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
为了教化囚犯，便将囚犯置于完全独处的空间。然而，绝对的孤寂若无外力介入，则超越人类所能忍受，不留情面也不留余地摧毁了罪犯的人性。那不是教化，那是杀害。
——托克维尔
那人独居不好。
—— 《创世记》2：18
“卡斯卡韦尔”（Cascavel）是葡萄牙语，意思是“响尾蛇”。
“卡斯卡韦尔”也是位于巴西巴拉那州，邻近阿根廷边界的小城市的名字。从圣保罗转搭两趟短程飞机，再从这里的小机场搭一个多小时的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一个更小的市镇。它叫做“卡坦杜瓦斯”（Catanduvas），周围景色秀丽。晨空中悬挂着半轮残月，丰饶绿意穿插形状古怪的松树，看来像一道道彩虹颠倒串在火柴棒上——达利的作品跃然眼前。
其实我的休假用完了，不过因为监狱直升班多开了一门基础英语，所以又换到几天空档。眼前所见如此熟悉又如此令人不悦，几乎每一趟监狱旅程都免不了：卡坦杜瓦斯监狱（Penitenciaria Federal de Catanduvas）是巴西第一所联邦层级的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外形像是从美国监狱切了一块运过来。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了解巴西迈开戏剧性步伐走向大规模监禁的背后，那些所谓穷凶极恶的囚犯们究竟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巴西目前有55万监狱人口，是美洲成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20年里膨胀近乎4倍。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在过去25年席卷全球，但在巴西还算是新鲜玩意儿，我对其中单人禁闭的措施特别有感触。美国约有8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但若将监牢、移民滞留中心、少年感化院和军营这些地方也纳入统计，则总数在10万左右。如果家长将儿女软禁在家中不与外界接触，就叫做虐待儿童，可是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少年明明活在同样条件下却无人闻问。讽刺的现实在我脑海盘旋不去。
陪同我的安德烈是位律师，专长白领犯罪，他在巴西的监狱做志愿者服务。“怪了，”他解开安全带时说，“上回过来时是两个男人拿着大枪迎接我啊。”眼前所见只有金属和铁丝网，整个建筑仿佛被彻底抽除人性。围栏上的红色招牌以葡萄牙语标注了“注意”“警告”之类的句子，安德烈下车以后朝对讲机大声叫了几句。
“早安（Bondia）！”
今晨我在圣保罗第一次和安德烈本人见面。技术上来说，几个月以前我读到当地监狱试行辅导计划以后，就和安德烈搭上线。在“阅读矫治”计划下，囚犯可以申请阅读经过审查的文、哲、科学类书籍，每篇摘要心得可以减刑4天，每年减刑额度为48天。电子邮件往来后，安德烈替我规划了参访行程，并答应担任翻译。这次停留时间不够久，无法为囚犯做些什么，但幸运的是得到两个整天可以在监狱里和囚犯相处，地点不只是教室，还有牢房，过程中能了解他们对于读书计划以及监狱是何感受。
周末我在圣保罗度过，好好感受这城市的三大特色：华丽的街头艺术、动人的桑巴旋律，还有无所不在的军警——他们因杀人闻名。根据巴西公共安全论坛（Brazilian Forum on Public Safety）的资料，2009年至2014年，全国死于警察武力的人数是11197人；可供对比的数据是美国在之前30年里警察杀死了11090人。里约市公共安全署长还曾经将警方执法时误杀无辜路人的案件，比喻为做煎蛋卷必须先将蛋壳打破。
那双眼睛，是通向哀痛灵魂的窗
在卡坦杜瓦斯监狱外面等了许久以后，终于来了一辆厢型车，上面标志写着“DEPEN”，原本我还以为是不是最后少了一个“D”，但当然不是。“DEPEN”是巴西国家狱政部的缩写，厢型车护送一辆黑色福特休旅车出来，车上面载着狱方官员正要去用午餐，暗色玻璃车窗降下，对方邀请我们同行。
我们跟在福特后面，慢慢开到外观破烂老旧的商店街，但这儿已经算是热闹城区。外面太阳很大，店里是美国西部风情的自助餐，我们端着炖肉过去和地主们同桌，典狱长穿着黑色西装，绿色眸子眼光犀利，但隔着镜片显露笑意。教育主任玛拉将金棕色头发往旁边一拨，朝我伸出指甲修剪整齐的手。
“巴拉那州有超过60人受雇于监狱工作。”典狱长神情挺得意地说起历史，安德烈在一旁为我翻译。
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是针对帮派分子而生，也是拉丁美洲人监狱生涯中黑暗的一页。首先是2012年，墨西哥暴力犯罪集团洛斯泽塔斯（Los Zetas）在阿波达卡市（Apodaca）的监狱内残杀了44人；接着委内瑞拉的监狱受到黑帮控制，狱警能够负责的只有看守设施边界、数人头，以及护送至法庭。到了巴西，时间追溯到1991年圣保罗卡兰迪鲁州立监狱（Carandiru Prison），该机构恶名昭彰，后来已经关闭。那年巴西镇暴部队杀害111名囚犯，其中包含尚未经过审判仅是拘留的被告，而且手段大半是以机枪从牢房门口近距离射杀。即便没死在枪口的人也被扒光衣物，然后遭到受过训练、瞄准生殖器袭击的警犬攻击；还有一些人被利刃刺死，或被强迫目睹处决经过、扛尸体和刷洗血液，因为警察害怕染上艾滋。然而，惨案导致复仇心态，于是出现名为“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da Capital，简称为PCC）的犯罪组织。许多人将PCC比作南非数字帮，而巴西全国上下的监狱很快便落入PCC控制，引发数十起监狱暴动事件，夺走数百条人命。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就在卡坦杜瓦斯监狱内，骚动持续长达30小时，数十名戴着面具的囚犯攻占监狱屋顶，扬起PCC大旗。他们抓了其他囚犯，将俘虏双手捆在背后，之后轮番毒打或吊在屋檐下。
卡坦杜瓦斯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成立于2006年，是巴西政府对于帮派暴力的直接响应。小镇居民都收到矫治部发行的手册，内容指出这是巴西联邦政府第一所专门收容高度暴力犯的监狱，目标是遏制黑道帮派活动。监狱内有四分之一的囚犯是各地落网的PCC领导人物，他们离开一般州立监狱体系以后暂时住进这间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里面有208个单人房，建筑本身就花费1800万美元，是巴西对监禁制度史无前例的大手笔投资，但预计还会有四所类似机构陆续完工。超高级监狱内每位囚犯每年消耗预算12万美元，而州立监狱体系的囚犯平均则是每年36美元，因为一般囚犯多半要自己负担伙食和衣物费用。
午餐以后我们重返监狱，玛拉带我们通过繁琐安检。这里设置了两组精密金属探测器、电子指纹辨识系统、X光输送带、各种手持仪器，还有人工搜身。监视摄影系统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我们的行动，影像同步传送到首都巴西利亚市。
身穿海军蓝制服的干员巡逻各处，其中一人负责护送玛拉、安德烈和我。他身上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作响，我侧面得知原本所有门户设计为电子锁，但某次系统中毒以后大家动弹不得，于是只好回归传统。通过刮刀式刺网，广场上砾石满布，有绿色制服的人挑着水桶或垃圾袋走动，男女都有。起先我以为他们是犯人，没想到只是清洁工。更深入一些，浓浓的消毒水气味钻进鼻孔。
里面一片死寂。
囚犯在哪里？
“你们学校教法律吗？我有法律学位呢。”导游颇自豪，他们是联邦政府的干员，所以薪水福利比一般州立监狱员工好，多数具备大专学历，除了维护监狱安全也要搜集情报，主要目标自然是帮派活动。超高级监狱里，每个犯人由两名干员管理，但在州立监狱体系中，每350个囚犯才由一个人负责。
“穿上，”玛拉递给我一件类似实验室用的白袍，她自己已经套上了。感觉好奇怪，我们是科学家还是医师？不过考虑这里的环境背景几乎毫无生气，似乎也很合适。
沿着走廊前进，一扇门两旁挂着塑料袋，很明显是装垃圾的，里面塞满看来快坏掉的面包。过了那道门是一个让人联想到肉品冷冻库的环境，难道是停尸间？不对，这里的小房间是监狱中的监狱，隔离中的隔离——纪律管理特区（Regime Disciplinar Diferenciado，简称RDD），这种极端隔离手段用在极端纪律问题上。许多巴西公民认为RDD与宪法所谓不得施以不人道处置的精神有冲突，因为被关进这里完完全全无法和其余囚犯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可是每个移送到卡坦杜瓦斯监狱的犯人，最初20天都必须在里面度过。
干员打开房门，里面是空的，乍看就像真人大小的过家家的屋子，只不过是一个噩梦版本。牢房一尘不染，和停车格差不多大，有方形书桌、圆形椅子和长方形的床，但其实只是荧光灯管底下的几个混凝土块罢了。高处有教堂那样的窗户投下柔和阳光，光点在黄色墙壁上舞动，周围笼罩着橘色阴影。顶上是四块正方形的天空，就这么多了。牢房另一头连接“日照区”，内设有淋浴间，但淋浴间内还开了监视窗口方便掌握囚犯状况。牢房里面唯一有人活过的证据，是金属门背后刻着数日子的线条。
另一侧两道紧闭的门后住着活生生的人，但是我看不见也听不到。我能肯定有人，因为门上挂着文件，而且注明入房日期。两人都一样，已经在极端隔离中度过两星期。
“你有很多想法？”干员看着我的笔记本说：“美国人自己有很多超高级监狱啊，当初我们这里一堆人过去取经，现在你们又一堆人过来参观，好好笑。”的确，单人监禁和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都是美国的发明，早在1787年基督教贵格会就在费城胡桃街监狱实验过单人牢房，1829年成立的东州教养所前身是修道院，内部全是单人房，囚犯必须如古时僧人戴上兜帽，随身物品只有《圣经》。直到19世纪末期，纽约州奥本监狱实行白天苦工加上集体行动的管理模式逐渐盛行，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恶魔岛监狱D区、圣昆丁、福尔森、阿提卡这类收容数千人的超大型多层结构监狱出现，囚犯被迫接受每日照表操课的待遇，在这些设施中极端隔离手段如单人房重新复苏。
1983年单人监禁正式回归。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市（Marion）一所监狱带头采用每日隔离23小时的制度，之后随着美国监狱人口暴增，舆论主张以暴制暴，其他州也跟进了。今日的加州，囚犯单独监禁的平均值为6.8年；回到1989年，州政府设立了鹈鹕湾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也就是第一所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主要特点就是独囚制度，没有任何活动或交谊设施，加上不接受外界检验或申诉的强硬管理体系。1994年，科罗拉多州建设了有落基山恶魔岛之称的佛罗伦萨监狱（ADX Florence），最高纪录是一名联邦囚犯因为“不得与人类接触”的命令遭到禁闭32年。1999年，美国在34个州里共有57所超高级监狱，而鹈鹕湾监狱内有227个囚犯已经独处超过10年。
拉丁美洲于1830年到1940年间建设现代化监狱，有些仿照东州监狱、有些效法奥本监狱。历经上百年，官员们考察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爱尔兰、丹麦、南非，以及俄罗斯，观摩了无数超高度安全级别设施以后，推出了我们眼前的卡坦杜瓦斯监狱。
我们前往干员口中代号为查理的区块，途中我终于听到活人发出的声音：双层密闭门后面传出朦胧呼喊，回荡在迷宫似的走道上。
囚犯被困在迷宫中心——说是迷宫并不为过，因为它的门廊和镜子故意被设计得令人分不清方向。“虽然在同一个房间待了10年，”托克维尔描述美国被禁闭的犯人，“却直到出去那一刻才真正确认牢房在整栋楼的什么位置。”
我被带到牢房前面，小小窗户拉开一线。我试着窥看。
一双眼睛凑上来。我后来得知他叫卡洛斯。
他在狭小干净的牢房里面立正站好，仿佛排队一样。
“你好！”安德烈开口。
那双眼睛……是通向哀痛灵魂的窗。
这次对话，或者说“访谈”，是最诡异、最恐怖的经验。我面对着保险柜那样的门，只透过一个小孔讲话，安德烈在我耳边翻译，速度很快，周围还有很多人听着我们的交谈内容。
卡洛斯，41岁，来自里约声名狼藉的“法裴拉”（favela，巴西葡语中的贫民区）。20世纪80年代起，都市中贫穷阶级人口越来越庞大，他们找到空地就将之占据形成聚落。这种区域和牙买加金斯敦的战区或南非的情况本质相同，缺乏基础社会建设且受到帮派控制。卡洛斯因为杀人、非法持枪、伪造文书、劫持人质已经坐了16年牢，两年八个月前从州立监狱转到卡坦杜瓦斯。
“可是玛拉，”我转头，“囚犯禁闭不是有360天的上限吗？之后应该就要转回州立监狱才对？”典狱长明明才说过。
“多数案例确实如此，”她回答，“但不一定。看状况，规则会有所变动。”
卡洛斯的天蓝色衬衫上面印有联邦矫治监狱狱友字样。他说自己刑期高达98年，但实际上巴西没有人服刑超过30年。
“还好不是美国。”他脱口而出。
卡洛斯从墙壁上取下三张照片骄傲地展示，照片里面是他的五个小孩，从5岁到23岁，还有一个孙子已经7岁大。如同其他囚犯，自从来到卡坦杜瓦斯以后，他就没有面对面探视。他家人负担不了飞来这里的机票，连搭公交车都是很大开销——而如果搭公交车去里约市的在线探视中心，可以透过类似Skype的视频电话系统与监狱囚犯进行视讯对话。之前有次机会是卡洛斯为整幢监狱刷油漆，典狱长自掏腰包代垫他家人前往探视中心的车费（其实不过20美元），但卡洛斯的家人至今只去过三回。
“没有家人，要我如何改过自新？”他问：“有时我会做噩梦，梦到自己被家人遗弃，惊醒以后非常恐慌害怕。我知道我做错了，也从自己、从别人的经验里学到教训，但是我没有机会证明啊。我的感想就是，应该要给人第二次机会，至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卡洛斯用力咽下口水。
“每天待在这牢房里22小时，是地狱。老实说，我每天都活在地狱里，好像要窒息了，或者说根本已经死了。还能说什么呢，这不就是活埋吗！”
其实他想说的应该还有很多，不过我们转换话题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玛拉说卡洛斯参与了阅读矫治项目，计划是2009年开始的，起因是一个行事作风争议很多的联邦法官对监狱官员说：“反正没有钱开什么矫治计划，不如就让囚犯读书啊！”这一点在美国也早有先例，我们那儿美其名曰通过文学再造生命，最早是马萨诸塞州采用了“读书疗法”，以阅读课程为新的缓刑形式。该计划网站的说法是好故事可以激发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心，并扩展到他人，甚至自己身上，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时，囚犯不必直接面对自己的罪行也能处理情绪挣扎。
卡洛斯从书架上拿起《罪与罚》。他开始报告阅读心得。
“犯罪会对家庭造成影响，所以要三思而后行。故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他偷了东西，杀了人，最后受不了良心煎熬，做了坏事怎么能没有罪恶感。”
“那卡洛斯，你觉得良心不安吗？”我问。
“每天都会。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个错误。你懂这种感受吗？身为活生生的错误，而且生命中除了错误，什么也没有。但是就算活在地狱里，我还是保持希望。虽然42岁了，至少不是人生终点。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大学，有兴趣的科目是神学和心理学。我也试着写书，取名叫做《深谷行者》。你我关照内心就会发现那个行者，每个人都要抓紧绳子向上攀爬，千万不要注视底下的深渊。”
走廊上出现两名男子和一辆金属推车，车上的小碟子装了几颗药。这里有八成的囚犯需要吃药。
“我是来这里才开始吃药……”卡洛斯说：“不吃药睡不着，太焦虑，太忧郁了，要一个人度过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没办法，我好害怕。”
干员关上门口的小窗。来不及说再见，卡洛斯便从我面前消失。时间到了。
我们跟在另一辆金属推车后面来到图书馆，但其实比较像是塞满书的更衣间。书籍凌乱，特别是标着阅读矫治认可的书更是到处堆，作者有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和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此外也有《圣经》、字典、福音歌本与很多流行杂志。
“好多西德尼·谢尔顿（Sidney Sheldon）的书。”玛拉口吻有点不满。和奥蒂斯维尔的图书馆一样，这里也有一小柜的历史书籍、一些拉丁美洲研究，但奇幻和科幻的藏书特别丰富。
“囚犯想看书，所以向政府提出请求。结果呢，”她翻开光亮的页面，“来了这些愚蠢的杂志。”
走出大门，空气一下子清新起来，地平线一片翠绿。安德烈和我先顺便送玛拉回到她在卡斯卡韦尔的公寓。前面也有道闸门，与她的工作地点一样，这屋子像是美国来的复制品。
“感谢美国，这房子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似的。”安德烈脱口说出我的心声。
旅馆倒是有1952年的迈阿密风格，或者说整个城镇搬到另一个时空也同样合适。大体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路上女性的发型都比较夸张；点心是小起司面包球；路边小酒馆还播放着摇滚乐。安德烈和我找了一间酒吧坐下来，点了炸鱼排和当地的木薯粉料理后聊起感触，他拧着双手表示自己国家如此热爱监禁实在令人悲哀。电视播放世界杯足球赛，四周酒客有说有笑，但安德烈说那些造价高昂的体育场在曲终人散后也会变成监狱。他压着太阳穴叹道：“连我家里，我哥、我爸，每个人都觉得把犯人关起来，把钥匙丢掉，最省事。可是这怎么算得上解决问题？”
我相信爱，相信救赎，但这里没有
隔天早上到达监狱，铁丝网彼端出现许许多多女性外形的荧光色块。进入监狱有服装规定，除了黄色和粉红色外一律禁止，目的是让远在首都巴西利亚的“老大哥”们能轻松从监视影像分辨出谁是囚犯，谁是工作人员，谁又是访客，结果造就这幅充满戏剧张力的画面。她们都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些还得到PCC援助，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帮派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不少人凌晨就睡在大门外，为的只是排队顺位可以前面一点。无论如何，她们都要忍受漫长等待以及繁琐的安检搜身，身上每个凹洞都要查，换来只是几小时和爱人相伴。最荒诞的大概就是她们居然还不得不打扮成这幅缤纷的模样。
穿过那群妇女并接受安检之后，我们领到一小杯的巴西咖啡，监狱里面沿路都看得见塑料杯到处乱丢。干员必须轮班值夜，所以这一小杯、一小杯又黑又甜的液体，就像润滑油般，维持着机器顺利运转。
下雨了。走在幽暗的混凝土长廊间，寒意渐渐渗进骨子。过了一个转角，看见铁栅后面有比较大的空间，阳光穿透头顶的刮刀刺网，裂成一丝丝。这里就是先前瞥见的日照区，囚犯必须分批进入，每次上限13名，在日照区禁止三人以上的对话。
一颗足球击上墙壁，接着好几个人影迅速穿梭，一边踢球一边吆喝。他们大口呼吸，扯下上衣，光着脚丫，灿烂地微笑，兴奋地跳跃。这就是生命。
接着传来一声：“停！”
鸦雀无声。
球缓缓停下。囚犯们不能动，必须靠墙低头排好，笑容当然不见了。“1号！”干员大喊。
要做的事情已经熟得不能再熟。犯人低头走向干员，转身，跪下，伸出双手到铁栅外上铐；然后，换个方向，走到另一名干员那里，再转身，门开了，门又关了。他的肉体又遭到活埋，必须再支撑22小时。
“2号！”干员再次喊叫。
这仪式反复操作直到日照区只剩下泄了气的球。干员们还戴上塑料手套四处检查，看看有没有遗留物。
过了几分钟，门又打开。下一批13个囚犯成一路纵队低头沉默走进日照区，面朝墙壁后一个一个暂时除去手铐。
“Liberal！”干员指示。意思是“自由活动”。
囚犯满脸笑容，彼此拥抱，头终于抬起来了，不只互相聊天，也会和警卫交谈。靠近铁栅处准备了电动剃刀，需要理发就直接过去用，所以地面上散着一撮撮发丝，而半空中则是足球飞来飞去。感觉就好像是看着他们死了以后又重生。
我看见卡洛斯，容貌比起只能注视眼睛的时候还要更像个大男孩。他身上T恤印着监狱的字样，但我一个恍惚看成地狱。
“来吧，带你看看牢房内部。”干员说。
“可以就这样进去看？”我觉得那是私人领域，好像不该如此随便。
“当然可以，监狱是公有的，不是他们的。”干员语气还挺得意的，他径自带我们进入C区的房间。
混凝土造出的书架上搁着一本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分手信》，旁边是淋浴间，每天固定时间自动洒水。床上有四张褪色相片，里头都是小孩。书桌上一支笔芯从塑料壳内抽出，这名囚犯的创作走的是板画风格，画面中有大麦町、祈祷的双手和笼中鸟。高处小窗户透进微弱的粉红光线，隐约听得见金属门开启后有人朝彼此高呼的声音。监狱在英文里又被称为“悔罪所”（penitentiary），而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所谓的“悔罪”是什么感受。这个地方笼罩着一股诡异的阴郁，就像古时候的修道院，但前方可能是教堂，也可能是集中营。
干员提到牢房里面没有镜子。曾经有媒体来此拍摄，在牢门的小窗外面留下摄影机一整夜，回来时发现囚犯一直盯着镜头，看自己的倒影入了迷。
“牢房干净，整齐，有效率。”干员的口吻仿佛将这儿当成自己的心血结晶。“和州立监狱不同等级，很安全卫生。”
的确，卡坦杜瓦斯和其他巴西州立监狱有如天壤之别，我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才能够过来参观。巴西政府斥巨资建造监狱，自然想向世界证明其物有所值。2014年流出一部影片，讲的是巴西的囚犯居然斩首另外三个狱友，于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开始对当地过度拥挤、暴力频传且超过八成囚犯无法负担律师的监狱表达高度关切，并表示“事态严重”。巴西还有很多州无法分开安置男女囚犯，女性监狱内的男性管理人员要求性服务也时有所闻。青少年和成人也会关在一起，而且牢房里面不一定有盥洗设备。2009年，有16466人的监禁违反规定，例如许多人遭到羁押的时间比最后判处的刑期还要久，最夸张的案例是有位男性花了11年时间才等到开庭。此外，从2009年到2011年间，圣埃斯皮里图州（Espirito Santo）已有多方指控狱内虐待的问题，但政府竟然封锁监狱进出，连原本依法具有督导权的单位也被排拒在外。
另一条走廊上又有几辆金属推车出现，推车的干员们都戴着宽边墨镜。这是另一种仪式：饮料倒满塑料杯，从小窗送进去，囚犯们迫不及待接过，然后小窗再度关上。
后来我们与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妇女擦身而过，她们双颊浮肿，泛着泪光。我还听见婴儿的哭声。
“好可怜，”玛拉揉揉眼睛说，“来探视犯人的，一直大叫爸爸！”
剩下的时间我去了卡坦杜瓦斯里面两个“乐园”：资格符合的人犯每天可以离开牢房几小时去上课或工作。工作机会不多，可以说罕见，主要是拿废弃的杂志纸张编织篮子，或以纸张加上棒冰棍制作成小孩玩具，成品则在当地手工艺品市集贩卖。我们进工作室时，十几个男人围着几张小桌子正在工作，他们拿了两种产品样本给我看。玛拉说我手上那个是纸雕小鸭，还有用火柴棒做出来的摩西、耶稣和施洗者约翰。
“和他们聊聊吧。”玛拉鼓励我，然后向囚犯们介绍了女教授。
我再次吞下内心的不安和作呕感，试着不把自己当作人类动物园的游客，转身望进铁栏杆里面。
奥古斯都的黑框眼镜下掩藏了一双疲惫的眼睛。他说希望有一天能进大学攻读生物，并且提到根据巴西的刑罚规定，犯人工作五天就可以减免一天刑期，但也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囚犯可以得到工作机会。
“工作可以镇定情绪，”他说，“其实只要不在牢房里都好。能离开牢房不要一个人关着，我什么都愿意。闷在里面实在太久了。我相信爱，相信救赎，但这里没有爱。”
隔壁两人神情同样凄苦，玛拉告诉我他们是一对父子。我注视着那位父亲，仿佛又看见南非的安东尼——安东尼的女儿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另一边，儿子也向同一个药头买毒品。我也想起一个纽约的学生，即便出狱回家应该欣喜，他却仍以泪洗面，因为他18岁大的儿子还在牢里。眼见一对父子都住进超级监狱，我心痛得红了眼眶。世界各地有许多父亲因为贫穷和牢狱与子女分别，但父子在监狱里并肩坐着又是另一番光景，转头就看见儿子沦入同样处境的挫折，实在太难想象。
我噙着泪与他们闲聊，问起他们最近读什么书。奥古斯都说起《安娜·卡列尼娜》和书里传达的真爱情绪时颇为激动，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他们访问我。美国的再犯率有多高？这个监狱和你教书的那里一样吗？美国是不是也该采用阅读矫治？美国真的还有死刑？真的吗，死刑？无期徒刑呢？这个监狱是学美国的吗？超高度安全是美国传来的？我们蹲在这里这么久都是美国人想出来的制度？我有点头昏脑涨，后来迷迷糊糊地跟着玛拉走出去，然后不由自主问起：“那个21岁抢银行的犯人，真的罪无可赦吗？”
“那算什么呢，”她回答，“上个月有个19岁的犯人进来。我心想，这孩子瘦巴巴的，能犯什么大错？结果居然是因为他朝检察官脸上吐口水，就被送到这儿来。”
就算是美国也一样，囚犯遭到单人禁闭的理由千奇百怪。纽约有84%的单人监禁原因并非暴力行为，而是例如使用淋浴间过久、不遵守命令、不配合送回餐盘、持有太多邮票，甚至眼神挑衅，也就是狱警不爽囚犯的眼神。2013年，南卡罗来纳有个男囚被处以37年半的单人监禁，只因为他上网在Facebook上张贴动态。
我们又走过日照区。足球落地，囚犯们匆匆回到铁栅前面，看见我兴奋地问了不少问题，笑容几乎扭曲他们的脸。
“美国的监狱可以上网吗？”
“你能在牢房一个人待22个小时吗？”
“帮我们和奥巴马总统问好！”
他们活力旺盛，这攻势令我心里又是悲伤又是恐慌，忍不住打了几个哆嗦。人性在濒临崩溃疯狂的边缘还如此灿烂，这美景我前所未见。
“这里的囚犯没有工作，没有学业，没有得到任何辅导，就只是每天在牢房里面消磨22个钟头。”玛拉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待了好几年，真的很令人难过。”
他们尚未被彻底遗忘
卡坦杜瓦斯监狱与一般州立监狱不同，里面没有帮派暴力，甚至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半数牢房还空着。但囚犯承受着另一种苦痛，是心理上的屠杀。“极高比例的囚犯即便只是短期禁闭也会精神恍惚，几乎无法唤醒，还有一部分人变得极度暴力冲动，一部分人会自杀。即便没出现明显精神问题的人，行为纪律也没有改善，绝大多数个案的心智程度无法回归至有益社会的程度。”这是189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长期禁闭进行调查后得到的结论。
过了一个世纪，波士顿的精神医师斯图尔特·格拉希恩（Stuart Grassian）访问单人监禁的囚犯，研究发现三分之一出现严重精神疾病及幻觉，称之为单人监禁症候群，症状包括社会退缩、恐慌、非理性愤怒、无法控制冲动、被害妄想、急性或慢性忧郁、注意力或记忆力问题、认知扭曲。自残行为十分常见，遭禁闭的人有很多出现咬血管、切手指或睾丸的案例，自杀率也达一般的五倍之高。加州数据显示，自杀人数七成发生在禁闭牢房，如果遭到禁闭者是青少年，则自杀率为19倍。2009年《纽约客》杂志刊载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的文章，他描述单人牢房这个“地狱深渊”时文字栩栩如生：“犯人不停和自己讲话，无法克制踱步，不过6英尺距离，就这么来来回回好几小时。再过不久，他恐慌发作，大叫求救，后来出现幻觉，以为墙壁的颜色一直变换。之后什么声音都能惹怒他，例如整点时警卫开门查看、隔壁房间狱友的动作等等。大概过了一年，他听到电视机里有人对自己说话，于是只好将电视收到床底下，不怎么拿出来看了。”1995年也有一位法官指出，加州恶魔岛监狱的环境“人类近乎无法忍受”。
卡坦杜瓦斯这种单人牢房如同截肢手术般残忍，以为截去问题就达到威慑与惩罚，保障其余人平安。但我们怎能忘记所谓“问题”依旧是人类，他们最后仍然要回归社会，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无论对于囚犯或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逼疯一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更进一步来说，强迫人陷入疯狂，是否合乎道德伦理？
甚至不用考虑这么多，根本问题就是单独监禁没有效！ 2006年研究发现，经过3个月禁闭的囚犯，暴力犯罪的再犯率反而提高；2003年针对亚利桑那、伊利诺伊和明尼苏达三个州的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的调查也发现，囚犯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变化。所以有些国家，例如英国，已经决定放弃又贵又没有成效还不人道的手段，结果是整个英国的单独监禁人口少于美国单一个缅因州的监禁人口。英国采取的做法是将最容易滋事的犯人放置在密切督导中心（Close Supervision Centre），这种小规模但环境稳定的空间最多容纳10人，囚犯接受心理治疗、教育辅导，表现良好才可以得到运动、打电话、接受探访或使用厨具的权利，设计理念是提高对囚犯的控制而不是放任。由于经过控制囚犯彼此羞辱或冲突的机会大为降低，专家认为那才是监狱内部暴力事件的根源。
一个警卫看守着一间小教室，里头10个穿着蓝色汗衫与拖鞋的学生坐在书桌前，和教师的讲桌之间竟也有铁栅分隔。我真无法想象面对铁栅教书是什么感受，这和是不是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已经无关。玛拉指着教师那侧，混凝土地板上有条红线，距离铁栅很近。
“之前有一次，囚犯查字典要找单词，”她解释，“他说找不到，于是老师靠过去想帮忙。这时候呢，警卫急急忙忙冲过来，枪口对准他们大吼，‘退后！你想对老师下手吗？’那个囚犯手发抖，气红了脸。总之，你还是别跨过红线。”
今天这堂课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小学五年级也有高中水平，上课的老师一头金色卷发，穿着实验室那种白袍，胸口绣了卡通人物。她向学生介绍我，我则稍微介绍美国的“监狱直升班”项目，说明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好像鸣枪起跑，赛马奔驰，他们全都激动起来。
“没人给我们上课，我们当然会回到街头混啊！”前排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叫道。
“我51岁了，没什么指望，但他们不一样。”说话的人指着身旁肤色较浅的年轻人。“我这辈子没机会受教育，住的那个贫民区根本没学校。我生下来什么也没有，连出生证明也没办。”
我本来是想访问他们对于阅读矫治计划的想法，然而进来两天后，我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计划本身立意良善，而且可能是维系囚犯理智的最后一条浮木——问题是，想想这环境就知道一切荒谬可笑。文学在这么极端的单人囚禁以及整个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体系中有何意义？换取几天的减刑？原本刑期就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有人真心在乎吗？
当天早上和下午，那位老师离开以后，我被安排进入教室。“你去给他们上课吧！”于是我听见了他们颇为震撼的人生故事。
法比奥，40岁，母亲生他的时候才11岁，而且是遭人强暴。酗酒的父亲差点将他打成泥，所以法比奥6岁就逃家，在几十个孤儿院间游走，7岁开始犯罪，18岁入狱，26岁才隔着监狱铁栅再次见到母亲。
罗伯托，38岁，家里还有14个兄弟，为了养家混帮派贩毒，所以在州立监狱进进出出，反而因此钻研出更高深的犯罪技巧，但也不幸染上毒瘾。后来一次抢劫商家行动被发现，不慎开枪射杀了联邦警察，已经在禁闭室内待了5年。
学生们一个个低着头，气氛就好像有颗定时炸弹。
“Mi família”（葡萄牙语的“家人”）这个字出来以后，点燃了大家心中那把火。一个人关在牢房里面实在难受，不过真正的深渊在于与妻小父母相隔数千数万里不能相见。
囚犯们滔滔不绝，但安德烈已经体力不支，翻译跟不上以后索性暂停。不过我一直点头，而且也真的明白他们说些什么，就和我在美国、牙买加，尤其是在波尔斯穆尔那里听到的都一样。无论是贫民区、战区、南非街头或者这儿的法斐拉，都是类似情境。他们的人生不外乎两个力量在拉扯。
首先是种族。
罪犯、贫民区，乃至于这整座监狱，其实就是种族不平等的结果。当年非洲奴隶被带到巴西的人数是美国的10倍以上，而且苦难在这里维持到19世纪才结束——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度的巴西，在所有美洲国家中敬陪末座。即便废除黑奴，社会仍透过警察权、刑罚权压榨他们成为奴工，几十万名可怜黑人被逮捕，名义是行为不检，包括游荡、闹事、酗酒，甚至是跳卡波耶拉（一种传承自非洲的舞蹈，由于带有武术成分所以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解禁）。被捕的黑人沦为劳工，或者被迫加入军队，即便1988年巴西成立新联邦宪法，还是没有吸收黑奴后裔进入国家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政策。隔离充斥于社会各个层面，无论教育、就业、土地分配和居住，以及公共服务，于是到了2009年，黑人或混血儿仅17%真正进入教育系统，超过八成上学不满8年，近2/3非白人学生无法读完高中，能上大学的仅6.6%。巴西全国生活水平在贫穷线以下的公民超过七成为黑人或混血，工资比白人少了不只一半，预估寿命也短6年，主管职位有97%、经理职位83%都被白人占据。如果巴西的白人和非白人分裂成两个国家，白人巴西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到全球第44名，但非白人巴西却是第105名。
由此观之，巴西非白人族群犯下杀人案比例将近白人族群的2倍，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3倍，其实一点也不意外。非白人明明是全国人口1/2，却占了监狱囚犯的三分之二、入狱概率是白人的2倍，也一样并不奇怪。几百年下来累积的社会制度一直在荼毒他们。
“你之后会不再犯罪吗？”玛拉问一个囚犯，囚犯眼睛下面已经满是皱纹。
“要是回去还是没工作，你要我怎么办呢？”他看起来好像想要冲上前：“就算回去了，谁要给我工作？谁愿意帮我？”
他转向我，眼睛一亮：“美国的情况怎么样？政府会帮忙吗？会不会给工作？记得，有机会的话帮我报名，看看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可能正常上班。”
我一直看着红线，但还是将笔记本递到铁栅对面。
佩德罗·亨里克·普罗科皮奥，他写下自己的姓名，笔迹很秀气。“要记住哦。”他将本子还回来。
除了种族，另一个力量是阶级。美国已经注意到犯罪问题实际上就是贫穷和不平等的问题。所得分配不均达到1928年以来新高，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家庭人口掌握了全国88.9%的财富。同样问题在巴西更极端，所得不均程度比起美国还高出25%。症结追溯到1870年到1890之间，当时巴西经济成长率近乎世界最高；到了20世纪50年代，看似要超越美国，于是2000万人移入大城市，可说是史上最大一次迁徙。然而，也就因为经济成长急速趋缓，数百万人陷入贫穷，1980年到1990年，最低工资下降46%，人均所得也滑落7.6%，同时期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却成长65%，穷困的那一半公民收入反而下降12%。GDP用于医疗预算仅3%，教育不到5%，但退休抚恤占了12%——这笔支出只有巴西社会顶端五分之一的人享受得到，活在地下经济体系的人口高达全国人口的40%，完全得不到保障。此外，居住权也是一大危机，三分之一家庭没有足够空间，全国统计起来还短少580万户居住单位。
贫穷如此普遍，社会服务如此缺乏，巴西政府却宁愿砸重金建造我身处的这所监狱。
为什么？我问他们，师生立场互换。
他们给我的总结是一句巴西俗谚：“做给英国人看。”
囚犯们表示，事实上，政府需要黑帮存在，因为贫民区和监狱需要人管理。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数字帮便是在同样背景下诞生。不过巴西政客们却又得定时作秀，表现自己努力打击犯罪，不然选举会失利。卡坦杜瓦斯监狱以及它四个兄弟是这国家一场大手笔的秀，尽管单独监禁根本是虐囚，尽管监狱根本没有解决犯罪、暴力、社会不公的问题，甚至对于帮派规模毫无影响，联邦政府还是设法将所有囚犯抹黑成危险人物，他们莫名成了黑道大哥，回到家乡臭名远播。尽管同样策略在美国根本失败了也无关紧要，戴维·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2014年的新书《黑社会的社会秩序》（The Social Order of the Underworld）就解释了这件事，他研究加州监狱内部的帮派以后，发现性质与巴西PCC类似，“最后提供了暴虐却有效的管理手段”。加州一开始也将同帮派的囚犯分散到相隔很远的不同监狱，以为这样可以削弱联系，没料到反而使势力扩展到其他州，触手伸入联邦系统内。
但事实已经没人在意。卡坦杜瓦斯监狱就是政治舞台上的精彩一幕，关在这里的条条人命演出得非常漂亮。
“媒体把我讲得禽兽不如，”法比奥说，“我才不是那样。真正禽兽不如的是创造出这种恐怖地方的人！”
眼前的铁栏杆模糊，我的头越来越痛，但还是尽量想些话出来勉励他们。我说自己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做柯克，他在美国的监狱里面认真读书，拿到大学文凭，后来还进入常春藤盟校，成为社工领域的博士，还有我在纽约的“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学生出狱以后都一定能入学。巴西囚犯们听完，眼神闪烁不已。
“让我们和你的学生分享一些想法吧，”他们说，“算是地球两端的囚犯相互交流一下。”
他们的分享充满希望，由人间炼狱全力窜出。
只有教育能释放我们。真正的牢笼在脑袋里，通过学习才能将它们拆掉。资本主义会毁灭我们，生命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成为怎样的人。好好学习。不要放弃。
“我代表巴西祝福你，”等我收东西要离开的时候，奥古斯都靠过来说，“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
谢谢你还记得我们这些人，就还活着的人而言，这句话实在奇怪。但他们算是活着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单独监禁是“抽干一个人的生命养分，削减他的灵魂使其萎靡衰弱，然后高高捧起如干枯木乃伊，他们把已经失去心智的人，赞扬为改过自新的模范”。对他们来说，能被人看见，出现在笔下，已经是难得的重生，代表他们尚未被彻底遗忘。
过完这一天，我们随玛拉回到办公室，狱方人员围着一部计算机，个个露出笑容。他们转身让出画面给我看看，是谷歌翻译的一句话：“他们动（moved）了。”动了？去哪里？别的监狱？
“不是啦，”玛拉解释，“是说你亲自过来，讲了学生的故事，囚犯都很感动。”
我也很感动，但这份感动无法带来慰藉。
安德烈和我驱车前往机场，一路上两人都没有讲话。他感到气愤，国家竟将钱用得如此荒谬。他以前就在卡坦杜瓦斯或州立监狱体系做志愿者，连他的未婚妻也一起帮忙，为女子监狱的囚犯提供法律咨询。他们已经知道巴西监狱制度的黑暗，但亲眼见证还是太过震撼。至于我，沉默是因为不时啜泣，脸颊失去血色，情绪也暂时失去气力。
回到美国，过了几周，我对奥蒂斯维尔监狱的学生们提起巴西的囚犯，请他们写信过去，内容挺活泼有趣的。
“希望你身体安好，无论当初犯下什么错都已经吸取教训。”理查德的信上这么说：“我称你为兄弟，因为即使我们身处异地，你我仍旧是人，灵性永远相连。我也相信教育会是成功关键。对了，该介绍一下，我个性简单好相处，喜欢学习新知。”
罗贝多的回信写了不少：“我们肉体遭受囚禁，但无论国家机器怎么压迫，也不可能关住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保住心灵自由。我已经23岁了，打从16岁就住在监狱；一开始不知道教育多重要，所以走了很多冤枉路。后来我无意间翻开书，才发现自己原来能够那么‘自由’。虽然每天关在牢房里面23小时，不过一看书就会忘记时间。说这些，其实是因为听说你可以上学，希望你看了这封信以后更有动力走下去。”
他的回复令人动容，而且充满希望，只可惜这是我第一次进出监狱以后，心里感到彻底的绝望。首先，看似黑暗中的烛光，也就是他们的阅读矫治计划，相应于整个局势太过微不足道，甚至令人怀疑计划本身是否也只是政治舞台上的另一出戏。再者，虽说美国许多州政府已经开始思考单独监禁制度的优缺点，于是2014年有10个州着手改善相关环境，缩限独囚规模，避开青少年和精神已有状况的犯人，或将单独囚禁的囚犯重新送回一般囚犯之中。但卡坦杜瓦斯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美国撒下的种子又一次在异地结出迥然不同的果。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和单独监禁制度不仅是全球的现实，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现实。这是一个世人陷溺其中，至今仍不愿清醒的美国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