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6 民营监狱

澳大利亚

价值观的真正革新促使我们质疑过去，乃至今日的许多政策是否公平正义。我们必须扮演所谓的好撒马利亚人，而且这只是开始。总有一天我们得清除路上所有障碍，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无须担心遭到殴打或掠夺。同情心不是给乞丐硬币，而是扭转创造乞丐的体制。

——马丁·路德·金

“你是否曾被起诉定罪？”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的时髦电子入境柜台前，屏幕闪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得到的欢迎。而我回想一下，才不过两天时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三度问我同样的问题。之前两次是还没上飞机，办理电子签证的流程就预先调查。

《绿野仙踪》的奥兹国[1]反复问别人是不是罪犯，一方面合情合理，另一方面非常讽刺。事实上，澳大利亚是建立在刑罚上的国家，时间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这里所有人大概都有前科。在监狱风行以前，欧洲各国喜欢以流放作为惩罚手段，殖民国家前前后后送出了约25万所谓“罪犯”（convict）到异乡，包括新加坡、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百慕大、毛里求斯等等。美国独立以后，澳大利亚也加入了流放地的名单，因为英国没办法再将不要的子民丢到北美。1788年到1868年间，共计16.6万人，男女老幼皆有，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1830年，这些外来者和其子嗣已经占殖民地人口的九成。

这已不只是惩罚。1833年废止奴隶交易，殖民地犯人就成为欧洲各国的劳动力，协助他们进行基础建设、振兴经济。即便之后不再输送囚犯，他们的经济价值并未因此衰减。以美国内战后为例，国家重建依靠着罪犯的劳动力，从铁路到耕地都靠他们辛劳付出，阿拉巴马州直到1928年才停止出租囚犯给联邦政府。

这是监狱这门生意的起源。法律、商业和政府利益的结合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数百年。

在万杜，我看见人性

我利用寒假期间前往澳大利亚蹚浑水：资本主义和“罪犯”在现代混合成为一门价值高达270亿美元的民营产业。故事回溯到1985年，肯塔基州马里昂县开设了第一间民营监狱，管理模型随着利润数字向外扩展，时至今日，美国最大的民营监狱公司“美国矫治公司”（Corrections Corporationof America），资产总额达17亿美元。类似产业在10多个国家出现，如英国、法国、新西兰、加勒比海诸国，以及南非。

产业触角也伸到澳大利亚。即便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地理上如此遥远，就刑罚政策来看却是好兄弟。20世纪70年代起，澳大利亚援用美国社会对犯罪采取强硬态度的语言，据此制定惩罚手段，即使当地命案和抢劫案件明明很低：2011年命案率为10万人中1人、抢劫率为10万人中4人，而且过去20年里持续下探，可是监狱人口平均每年增长9%。目前澳大利亚民营监狱人口在全球比例最高，全国3.3万名囚犯，有19%囚禁在民营机构中。澳大利亚还有完全民营的移民收容系统，运营者为英国信佳（Serco）集团，该企业在澳大利亚西部有两所监狱，管理8000人。

“信佳？是什么，操作系统吗？还是《黑客帝国》里的母体[2]？”我对布莱恩打趣道。

布莱恩是我在泰国认识的犯罪学者，他提到自己通过澳大利亚珀斯市科廷大学进入监狱帮忙，聊着聊着我开始抨击民营监狱这个产业。

当然我和布莱恩意气相投。事实上，任何改革派都会视民营监狱为毒瘤，毕竟就本质来看，这种机构的存在是吸取纳税人的钱，并掌控着活生生的人命。更何况为了获利，运营方式自然包括政治上的游说和献金，花费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刑罚政策更紧缩。以美国矫治公司为例，1999年到2009年间就花费1800万美元游说联邦政府，与它保持密切关系的还有全美议会交流理事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这个组织持续推动更严格的移民法规和刑责，并向48个州提议，表示只要州政府保证监狱床位使用率在90%以上，他们就愿意收购州立监狱。

“这些我都知道。”布莱恩回答，“当时我还出面抗议，到市政厅前面站了好几天，反对监狱民营化。不过后来我发现背后的问题比我以为的更复杂。”

“真的？”我还很怀疑。

“你自己过来看看比较快。”他回答，于是几个月以后，我飞到了澳大利亚。

“看来和凤凰城很像啊。”飞机上坐我隔壁的美国同胞低头看着珀斯市说出这句话。

周六下午，外头摄氏44.4度的炎夏天气，不见任何人影。西澳大利亚首府宛如鬼城，我进饭店确认房间以后就上了免费的市区公交车，先经过纯净的河滨公园，再开上纯净的地下道，最后来到纯净的海岸。喔，原来大家都在这儿。斯卡布罗海滩上人潮汹涌，肤色黝黑的金发美女送上免费柠檬水，更多金发美女在大浪上跳跃，像是想和云朵击掌庆祝。

坐在这座干净美丽的都市，被冲浪者和沙滩客包围，很难想象附近有座监狱。澳大利亚监狱人口在过去10年已经倍增，西澳大利亚的人均囚犯比例更是全国最高，其中近半数并非暴力犯罪；一如美国、巴西、南非，监狱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弱势。原住民占全澳大利亚人口仅2%，却占监狱人口的27.5%。西澳大利亚监狱原住民比例尤其高，比起美国监狱里的黑白比例还要夸张——澳大利亚原住民入狱率将近是平均的20倍，每24人就有一人坐牢，原住民年轻人也比澳大利亚其他所有族群更可能遭到拘留，概率高达50倍。

“欢迎来到奥兹！”布莱恩给我一个拥抱。隔天早上他来饭店接我，久别重逢自然开心，就算之后大半时间要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也无妨。先前泰国之旅我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一方面志趣相投，有共同使命，另一方面他的豁达乐观非常振奋人心。虽然我也保持积极正向，但能遇上理当不存在的同类，还是个经历过生命低谷的人，我内心得到了特别强大的激励。我喜欢与这种人交往，时时提醒自己希望不灭。

我们前往万杜社会再融入机构（Wandoo Reintegration Facility），那里戒备层级最低，收容18到24岁的男性。布莱恩解释那里过去是少年看护所，他参与幕后转型团队，将其改造为现在的样貌。机构锁定特定年龄层，在法律上已成年，但心智其实仍暴露于危险之中，容易受害和受到冲击。而这机构在2012年交给信佳集团管理。

“你应该看看转型前的情况，实在很惨。”布莱恩说，“连味道都很……不真实。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只有腐烂的垃圾才该摆进去。”

抵达时我嗅到的气味是午餐。没有安全检查，我们直接走进用餐区，只不过我因为时差有点恍惚。

“忘记带证件吗？没关系，先拿些东西吃吧。”柜台后面的女子一脸微笑。

霎时我以为自己是不是进了电视广告：背景是绿色山丘和清凉微风，像是位于马里布市的矫治中心，名字叫做“航道”（Passages）、还是“希望”（Promises）[3]？接着，一阵恶心感袭来，每次闻到这种取餐区的气味，我就不自主地激发出糟糕的记忆。但这一回，身体的感受缓缓消散后，其实餐点的味道似乎还不错。

“囚犯在哪里？”我问。

“你是说这里的住户？”她往旁边一比。就是周围走来走去的这些人，没有谁套上制服，所以我根本分不出工作人员和囚犯。

“大部分在上班，要晚一点才会过来。”

“我不懂。”我坦承。

“很多转到这里来的孩子们一开始也不懂，”她笑道，“以为会是传统的惩罚机构，大家习惯以前的监狱制度了，所以很被动、压抑。但在这里，他们是主导者。”这位女士并非所谓矫治官员，在万杜不使用这种词汇。她只是服务人员，背景甚至与犯罪或司法无关，而是心理咨询，就职后，信佳集团还赞助她攻读博士。

“来杯茶？”她说着便端给我一杯。我轻轻喝了一口。

“温迪！”住户喊着我面前这位精神奕奕的苏格兰裔监督官——在这里她的职称叫做“约聘辅导员”。温迪带我们离开用餐区，进入会议室，壁纸上有色彩明亮的原住民艺术插画，整个建筑物通风良好。

“万杜的主要任务，”温迪送上柠檬戚风蛋糕后解说道：“是协助住户预备好获释之后的生活，所以要培养生活技能，提供教育训练与就业辅导。大男孩在这里最多待3年就得离开，之后我们持续进行密集的个案管理追踪，加强社会再融入。出去以后，他们也要参加药物和酒精戒断团体，毕竟他们的前科大半和药物或贫穷都脱不了干系。此外，这里会定期举办艺术或音乐的工作坊。其实他们自己可以说得比较清楚。是吧，小伙子们？”温迪朝同桌的三个年轻人挥挥手。

三个人点点头，面带微笑，神情自若，身上衣服像是足球队的，还是南非跳羚的颜色。

“我平常挺忙的。”19岁的詹姆斯说。他的头发呈姜黄色，绿色上衣沾了一点的颜料：“要跑计算机室、心肺训练室和图书馆，时间不够用。那是没上班的时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半之前，我在食物银行那边做事，也是我们回到社会之前的准备之一。”

温迪稍微打断，指出万杜这里采取修复式正义的原则，而她个人称之为“关系模型”。

“这边和学校挺像的。”接着说话的麦克穿着黄色T恤，他隶属于囚犯自治的相关部门：“如果起了什么争议，我们就开会解决，和一般地方政府差不多。各种基本运作也是我们自己处理。他们不会命令我们做什么，都是先征询大家的意见。”

“我记得我偶尔可以发号施令啊，”一个辅导人员在旁边听了大笑，“但是都挺人性化的吧？”

“我也一样到食物银行上班，”麦克继续说，“这里的住户每天都必须外出做社区服务，下班才回来。4个月之后我就可以回家，不过要定期回来演讲、探访，不是走了就算。教授，你们那里的监狱也这样做吗？”

我拿“监狱直升班”项目的例子回答。他们对于学习经验交流、监狱学生和一般学生的互动特别感兴趣。

“在食物银行上班的时候，顾客把我们当作一般人看待。那种感觉很好，觉得自己真的很正常。”麦克说。

他们三个不明白我开的课程为什么取那样的名字。那其实是个文字游戏，“监狱直升班”一开始是个讽刺的说法，暗喻美国有些学校的情况实在很糟，几乎成为罪犯养成中心，学生直升刑事司法系统。“在学校里面装设金属探测器？”三人复述我说的话，脸上露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学校直升监狱？”

“我常常出去冲浪，只要下班有空就去。”另一个人这么说，而他精壮的身材也的确像是个冲浪客，而且金发绿眼，手臂满是刺青。

准备离开万杜时，他们和我道再见，出去路上有个小插曲。几个住户和督导员围在小草丘上伸手指着什么东西。

“有蛇！”

“别紧张，”温迪说，“会有人去捉。”

看来野生的蛇是这里最危险的因子。

终于有一次，我走出监狱时忍不住喜极而泣。在万杜，我看见人性。

要注意的，是社会犯了什么错

可惜一想到纽约的那群学生，我的情绪又蒙上阴影。我很痛心地想象着，假如他们能在万杜这样的机构里待一待，或者美国也有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美国有两个州会将16、17岁的少年与成年犯人关在一起，纽约州便是其一。他们进入监狱多半只因为年少轻狂的小过错，或者来自不健全的家庭环境，结果失去人生中很宝贵的一段岁月，在脆弱的年纪便住进成人监狱，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更多时间才可能平复。

“其实万杜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应该存在。”上车以后布莱恩却这么告诉我：“那些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可以留在外头不用每天回去。像我服刑时得到了外出工作的机会，就不用每天回去点名，也不会违反什么规定。其他狱友也一样。”

很有趣，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万杜，布莱恩却盼望万杜消失。改革果然也是个相对的概念。

“这些年轻人之所以不能回归社会、回到家庭，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整个社会都过度趋向避险。”布莱恩继续说：“实际上，永远不会有零风险的社会，每天晚上都会发生犯罪事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事实。风险是生命的一部分，受到恐惧控制的话便无法过生活，而监狱就是恐惧的产物。”

他说的当然没错。我不禁提起自己早上看到的报纸内容。

“基本上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和恐惧有关。鲨鱼、森林大火、酒吧斗殴、犯人逃狱。最后这一项我勉强可以理解。”信佳集团最近的媒体形象不大好，因为发生一连串囚犯在运送过程中逃脱的事件。“但其他的呢？珀斯已经是我看过最干净、安全又漂亮的地方了，为什么大家还是过得紧张兮兮的？”

“欢迎来到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媒体世界。”布莱恩闷哼一声。

啊，我忽然明白过来。我差点忘记福克斯电视和《纽约邮报》背后的媒体大亨是谁了。他最擅长耸动标题、炒作歇斯底里的氛围，而他的媒体帝国其实就从澳大利亚起家。在我看来，美国的大规模监禁风潮也与这个媒体帝国脱不了干系。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将罪犯形容为“人类社会的掠食者”，“本质最为残暴危险”以后，各地新闻就充斥犯罪报道，以恐惧吸引受众，就算犯罪率明明下降也是如此。1993年到1996年，美国的他杀案件降低20%，可是ABC、NBC、CBS三个媒体上关于命案的报道反而提高721%。大众焦虑恐慌，将罪犯想象得更加可怕，也将受害人塑造得更加无助。这种群体意识自然而然反映在更多的严刑峻法上。

回到酒店以后，我满脑子都在恐惧、改革、万杜上面打转，而且沉溺于自责中。

民营监狱并不邪恶。

原本应该如此，数据也指向这种结论。在奥兹这里，所有移民收容中心都是民营的，信佳集团从这些外包契约得到的收益已经累积到18亿美元。美国也一样，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每年业务预算高达19亿，充满开设大型收容中心的商机。进入收容中心的人很快转换为劳动力，近乎奴隶的劳动力。2013年美国全境内至少有6万名移民在联邦政府名下的收容中心工作，数字超越美国国内所有资方单位，而他们每小时工资只有13美分，甚至可以用糖果点心代替，每年节省至少4000万美元的人事成本。

我打开计算机找到信佳集团的网站，他们自称提供“国际服务”，企业目标也下得响亮：将服务带进生活。信佳在全球有超过10万名员工，资本额100亿美元，业务领域涵盖安全防护、医疗、交通，已经和30多个国家有合作关系。我点到企业精神那一栏，看到了不少场面话，诸如为客户缔造真正的改变是他们的责任和机会。再看年度报告，里面就是一般企业都有的官腔及活动照片。这些宣传图文让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信佳集团涉足监狱事业。

我多找了些资料，感到更加困惑。信佳集团在监禁设施投入的营运成本看起来比政府主导的监狱还要节省，而且合约里面设有针对再犯率的条款。成本效益这部分我不太惊讶，民营化卖点即在此，可是美国的民营监狱形象不佳，时常由于通过减少教育训练、降低服务水平、削减员工福利来省钱而遭到控诉。可是我在万杜的亲身体验并非如此。信佳集团位于伦敦的智库团队也提出许多诱人的理念，认为人性化对待囚犯可以降低运营费用，民营监狱又比公营监狱更好，因为通过合约来规范卫生和教育的服务标准，企业如果不能达成就要付违约金。信佳认为民营监狱有更健全、注重效率管理加上弹性的实务手段，最终能降低成本。

所以必须要民营企业才能以人性化经营监狱？我自己都觉得矛盾了，但这说法几天以后我自然脱口而出。布莱恩带我去波罗尼亚释前过渡中心（Boronia Pre Release Center），这里收容82位五年内可出狱的女囚。与美国趋势相同，女性在澳大利亚的入狱率节节攀升，主要都是因为毒品和财产犯罪。

一开始我们先到布莱恩位于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的办公室，他顺便带我参观了原住民研究中心，介绍原住民艺术，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些精致的点、勾、环被称作“言”（yarn）[4]，是一种记号，可以组合为复杂的故事内容。后来我们散步在覆满落叶的校园，看到学生们在自助餐厅享用蔬菜色拉或有机食材三明治，我们走到一间小砖屋前，门牌上写着——等等，我不是在学校吗，可是这里是监狱？外面没有刮刀铁丝网或金属探测器啊！里面的人也没有穿制服，看不出身份，周围也找不到扩音器吼着叫人立刻去领信之类。大学和监狱融为一体，很难分辨界限。

穿着鲜红色套装的女人亲吻儿子，然后送他上出租车。她到底是囚犯，还是学生？户外有个摆满鲜花盆栽的平台，工作人员和访客都可以在这里享用水果和点心，前面草坪修剪整齐，周围的路灯设计得十分漂亮。这儿有花园、教育和健康中心、计算机室，参观途中到处可见一本色彩缤纷、叫做《葡萄藤》的刊物。

“用意在于尽可能模拟外界，”布莱恩解释，“培养自主性和责任感，避免消极被动。”而且和万杜一样，波罗尼亚的女囚早上有工作，下午上课。

“工作本身要有意义。”大嗓门的辅导主任这么说：“目的并不是从事劳动，所以我们会筛选雇主，愿意支持我们的才行。一开口就问‘这个人能做什么？’，恐怕就不适合。”

女囚放假回家探亲只有两个规定：不可以上网，不可以怀孕。这里的房间经过安排，每隔几周囚犯的孩子们可以过来同住一晚，而且成熟的亲子活动项目，保证亲子时间充实有意义，不会只是窝在电视机前面。

走进这里的超市，我随手拿起大厂牌的乳液，并注意到墙壁上挂着大大的食物金字塔图解，架上商品也都以颜色标示。绿色代表营养价值高，红色代表对身体不太好且价格较高。囚犯手中有预付卡，她们想买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没有根据图解上的原理来配置饮食，很快钱就用没了。

“一次买三罐植物性奶油？”辅导主任说：“买啊，反正不是我的钱！”

之后一位职称是“膳食督导”的男性辅导员操着法国口音说自己监督女囚的菜单，也开设烹饪课，因为她们有不少人需要照顾一家大小，却习惯靠麦当劳打发三餐。

“波罗尼亚的最大宗旨，就是敲开这些女性已经僵固的心态。她们要为自己着想才行。”辅导主任下了结语：“一般监狱要人排队领东西吃，衣服丢出去就有人会洗，结果呢？最后什么也不会。在这里，你自己不会煮就不要吃。起初很多人为此感到震惊，但其实这是重要的过程。”

她描绘的是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rization）的最好状态。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不进行制度化会怎么样？如果某人的整个矫治过程都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最后阶段才去制度化，即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模型可不可以复制到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里面？

“当然。”主任回答：“只是规模和管理能力的问题。安全级别是个假议题，我也待过高安全级别的监狱15年。”

“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没有。我看到的是社会犯了什么错，哪个策略行不通。波罗尼亚或许不能代表全澳大利亚的监狱，但朝着正确方向的一小步，就是通往目标的一大步，对吧？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滴水总能穿石。”

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从不为谁停驻。完美的珀斯，完美的另一天，美好的阳光扫过晴朗无云的天空。某一天晚上，我想方设法要拍下月亮的照片，因为一定没有人相信它可以离得这么近。这个都市在过去10年间经济发展不朝“又大又亮”靠拢，而是越来越环保。住在这样一个简单基因改造过的“优质城市”里面，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我距离一开始的监狱之旅越来越远：从波尔斯穆尔的小镇到乌干达的乌兹冲锋枪，再到了阳光美好过头而令人晕头转向的奥兹国。

这是另一天傍晚我对新认识的朋友克雷格提起的话题。他是当地原住民新闻网的记者，还兼职演出喜剧。我们通过Facebook上间接的人际关系搭上线，很快就成了好拍档，因为克雷格和我一样想要揭开覆盖着珀斯的面纱，他一针见血戳破了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

“珀斯的灿烂阳光照不到底下问题所在。”克雷格说。

保持着帝国风格的弗里曼特尔监狱（Fremantle Prison）充分显现了这一点。一天下午我过去参观，监狱本身是1850年代由囚犯劳工所建造，参考的是英国的本顿维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而本顿维尔监狱又参考美国的矫治机构——总之，在殖民地时代弗里曼特尔是本地最大的监狱，直至1991年才关闭并改为博物馆。

入口处就贴着“苦窑导览”的广告，我没理会就走进去了，光是监狱壁画、涂鸦就够我欣赏好几个小时。大半都是原住民艺术，因为那时候监狱里面住的都是原住民。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入狱比例比起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黑人还要高出5倍，而我也得知原来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模仿澳大利亚1905年的原住民法案，法案内容限制原住民住居、性行为，还有宵禁和其他许多规定。1841年的罗特尼斯岛（Rottnest Island）规划为专门囚禁原住民男性的监狱，结果到了1952年，岛上囚犯占全国囚犯总人数四成。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弱势族群沦落到贫民窟以后还要被打上烙印，然后就是大规模监禁。藉由监禁创造劳动力，牢房塞满以后，社会制度还是不肯松手。我内心那股愤怒又被点燃。

纪念品商店里挂着一个牌子写道：“大小犯人都喜欢”。卖的东西是围裙、马克杯、酒架之类，上面有个“囚鸟”的商标。一个店员走过来，“要不要买个犯人磁铁啊，很可爱哦，”她这么说。

比起在泰国所见到的监狱纪念品商店，弗里曼特尔带给我的冲击大得多，因为在这里他们兜售的是殖民时代的酷刑历史。其实一到澳大利亚我就意识到这个现象，有个周末我在悉尼观光，游客手册上竟也有一个专栏是“罪犯和文化”，跟着上面的指示会走到市区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见识这个国家如何奠基于囚犯重获新生的概念上。我没有特地在海德公园军营博物馆点一份“犯人早餐”，或者像手册推荐的一样，“在禁闭室内享用毕生难忘的晚餐滋味”，但博物馆里面的展出我倒是好好看过了。海德公园军营以前专门收容运送过来的人犯，据说在1822年之前这个“犯人和袋鼠的国度”十分宁静和平，结果一个英国来的商人知道以后，嚷嚷说这样的日子太安稳了。他指控当时派驻于此的麦夸里总督（Governor Macquarie），罪名现在看来也很眼熟：放纵罪犯。商人开始要求加强刑罚，于是取消了缓刑、假释，给囚犯上铐、逼他们做苦工，法律越严苛越好。

逛一趟馆内展览就可以理解当时囚犯的生活。“踏车”[5]已经算是很过分的刑具，而那年代只要态度傲慢一点就会被处以鞭刑。

孩童在博物馆里嘻嘻哈哈玩弄交互式展示，试穿囚服，他们似乎觉得路牌上的小老鼠很可爱。狭窄的房间是以前囚犯们睡觉的地方，吊床营造出奴隶船的气氛，三个小女孩坐上去开心地荡秋千。这里是个囚犯主题的迪士尼乐园，完全没有集中营的悲伤苦痛。

被送到这里的人是罪犯，并不是什么可悲的受害者。而我亲耳听见身边游客也这么对孩子解释，他们看着鞭子和铁链说：“因为这些犯人都很坏，所以是活该。”时至今日，我们不也这么说吗？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坏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奥兹国历史上这一群恶名昭彰的罪犯，其实很可能只是没钱买东西吃而偷了一条面包。18世纪时这样的小罪就有可能处以流放之刑——英文里面“流放”（banishment）和“消失”（vanishment）发音如此接近恐怕其来有自。以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而言，其中有83%平均年纪才26岁，罪名都是侵犯财物，而且绝大多数识字，有专长，完全符合劳动市场的需求，根本不像一般人以为的罪犯。只不过当他们被冠上罪犯的头衔，忽然间社会大众就觉得可以忽视、接受这些人受苦并沦为奴隶了。这种心态直至现代一样成立，只要被贴上“囚犯”“前科”“坐牢”这些标志，就代表无可救药，过得多惨都不值得同情。而且罪名也不再重要，从吸大麻到屠杀都叫做犯罪。事实上罪行的定义也常常模糊不清，例如“性犯罪”可能是最严重的强奸，也可能是在酒吧里面以不够合乎礼仪的方式触碰女性身体，而“暴力犯罪”可以是恫吓，也可以是杀人。

罪犯、违法者等等词汇都是方便的标签，贴上去以后那个人就被困在最恶劣的形象里，永远出不来；也就因为污名化力量太大，对于犯罪和刑罚的语言使用必须非常谨慎。澳大利亚在近十年才开始为早期移民平反，以前在族谱里面找到犯人是耻辱，现在却成了荣耀，而且有11个与已决犯相关的场所被列入本地世界遗产。但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据统计，澳大利亚每10人就有1人是罪犯的后代子孙，国家靠曾经住在监狱里的人建立。如今大家发现无法改变历史，就将历史变成商品。

奥兹国和美国在这个趋势上像是分隔世界两端的孪生兄弟。千禧年才刚开始，已经有560万美国人坐过牢，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在年满23岁前就遭到过逮捕，超过一亿的美国公民有前科记录，一些大都会区的年轻非裔公民前科比例高达80%。这种数字不就是当年流放地的翻版吗？国家熟练地制造大量标签，最后每个人都要与它沾上关系。

第三趟也是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趟行程，监狱的名字很有趣，叫做“金合欢”[6]（Acacia），感觉应该是作家寻找灵感的度假胜地，但事实上是信佳集团营运的机构之一。金合欢监狱很快就要成为澳大利亚第一，目前里面有1387名囚犯，就算以美国标准来说也算多。虽然是最后一个参观目的，但布莱恩得开车载我风尘仆仆穿越天鹅谷（Swan Valley），而一般观光客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品酒。回想起来，无论泰国、乌干达，还是巴西，通往炼狱的道路总是景色秀丽。路旁也有些警告标语：慎防森林火灾！西澳大利亚采用颜色分级标示火灾风险，我想起“9·11”事件以后，美国也有了类似制度，只不过对象是恐怖份子。几乎所有新闻频道都会看见从橘色到红色的“威胁等级”，观众内心的焦虑一刻也放不下。

车子转弯驶近瓦卢农场（Warloo Farm），羊群游荡在金色田园上，接着忽然看见刮刀铁丝网，以及铁皮屋顶、混凝土砖组合而成的建筑物。与先前两所信佳集团经营的先进机构相比，金合欢看起来十足是传统监狱，甚至令我想起了故乡的奥蒂斯维尔。在访客中心，我看见以铁钉锁在地面的桌子，旁边有电话亭，穿着绿色制服的囚犯拿扫帚正在扫地。监狱里面设有栅栏包围的体育馆，牢房建材是混凝土和铁皮。这里的分区名称很有趣，有“布朗克斯”“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在布朗克斯区，我看到几十个身上有刺青的男子，有的抽烟，有的做伏地挺身。之后我们进入附设工厂，里面是完整的生产线，几百人每天领9美元薪资，工作内容是组装床架、壁炉、汽车零件等等。还有养鸡场和温室，穿上消毒鞋子以后我忍着肥料气味进去，看到一列列菠菜和芝麻菜。金合欢监狱里面所有劳动都要详细记录，转换为货币价值，而且注重组织效率和技能训练，囚犯可以在过程中得到专业证照，之后直接进入相关企业就职。我不停转着脑袋评量眼前所见，不得不承认生产力很高，而且有薪资又有职业训练，比起虚掷光阴绝对来得好。可是金合欢监狱就是一个囚禁工人的地方，它的存在证明了监禁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在我腰带上有一个“紧急按钮”。进入时一位德裔警卫为我做安检，然后将腰带给我，他说只要觉得有状况就按，会立刻有人过来协助。这倒是新鲜。这里一些看起来先进的小细节也挺不错，比方说随处可见的原住民艺术，有许多蛇、蜥蜴和月亮的图案，都是由囚犯或学生志愿者所设计。当然，砍了树木来盖楼，再将外头的街道以树为名是有点讽刺，但那份心意也值得赞许了。监狱的生活机能和一般宿舍差不多，每区都有厨房和公共空间给几头“小崽子”（此处对囚犯的昵称）合用——比较明显透露监狱气息的是卧室房门都加装铁栅，每天入夜后上锁。进入的主单元（self-cave units）的道路采用电子锁设计，甚至设计了指纹登入的系统，能彼此通讯、查看账户明细和安排行事历。

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底下是留给原住民囚犯的“言圈”（yarning circle），对他们而言就好比是议会厅一样的集会场所。其他的巧思和活动包括家庭日、绿化环境的园艺造景、生态墙、自然光疗法、修复式正义周、慈善健行等等。外头停着起重机，因为还要增建教育中心和表演空间，之后会有更多文艺项目。

“我希望能安排摇滚歌剧，还有表演工作坊或圆形剧场。”金合欢监狱的教育主任布兰特非常有干劲，这次参观就由他和执勤的心理师陪同；心理师是女性，前臂有时髦刺青，她和布兰特穿着剪裁利落的信佳集团制服，条纹纽扣衫加上一个粉红丝带别针，两个人看来都才30岁出头。

午餐时间，桌面光滑干净，有蔬菜卷和信佳集团自己的饮品。

“创新是就职时的工作描述之一。”布兰特递了一盘无籽西瓜过来：“来信佳工作之前，我在公立医院上班，那里繁文缛节太多，我没什么贡献。到这里以后，我才终于觉得自己真的在做事。现在有很多政府单位或文艺团体来谈合作。我每天都很兴奋，有好多计划要进行。”

下午我就亲眼见识了他口中的好多计划。在教室大楼里面来了16位教育部门的人员，通过他们我了解到这里提供多少课程，从商业会计证照到开矿，还有大学程度的远距离教学课程，甚至配置了原住民文化教室，里面主要以口耳传授，而不是传统的纸笔教学。

我所见到的教育部门人员多半和布兰特一样年轻有活力，年纪比起在其他地方的监狱所见到的都来得小。上台和他们说话时，我先介绍了自己负责的“监狱直升班”，他们发问时切入点非常精准，例如囚犯获释之后大学入学率有多少？我回答大约三分之一。学院方面是否担心招收被视为犯人的学生将影响学校声誉？对原住民学生有没有提供特殊场地？我说，纽约那边的原住民学生比例很低，与你们的原住民一样过度监禁，有冤屈的社群的是非裔和拉丁裔。他们听了张大眼睛猛点头，感觉得出对这个领域充满热情；后来请了四位“金合欢”的囚犯参与讨论，气氛更加热烈了。囚犯表示他们对于监狱未来走向期望很高，四人教育背景非常类似，或者因为无聊，或者因为经济因素，他们很早便辍学，也很后悔当初的决定。

“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其中一人说，“如果有学校就不用一直浪费时间。”

“我原本很想进修社会学或心理学，结果居然不合法。”另一人开口。布兰特和布莱恩向我解释，原来在澳大利亚有犯罪记录的人就不能接触特定的学术。

“这逻辑太奇怪了吧？”我脱口而出，“尤其心理学？亲身走过一遭的人，不是最适合协助受到刑事司法系统影响的人吗？”我跟他们说起我认识在监狱机构任教的同业，很多曾进过监狱，现在却拿到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接着又说到马丁，他是“监狱直升班”里面拿到法学院预科资格的学生，进法学院看来不是问题，但因为22岁就留下重案记录，所以大概无法取得律师资格。其实有过切身体验的人去担任辩护律师，对于司法体系应该最有帮助才对呀？

“我们也好想去上你的课。”囚犯们唉声叹气。

“我也很希望可以在这边上课。”我回答。

“那就上啊？”布兰特说。

还挺简单的。我获得许可，预计隔周回到金合欢监狱开一天的自传写作工作坊，也是深入了解这里并为囚犯们作些贡献的最佳机会。

出去的时候，布莱恩和我将附有紧急按钮的腰带交回去。我不免心想，若说“有状况”，其实一整天下来倒也不少，但那跟我个人的人身安全可没有关系。

“贝兹，你也看见了，情势很微妙。”布莱恩回想起我们最早的话题：“我绝对是世界上最厌恶监狱民营化的人之一，但眼前的现实是民营才有人监督，公立反而没有。你也看到他们提供的东西有多少。我自己坐牢的时候什么课程计划都碰过，每一个我都去，因为全部加起来也没多少啊。在民营监狱里面，至少有人要负责想出新点子。”

进了监狱，失去爱？

为下周课程做准备时，朋友克雷格好心替我搜集一些澳大利亚民营监狱的资料，结果很多内幕使我对民营化议题越来越摇摆不定，尤其如果将拘留所也考虑进来就更为难了。由于澳大利亚有非常严格的强制拘留法令，所以拘留所始终人满为患。拘留所全部民营，主要有两家企业，其一自然是信佳，合约收益已经超过7.56亿美元；而另外一间是杰富仕（G4S），他们主力在英国和丹麦，名字总让我以为是导弹工厂。

杰富仕有因为业务过失险些让人致命以及滥用单人禁闭的记录。2007年，该企业雇用的司机无视运输车后方遭拘留者的哭喊，因车厢内部过度闷热导致囚犯严重脱水，其中一人为求生存不得已喝下自己的尿液，后来杰富仕因不人道处置必须赔偿50万美元，但受害5人中有3人已被遣返。至于信佳也有问题需要处理，员工透过工会针对待遇和工作环境问题提出诉讼，同时近年来他们名下的收容所有多起暴动、火警、自杀抗议，全国累计起来损失已有数百万元，被拘留者自残的案例也比之前高出12倍，政府派员调查后发现问题在于拥挤、员工训练不足或错误、危机处理计划不完善、拘留人数超过限度时未及时增加员工。其中一所拘留所出现收容安置的问题，另一个内陆拘留所则在2002年因多次暴动和饥饿而起的罢工而关闭。西澳大利亚地方之前负责监狱监督业务的官员坦承：“这些全球企业在特定领域上的权力比政府还要大。”

美国类似事件一样多。得克萨斯州里夫斯县拘留所（Reeves County Detention Center）由民间企业GEO集团经营，2009年和2010年因为数名受拘留人在禁闭中死亡而引发暴动。然而，换个角度，虐待监禁人口是全球各地皆有的问题，换作公家营运也无法避免。举例来说，西澳大利亚这里之前唯一一家非民营的青少年拘留所也在一次大规模暴动后，将超过百名有心智问题的年轻人转送到成人监狱，每天关在牢房长达19个小时。克雷格提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有一所公营监狱内完全只有原住民，环境恶劣，几乎毫无监督管理。于是我想问题并不在于公营或民营，而在于做法与责任。

我准备好自传写作课程的讲义，传给布兰特的时候心里有点担忧。马尔科姆·艾克斯是主管机关会同意的内容吗？教材来得及通过审核吗？奥蒂斯维尔那边有时候要花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确认我的东西能不能在课堂上使用。

后来我到天鹅河畔慢跑一圈，公园里很多人骑单车，有个雕像的地方还取名为和平林。没想到回去就收到布兰特的电子邮件，他说讲义不只得到批准，还已经打印完毕，就等着我发下去。

“美国女孩怎么会有个德国人的姓氏，加上一个巴伐利亚的名字？”“金合欢”监狱前门那个德裔警卫盯着我的证件，深蓝眼珠目光锐利。

“先生，这其实是匈牙利的姓氏。至于名字则是希伯来文，引自《圣经》。”

“希伯来？”他一阵自言自语后对我说：“不可能啊，教授，这是德文名字。‘Drei’是‘三’的意思，加上‘singer’就是‘三个歌者’，每年一月六日主显节唱歌的三个歌手。所以你这姓氏，‘卓辛格’（Dreisinger），就是上主显现的意思。”

“不过我曾祖父——”

他把附有紧急按钮的腰带塞给我就挥手要我进去。

进了教师休息室，有几个打扮时髦的老师拿出饼干分享，我们聊起在监狱教书的心得。其中一人开的是高中课程，内容是要囚犯们设计理想世界。布兰特过来带我进教室，我将座位重新调整为大圆圈；教室墙壁上没有挂着那些将人当作小孩看的精神口号，只贴了毕业照和相关新闻剪报。“教育可以让你多活好几年”，其中一张标题这么说。我桌上摆着一瓶信佳出品的饮用水。

学生们慢慢走进来。

“这边是商业管理课吗？”一个人探头进来问。我回答是隔壁。

上星期遇见的四名囚犯都来了，最后这班上除了一个斯里兰卡人以外都是白人。布兰特向我解释：他挑选适合进入大学程度班级的人，而原住民囚犯原本就处于严重教育弱势。我不为此感到惊讶。

于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马尔科姆·艾克斯进入都是澳大利亚白人囚犯的教室。

与乌干达那班学生一样，他们没听过奴隶自述这种文类。不过差别在于经过大声朗读，这一班的学生明显受到感动。

“种族隔离现在还是存在啊。”弗里曼特尔来的萨姆开口发表意见，他手臂很粗壮，满是刺青：“澳大利亚还是地球上种族主义最盛行的国家。”

“有比美国严重吗？”同学质疑：“美国才是种族问题最多的地方吧，从奴隶制度到后来的各种现象。”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活在白人为主的社会，”萨姆反驳：“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之所以难以动摇，是因为大家甚至无法察觉。对于原住民来说，那是年复一年的心理煎熬。”

我时常希望自己是野兽。什么野兽都好。因为野兽不需要思考！弗雷德里克写下的学习读书的心路历程，又在班上激起一波波涟漪。

“我们也懂这种感受，”安德烈叹息。他圆圆胖胖的，平头黑发，聊开以后他提起自己是音乐家，母亲也是知名芭蕾舞者。

“你们愿意放弃思考吗？”我问：“无知真的是福吗？”

“怎么会？”萨姆质疑：“知识就是力量。”

“可是透过知识理解到自己受压迫却又无力改变，那种日子太痛苦了。”安德烈用力指着讲义上的内容：“就像作者说的，经过教育的人没办法继续为奴。”

有个穿信佳制服的男人拿着摄影机悄悄拍下几张照片以后溜走。安德烈继续说：“换作是我的话，也宁愿当野兽，而不是被关在牢房里面还会思考的人类。”

“可是这个马尔科姆·艾克斯就有不同的意见，”他的同学拿起讲义念诵。

我在监狱里发现，阅读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回想起来，我认为阅读能力唤醒了沉睡的渴望，心灵希望获得生命……不久以前，有一位英国作家从伦敦打电话给我，他问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你现在的归属是？”我说：“是书。”只要能空下来超过15分钟以上，你就会看到我在读书，对黑人有所帮助的书。

“比起弗雷德里克，他的态度更强硬。”一个50多岁、戴着圆眼镜的学生说：“像是逼着大家面对。例如最后一句，主词忽然变成‘你’，就是对读者的挑战。”

“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时代相距了一百年，但是世界没有太大改变。奴隶制度其实依旧存在，只是放在监狱里。”萨姆说：“而且铁栅越来越高，当然受不了。现在不是好声好气求人家给自由，而是大叫‘把属于我们的还回来’。”

“所以不是那个什么……你们那边怎么说的？”另一个学生开口：“好像是‘汤姆叔叔’[7]是不是？”

实在可谓奇迹，这个班级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事前安排绝对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学生们对于细节的注意、对种族议题的敏感度很高，他们沉浸教材不停笔记。下午立刻上了第二堂课，其实原本预定的计划并非如此，但是他们非常积极，于是布兰特从善如流协助安排。课堂上我们分析了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作品，故事是一名中产阶级的青少年跌跌撞撞，最后进了尼日利亚的监狱。即便故事中的非洲国家他们甚至没听说过，但很快就从故事里面找出种族、阶级及性别的影响，并且转化为道德标准或实用主义的讨论，也能与自己在监狱内学到的或还没学到的结合。教室里面回荡着自我质问：当社会腐败严重，个人过得安稳就好吗？人类是不是真的能摆脱所谓伪善呢？为了多数牺牲少数这种想法究竟对不对？

“金合欢监狱里面不也一样吗？我们是被所谓大众福祉牺牲掉的一群。拿我们杀鸡儆猴，做替罪羔羊。”萨姆说。

后来萨姆读了他的自传：“我今年28岁，但其实两年前才出生。”两年前，他进了监狱，失去家人的爱。“人生很有趣，有时候一瞬间决定一切。即使明明装满良善，明明还完整，只要一时不察，犯下一次过错，就连最亲近的人也觉得你是自甘堕落，自取灭亡，所以该进监狱。”

萨姆提起自己幸福的童年，那时哥哥姐姐还争执谁比较爱弟弟。时光一去不返。他继续念道：“我坐在牢房里，想象家人现在正在做什么。没办法，我想象到的就是他们聚在一起，说着谁最讨厌我，谁有先见之明，谁受到的打击最大、内心最受伤。讽刺的是，假如他们愿意和我保持联络，继续当我的本大哥、我的丽贝卡和盖布姐姐，一定会发现我仍旧是当初的小弟，仍旧对哥哥姐姐充满爱和期待，而且非常想念家人。现在我成为更好的朋友和更好的人，可以给予更多。要是我留在原本的生活没有进监狱，反而学不到这么多。”

其他人的作品和萨姆一样，不只文字流畅，内容也充满洞见。安德烈述说儿时在英国成长的经验，他还有17年刑期，入狱之前已经是个有名气的音响工程师，可惜误入歧途沾上海洛因。“大众并不知道要变成我们这样的人有多容易。”他这么写道。

另一个学生的自传提起因为情绪激动失手杀害挚友；还有一个人思念着在奥兹国金矿里工作的父亲。“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随处可见的典型矿工和铁道工人，”学生大声朗道，“骨架大，身子骨像铁打的，黑色头发总是抹上发油向后梳，平常没事就喝啤酒。”

念到这儿他没办法继续，因为止不住啜泣。“好难啊，”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满布刺青的手掌抹去脸上泪痕，“我很想念他。真的很想念他。”

大家都沉默了。

上周我问了那四个囚犯是否喜欢写作，只有一个人给予肯定答案。今天下课以后，他们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回来继续开课，也打算找时间将自传完成。

“我们很渴望有这机会。”安德烈说。

听到这句话，我想起在乌干达的经验，虽然都是监狱里的班级，可是学生的肤色极端反差，应该说卢济拉监狱和金合欢监狱本身就如同黑白一样对比分明。然而，学生对于写作的接纳程度一样热烈，因为他们都透过文字挖掘出埋藏内心的伤痛，于是也一样饥渴地希望能够在纸上进行更深地探索与表达，因为只有这一时半刻他们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

布兰特陪着我走出监狱，外头空气像烤箱一样。这是少数我走出监狱以后内心比较平稳的经验，由于金合欢监狱已经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相信我作的这点贡献效果也能延续较久。布兰特更积极，他已经开始构思如何聘请更多大学教师，以今天这两堂课当作所谓大师课程[8]。

“这个应该送回图书馆吧。”他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本《孙子兵法》，继续描绘对未来的规划：“预计一年之内就可以改造这里的高等教育系统，我会向你报告进度的。”

他说到做到。我回美国以后就收到电子邮件，布兰特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位讲者，还为我教过的那个大学程度班级取名为“监狱人才信托”（Prison Brain Trust）。

和万杜或波罗尼亚那种原本就带有疗愈作用与采取修复式正义的环境设计不同，金合欢监狱证明了，只要一个环节就可以在传统监狱引起变革，而那个环节是人。读着布兰特写来的信，我想起远在巴西的玛拉，她也致力改善单人监禁体制。在泰国时，一位狱警曾表示那里每千名囚犯才一名狱警，而且之前5个月就有两个同事遭犯人持利物刺伤。奥蒂斯维尔里面有一些管理人员快要退休了，数日子的方式和牢笼里面的人没两样。“还要蹲5年。”他们这样说。“狱警和囚犯一样受困。”这句话出自著名的斯坦福1971年监狱实验的参与者，实验中受试者分别扮演囚犯和管理者：“差别只是他们可以自由走动。但事实上，他们背后也有一扇打不开又过不去的门，换句话说，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体的，环境是大家一起创造的。”

后来几个月，布兰特持续通知我金合欢监狱起了什么变化，像是舞台活动、系列讲座、电影节等等。就算只是在伤口贴上绷带，却如同波罗尼亚的辅导主任所言，滴水总有一天会穿石。

回到纽约的我继续深思资本主义和罪犯之间的关系。监狱改革这一领域出现的新流行语是“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也就是政府针对特定人群设定一个清楚可量化的改革目标，然后委托外部组织着手进行——这个外部组织确实想要获利，但同时也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而只要它可以达成目标，政府就愿意给钱。由于是债券，所以投资者提供该组织需要的人事和服务成本，之后请第三方评估目标是否达成；计划成功时，政府付钱给该组织，组织再支付投资者利息，但若计划失败就没有公基金资助。

“社会效益债券”计划在我熟悉的纽约登上新闻头条，实行地点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居住地赖克斯岛（Riker's Island）。根据报道，纽约市政府决定与非营利也无党派的研究组织合作，目标是四年以内将犯人的再犯率降低至少10%；每年离开赖克斯岛的人数约有3000，大部分是年轻男性。为了达成目标，计划会寻求两个非营利服务单位的配合，还有高盛（Goldman Sachs）以贷款形式投资960万美元。改革理念和务实做法兼顾，令人非常期待。

此外，我在约翰·杰伊学院也遇见一位女士正在努力筹备“人生重设基金会”（Reset Foundation），组织目标是在加州和纽约推广类似澳大利亚万杜监狱那样的环境，服务对象为遭起诉的年轻人，采用模型类似公办教育内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9]。他们会将既有经费用在成立学校而非监狱，最终追求的成果是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终身所得并降低再犯率。

种种案例给我的启示是，即便同为资本主义也不代表意义相同。民营监狱很方便大家怪罪、丑化，而且事实上目前看来民营监狱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不过这不代表民营监狱一无是处，或许世界上还是能有兼顾良心的民营监狱，以矫治为目的，策略合乎道德也先进。我们可以设想看看，假如以《社会效益债券》形式寻求私人企业承揽业务，一方面阻绝它们干预政策，另一方面针对再犯率和犯人出狱后的生活水平设下高门槛，这么一来企业的评估就不会继续着重在床位使用率和如何节省经费了。这与最近出现的B型企业[10]风潮相互呼应，即使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可以兼顾社会责任。目前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千家B型企业，例如销售时髦眼镜的瓦比·帕克（Warby Parker）就参与了捐赠免费眼镜到世界各地的活动。《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指出，B型企业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方案，首先由于社会使命感让企业可免于承受过多的投资压力，也因此能吸引到热血员工和忠实消费者。他说这种创业理念“提醒世人一件事：企业趋向结构精简和手段卑劣、以利润机器自居的现象，绝非资本主义或者人性之必然”。

最后我决定继续深入这团混乱寻找答案，也找到了一个在监狱和营利两方面数字都很高的国家，那是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