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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几年来的行事方式使那些对他所面临的巨大难题寄以同情的人们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自由主义者竞让陆军得势?为什么他对外相那么言听计从并让他危及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克莱齐大使对近卫的许许多多表现出政治家风度的行动有深刻的印象，“正因为这样，他也常常为近卫的明显的软弱无力和在危机关头未能用其本人的强有力的地位去约束极端主义分子而感到恼怒。”
内阁企划院总裁陆军中有见识人士铃木贞一中将认为，近卫在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不是由于他的软弱，而是陷于理性上困惑，过于客观，使他几乎不能当机立断并采取相应行动。
不过，有一件事是铃木和克莱齐两人都同意的——近卫是又一位哈姆雷特。他同哈姆雷特一样，要到最后关头才采取坚决行动——他将私下与罗斯福总统会见，一举而永远解决支那问题【大概就在此时，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午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邸，问山本向美国进攻的取胜机会如何。山本预计在头一年能取胜。“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便加深了近卫的怀疑， 加强了他与罗斯福会见是唯一解决办法的信念。——作者】
八月四日，他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日本和美国都要做出让步，但他觉得，如果能“以宽广的胸怀”来举行高级会谈，还是能达成协议的。他保证，他不会“急于求成，会不亢不卑。”
东条和矶川两人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过不了几小时，矶川报告说，海军“完全同意，并预祝会谈成功。”东条却发现陆军内部意见分歧。他在给近卫的信中写道，人们生怕最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约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反响。但只要近卫承诺，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便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陆军也不反对会谈。在信的结尾，东条提出其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失败。”
近卫本人却毫不怀疑。他把拟与罗斯福会见一事，在和他的密友同盟通讯社编辑局长松本共进午餐时，告诉了松本。八月六日上午，近卫向天皇奏明了他的意图。“你最好立刻会见罗斯福，”天皇陛下一边回答，一边想起了永野海军大将提到的石油储备日益减少的情况。次日上午，近卫便给国务卿赫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与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会见，以讨论调整日美之间的分歧的措施。
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它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张伯伦使用过的那种“摸心术。”国防部长史汀生同意这一看法，并在日记上写道：“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两天以后，国务卿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想得到肯定的答复，而赫尔连指责带教诲，反驳说，现在很清楚，在日本赞成和平的人“已经失去控制。”日本的报界“正在不断受到唆使，让它散布日本受到美国的包围的论调。”他接着说，就在当天，他还向新闻界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守法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会受到别人的包围，除非自己包围自己。”沮丧的野村最后问，这是否算是对最高级会谈建议的答复。赫尔把刚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最后说，“至于日本是否能找到制订相应政策的办法，然后再进一步订出满意的计划，这有待日本政府去决定。”
既然日本军方领导人本来就觉得，他们同意与罗斯福会见一事本身就有点低三下四，而华盛顿却又如此冷落这个邀请，这就加深了军方的正在增长的怀疑。美国人果真是愿意和平呢，还是在玩弄手腕争取时间?每天要耗费一万二千吨石油，而又无处补充。用不了多久，军队就会象一条被抛上沙滩的鲸鱼，动弹不得。
罗斯福当时不在华盛顿，无法和他讨论时局。他坐上了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纽芬兰的阿根夏海湾与丘吉尔会见。八月十日是星期日，总统在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甲板上在大炮的影子下做了礼拜。这次礼拜的内容选自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中的话，选得非常得体：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同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礼拜毕，罗斯福便坐上手轮车，由丘吉尔陪同，参观了这艘军舰。在甲板下方，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正在阅读由丘吉尔起草的准备同时从华盛顿和伦敦发出的电报草稿。电文警告日本，如继续侵略西南太平洋，将要采取严厉的反措施。
韦尔斯离开“威尔士亲王号”时，丘吉尔说，他并不认为“还有多少希望，除非美国发表一个它要阻止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这样明确的声明。如果日本继续南侵，要避免英日之间的战争，看来是没有指望的。”
第二天，罗斯福与丘吉尔就在“奥古斯塔号”军舰上进行会谈。罗斯福“强烈地”感到“应作最大的努力避免与日本开战。”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路线——硬的，不软不硬的，还是软的?硬的，丘吉尔说，东京的提案不外乎是“措词圆滑的建议，借以取得日本目前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对将来，却什么也没给。”
罗斯福建议由他就这些“不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只要争取三十天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可以在新加坡地区巩固阵地。这三十天将是宝贵的。他说，“把这事交给我吧，我想我能象哄孩子似地哄他们三个月。”
丘吉尔满以为，他已说服了罗斯福采取“强硬”路线，于是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了如下电报：
“总统将于周内结束巡游返回。他将在递交给日本大使的照会末尾加上从我草稿中摘取的下列一段话；‘日本对西南太平洋的任何进一步侵犯，将造成一种使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反措施的局势，即使这些反措施有可能导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他也许会加上大意是这样的话：由于苏联是个友好国家，很明显美国政府对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任何类似的冲突将同样地感到关注。”
也许丘吉尔是对的，但是总统一回到家，赫尔就劝说罗斯福重新考虑，并采取一条比较温和的路线。赫尔本人也相信除了武力，什么也阻止不了日本人。 （不久前，他在电话中对韦尔斯说：“我就是要我们的人不要轻信池们所说的每个字，但为了达到我们推迟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的目的，要装成相信的样子，需要多象，就装多象。” ）八月十七日，虽是星期天，罗斯福仍召见了野村大使。总统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日本停止她的扩张行为，并决心“开始奉行太平洋和平的计划”，美国“准备重新恢复七月间中断的非正式的预备性讨论，并将竭力选择交换意见的时间和地点。”他对秘密会晤的主意发生兴趣，甚至建议“十月中旬左右”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城会晤。
野村旋即给东京发电报：
“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次日(八月十八日)下午，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召见了格鲁大使。这位海军大将对格鲁说，相信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以海军军官，而不是外交官的身份坦率地谈话。日本进入印度支那，目的是要解决支那事件，而不是出于德国的压力。随后所发生的冻结日本资金的做法，已在日美两国之间“长期和平关系史上留下一个污点，”如果谈判破裂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不能理解。解决的办法是由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使问题能在“冷静和友好气氛中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由于格鲁没有得到国务院关于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晤的通知，他听了后不禁感到新奇。两国领导人都是出身于名门，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另外，他自己也将会参加此次会晤，这将是自己事业中登峰造极的时刻。
由于外务省内空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丰田将军令端上冷饮和冷毛巾，并建议两人脱去外衣。两人都在擦脸时，格鲁说：“将军，你曾经常在战舰舰桥上站立过，也经历过数天数夜的大风暴。自你接过外务省的(省桥)以来，你一直在经受一次漫长的，接连不断的风暴。你我两人都应尽力平息那些怒涛。”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小时三十分钟。格鲁大使一回到使馆便立
即给赫尔发了一封特急电报：
“为避免日美之间目前正在明显增长的发生极端无益的战争的可能性，本大使以他所拥有的全部权限，主张绝不能不加慎重考虑就将日方之建议置之不理。这个建议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且还表明，日本之不妥协仍未完全形成，因为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最高权力机关业已同意这一建议。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的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本大使冒昧认为，现在良机已在眼前，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晤那样，最高级政治家的行动有可能克服表面上看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太平洋今后和平的障碍。”
几星期以前曾为谅解书草案不辞劳苦地奔波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二人认识到，他们独自进行的外交活动已经失败。七月三十一日他们离开华盛顿，两星期后抵达日本。岩畔深为东京各界人士的好战情绪而震惊。人们对英美的仇恨在不断增加，普遍觉得，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正在扼杀日本。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和平的情绪，虽然这种情绪是反对轴心国。各反战组织在白宫周围设置了纠察线。那些孤立主义者们到处发出反对罗斯福援助中国和英国的呼声。延长现役军人服役期限的法案仅以一票之差得以通过，在兵营内俄亥俄州的名字被赋以隐晦的含义——十月到山那边（直译为“十月到山那边” ）的缩写词，【“到山那边”是军俚，意思是“开小差”。——译注】
岩畔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之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告终。然而，那些参谋们却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 “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唯一的出路是——打!”岩畔想起，几个月前，海军还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美国问题，他伤心地得出结论： “木已成舟”。
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泄气。他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劝说。他说，游说却宛似“糠中钉钉”——白费劲。八月末，他参加了一次联络会议。在会上，他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他指出，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 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全部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次日，岩畔跑到陆相办公室讨论这个书面报告，但东条只简略地通知他，他已被调往驻柬埔寨的部队。“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
当岩畔踏上火车开始他南下赴任的第一程时，他对朋友说：“你们这么多人都来为我送行，不过，当我回到东京时——如果我能活着的话——恐怕我只能独自站在东京车站的废墟上了。”
岩畔那股传教士般的热情或许是他被流放的原因，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这些观点引起了戏剧性的政策逆转。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军方领导人最终同意避免与美国开战，尽管要做出重大让步。岩畔出发的那天——八月二十八日——两份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电已发出。其一是近卫写给罗斯福的信，再次要求与他会晤，其二是一个正式文件，建议在支那问题解决后，或东南亚已建立“正义的和平”后，从印度支那撤回所有日军。日本还进一步保证不向邻国用兵，并保证只要俄国“信守苏—日中立条约” “不威胁日本或满洲国”，日本就不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远比此重要的是，日本同意赫尔的四条基本原则——此时，这些原则已列入美国的官方文件交给了日本。
“……关于美国政府详细地提出的，并在非正式会谈中被设想为构成太平洋地区的计划的这些原则和指令，日本政府愿意声明，它认为这些原则及其在最友好的方式下的实际运用，是实现真正和平的首要前提，不仅应该运用于太平洋地区，而且也应该运用于全世界……。”
这个提议否定了数个月来所鼓吹的政策——还展现了将做出另外的尽管是有限度的让步的前景。罗斯福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乐观的，他提出了与近卫会谈三天左右的初步计划。但是，霍恩贝克博士本来就不相信日本的提议是真心实意的。毫不奇怪，当赫尔从“魔术”截获的电报中得悉日本在东南亚军事集结时，他也对日本人产生怀疑。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一直还想“领略与近卫会晤的滋味”的罗斯福被轻易地说服，同意“在未取得圆满的协议”之前，不进行会晤。这就是说，本来就不相信日方建议的美国人，除非预先得到他们的条件会大体上被接受的保证，否则就不愿进行谈判。
在东京，格鲁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巴不得就按日方建议的票市价值把它接受下来。他们相信，近卫会同意“除被允许在华北和内蒙暂时保留部分日军以作为挽回面子的权宜之计外，日本最终将从印度支那全境和中国全境撤军。”于是，格鲁请求早日批准近卫——罗期福会谈。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
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就笼罩着这种绝望心理[据认为，类似大岛大使从柏林发来的报告中反映的泄密事件，系源于内阁的文官。为了防止再次泄密，从七月二十一日起，所有联络会议均改在皇宫内举行。【自然，“魔术”一直在源源不断向美国官员提供日本多数的政治决定的情报．——作者】。因为直到那时，罗斯福还没有正式答复，大家都顾虑重重。提出这样一个妥协的建议，是不是一个错误?美国是不是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我们在一天天弱下去，最终将无法支持。虽然，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恐怕随着日月之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没有办法“将死敌人的主帅”——工业潜力，而初战的决定性胜利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这席话使陆军不知所措。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将军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规定截止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在十月十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这是个危险的建议，它有可能导致战争。然而，极力主张和平的近卫公爵和丰田外相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或许他们私下认为，在今后五个星期的宽容期内，谈判有可能取得成功，争论的焦点在于措词。七个小时后，大家一致同意制订了下列政策：“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十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与此同时，真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以达到最低限度的目标。如果在十月十日前仍一无所获，那么便开战。
作战计划已经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袭击珍珠港、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本书第七章将介绍这些攻击计划逐渐具体化的过程。——译注】。 关于珍珠港，陆军参谋本部只在几天前才略有所闻。陆军省内也有几个人知道此事。但奇怪的是，东条却不在知情者之列。
几个小时后，罗斯福对日本提出的妥协倡议的回答到达了东京。这个答复把想在上奏天皇以前，由内阁重新考虑这个关于截止时间的仓促的决定的微弱希望化为乌有。罗斯福的答复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婉拒了近卫一再邀请罗斯福与他会晤的请求，提出首先在“重要的根本问题上”取得协议后，再进行会晤，第二部分是口述声明，同样含含糊糊，但更使人失望。它是许多外交官乐于使用的一种巧妙的回击：既婉转地拒绝允诺任何重要的东西，又避开主题。复电说， “满意地”注意到日本愿意遵守赫尔的四条原则，但又似乎提出疑问：“你们果真如此吗?”而对日本提出的从印度支那全部撤军的建议只字不提。
由于这个答复似乎蓄意断然拒绝(其实不然)，而且还贬低陆军以痛苦的代价（这倒不错做出的让步，内阁便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截止时间的政策。九月五日，近卫进宫见驾，要将此事奏明天皇，以便把它变为正式的政策。进宫前，他首先在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稍事停留。
木户侯爵惊呼道：“你怎么能突然把这个提案呈给天皇！”在木户听起来，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天皇陛下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近卫的辩解是软弱无力的。
“不能把它弄得含糊一点吗?”木户问，“把截止日期定在十月中旬，太铤而走险了。”
近卫很不自在地在推托。木户仍坚持己见：“你得想想法子!”
近卫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联络会议上决定了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时三十分，侍从通报说，天皇即将会见首相。天皇已从这份文件看出问题，说：“朕注意到，你先讲战争，后讲外交。朕必须在明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征求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
近卫尴尬地回答说：“各条内容的先后次序并不一定是按重要性排列的。”他建议立即把陆海军两总长召来见驾，以便更详尽地阐述最高统帅部的立场。六时，他与杉山和永野两大将又再次进宫见驾。
天皇问，南面的战争能否按计划取胜。他们详细地启奏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然而，计划虽然详尽，仍不能使天皇释忧。陛下问：“有没有不能如期完成作战计划的可能?你们说五个月，难道不存在五个月还拿不下来的可能吗?”
“海、陆军曾对所有问题反复研讨，”杉山奏道，“所以，鄙人认为吾等能按计划作战。”
“你认为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地登陆是抱有信心的。”
“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杉山仓皇失措地答：“那次是因为来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的缘故。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情况。”
“你有把握使战争按计划进行吗?”天皇继续追问，“你当陆相时，曾说蒋介石会很快被击败，可是你一直未能做到这点。”
“支那的内地辽阔”，杉山委屈地说。
“知道。南洋可要宽阔得多。”天皇激动了起来，直问道：“你怎能说五个月就可结束战争呢?”
杉山试图作答。他说，日本的力量日见减弱，趁日本还元气充足的时候，有必要加强国力。
这个回答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乎天皇便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能绝对取胜吗?”
“不能说绝对，但有可能取胜，我不敢说绝对取胜。如果全国出现危机，一年半载的和平对日本也无济于事。我认为，我们应该谋求长达二十年或五十年的和平。”
“啊，原来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声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担心。“不打更好，我们认为，应该尽力设法谈判，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我们才打。”
永野立刻给他的同僚解围。“我认为，这正像一个危急病人在等待手术一样。手术方案必须迅速做出。不动手术则意味着让病人逐渐衰亡。手术虽然是个极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病人的性命。当机立断是最重要的。 最高统帅部希望谈判成功，不过，如果和谈失败，手术就势在必行。”然后，他匆匆地补上一句：当然，外交是“首要的”。
“那是不是说，最高统帅部现把外交放在优先地位?”两位将军都异口同声地说，正是。天皇这才宽心。
次日早上九时四十分——那天是九月六日——在御前会议即将开始前，天皇召见了木户。日本能打胜美国吗?天皇问。华盛顿的谈判怎样了?
木户劝天皇开始要不动声色，让枢密院议长原去提问题，他已指示原那些问题该提。讨论一结束，天皇就应打破先例。停止“君临”，就是说，实行片刻的“君治”：“指示两总长与政府合作，使谈判成功。”只有采取这种打破传统的戏剧性措施，才能改变那个灾难性的“截止”政策。
当会议参加者先后进入会议室时，近卫把以资源专家身份参加会议的铃木贞一中将拉到一旁，让他看了看新政策的内容。铃木一眼就看出，不应该将它上奏给天皇。近卫同意他的意见，并说最高统帅部，尤其是东条，坚持要速批准，如果御前会议推迟哪怕二十四小时，内阁恐怕免不了要辞职。“战与不战以后再定。本文件不过是决定在谈判的同时，作好战争准备。因此，我还得把它呈上。”
十时整，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开始了，近卫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以便开会。”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会议参加者一个个双手平放在膝上，直挺挺地坐着，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问题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解决，尽管“美国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有更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
杉山陆军参谋总长表示赞同永野意见，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铃木将军谈了国内资源的令人忧愁的情况。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将在十个月内枯竭。“如果华盛顿谈判成功，那很好，如不成功，又要久等，情况就很不妙。面前有三种抉择：立刻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在前两者中择一。”
讲求实际的原起身说：适用常规外交的时机已经过去。他称赞近卫会见罗斯福以取得某种协议的决心。他把新政策草案举起。“这份草案似乎意味着，战争第一，外交第二。但能否把它解释为，我们将尽力开展外交，只有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时才进行战争?”
“原议长的解释与我起草本文件的意图完全相符。”海相及川说。
然而，军方越解释，原的疑惑越加深。“这份草案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我们将转向战争，而不是外交。你们果真是把重点放在外交上吗?我倒愿意知道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看法”。
在令人难堪的沉寂中，天皇目不转睛地环视着会议的参加者，然后做出了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他尖着嗓门高声问：“你们为什么不作答?”
自从“二·二六事件”以来，他还一直没有放弃过他所扮演的消极天皇的角色。听见天皇的喊声，与会者全都吓昏了头脑。良久，一位阁僚站起来。他就是海相及川。他说：“我们将作好战争准备。不过，我们当然也要尽力进行谈判。”
又是一阵沉寂。大家在等待两总长中的一位起来讲话。但是，永野和杉山两人都呆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
“非常遗憾，最高统帅部竟无话可说，”天皇启口说，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吟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
世间海洋皆兄弟，
为何风雨乱人间?
天皇的斥责使听众如坐针毡。没有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点儿动静。天皇继续说道：“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天皇对和平的热爱。你们对此有何体会?”
永野最终硬着头皮站起来。 “臣代表最高统帅部，”他低下头恭顺地说， “对陛下的质询来做回答表示深切歉意，不过，……”他结结巴巴辩解着。“臣的想法完全与原议长想的毫无二致。臣在文内曾在两处提到这点。既然原议长说他理解臣的意图，所以刚才觉得没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点了。”
杉山站起来说：“臣也恰好如此，刚才正想站起来回答原议长的问题，但及川海相已替我回答了。”这席话免掉了两位参谋总长的麻烦。他接着又说：“听到陛下直接对我们的沉默表示遗憾时，真有诚惶诚恐之感。请允许我领会陛下的意思，是要吾等尽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还猜想，陛下怀疑最高统帅部会首先考虑战争而不是外交。”他向天皇保证说，情况并非如此。
·２
在谈判的同时立即着手备战的决议，含有更深的意义。事实上它意味着，除非十月十月前谈判取得成功，否则敌对行动即将开始。决议虽已做出，并盖上皇玺，但天皇陛下的龙颜不悦就是在军方内部也产生了疑惑。天皇陛下把重点放在外交，就给近卫一个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主要问题倒不在于东条集团，而在于公众。受到控制的报刊大造舆论，使人们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心想把日本变为三等民族，于是，呼吁采取行动的各种声讨大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时局逆转，格鲁大使也开始带上手枪，尽管他觉得这是胡闹，犹如置身于“野蛮的西部”。
说危险，这倒是真的：两个秘密组织，在得悉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晤的消息后，正在策划暗杀近卫首相。其中一个组织，企图在东京采取黑社会的蛮干办法，袭击首相，另一个组织，则想仿效爆炸张大帅的办法。后一种是一位名叫辻政信的中佐设计的。这位中佐是当时最激进的年青军官们崇拜的偶像，是个第一流的沙文主义者。他决心挫败必将带来可耻的和平的最高级会谈。
他挑选了一名曾两度入狱的犯人充做谋杀的凶手。第一次入狱的罪名是他给天皇呈交了一份右翼请愿书，要求救济失业者——这他是干了。第二次入狱的罪名是向藏相家投掷炸药包——这他并投有干。最活跃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儿玉誉士夫与辻志同道合，他同意了辻的行动计划。近卫要去会谈，必须到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面不好，他必然乘火车前往。东京城外有座桥，名叫六乡桥，儿玉就将在这里下手。
御前会议结束数小时后，近卫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妇，用迫切的语气告诉她立刻整装，他会派车来接她。几分钟后，她乘车赶到伊膝文吉伯爵家。伊滕文吉是明治维新时期四大伟人之一的伊滕博文亲王之子，他家里没有侍从。
另外两辆轿车也抵达了。一辆坐着近卫和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另一辆轿车摘掉了使馆的牌子，里边坐的是格鲁大使和参赞尤金·h·杜曼。以前，这两位外交官，谁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过这种方式的会见，按照惯例，除了国务活动这种场合外，首相向来与外交使团是没有任何社交接触的。
近卫将他的情妇作为“房东的女儿”介绍给了客人。晚宴全由她侍候，这样，他们便可以无拘束地交谈。近卫和格鲁“极其坦率地”交谈了三个小时，由牛场和杜曼翻译。近卫向格鲁保证说，东条和矶川将军两人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格鲁问，那么赫尔的四原则呢?
近卫说，这四条原则，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实际运用这些原则时，还会产生各种各样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会见（总统）”。他承认，他应对日美关系之间令人遗憾的状况负责，——他承担了支那事件和三国同盟条约的责任。因此，他决心消除两国间的分歧，把个人危险置之度外。
他和罗斯福面对面地会谈，无疑能达成协议，不过，只有在最短期间内进行会晤，才能达此目的。用常规的外交途径得花上一年时间。近卫当然不能泄露，至十月十日限期前，他只有不到五个星期的时间。“从现在起一年后”，近卫说， “我说不上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目前我则可以做到。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他（罗斯福），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我可以提出一项他不能拒绝的建议。”说了这番诡秘的话后，他把脸转向杜曼。杜曼生于大阪，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几乎在日本生活了二十三年。近卫对他说：“日本的情况你清楚。我给你说几句话，请不要翻译给格鲁先生。你知道后，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你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也卷进这场争议中去。不过，一旦我与总统达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我便马上把情况上奏陛下。天皇将立刻下令，让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杜曼压住了要把这番话翻译给格鲁听的愿望，答应一定保守秘密。
近卫反复说明，东条和杉山两位将军业已同意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东条甚至同意派一名大将陪他出席最高级会晤。“我与总统会谈时，陆军和海军将各有一名大将站在我后边”。不瞒你说，军方有一小撮人反对谈判，但由于得到海、陆两军参谋总长的全力支持，他充满信心，定能制服一切反对派。他可能遭到暗杀，但如果和平能够实现，死也是值得的。“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
格鲁深为近卫那种显而易见的愿意遵循赫尔四项原则的真诚所感动，便说，他要回使馆立即拍发那封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电报。【电中有一点， 格鲁如果不是对近卫的话添枝加叶，就是通过杜曼的翻译没有清楚地理解首相的真意。格鲁称日本人“肯定地、全心全直地同意国务卿所阐明的四原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近卫回忆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它们在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最近在与我的会见中，牛场证实了近卫的说法，并说在那次会见中，他不得不几次纠正杜曼的译文。罗伯特·布托把这句话译为“作为原则．那是极妙的”。虽然在字典中，“极妙”可以用来作为“kokako”的译文，但在口语中，根据此处上下文的意思，它不过是“不强调的同意”，就是“我倒同意”。格鲁的理解后来被霍恩贝克派用来攻击近卫是个谎言家。——作者】
不错，东条将军确实同意这次最高级会晤，但并没有全力支持。于是近卫便请求东久迩宫（天皇的妻舅），对东条施加影响。次日晨，东久迩宫召见东条说： “顷悉陛下对华盛顿谈判非常关注，并对近卫—罗斯福会晤寄予崇高希望。”作为陆相，东条应尊重圣者，对此次会晤以及日美关系问题应采取更主动的态度才是。
“臣对未向皇上作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东条尴尬地说，“日后，臣自当注意，凡陆军禀奏之事，务使天皇陛下充分理解。天皇对日美谈判及近卫—罗斯福之会晤圣意，臣甚是明确。”他答应将尽陆相之所能，使会晤及时实现。但他个人认为，成功之机会不过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之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他变得更为激动，发誓说，如外交结果对日本未来不利，他将向“天皇陛下进言”，若天皇对吾忠告置若罔闻，他将不得不辞职。 “此乃臣唯一能表明对陛下忠诚之举。”
东久迩宫一直让东条陈词，未加打断。未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法国时，贝当和克列蒙梭对我说过，‘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眼中钉。在大战期间，美国拔掉了这颗眼中钉，它将拔掉东方的另一颗眼中钉日本。美国深知日本如何不善于外交，他将采取措施对你一步一步地进行辱骂，惹你动武。如果你耐不住性子，发动战争，那么，你们必然会败北，因为美国力量强大。所以，你必须逆来顺受，切勿上当’。目前的时局正如贝当和克利蒙梭所预言的那样。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坚忍不拔，不能与美国开战。你是近卫内阁阁僚之一。在军内，命令必须服从。现在天皇以及首相都在设法实现谈判。你身为陆相，理应执行他们的政策路线，否则，就得辞职”。
赫尔对日本提出从印度支那撤兵和遵守他的四原则的建议，表示冷淡。接着在第二天，日本又提出了两点倡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的绝望，美国人本来应该能明显地看出来的。日本递交给格鲁的倡议答应不对日本南面任何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一旦和平得以恢复，日本就从支那撤兵，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取消冻结法令，中止实施其在远东和太平洋西南的军事措施。
这是一个官方提议，第二个却不是。在没有通知东京的情况下，野村大使私自向赫尔递交了一份冗长的声明。这份声明是数月前，岩畔在美国时草拟的。很明显，野村认为，旧的方案能使赫尔产生兴趣。但是，其结果却使他糊涂。手中拿着两份观点完全相反的提案，赫尔自然会对日本持何立场产生疑问。
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才算把这笔糊涂账搞清，才对正式的提议做出回答。赫尔告诉野村，它“把以前提出的谅解书草案的精神和范围缩小了”，并把写满了五、六张纸的反对意见交给了他。
拖延以及明显地不愿及早达成协议使东京的军方相信，赫尔是在争取时间。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攻击。他们对他广泛地进行批评，其顶峰是九月十八日对首相的人身袭击。当时他正离开距东京中心约四十五分钟汽车路程的幽静的郊区别墅荻洼，四条身带匕首和军刀的大汉，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已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期限的关心，超过了对个人安全的关心——他只有不足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和平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了，而罗斯福仍然拒绝为会晤安排日期。格鲁不知有期限一事。在暗杀首相未遂事件发生后四天，格鲁被召到了外相办公室，这时，他觉察了事情的严重。丰田说，赫尔认为日本最近的提案使谈判范围变窄，这点，他不能理解——相反，是扩大了。丰田愿意作进一步的让步，并阐述了日本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款：合并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政府；不割地；不赔款；经济合作；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
格鲁遂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鉴于局势之危急，他凭借曾与罗斯福有过长期私交（在哈佛大学一起办过“克里姆逊”报），决定直接致函总统，并提出个人的呼吁：
“久未修书打扰您了。缘因携带外交邮袋的船只稀少，信件每每迟到。鉴于美日关系变化较快，当我的意见抵达你处时，已经太迟，而且用处不大了。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我曾经而且仍然试图将日益变化着的情景准确地予以描绘。我希望你能经常看到。
从我的电报中，你知道我与近卫公爵保持密切的联系。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们的反对，近卫正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担负了重大的责任。无疑，他已看到大难临头的凶兆， 日本从三国同盟条约中不能指望到什么，如果要避免灾难，日本不能不改变其政策的方向，不管他眼下努力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他是认真的，并将为了与我们取得适当的谅解，准备做出最大的努力，同时又不致在日本引起公开的叛乱。尽管所有的证据表明日本过去在承担义务方面是声名狼藉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们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我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还认为，除近卫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他能执行一项受到那些对国际事务和经济法则一无所知的极端主义者反对和忿恨的政策。 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此可能性之到来，有如“下地狱般容易。”如果战争爆发，我们最终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们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达成协议，甚至我们不必深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本届政府是否守信用以及是否有能力全部地执行协议……”。
这封信如同先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甚效果（事实上，这封信过了五个星期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在九月二十五日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十月十五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拒绝在大本营内进午餐。相反，他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在那里，近卫向东条施加压力。十月十五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现在是不容易更改的。”
在这样的决心面前，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他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那个期限，他只有辞职了事。木户告诫近卫，不要象个小孩似的。据牛场说，木户与近卫彼此毫无拘束。在宫内大臣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他个性的罕见的一面。现在，既然近卫要对九月六日的决议负责，那么，“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木户告诫他要“慎重”。
近卫没哼声。本来，他已垂头丧气，再加上痔疮再次发作，情绪就更坏了。他对私人秘书说，他需要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是，九月二十七日，他离开了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地去了。
·３
在远离日本九千英里的国务院里，人们认为日本的首相是侵略者。赫尔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是当时的首相。虽然近卫表示支持四原则，但这是他由衷之言吗?由于这些理由，在细节草拟出来以前，罗斯福和他的任何会晤只能以失败告终。
赫尔的诸多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九月二十八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
“我完全同意你用铅笔写成的照会——列举日本人最初要求会晤时比较开明的态度，指出他们现在狭隘得多了的立场。认真询问他们是否能回到原来的态度，重新讨论原则协议，并再次强调我希望会晤”。
在东京，格鲁大使仍未失望。他坚信，那些在华盛顿的人们对近卫面临的问题缺乏洞察力。第二天，他再次向赫尔写了一份报告。他既是呼吁，又是警告：
“本大使(格鲁)过去曾多次说明： 日本始终在温和政策和极端政策之间摇摆，在现有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日本人或领导集团，能够改变日本的扩张纲领而又能生存下去，要避免长期赖在中国和向南推进，只有靠通过某种不可超越的障碍才行……
本大使强调，了解日本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这种心理，与西方任何国家的心理根本不同。日本人对任何特定境况的反应是不可捉摸的，日本人的行动也不能用西方的眼光予以预见……
如果美国政府期待日本政府会在目前的初步会谈中，做出原则上和具体细则上能使美国政府满意的承诺，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晤只能无限期地和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这样将使近卫内阁及其希望与美国取得和解的支持者得出结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前途是毫无希望的，美国政府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其结果会使近卫政府名声扫地，使反美情绪急剧爆发。这就有可能导致肆无忌惮的行径……”。
最后，他还提出：除非美国对近卫及其支持者改造日本的努力，寄以“相当大的信任，”否则，这将使“避免太平洋最终一战的希望”成为泡影。
次日，格鲁在日记中写到，他已“尽力将日本的形势，准确地描绘给我们的政府。”当他收到霍恩贝克发来前些日子格鲁自己也提出过的要坚决对付日本的建议时，感到心烦意乱。
“真不明白霍恩贝克给我送来这些摘要的用意是什么，除非他自己相信或者为了让别人注意到他的相信：我现在主张的是所谓‘绥靖’政策，而不是先前建议的强硬政策。首先，‘绥靖’一词，与慕尼黑和保护伞联系起来，为一个倒霉的、被滥用和误解的词。我现在主张的并不是绥靖，而是‘建设性的妥协’，建设性的这个词很重要。它意味着建设，如果要建筑一座永久性的建筑物，谁也
不会傻到把它建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最后结局将是什么，我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但失败主义在我的哲学里是找不到的。……”
在某个程度上来说，霍思贝克对格鲁的看法是对的。也许，格鲁太相信日本人了。他也不是理智的和特别锐敏的。但他确有三件宝：有一位极端同情日本的、敏感的夫人，有一位生在日本，同样非常了解日本的长处和短处的顾问(杜曼)，还有他本人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此外，他的机灵的同行，英国大使克莱齐，也同他持有一样的看法和信念。次日早晨四时二十分，克莱齐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了一封电报：
“我不怀疑那种认为日本的动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难道它能成为我们不能鼓励日本沿着其现政府已经走上的那条新路走下去的理由吗?就算日本的政策完全是出于下列的考虑，即，变换手法在目前可以实现同样的野心(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一且德国被击败，战后的日本，也没有机会实现扩张的目标。同时还因为，日本保持中立将有助于打败德国，我冒昧认为，对我们的地平线(这封电报是用密码拍发的， 提供给作者的文本中有几个字是未经翻译的，地平线可能是一侧的意思)的事后分析可能会因战争的限度而自然而然受到限制……。”
松冈离职后，政局发生子根本变化。现在日本准备稳步地脱离轴心国。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在进行的日美两政府之间的讨论，主要的困难是，日本目前还要求从速解决和只能就一般原则达成协议，超过这一步所带来的风险是他们所不能经受的，而美国却似乎在争取时间，要求在签订采取任何有关改善关系的步骤的协议以前，就能得到极其精确的定义……如果再坚持下去，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破坏自从我到日本以来所出现的取得公开解决远东问题的大好时机……
我与我的美国同行都认为，近卫公爵‘电话’(可能是“最”)真诚地希望避免他现在目睹的由于订立三国同盟条约以及同轴心国的联系(他自然应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正在迅速给日本带来的危险……
如果讨论流产或不恰当地拖延下去，尽管有天皇强有力的支持， 我实在怀疑近卫和他的政府是否‘英国领事馆’(可能是‘能够’)存在下去。”
他承认，任何协议都可能使蒋介石产生怀疑或泄气，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不与英国的利益完全一致。
“……‘或者修理好’(可能是‘总之’)要冒着风险，我和我的美国同行都坚决认为，权衡之下，如果坐失这一良机，那将是‘难读的’(可能是‘不可饶恕的’)胡闹。戒备心是必须的，但过分的戒备心会使事情停滞不前……”
直到十月二日，赫尔终于就日本人期待已久的问题予以某些肯定的答复，表示“欢迎”最高级会晤，并对近卫接受四项原则感到“高兴，”但条款本身却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条款——所有日军必须从中国撤出，不得拖延。因此，会晤不得不延至彼此“在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时才能举行。
“我们完全不愿意拖延”，赫尔连忙向野村保证说。对这样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这种骗术必定使他感到厌恶，赫尔绝不会忘记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h·斯塔克，曾一再要求有更多的时间以增援太平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迫使日本加速做出战争决定，因而给了他们更少的时间。十月五日十一时，陆军各师团长和各局长在东条办公室开会决定：没有可能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必须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近卫休假回来，更加心灰意冷。他的同事同样失去信心。只有木户尚来放弃和平的希望。“从国内外时局看来，日美战争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他对近卫公爵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时局。政府应该明确：首先要考虑的事是成功地解决支那事件，而不是立即做出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今后十年到十五年是卧薪尝胆的年月。”
这种解决办法虽不合意，但颇为现实，因此近卫决心付诸实行。十月十二日晨，他把陆相、海相和外相，以及铃木总裁企画院召到他在荻洼的别墅。正好是个晴朗的天，又是他的五十寿辰。
近卫的寓所坐落在郊区边缘的宽旷的庭园内，房屋是日本式建筑，舒适而不豪华。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来到，带来了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纸条，写着，海军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没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意见。
不知怎的，东条知道条子的内容。当他到荻洼后，便下决心让及川海相和盘托出，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当大家坐定要开会时，东条竟然恼羞成怒，对海相及川很不客气，他十分冲动地喊到：“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他那强硬的立场，迫使海军去做冈在纸上写明不能做的事：坦率地说话。 “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战或和”。及川说：“如果要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全心全意地谈判——谈判了几个月，然后又突然改变我们的方针，是不行的……海军愿意完全由首相做主……”
近卫说，不管做出什么选择，都得立刻做出。“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问题是哪一种办法危险性更大?如果我们立刻在此做出决定，那么我赞成谈判。”
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并带几分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对谈判阁下有信心吗?” “从阁下发表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不能令总参谋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代外相作答，“我们选择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刻薄地说。“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及川表示同意和谈，这更惹恼了东条。他要求近卫不要仓促决定，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支那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对美国毫不让步，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谈判。假如陆军愿意作出些小妥协，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在支那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东条大声叫喊：“在那方面不能妥协!”他继续说，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支那全面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现在，很明显，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一百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支那战争中。在支那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支那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在某些地区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与秩序得以维持，保证支那全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战争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军，是“与我陆军尊严不相称的”，整个参谋本部“以及国外的派遣军”都同意他的看法。
“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近卫说，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那就是说，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却与中国协商，在不稳定地区留驻一些日军?
东条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们做出保证，那就要认真地兑现，一旦他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畏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银行挤提存款，不仅华北，而且朝鲜也可能丢掉。
东条以一挡四，但他仍固执己见：“陆军无意改变那天(九月六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如果在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期限以前有成功的希望，那就应该继续会谈。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做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我将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外交如果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吗?”东条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担责任。”
“那次的决议只不过是‘内内’而已”。近卫说的“内内”，意指“内部决定”——就是说，这是个秘密决定，如果天皇同意，可以重新考虑。东条则从字面上把它理解为“具有非官方性质”——这是对天皇的污辱——。他是如此的冲动，以致近卫只好作进一步解释。“既然我对谈判信心较足，我为什么要负责?这就是我的意思。只有在没有进行谈判的前景时，开战的决议才算是具有约束力。现在还有成功的机会。”
“假设我们真的放弃战争准备”，铃木一边说，一边在想着再次发生“二·二六事件”，“我们怎能控制陆军?”
“如果只是那样，”东条说，“控制陆军并不困难。”
争论延续了整个下午，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谈判延至十月十五日。如果统帅部同意，还可再延长，但在支那驻军同共产主义打仗这点上，不能作任何让步。
不管是不是妥协，这次会议确实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东条曾顽固地进行辩论，但在回东京路上，他开始醒悟到，九月六日的决议做得太仓促了，因为海军好像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可能是个大错误。回到陆军省后，他立刻召见了现在已当了军务课长的佐藤，告诉他，海军好像仍在动摇。
“陆相”，佐藤大佐说，“我愿为你与海相和两位参谋总长安排一次会面。在馆子(可以叫艺妓的饭店)里开，作为一次私人会面不好吗?你可以问‘海军对这次战争有没有信心’?这样的战争，主角要由海军担任。如果你们海军真的没有信心，这仗就打不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说，仗打不成，是因为海军缺乏信心。相反，我负全责，说：‘是我这个陆军大臣不愿打。”
东条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唾沫横飞地说：“你说，象海相和两位参谋总长那样的负责人物，有话在御前会议上不说，在馆子里就会说了吗?”他拒绝参与这样的可耻行径。
荻洼会议没得出什么结论，有关内阁危机和可能宣战的谣言一时四起。近卫对妥协觉得后悔。在支那问题上，如果不进一步做出让步。要与美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限期到来之前，能做些什么呢?他茫然。他决心找东条非正式谈一谈。他于十月十四日清晨，给陆相打了一个电话，约好在十点钟开的内阁会议前见面。
“除了你对支那驻军的立场外，其它我都同意，”近卫说。他建议立刻从支那撤兵“做个样子”。
东条气得毛发倒竖。近卫已经开始食言了。“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的态度，会老是那个样子。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首相先生，我尊敬你。不过你的观点太悲观了。你非常了解我们的弱点……美国也有他的弱点。”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提醒他说，一九o四年二月四日，明治天皇面见了伊藤公爵，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回答说，他们能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听了后，才觉宽心，于是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东条听到“谨慎”两字，把身子挺直起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象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清水庙是座和尚庙，位于京都的一个山涧的边沿。——作者注】。”
近卫说，作为个人是能够这样做的。“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要这样想。”
东条轻蔑地看了看近卫，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他私下想，这人太软弱，在这么一个重要关头，不配当首相。连自己的诺言也不守。
东条决心在内阁会议上对自己的诺言采取不认账的态度，并采取强硬立场，迫使近卫辞职。会议开始时，他故意装出很激动的样子，他一边轻轻地用手指弹着纸条，一边说：“陆军将继续做好准备。我认为，这不一定会干扰谈判，我不愿意考虑再拖延一天!”他突然转过身来，问丰田是否认为与美国谈判能取得成功。
“争论的焦点”丰田解释说，“在于撤军。美国对日本的答复不满意。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做出回答，我们必须采取明确的态度，……美国越来越怀疑我们的态度，要是不拿出事实来，我们就不能满足他们。美国不能理解日本一边和谈一边备战的做法。”
“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东条喊道，好像发火似的，——或许，此时真的发火。“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是进逼。我们如果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过去的论调再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次是带着感情说的，打动了在座的听众。然后，他把满肚子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因为他没有坦率地公开表态是否能打败美国。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的“炸弹般的发言”吓得呆若木鸡，东条这一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几小时，充当近卫中间人的铃木将军来到东条办公室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他无法再当首相。
东条拒绝收回意见，并说，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不过陆军的其它将领，听说近卫要辞职，都吃了一惊。武藤中将对铃木说，虽然首相是个懦夫，但只有他才能维持全国的团结。“他如果辞职，日本打不了仗。”武藤在室内踱来踱去，半开玩笑地说：“在满洲搞次大演习，让军队出点气怎么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武藤走访了内阁的书记长官富田健治，他说：“首相下不了决心，似乎是海军下不了决心或其它原因。如果海军真的不想打，那末，陆军就得重新作全盘考虑。不过海军只是说，全由‘首相做主’，那样说不足以控制陆军的核心集团。只要海军公开声明‘我们不希望战争’还是可以做到的。你是否能安排一下，让海军能那样说?”
但海军仍然拒绝正式发表声明。冈军务局长对富田说：“我们最多只能叫首相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天，铃木、富田、冈和武藤整天来回穿梭于各办公室之间。在这紧急关头，利用中间人进行斡旋是常有的事，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另外有些意见难于当面启口，通过中间人说话就好办了，如果事情办不好，还可把事情推给中间人了事。
当晚，铃木回到了陆军省。他责怪海军把事情搞得进退两难，并问东条，谁应接任首相。东条回答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外，没别的人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请皇室的成员出来了”。如果决定和平，那末天皇的妻舅正是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在陆军内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可以召见两军参谋总长，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反对开战。天皇可不能这样做——因违反习惯和宪法。而皇室的亲王则可以这样，军方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这样，和平可以实现而又不会引起国内的混乱。在分手前，东条说，他不好再跟近卫见面，要不然，他可能发火。
铃木径自赶到近卫在郊区的别墅，告诉他，东久迩官是陆相提出的首相人选。近卫表示同意．“东久迩宫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反战。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天皇奏明。”
次日是十月十五日，即和平期限到期的日子。铃木比平常更忙。早晨，他把推荐东久迩官当首相一事，告诉了木户侯爵，但这位宫内大臣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不错，东久迩宫是有“天才”的，但他缺乏政治经验和训练。更重要的是， 万一战争爆发，不该让皇室的成员承担战争的责任。
中午，近卫告诉铃木，他已向天皇奏明首相人选一事，天皇的看法与木户不同，认为东久迩宫是个合适人选。近卫让铃木去探听一下他本人的反应。
“我们陆军里的人并不都是主战的”，铃木对东久迩宫说，“我本人也相信你能控制局势”。他补充说，东条本人觉得，只有东久迩宫才能直接谒见天皇，摸清天皇的真正意图。到那时，不管结论是什么——战争还是和平，他能控制陆军。
“这是件严肃的事情，”东久迩宫说，“我需要一些时间仔细考虑。在下决心前，我想同陆相和海相谈谈。”
当晚，近卫给木户打了个电话，想听听他的意见。是不是非正式地找东久迩宫谈谈?木户说还为时过早。“不过，如果政府敢于负责，我没有反对意见。”尽管木户冷淡地表示赞同，近卫还是偷偷地走访东久迩宫，并说；除非陆军从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否则，谈判不能取得成功，只有亲王领导下的新内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使陆海两军团结一致。
“太突然了，要当即决定很困难，”亲王说，“我反对皇室成员当首相。不妨由你重新组阁，但要是仍不能和陆军取得一致意见，那时，我再出任首相最后一着，虽死不辞。”他更热衷于要近卫当首相，并建议在新内阁中，选择一批比东条更愿意和平的人士当陆相。他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使此计划得以实现。
近卫来时想规劝他，离开他时，自己反而决心继任首相。
近卫的主要对手东条也下了决心。他急于要采取行动，和平期限已到，但什么行动也没有。虽然他也因诸多疑虑而闹得精神不安，还是下决心把问题在天皇面前提出，迫使问题有个结果。次日下午，他找到了能安排晋谒天皇的宫内大臣木户并提出：“是按九月六日决议行事的时候了。”
木户说，那次决议作得太突然了，考虑不够充分。“必须重新考虑。”
木户的回答是有理由的，但东条却以“是呀，我清楚”一语支吾了过去。然后，他采取了一个新的步骤。“由皇室成员重新组阁，你看怎么样?”
木户回答说，让东久迩宫出任不行。“皇室成员只能在和平时期参政。”
这个回答也有道理，但东条想听的不是这样一个答复。他停了停，想进行反驳，但又无话可说，只好再次提出九月六日的决议。他顽固地坚持说，必须执行这个决议。
“如果执行，日本将是个什么样子?”
“你说呢?”
“要我说”，木户回答说，“日本将变为三等，或者四等国家。”
这次谈话使东条闷闷不乐，而木户却满怀希望。 他觉察了东条的疑惧， 心里想， 如果能劝近卫在寻求和平时“再努一把力”，东条这人还是可以对付的。凑巧得很，有人叫他听电话。近卫在电话中突然说：“我要辞职。”
木户所惧怕的东西，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他所面临的任务又被时局弄的更加困难。新内阁将是日本最苛求的内阁，而且得由他自己挑起选人的重担。自西园寺公望公爵于一九四0年逝世以来，他作为官内大臣就承担起了最后一个元老的主要任务，因为一来空缺得递补，二来他是个从不推卸责任，又不爱出风头的人。他的这种不愿扬名的性格，使别人无法同他争夺这个位子。
新内阁将使国家不是导致战争就是和平，而他的责任正是要导致和平。能帮助决定人选的人恰好就是那个引起重新组阁的近卫。天黑前，近卫来到了。几个星期的焦虑，使他面带倦容。
“九月六日的决议应该取消。它是一个毒瘤”。木户说，“应该在熟悉时局的人领导下；重新考虑。”新首相不能是局外人，而应该是参与数月前的辩论，并受到尊敬的人才行。这样，就只有两人可供选择——及川将军和东条。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矶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可能不接受及川出任，他们可能反对甚至叛乱。
在国际场合，温和而又有学者风度的矶川当然能给人以较好的印象。“但是，如果指定他当首相”木户对近卫说，“陆军就不愿意出人当陆军大臣。”因此，首相人选就非东条莫属了。如果决定是要和平，东条能控制陆军中的激进分子，他有骨气，又没政治野心，是个直肠子，不耍阴谋，而且，从他披任命为陆相以来的表现看，他会按天皇的旨意行事。
近卫当即表示赞同，这个反应很说明他的为人。他这样做，也许是他对东条的厌恶心理所起的过强的反作用。他俩已闹到不再会面的地步，可是近卫却列举起自己赞同的理由（抑或是自圆其说?）：他不但能驾驭陆军，近来的态度“相当谦虚”；还好像甘于接受与美国重开的谈判。“那天，东条对我说，既然海军态度仍不鲜明，我必须全面地把问题研究一下，重新考虑整个时局，所以，我想他不至于一当上首相就推动战争。如果得到皇上的劝导，他将会更为谨慎。”
木户对近卫说，皇上一定会叫东条重新考虑那个决议的。这样一个计谋只有实用主义者才想得出来：选择一个内阁，首要的是因为他能控制住局势，然后还要天皇异乎寻常的行动强制它考虑和平。
近卫在出宫时还一直在沉思这个计划。但当他与女婿一同驱车回家时，他开始对东条产生怀疑，并且做出了在日本几乎没人敢做的事——出口责备天皇应对目前的危机负责。不久前，天皇陛下曾说“陆军人士多么愚蠢” ！ 如果他真的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坦率而又坚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呢?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天皇保持沉默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他就应该毫不迟疑地指明道路才是。
近卫和天皇是日本两位最受人钦佩的榜样，也是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人。两人都无自私之心，没个人野心，把国民的福利看得高于一切。两人都表现出可以跳出个性的外壳而果断行事的能力，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确实太罕有了。这是裕仁和近卫的不幸——也是日本的悲剧。那天——十月十六日——日本最重要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发表了不久前joak电台广播的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
警报，警报，空袭，空袭!
空袭何所惧?
准备做得好，
联防不可摧，
卫国决心强，
敌机似蚊虫！
我必胜，我必赢，
空袭何所惧?
我们永无敌，
敌机来无回！
次日清晨，尤金·杜曼还在穿衣，就听见电话铃响。那是近卫的秘书牛场的电话，说他想立即过来，不知是否合适。杜曼在吃早餐时，牛场来了，显得“激动而紧张”。牛场说，他为了帮近卫物色一个新首相而彻夜未眠。他带来近卫给格鲁大使的信，信中对自己辞职一事表示“遗憾与失望”。这封信是在牛场详细地听取了近卫全面解释了为什么要选东条继任他的职位以后起草的。只有东条才能取消战争的决定——“让海军去取消，刺激性太大”。
……，然而，我确有把握地认为，继我之后的内阁，将竭尽全力把持续至今的对话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所以，我真诚地希望，你本人和你的政府都不会因内阁的更替或仅仅因新内阁的外表和对它的印象而感失望或沮丧。我向你保证，本人将尽力协助新内阁以完成我本人为之竭力但仍未完成的崇高使命……”。
下午一点钟后不久，重臣们——七位前首相——在皇宫西厅开会，协助挑选新首相。木户也在场，他决心推荐东条，近卫没有出席，因为他是即将离任的首相。
有人建议选一个有皇族血统的亲王。木户反对。如果发生战争，“皇室可能面临国民责难的风暴。”他提议东条，他“充分了解时局的来龙去脉”，同时能够“使陆海军之间相互协作。”东条还了解必须重新审议九月六日的决定。
一位海军将领，即冈田启介大将——正是那奇迹般地逃脱了“二．二六”叛逆者的谋杀的冈田首相——不同意象东条那样的人出任首相。东条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难道不曾表明是顽固和毫不妥协的吗?“让我引用宫内大臣的话说： ‘从前，陆军惯于从背后枪击我们，我希望他们不要启用大炮’。”
内大臣也同意，这确是件值得关心的事情，不过除了东条外，还有谁有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军官和右派呢?海军里有这样的人吗?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海军不能介入”，冈田说。他推荐了他们一位自由派朋友宇垣将军，因为早在二十年代他曾赞同裁减武装力量。
一直到三点半钟，大家还在反对东条出任。然后，以枢密院议长身份出席会议的原同意，如果东条能按天皇旨意行事——即，重新考虑九月六日决议，就让他出任。广田弘毅——“二·二六事件”后，屈服于陆军压力的文职首相——问道，东条是不是仍然保留陆相的职务。
“是的”木户回答说。
“如果是这样，行。”那样，东条便能控制陆军中的激进分子。
其它重臣一一表示赞同。担当原说到“木户大臣提出的人选并不十全十美，不过，除了他没有别的人，那就试试看”时，这席话表达了大家的想法。
木户如愿以偿了。
东条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生怕由于在近卫内阁倒台中所起的作用会遭到天皇呵责，担心不知道会把他调往何方。三时三十分，侍从长打电话让他立刻进宫见驾。他匆忙地将一些可以支持他的主张的文件塞入公文包。
他原以为进宫定会遭圣上训斥，那晓得，天皇的一番话却使他受宠若惊。天皇启口道：“我们命令你组阁。要恪守宪法。我们觉得，国家正面临极其严重的局势。要牢记，在此时刻，海、陆军尤应紧密合作。我们随后还要召见海相，把这事告诉他。”
东条请求给他时间考虑，然后走进了休息室。片刻，海军大将及川在听了天皇训示要与陆军更“紧密合作”后，也走了进来。木户走上前来。“我猜，天皇已经跟你二人谈过陆海军合作一事。”木户向他们挑明了天皇只能暗示，不好明说的话．“关于国策的决定，天皇希望你们全面研究一下国内外时局，而不用顾及九月六日的决议。我把这点作为皇上的旨意转告给你们。”
在日本，这是史无前例的。过去没有一个天皇曾撤销过御前会议的决议。东条受命要“还原到白纸”上去，就是说，要重起炉灶与美国议和。
东条并不充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好不容易才对木户说，他接受天皇赐给他的责任。在陈列着在战场上牺牲的日军将士神位靖国神社，东条低着头向诸神祈祷，在这次民众的大祭仪式上，将近千名的战死者被载人史册。东条意识到，他正面临着崭新的生活。从此以后，他务必作为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个军人，来思考问题。这是个迥然不同的大转变，但他逼使自己去检讨眼下的问题：他必须立即完全按能力和经验选择阁僚，而且内阁要包括日本生活的各个阶层。他的内阁不应该是个军事内阁，而是一个举国内阁，他应该首先按天皇旨意，谨慎行事。他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镜。”天皇的决定，他将逐字照办。如果天皇的镜子明亮，他将勇往直前，如果天皇的镜子那怕有点阴影，他就将三思而行。还有什么更好的尺度呢?天皇生来就公正无私，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他只反映国民的利益。
他回来时，发现陆军省里象开了锅似的。在大厅里，他被激动的将军们拦住，纷纷向他提出他们的内阁名单。东条只好溜之大吉，嘴里咕哝着说，陆军“干预得太多。”他进了办公室后，要召见他的一位满洲时代的亲密的文官同事星野直树。找来找去，最后在歌舞伎座戏院里找到了他。当星野抵达陆军省时，东条正坐在席子上，周围堆满了文件。
“我想让你当我的书记长官”，东条说。
他们在一起挑选内阁成员。“不要选陆军”东条说。他建议由深受陆军喜爱的石黑秀彦出任文部大臣。星野认为，这可能会出现麻烦，遭到反对。为什么不让现任文相连任，何况他又是个教授?
“这办法好，”东条一边说，一边把石黑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
“谁当藏相好?青木好呢，还是贺屋?”
“他们两人都是有毅力，有经验的人。”星野说。不过，既然前者仍在南京，而后者正在东京，东条就在贺屋兴宜的名字下作了个记号。
“东乡当外相，你看怎幺样?”
星野说，他很了解东乡，当从俄国人手中购买中长铁路时，他们曾在一起共事。 “他坚忍不拔。我认为此人好。”东条作了另一个记号。
于是，星野连忙给中选者打电话，让他们早作决定。有七人当场接受，有四人，包括贺屋和东乡，未作决定，坚持先见东条后再作决定。贺屋立刻来了。“关于日美开战，谣言很多”，他说，“听说，陆军主张这点。你主战还是不主战?”
“如果有可能，我打算和平解决。我不想打仗”。
“你不想发动战争，这很好，不过最高统帅部是独立的”，贺屋反驳说。他用满洲和支那事件来提醒东条。
“我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东条说。
东条的直言打动了贺屋，但在接受出任前，他决定打个电话给近卫，尽管时近深夜。近卫劝他接受，并叫他为实现和平而努力。
东乡茂德在贺屋到后不久也来了。东乡出身于武士家庭，但与那位著名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在旅顺和对马海峡击败俄国海军。——译注】却没有亲戚关系。他身材肥大，是个深思熟虑的人，说话时，故意操着九洲口音，使东京人听了就讨厌。在格鲁看来，此人是冷酷而“超缄默型”的。 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了解欧洲事务，还娶了位德国老婆，这件事曾在亲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他与大多数外交家不同，说话直言不讳，以致有些人觉得粗鲁。他要求保证能让他真诚地去进行谈判。近卫与美国的谈判为什么失败呢！？
东条很坦率。近卫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陆军坚持要在支那驻军。关于在支那驻军以及其它问题，陆军将必须同意“做出真正的让步”，使问题能“在合理基础上”得到解决。东条补充说，他不反对重新审议任何问题，但坚持要东乡——立刻答复，以便能在清晨把名单呈给天皇。
东乡接受了。
次日，五十七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坐上火车来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并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
在公开场合，人们对选择东条任首相表示热情欢迎。《读卖新闻》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应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一些如东久迩宫那样的人士，却暗地里感到担心。这位亲王不了解为什么木户推荐东条，此人“如此好战”。天皇又怎么会同意他呢?
美国舆论也有分歧。《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奥托·托利斯丘斯，在与使馆参赞杜曼讨论后，写道：“现在就设想新政府必定会被那些曾发出好战论调而促使近卫内阁倒台的极端主义者所统治还为时过早。东条本人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可靠保证……在某些方面，这一更替甚至会促进谈判……现在美国知道，他正与陆军直接打交道”。
但是，在谈判中发言最有分量的人——赫尔，却认为新首相的特点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单心眼”，“相当愚蠢”。他想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那里将得到“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