是话题也从证据和数据慢慢进入哲学层次。

“我懂那位女士的意思。”贝莉特说：“‘Jantelloven’有时候会被诠释为‘不得逾越’。”

“可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也正好反映出美国的个人主义过了头。资本主义下，大家太自私自利，不为他人着想。”

“从好的角度来看会得到这样的观察。”她附和：“在我们这里，穷人和有钱人确实都只能去一样的医院看病，教育经费也可以从公营银行贷款，所以每个人都能上学。另外有一个叫做‘dugnad’的制度，就类似义工、服务小区的传统。文化上我们就注重劳动，劳动工作是得到社会福利的方式，不工作的人会被孤立在社会外。所以我们这儿很少有女性找到有钱老公就不做事，每个人都觉得要有工作才归属于社会。”不过后来贝莉特提到挪威也面临令人忧心的文化变迁。

“新世代的年轻人开始想要出名，想要引领风骚，问题是不可能每个人都爬上去。否则清洁工作谁要做？学校老师谁去当？但现在挪威人想要坐办公室，以为这样代表自己很杰出。我们该给孩子的教育是告诉他们平凡人就很棒，每个人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适量的“Jantelloven”可以帮助挪威，也可以帮助全世界。大规模监禁现象不兼容于“Jantelloven”的概念，只有资本主义造就泛滥的个人主义才会拥戴监狱，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置于邻人之上，置于社会整体之上。如果一个人重视小区、社会多过于自我，便不会严刑苛待他人，出乎本能就意识到他即我、我即他，所有人实为一体。若我有所成就，也要归功于他，若他有何过失，也应究责于我。人类全体一致，我们应当大过于我。

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

留在奥斯陆的最后一天，天空飘起雪了。我不在意天气湿冷，雪舞漫天也实在迷人，老旧房舍、阴暗街道因此面目一新。奥斯陆大学的研习室内坐了多位学者，挪威在批判犯罪学领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而且与喜欢科学数据的美国学界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哲学面的探讨。巨擘之一是尼尔斯·克里斯蒂教授，收到我写信联络以后他传来邀约，希望我可以对教职同仁发表一些感想。能有这个机会我十分雀跃，克里斯蒂教授是我在司法正义研究上的导师，我会前往卢旺达和南非都是因为读过他阐扬修复式正义的著作。教授也通过文艺作品的哲思和韵味引领读者深思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样给我很大启发。

“贝兹，说说看，”他递给我腌鲑鱼和鸡蛋三明治之后为我引导话题，“来参观以后有什么想法？或者在其他国家有什么见闻？”

我叙述了自己的监狱之旅，由广至深，一开始是针对如何定义报复、宽恕，以及矫治的大方向，后来进入实务层面的监狱经济问题，例如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的例子。结论是所有国家都呼应了曼德拉的想法，而他那句话也成为我旅程的滥觞：监狱是社会所创造，也如同镜子一样反映出社会的状态。

低头看着稿子，我感触很多，想说的很多。两年的全球旅程，亲身体验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切入。

首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克里斯蒂教授在《对痛苦的限制》（Limits to Pain）一书中所提及：“施加的痛苦越少越好。”他感性指出人生已有太多哀痛，地狱般的环境实在不必要。

第二，是我们应当将焦点集中在社会体制而非个人行为。监狱制度从建立起初就是政治经济的工具，背后主导者是贪求金钱与权力的少数人，这一点我在不同国家看到了同样真相。南非、巴西、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人的生命选择受到社会力量、种族阶级、历史上的不公不义，甚至生理现实控制。因此我们必须发扬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提出的“理智双向观”（intellectual binocularity），也就是人类在认知自己主动的行为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兼具被动接受的角色，优劣成败有太多影响因素，绝非自己一人所决定。若理解了这点，面对人我的好与坏就能更加谦虚和仁慈，衍生出的就不是压迫，而是再造了。

第三，举证责任不应归于我方，而是对方。不是反对监禁制度的人必须提出如何抑制犯罪，而是支持监禁制度的人才应该面对问题，因为就逻辑来看，要是一个系统的失败率高达六成（这是指美国出狱者的再犯率，但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也没有比较好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砍掉重来才对。所以对话主题不该是监禁以外有什么替代方案，监禁根本只能视为最后手段，所有办法都无效时才执行。美国学者迈克尔·唐里（Michael Tonry）曾经将监狱比喻为吃药，看似治好一个症状，却又因为副作用引起别的问题。还有指标性的学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也提出“废除式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她认为如同当年解放黑奴不只是终结奴隶制度，也要建立新的体制取代，若要废除监狱，过程不只是拆，还要重建。“废除监狱，”她在著作中说，“前提是大众认清现行社会秩序存在错综难解的瑕疵，必须进行剧烈的变革。”而过程包括“制度、思想、策略的重整，只有创造新制度、新思想和新策略，才能够根除监狱”。

根据我在这些国家的体会，所谓“重整”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大项，也就是狱前、狱中、狱后。狱前这部分最关键，刑罚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方案，每个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改善引发犯罪的环境根源，如此一来监狱自然派不上用场。比方说降低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数据已经显示人民所得严重不均的国家，命案比例相比于收入均等的国家超过四倍。挪威的国情与福利制度都是很好的参考，但同时美国其实也有新风潮，一半的州都已经施行，名为“司法再投资”（Justice Reinvestment），内容是将美国原本想用于监狱的540亿元挪到小区资源与基础建设上，弥补大规模监禁造成的破坏。

回归本质，其实和医疗保健一样，预防胜于治疗，强化小区功能和更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才是正途，如牙买加、巴西、南非，以至于美国，采取压迫手段是不会生效的。尤其毒瘾者和精神问题者，必须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才能搅动死水。废止强制刑期制度，终结“一体适用”的刑罚理念，不只是美国、新加坡或者泰国，即便在挪威，我也遇见因吸食海洛因而被判处16年徒刑的年轻人。美国许多州已经展开行动，放宽最低刑期，对毒品犯罪实行更全面的司法裁量。

2011年，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内的许多世界领袖出席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s），他们公开宣布“全球对毒品宣战已告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度强调刑罚却不重视预防和治疗，还建议各国修改法律，以规范取代禁制。我们应当追随欧洲脚步，尤其从德国与荷兰借鉴。我的旅程没有包括这两地反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举世皆知，政策着重降低毒品可能造成的伤害，深耕于医疗、预防、治疗，以及规范。至于精神疾病，重点自然也该放在医疗院所而不是监狱。以荷兰为例，法律规定被告应接受各领域专家咨询，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社工、行为治疗师、律师，以及法官。

其他犯罪行为则根本无需区隔“暴力”或“非暴力”，毕竟针对犯行加以处罚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道德争议，目标应以修复为主。卢旺达和南非很具参考价值，再看看欧洲数据，仅少部分判决确定的罪犯真正进入监狱服刑（德国为6%，荷兰为10%）。他们以罚金、调解、社区服务取代，还有类似缓刑的延迟刑期制度。荷兰法律规定若法院要执行拘禁必须特别提出理由，否则平时应以“交易”或“劳罚”两种惩处形式为主。所谓交易就是犯罪者缴纳罚金给国库，达成一定的经济水平或者参与职业训练；而劳罚与卢旺达TIG公共服务营类似，犯罪者以为小区服务来赎罪。挪威也是采取相同态度，逐渐对刑期4个月以下的犯人采用电子监控而非坐牢。

即使经过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还是有人无法活在自由社会，因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威胁；也有人必定得离开社会一段时间、接受矫治，然后回来做弥补。针对后面这个群体，我们无需使用现行的监狱，可以另外成立一种机构，姑且称之为干预体系吧。干预体系可以学习古时候最初期的监狱，是一个治愈心灵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让受害者沉淀情绪、计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后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干预体系的目标是促使加害者面对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决定，过程可以纳入我在乌干达、牙买加、泰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地看见的疗愈性活动，包括戏剧和音乐、阅读与写作，还有修复式正义集会——简而言之，目标是真正的矫治和修复。克里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适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复”（restoration）的字源来自古北欧语（Old Norse），意义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北欧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家人探视、犯人请假返家不但应当予以容许，还该多多鼓励，进入机构内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担负充分责任。干预机构必须接受系统性且统一标准的审查评分，保持公开透明，因为一旦脱离大众视野，机构就不再属于社会。与教育相同，规模以及工作人员数量是最重要的指标，机构应当小，尽量寻找最杰出的人来塑造最健康的环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亚和挪威本地所见。

“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样的人，才能做到释放的不只是囚犯，还包括狱卒。”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的致词。一如奴隶制度剥夺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人性尊严，歹毒的监狱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锢了维系制度的人员。

干预体系不会将人留住太久。我们应当学习挪威，尽可能缩短刑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重刑没有发挥吓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矫治过程的效果反而相对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进入弥补阶段。

犯罪者获释后不该因为坐过牢而一辈子受折磨，否则等于否决了人性。比较挪威和美国，我们不应当在网络设置任何人都可以查询的前科记录数据库，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犯罪记录仅限于司法单位调阅，不该对外开放。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努力提高离开干预体系以后的就业率。纽约州已经对配合政策的企业开出抵税奖励，而且额度不必局限在州政府目前规定的2400美元。美国部分州政府禁止雇主在文书资料或面试初期询问求职者的前科记录，这项政策应该全面实施。最重要的是通过广告、营销、公共论述，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扭转文化趋势，大众不应对危险过分恐慌，必须宽恕和凝聚小区共识。那样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曾为囚犯的俄国小说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为何写下：“要是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要是真的在某个地方有一群坏人，所有恶毒罪孽都是他们干的，那么只要将这群人隔绝起来全部消灭就好了。但是善与恶的界线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心中，有谁愿意毁掉自己心智的一部分吗？”

一开始我想讲这么多。

不过最后我没有真的在研讨室内高谈阔论。亲眼见到精神导师以后我退却了，只平淡陈述了在挪威的见闻，觉得多么特别又与期望相符。

克里斯蒂教授浅浅一笑，仿佛隔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监狱，同时对管理人员和囚犯发表演讲，”他开口缓缓说道，“那是个美丽的夏日，岛上风景漂亮极了。山、海、动物，巴斯托伊看起来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演讲结束以后，我朝着囚犯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假如刑期结束，各位可以继续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谁愿意留下来？’经过一阵迟疑，他们面面相觑，神情紧张看了看管理人员。最后终于有人大喊：‘才不要！’”

“日后只要我开始以为挪威的监狱很人道，那句叫喊就会在我脑海重现，‘才不要！’事实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旧承受痛苦和污名，而且因为这里表象比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难揭穿真相。因为好名声，结果更难推动人权。我们这儿并不是完美无缺。”

我点点头，其实原本我就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脑袋里冒出一些线索。相较其他国家，这里几乎没有种族议题，同为北欧民族的囚犯与具投票权的自由公民没有外貌分别，因此大众对囚犯产生认同感比较简单。

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监狱内的依旧是穷人和毒瘾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个原因是如酒驾或意图犯罪这种微罪也可以判处徒刑，但那种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监狱里面其实有三成外来民族，多半是东欧人，这个族群的再犯数据可就不小，尤其他们被遣返出境后常常立刻再偷渡回来。

参观哈尔登监狱时，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带我进入阴森的禁闭室。墙壁上散布抓痕，与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闭一天会换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过挪威没有限制禁闭时间上限。另外，其实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并非没有黑暗面，尽管不像欧洲其他国家有过殖民期，政府也曾经公开致歉，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主动将境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受死。

后来我心里感觉比较踏实了，就和克里斯蒂教授提起在哈尔登访问过陶艺班，遇见几个囚犯，里头有一位好像不到19岁，右眼底下有三个刺青小点。

“这里很棒啊，”他的笑声有些许得意，“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大笑了。这是监狱，哈！”

隔壁的男子雕塑着陶土面具，造型模仿蒙克（Edward Munch）的经典画作《呐喊》，我之前才在挪威国家美术馆看到真迹。他听见这对话，忽然抬起头。

“真的？”男子闷哼：“我当初笑不出来，现在还是笑不出来。”撂下这句话，他又继续捏陶。

和克里斯蒂教授分享这个故事以后，我又提到纽约班上学生对于奥蒂斯维尔的第一印象。那里有翠绿山麓，到了秋天一片红褐色也很美。

“很漂亮的地方。”他们起初也发出赞叹声。

可是诚如水手威戈所言，监狱就是监狱，无论景色多美、平板电视多大都不能填补囚犯的寂寞隔阂，以及坐牢导致的人生停滞。我怀疑眼下有刺青的少年虽然脸上挂着笑容，内心深处却不断哭泣。我感觉得到他的逞强，或者说甘愿沉溺表象：总有人说“哈尔登监狱像是五星级酒店”，他听了许多次，于是说服自己相信。纵使他真的笑了，不也一样悲哀吗？假如监狱比外界还好，那么社会到底给了大众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你说得很对。”克里斯蒂教授点头。

我问教授对于新纳粹主义者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有何看法。2011年他犯下“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在奥斯陆公家机关大楼安装炸弹炸死8人，不久后又到于特岛工党夏令营地开枪扫射夺走69人性命，可谓挪威司法制度面对过的最大考验。

“他的确需要‘痛苦配送’ （pain delivery）服务。”克里斯蒂喜欢以这名词取代监狱，《对痛苦的限制》书中解释因为它“听起来很像牛奶配送”，仿佛因此天然无害了。“‘痛苦配送’到了这个时代，演变为追求稳定、效率、卫生的业务，”他写道，“简直和配送流程一样。”

教授进一步回答他对挪威政府最后的做法深感骄傲。审判在修复式正义概念下进行，包括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在内所有受害人都可以直接在法庭发言，而且每一位都个别得到法律协助，于是总共出动174名律师。最后由5位代表组成的陪审团无异议通过处以21年徒刑。在挪威，除非是战争罪或种族屠杀，否则无论如何最高就只有21年刑期，换算起来每条人命不到100天。布雷维克待的监狱与哈尔登环境类似，可以通过函授课程上大学，生活条件与一般人无异，因为目标是矫治。当然，前提是他可以改变，大家都明白世界上有些人无法矫治成功。不过，民调显示挪威社会对于这个判决异常欣慰。

“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克里斯蒂说，“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应，也没有酝酿出仇恨恐惧。”虽然布雷维克的罪行违反了爱、接纳、多元这些价值，大众却完整地把这些品质表现出来了。群众运动兴起，以玫瑰花象征宽恕精神，许多人将花束放在各地纪念碑前致哀，政府也暂时免除关税，让所有民众都能负担购花费用。

和卢旺达相同，一场悲剧转化为社会凝聚共识的机会，没有被报复和仇恨撕裂。可是“9·11”事件以后的美国并非如此，公共论述关心的是如何以牙还牙以及自我中心的爱国沙文主义，人民心灵受恐惧统治，政府也以宣战作为响应，冤冤相报永无宁日。安吉拉·戴维斯指出这种政策其实是对整个社会做情绪凌虐，并将之称为道德想象上的犯罪，因为人民被强迫切断连结他人苦痛的能力，等同于“抹煞公民的道德和情感”。她还质疑为何“在全世界都认同我们哀伤苦痛的时刻，我们自己却急着认定国家欠缺向心力”？

针对犯罪，我也想提出同样的疑问。如果当初能把握机会，将我们、他们这两个概念从对立（us-versus-them）转化为协同（us-and-them）会是怎样的光景？如果不加深隔阂，而是更深切体会到所有人紧密相连，每个个人的行为都能够影响到许多人，那该有多好？或许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同。

午后又降雪了，雪花在街灯下舞动。时间晚了，其他教授纷纷离去，克里斯蒂留下来继续与我分享想法。

“我们的职责就是缔造出人民最为睿智的社会，以及一般人都可以好好打理生活的体制。”他反对幼儿园，因为幼儿园将照顾发展之初的孩童转化为营利事业，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克里斯蒂反而认同小型村镇和少数民族区（ghetto），居民可以照顾、教育、保护彼此，而且各种改革只要全体集会就能推动，不需透过繁琐的议会和选举。他主张报纸和各种主流媒体都应该由教授等级的学者撰写，而且行文风格要直白易懂。关于毒品，他觉得真正危险来自于“大家觉得毒品太危险，所以连相关的教育都不该提供”。克里斯蒂也描述挪威的山中大会（Meeting in the Mountains），活动时受监禁的人、监狱管理人员，以及学者齐聚一堂，在度假地滑雪、对话，推动监狱内外的进步改革。

过程中我不断赞叹这位86岁老先生的择善固执，他至今仍能以孩童的纯真目光观察世界，不停质疑既存体制、结构，以及大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也因此成为司法上的真英雄。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司法的对立面并非犯罪或不公不义，而是故步自封。正是因为社会故步自封，我才选择踏上监狱之旅。于是我顿时明白为何以前每当对监狱似乎感觉自在些了，内心深处就涌出一股忧惧，原来并不只是害怕自己的理智陷入惰性，而是担心我失去追寻司法正义的热情。

接着我想起出狱进入约翰·杰伊学院就读的学生。我的课堂内容通常围绕两个主题，也就是种族和司法，好几周时间大家一起质疑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学生多半举手发问：“那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他们：“答案就是问题本身。”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现实生活里的种族和犯罪议题太过庞大，无法以美丽的词藻带过。人性本就复杂矛盾，要处理人性问题的系统必然得有对应的内涵。我们能做的是持续提出疑问，挑战成见和各种僵化信念。过去两年我看见同样丑陋的结构扩展到全球各地，乌干达、巴西、澳大利亚，因此我们不得不警觉了。为何文明会停滞至此？人类怎可如此怠惰？我深信人类具有想象、革新与创造的力量，监狱是一个失败的想象，一个真正的悲剧。

“我并不认为这里的制度够好，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培训学院的贝莉特·约翰森也这么说过，这句话拨动我心弦，原来看似乌托邦的国度也还有努力空间。这条路通往我的追寻——司法的目标是精益求精。爱是行为，司法是动词，正义则是旅程。不应停滞，不可自满，绝对不能松懈。司法正义作为运动，必须动起来。

英勇将是普遍的人性，而不限于特定少数

旅程结束回家了，我自己也出现释后矛盾症状，感受到隔阂、孤单。然而，通过在监狱里面接触到的生命，我又获得无比深厚的连结。进入过集中营还侥幸生还的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在《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书中解释这样的心理状态：“一个人越能忘记自我，越是将心力用在贡献或爱，人性就会越丰富，也越能实现自我。所谓自我实现不是达成某个具体的目标，一个人越是汲汲营营于自我实现，就越不可能自我实现，实现自我是在超越自我时连带发生的效应。”

在自己家乡的监狱世界里，我与“直升班”的两个学生失去联系。释放以后他们说要参观学校，结果人不见了，原本还提过要注册。查询网络上狱友名单也没看见他们的名字。还好，至少没有再回去坐牢。

接着我与世界各地的监狱通信。乔纳森从南非捎来消息，新一波的修复式正义工作坊已经展开，格斯温表现良好，一直记得和我的谈话，不过人还在牢里，也需要支持扶助。

桑托斯写信告知卢旺达那边的监狱参观计划很顺利。他说起自己和其他青年朋友的学习心得，我读了心里一揪：“永不放弃。努力使上一代明白唯有和解能够为国家带来恒久和平。彼此信赖。即使种族屠杀摧毁了人际关系，但要保持信心，我们可以修补裂痕。通过觉察他人达到宽恕，并营造宽恕的文化。年轻世代不必极端，思想应有弹性。我们无须成为残酷历史的奴隶。培养诉说真相的习惯，拥抱爱。”

巴西的玛拉与安德烈、澳大利亚的布兰特、泰国的娜帕蓬也都和我保持通信，他们都在各地不断进步。挪威的监狱读书会寄给我一大袋的信和诗，希望与奥蒂斯维尔的班级分享。最戏剧性的是乌干达，我离开那儿已经过了一年多，非洲监狱计划将一封信的扫描图文件传送过来，是之前教过的学生威尔逊所写：“写作班的同学们很想念你，非常感谢你在创意写作方面的指导。大家都维持写作习惯，也许有一天你能读到作者是威尔逊的书……我的刑期快要结束了，请代我向那边监狱和大学班上的同学问好，转告有人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我诚挚希望那里的狱友们都能成为好公民。”

信件署名是“波玛区长巴法齐·威尔逊，监狱创意写作班班长”。

过了没几天，凌晨4点23分，我的电话忽然响了，显示来电者不明。

“贝兹！”竟是威尔逊。我没问他如何能从监狱打电话过来，但勉励了他：“只剩半年就可以出狱了。”

几个月以后，就是我从巴西回美国那一次，又是早得离谱的一通电话。“贝兹！”威尔逊叫了起来，然后哭着说：“我好高兴，贝兹。3年2个月，我终于出来了。”

而且他找到新家。当初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监狱很执着的年轻朋友阿尔替威尔逊先垫了一个月房租。等我从挪威回国，接到阿尔的电话，他表示正在筹备社会复归计划，在囚犯和外界工作机会之间搭起桥梁。我听了眼睛一酸冒出泪，果然改变会在人与人、心与心之间渲染——并非源自于我，一个外地人，而是发自大家内心。

来自各地的消息解释了为什么我总能乐观以对。旅途使我见识到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些体验留下不可磨灭的内心转变：现在的我是个更好的教师，能够将地图上司法问题的点串连成线，愤怒和悲哀都更深刻了，因为我见证了人类文化最黑暗的一面。

但同时，在各国的各个监狱，我看见人性最灿烂的光辉。纵使制度残缺不全，仍有许多人忍耐，跨越重重难关，许多有能力的人也试图扭转现状。黑暗越深沉，英雄们就越闪亮。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认为，虽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世人却应该追求平庸之勇，如此一来“英勇将是普遍的人性，而不局限于特定少数”。

基于平庸之勇的概念，每当有人问我：面对大规模监禁、大规模司法不公这类看似难以撼动的社会议题，除了捐款给相关组织以及参加造势活动之外，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回答十分简单：保持觉知，了解问题，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将信息传递给所有愿意倾听的人。亲人朋友、公交车司机、街角邂逅的路人都无所谓。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为教育家。在别人心中播种，也许就能萌芽成长，开花结果。阿尔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只是一起观光，一起欣赏雷鬼音乐，结果无心插柳柳却成荫。虽然现实环境的改变仰赖于政策改革，但是不要忘记政策改革又仰赖于大众心态的转变，这是所有人共同肩负的责任。

我在挪威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可是这短短时日中，我仍然看见世界正向发展的点点滴滴。纽约有三所大学同意未来入学申请书上不再询问前科记录，美国自由公民联盟收到成立以来最大一笔补助金，并用于降低监禁率。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数月之后任期届满，日前政府宣布奥巴马总统计划动用行政赦免权，数万名联邦监狱内的毒品犯可以受益，此外也对大规模监禁问题做出多项表态，呼吁寻求替代方案；同时前总统克林顿与一群官员谈话时也指出，“国内的重罪案件有极高比例其实只是少数人行为”，然而政府“好比拿出霰弹枪乱枪打鸟，要大家坐牢坐很久”。2014年美国选举时估计有585万人因为重罪记录失去投票权，后来加州通过47号提案，将例如入店行窃和持有毒品这种非暴力却列为重罪的行为改为轻罪，因此1万人将提早出狱。

种种迹象令我更有信心，监狱改革必定能够持续，毕竟如今连右翼也称基于成本考虑而加入反监狱行列。威廉·本尼特（William John Bennett）、杰布·布什（Jeb Bush）以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都参与正确打击犯罪（Right on Crime）[3]这个保守派全国性运动，期盼司法制度能节省费用，实行高本益比的手法降低再犯率，并更加照顾受害者。2007年，共和党主导的得克萨斯州提出2012年之前必须在监狱增加1.7万个床位，预算高达20亿，但后来议会决定将钱用在以小区为主的替代方案，如缓刑、调解庭、戒毒疗程，成果是犯罪率降低25%，根本不需要多余床位。

依照趋势看来，我们可以期待监狱时代慢慢走向尾声。它们步入历史以后，会与颈首枷、断头台作伴，这些刑罚手段的残酷实验的退场时机不远了。

然而，事实上在制度面修修补补，东一点改变，西一点革新，恐怕无法达到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前一年慷慨激昂演说中所提及的“价值观的真正革新”。人类历史见证了种族主义者和阶级主义者紧抓着社会结构不肯接受转变，吉姆·克劳这个形象重生于大规模监禁，差别只是“有色人种”换成“重罪犯”。经济考虑没办法和道德思想相提并论，即便做法正确，但若出发点错了，仍无法建立永续变革和崇高正义。

此外，眼光不能仅放在美国。虽然美国正试图除去自己的心魔，也别忘记美国文化养出了巨兽，触手牢牢攫住地球上许多地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操着不同语言却是本质相同的监狱。我们出口了一个不理性的系统，监狱史本身在疯狂和忧郁之间摆荡，前进、后退，再前进、又再后退。制度整体呈现出此种趋势，就像秋天开学了，每一个学生入学时，就有另一人即将被逮捕。跨出一步的同时又缩回一步。

所以关键在于不断迈步前行。司法正义本就无尽繁复，必须无穷尽提高自我标准，所以需要更多投入、更多社会运动，经过更多努力和更多失败，换来更多成功。完成使命、探求意义的航程，动力来自我从不离身的救生衣，它可保心灵永不陷溺。它名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