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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继续取得胜利。他们攻占汉口和广州，迫使蒋介石把政府迁往内地深处重庆。然而，日本人征服的不过是土地，并没有征服人民，到一九三九年初，最后胜利仍遥遥无期。他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兵将，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日元。他们激起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愤怒。
从佩里准将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要求日本开放长期向外部世界关闭的门户的信件，把军舰开进东京湾那天起，日美关系一开始就不稳定。当时，美国人有三个动机：一是想做生意，二是向黄种异教徒传播福音，三是输出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精神。日本人勉强而愤懑地答应了。在尔后的岁月里，随着美国官员和平民在教育、科学、医学和生产等方面给日本的巨大帮助，使它得以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两国关系有了改善。十九世纪末，美国闯进了太平洋，取得了夏威夷、关岛、威克岛和菲律宾，使日本大为不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叛乱又使两国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起来。
这种友好关系在四年后，由于日俄战斗而得到了加强。美国当时完全同情处于劣势的一方。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漫画家笔下的日本士兵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俄国熊搏斗。 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雅各布·希夫听说俄国反对犹太人以后很忧伤，因此，他认为日本所作的努力“不但是为了日本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是为了整个文明世界的事业”。他言行一致，把他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尽管日本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它却不能结束战争，只好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求助。罗斯福总统果然帮助了日本，在一九o五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使日本取得可能取得的最有利条款。但是，这种友好行为却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了历史反常的转折之一。其原因是日本人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已因战争而濒于破产，反而因条约未规定赔款一节而大为恼火。全国爆发了反美骚乱，东京都不得不实行戒严。日本政府仍然只字不提罗斯福总统把日本帝国从困境甚至也许是灾难中解救出来。
次年，事态更趋恶化。这次要怪美国人。在美国，特别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产生了一种毫无理由的恐慌，认为在日本领导下重新崛起的亚洲会吞没掉西方文明。 旧金山《纪事报》断言，“究竟是优等的白种人，还是劣等的东方人主宰世界，是个迫切的世界性问题。”旧金山教育当局在惧怕“黄祸”的歇斯底里中下令所有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到唐人街上学。
日本政府对此作出激烈反应，认为这是“一种污辱性的歧视行径，令人憎恨，决不可等闲视之”。已经有人谈起战争，罗斯福总统密令菲律宾驻军的司令要防备日本进攻。
危机总算过去了，愤怒却依然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两国同属协约国，但对立情绪达到了顶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经在呼吁“世界各国都要维护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归还中国丧失给征服者的土地和权利。这个理想主义的主张对日本过去几十年苦心建立起来的帝国是直接的威胁。日本军方首脑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已命中注定要为争夺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支配权打一仗。一九二四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外法，不准日本人向美国移民，这个法更使日本军方首脑领导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美国这个法对自豪而敏感的日本人说来好象是故意挑战，连那些亲美派日本人也沉不住气了。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日本觉得好象她的最好朋友突然无缘无故地打了她一记耳光。一年一年过去，这项法律既不修改又不废除，只能加深日本的受伤感，这种感情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在私人或公开的交往中表露出来。”
日本占领满洲、入侵华北后，随着美国谴责日本侵略的言辞愈来愈激烈，日本与美国的鸿沟加深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结果加强了一般日本人的决心。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占领盗匪横行的满洲同美国武装干涉加勒比海地区有什么两样【阿诺德·托因比觉得日本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后来他写道，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不是多余的，而是在她的国际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需耍……在国民党中国、苏联和太平洋地区民族意识很强的英语国家的包围下，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突然又变得朝不保夕了。”——作者注】。此外，象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巨大的国家怎么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一直在折磨日本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仿效他们却犯了罪?靠欺骗、烈酒和屠杀从印地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在中国的同样做法如此义愤”?
超级爱国者在阴谋策划刺杀亲西方的领导人和炸毁英美大使馆。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谴责英美两国援助中国，并呼吁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建议。有些旅馆拒绝把房间租给西方人，西方人公开受到侮辱，有时在警察面前遭到殴打。
所有这些感情冲动的排外行为，因东方和西方在道德上、宗教信仰上甚至思想方法上的明显不同而变得更糟。西方的逻辑是讲究精确的，有原理、定义和证据导致合乎逻辑的结论，天生就是辩证论者的日本人认为，任何存在都是一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本能地奉行了矛盾对立面的概念和调和对立面的方法。正确与错误、精神与物质、神和人——所有这些对立面都被和谐地合二而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事物同时既是善的又是恶的。【关于这点，格鲁大使曾对国务院说：“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情况，尽管是个人遗憾的，但却是事实，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各国可以依靠的切合实际而行之有效的国际道德法典，在特定环境下，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与其它有关国家的个人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关系，或毫无关系。如果认为其它国家也同样受我国目前的国际道德标准的指导和约束，并以这种缺乏根据的理论来制订我国对外政策，这只能带来灾难。”——作者注】
与西方人的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结果，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对西方说来，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西方的逻辑象一个手提箱，明确而有限度。东方的逻辑却象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说来，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理解。对日本人来说，没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那样的人头脑简单。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丰富。
这种哲学主要来源于佛教。佛教教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一种无空间、无时间、无差别的深渊之中【日本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两个神龛：一个佛爷，一个“神道”。神道是国教．它以对自然现象的敬畏为基础，它与其说是宗教信仰，倒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以及与神灵的交流。神道是在十九世纪复活的，并被转变为民族意识形态。——作者】。一切皆空，一切事物都不能辨认，因为一切都没有实在性或同一性。“我”不是实在体，只不过是浮在随“因果大法轮”的转动而出现的变化莫测虚伪现象之上一瞬即逝的幻影。谁也不知道变化，也不为变化负责，因为根本不存在创造主， 也不存在天父或命运女神。
日本对满洲和中国采取军事冒险的原因中，“因果之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出于懦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自身私利或仅仅是优柔寡断，一些军政上层人物未能约束策动这场侵略的狂热青年军官。在各阶层中，不少人因相信“因果之轮”而随波逐流。他们驯从地、安静地躺在“盲目变化”的路途上，奉行佛教的认为“因果之轮”是永恒地、绝无目的地转动的信念。有些教派相信死后人人皆可成佛，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是空的，只有在否定自我中得到拯救，人不过是“无之大海”中的一个泡泡，最终将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水中，没有生，没有死，没有始，没有终。佛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指着月亮的手指。
所有这些都可用一个词来表达：“沙约那拉”。“沙约”的意思是“这样”，“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来的意思是“就这样吧”【“沙约那拉”一词在日语中是“再见”。——译注】。日本人对一切事情每时每刻都说“沙约那拉”，因为他们觉得每时每刻都是一场梦。人生就是“沙约那拉”。帝国可兴可衰，最伟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为尘土，行星来而复去，但“变化”却是永远不变的，包括“变化”本身。
这种对死的坚强认识，使他们不但有力量泰然地应付灾难，而且使他们强烈地理解每个时刻都可能是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冷静的决心，不因任何事情泄气、失望或沾沾自喜，而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最钦佩的鱼是鲤鱼。它勇敢地逆流而上，跃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住放在菜板上却一动不动，安静地迎接死神。就这样吧，“沙约那拉”。
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不大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因果之轮”或决心殉国的青年叛乱分子发挥的力量，他们错误地以为，日本占领满洲，蹂躏中国，是由一些象希特勒那样的想称霸世界的军部首脑阴谋策划的。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形而上学的直觉和动物的本能的冲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哲学被兽化，兽性又哲学化。叛军所犯的暗杀和其它血腥行为， 是受理想主义驱使，为东方人拯救东方，而远征中国的士兵却在南京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东方人。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花与军刀——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信教，但却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没有唯一无二的“神”。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他们有一个能带来保障却取消个性的严格的家族制度。总之，他们经常受互相对立的力量驱使，是经常试图同时向不同方向走的伟大而有干劲的民族。
在东西方之间，还有不胜枚举的不必要的使关系恶化加剧的细小差别。 譬如说，某一西方人问：“这条路不通往东京，是吗?”日本人会回答“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不通往东京。”有时候，日本人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或者为了避免尴尬，也会同意西方人的意见，或者宁愿答错而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这样就产生误解。
对大多数西方人说来，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全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时是蹲着的。他们使用锯子或刨子时是拉而不是推的，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时钥匙向左拧：方向错误。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与别人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作者这里的意思是指日文中动词在宾语之后。——译注】。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鱼虾是生吃的。讲完一段个人的悲遇后，他会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还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时，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嗓，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学西方方法而不想学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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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俄国之间继续互相敌视，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而不是文化方面的隔阂。一九三八年夏，两国军队为了争占满洲和苏联边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动干戈，红军陆空军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两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比较接近北京的满蒙边界的诺门坎附近，又发生另一场争吵。几个星期的工夫，这场争吵发展成全面战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俄国人再次击败了日本人，日本伤亡五万余人。这次失败的战争预演，不仅在日本的武器和战术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并且驱使它进一步走向与德意订立同盟，因为它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这可不单纯是偏执的想法，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面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外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它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作者注】。
在这场边境战争解决以前，斯大林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与他的死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把中国和日本都弄得慌乱一团。在一月间继近卫公爵担任首相的平昭骐一郎为了就签订三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曾开了七十多次内阁会议未获结果，他被斯大林此举弄得狼狈不堪，惊愕不止，以致宣布：“因近来欧洲局势变化复杂，无法逆料，内阁为此提出辞职。”
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他们所签订的历史性的条约的内容——除了那个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九天之后，九月一日，一百五十万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夹在两股巨大力量之间的波兰虽然不到几个星期就被肢解，但西线却仍然非常平静，以致一些新闻记者讽刺称这次冲突是“假的战争”。
随着对华战争进入一九四〇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决定，除非在年内取得全面胜利，否则就逐步撤兵，只留下华北驻屯军以防共产主义。然而，六个星期后，希特勒五月十日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又一次改变了日本的方针。四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早晨七时三十分，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我们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我决定留下，”他说，“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日本军部首脑们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改变了关于对华战争的原来的想法，提出了一个口号“勿误良机！”法国已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它急需的原料，更待何时。六月二十二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保守派挫败了这一计划，但侥幸的幽灵和机会主义的病毒却一天一天在扩大。几个月前还甘心于对华战争失败的日本人，眼看希特勒在欧洲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也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七月底，近卫公爵在人们的劝说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职由两位刚露头角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精明能干、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由他当外相，另一位是军人，东条英机中将，由他出任陆军大臣。东条工作勤奋，头脑清醒，克己奉公，故有“剃刀”之称。他的思想不象近卫那样复杂，比较单纯，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难任务，包括担任关东军内的宪兵队司令官，他在陆军中威望很高。他为官不贪，严于律己，要求并使部下绝对遵守纪律，他任用部属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在“二·二六”事件中，东条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他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下克上”“绝对不可饶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赢得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尊敬。毫无疑问，这就是近卫会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外相松冈曾任南满铁路的总裁，又是东条在关东军内任职期间的亲密同事。他几乎与东条恰恰相反。他虽然也头脑清醒，但才华浮夸外露得多，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外号叫“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他过于健谈。“说话罗嗦意味着出尔反尔。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罗嗦。”英国大使克雷吉评论道：“我从来没见过象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真话的人。”他认为松冈固执、坚决、头脑敏锐。
松冈长得又矮又黑。在国联开会辩论满洲问题时，他蹑手蹑足地溜出大厅，他的修剪得象枪弹一样的脑袋，八字胡子，玳瑁边大眼镜，以及他的戏剧性表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十三岁时到海上去，被他的叔父兼船长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了他，在尔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勤奋用功，做过工，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当过临时仆人。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工作了三年，然后回日本，由于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一举成名。
近卫几乎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而松冈几乎谁的意见也不听。他只忙于阐述不断涌进他机敏头脑里的各种主意。他的故弄玄虚的讲话把许多人弄得糊里糊涂，有些人竟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但是他的外务省的下属，例如斋藤良卫博士和加濑俊一则认为，那不过是他的矛盾的天性在作祟。他是个智力体操运动员，经常说一些与他的信仰相反的话，提出他反对的建议，以便用不表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象力丰富，很少解释他所想象的事情，即使解释，也不过是一场滑稽问答戏，无怪乎大家都被弄得糊里糊涂，连那些认为他是日本最杰出的人也为他灵巧地玩弄危险的外交游戏而焦虑。他一再向他的同僚保证他是亲美的，但讲起美国时却出言不逊，他不相信德国，却向希特勒献媚，他反对军国主义抬头，却发表主战言论。
在家里，他也同样玩弄似是而非。他大声呵责他的七个孩子，却让他们骑在他背上玩。他有一派家长作风，对孩子们却慈祥而体贴。松冈的书生（仆人兼私人秘书）荻原极，在松冈发脾气时，吓得不敢看他。有一天，松冈洗完澡，在房内喊了一声“喂”，荻原朝房内偷瞧了一眼，只见松冈不耐烦地指指自己的腰部。荻原急忙给他拿来一条宽腰带。不料，松冈竟气得脸色发青。荻原只好去问下女，这才明白他主人这种特殊动作是表示要缠腰布。在他“谢客”的日子里，有时会有人坚持要见他，荻原只好进去通报，松冈就会吼叫起来“人不在家怎么能会客！”由于荻原几乎经常处在这种神经紧张状态，便辞去这一使他厌恶的职务。但几年后，荻原给松冈写了一封信，请求在南满铁路上给他找个差使，松冈果然给他找了一个。在松冈的凶恶、傲慢和急躁的外表后面，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这点，很少人能看出来。
为了对付日本“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成立只有四天的内阁就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世界和平，为此，必须由日本联合满洲国、中国，以建立——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国民都应献身于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国会，圆满解决中国事件。
另外，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虽然美国对日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只要美国同意日本的“正当要求”，也要想法与她和解，除此之外，趁欧战之机，日本要开进印度支那或更远的地方，必要时用武力建立帝国。
这个国策其实是军方首脑想出来的，但他们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他们相信，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这就意味着“勿误良机”这一口号已经变成了国策，把中国事件升级为战争，把日本推上进一步侵略的道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文官的权凌驾于军方之上，而日本却恰恰相反。明治宪法使决策权分属于内阁和统帅部，但是不了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军方首脑几乎总是可以在内阁中支配文官。他们一辞职，政府就倒台。实际上，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辞职这个威协。由军方垄断一切早已成为传统，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质疑。因此，统治日本的政策，只是那些具有狭隘尚武精神，言辞动听，其实没有真才实学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政策。
那些制订“勿误良机”国策的军国主义者，却不想去预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法国战败了，英国在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是丢在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不到两个月，日本就迫使无能的维希政府在河内签订了协定，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军基地，把这个地区变为向中国进攻的跳板。
松冈和统帅部内比较有头脑的、预见到日本正走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的人，对于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争辩过。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含泪辞职。
美国对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的反应非常强烈，这意味着对滇缅公路的潜在威胁，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物资是通过这条公路运送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派驻军队却表示乐观，并建议从新加坡撤出两旅印度兵。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同意。他在给首相的备忘录中写道：“关于日本对马来亚的威胁现在并不严重的说法，我很难同意。最近几天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与德国达成某种交易，因此，为新加坡的陆上防御作某种准备是明智的。”
艾登猜对了。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的为时已久的讨论即将结束，尽管海军依然反对，因为海军担心这种条约将要求日本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参战。松冈用很有说服力和没完没了的辩驳反对海军的观点。他宣称“这个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更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
由于敌不过松冈的大量论点——顺便提一句，当时支持缔结这种同盟的呼声很高——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被争取了过去。近卫违心地同意，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反对陆军，他将再次被迫辞职。他对女婿说：“我的想法是，把陆军当作一匹马，骑着它脱离战争。”同海军一样，天皇也反对签订同盟条约，在他盖上御玺之前，他告诫近卫说，他担心这个条约最终会导致与英美开战。“因此，”他不祥地补充说，“今后，你必须与我同甘共苦。”一九四o年九月二十七日，条约在柏林签字。对英美两国来说，这是进一步证明日本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是一丘之貉的证据，证明三个“强盗”国家已联合起来要征服世界。美国立即进行报复，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列入七月间宣布的战略物资和航空油的禁运货单。
三国条约并不是仅仅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为惊愕。苏联《真理报》称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一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当然，条约没有任何针对美国的侵略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要那些竭力要求美国参战的人清醒清醒，明确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加入目前的斗争，他们就自动地与三个强国为敌。”他提出，为什么苏联不参加这一条约呢?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说：
“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远政策， 消除他们的世界利益的界限， 以便把他们的人民将来的发展引上正确的航道……”
松冈自以为自己策划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计划。有些认为他与美国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冈对他们说，这是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好办法。他对他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就能象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他认为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认识真正的美国。“只有我所认识的美国和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民才真正存在，”他曾这样说过，“没有别的美国，没有别的美国人民。”
他对斋藤博士说：“我承认，人家会把所有这一切称之为欺骗，”但是，他与希特勒结盟，“是为了牵制陆军的政策……并不让美国战争贩子参加欧洲的战争。然后，我们就可与美国握手言欢。这将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并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大联合，反对共产主义。”
他说，三国条约也是解决中国事件的一种手段。“中国事件的解决必须依靠共存共荣，而不是靠外界的帮助来威胁中国。要做到这点， 必须依靠第三国的斡旋。我认为美国最适于实现这个目的。不过，问题是，日本（还不如说是陆军）会作出什么让步?日本应该同意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
惯于拐弯抹角的松冈最后说，实现他的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俄国联合起来组成四国大联盟的计划，他请求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军方首脑批准他去欧洲，但拒绝了他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送行的人群。当开车铃响后，他匆忙走到杉山大将前，又一次拿新加坡的事缠住他。问杉山什么时候进攻新加坡?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位大将生硬地回答说，心下暗想，松冈这家伙真是讨厌!
他确实令人讨厌这点已变得很明显。在他穿过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他私下对陆军派同前往柏林监督他不致轻率就新加坡作出许诺的永井八津次大佐说， “永井先生，你想办法在边境挑起一点事端，我则设法商定一项苏日中立条约。”
在柏林，他先会见了希特勒，即使在这些讨论中，也照样主要是松冈讲话，希特勒很少开口，即使开口，他总是谩骂英国，喊道：“必须把她打败！”
里宾特洛甫、希特勒以及帝国其他高级官员都竭力要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说，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届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同时，希特勒向他保证，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但是，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松冈总是躲躲闪闪。例如，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转向紧张不安的永井，点点头说：“请你问他。”
松冈对于他希望同斯大林签订条约一事，一点也没死心，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听到曾向他提出过签订四国大联盟条约这个主意的里宾特洛甫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白给东西的。”永井认为， 这是一个警告，但松冈的热情并未减退，甚至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德国和俄国可能不久就要开战，他还是那么热心。
四月六日，日本代表团一行离开柏林。抵达苏联边境时，他们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永井与其他顾问感到不安——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但松冈却仍然兴致勃勃。“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口袋中！”他对他的私人秘书加濑俊一说。
他果然不错。在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在豪华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于局势的转折显然感到非常高兴，以致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与他们拥抱、接吻，象一头正在表演的熊，轻快地到处转。条约是他的外交胜利，是证明他可以不理睬关于德国即将进攻俄国的谣传的有力证据。毕竟，如果希特勒有进攻俄国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日本签订这样一个协定?他在祝酒词中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谁都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
松冈也给斯大林敬酒，并说了一些其他任何外交官不可能说出口的话。“条约已经签订了，”他脱口而出地说，“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
斯大林冷冷地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松冈想说几句轻松话，他说，永井和他的海军同事“时常在谈起怎样把你们身上的鬼赶走！”不料这番话却把气氛弄得更尴尬。
斯大林正色回答道，日本虽然强大，但苏联可不是一九o四年的沙俄。片刻之后，斯大林又恢复了他的诙谐。他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列车不得不推后一小时发车。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告别时，吃了一惊。斯大林吻了永井并气喘吁吁地说：“英国今天之所以吃苦头，是因为他们对军人评价很低。”斯大林在兴头上，搂住矮小的松冈，热情地亲了他几下。他说，“有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欧洲，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科内依曾说过：“我拥抱我的敌人，但只是为了憋死他。”松冈本来是应该注意到科内依的性格的。但他兴高采烈地说：“在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说完象一位征服者那样登上火车。（那时，斯大林已在拥抱另一位大使——希特勒的全权公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并对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要为此尽最大努力。” ）在列车带着松冈穿过西伯利亚时，松冈对加濑说，他在即将离开莫斯科时，曾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大使劳伦斯·期坦哈特毫无拘束地谈过，两人一致同意设法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舞台已经布置好了，”他说，“接着我该去华盛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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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另一侧，松冈的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退役海军提督，只剩一只眼睛。此时，他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努力修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他们的会谈是由两位精力旺盛的天主教神父促成的。这两位神父是玛利诺国外传教会的总会长詹姆斯·沃尔什主教和他的助手詹姆斯·德劳特神父。大概在半年以前，他们两人带着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易斯·斯特劳斯的一封介绍信前往东京，拜访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他们说服他相信，日美两国抱有善意的人，能够帮助实现和平解决，并给他看了呼吁日本实行“远东门罗主义”的备忘录。他们还表明了反共立场，宣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政府的政治形式，而是腐蚀社会的疾病，而且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井川看了这份备忘录后深受打动，觉得凡是讲道理的日本人都会同意它提出的条款。井川曾经以日本大藏省官员的身份在美国呆过几年，结识了许多纽约银行界人士，还讨了一位美国老婆。他猜想，这个提案是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支持的，因为德劳特神父曾提到，他的行动是经过美国政府中“最高级人士”批准的。他满腔热情地把这两位神父介绍给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首相建议井川先去试探一下陆军省内一位有影响的名叫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岩畔是个理想主义和阴谋诡计奇特地结合为一体的人物，也正是能把这两位神父的建议付诸实施的人物，他强烈相信，与美国和好就能拯救日本，而耍弄权术却是他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他的嘻皮笑脸后面，却是陆军中最机敏的头脑之一。他是谍报活动专家，著名的中野间谍学校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所学校在那时曾源源不断地向亚洲各国派出经过严格训练的间谍。这些间谍都具有他本人那样的认为应把亚洲国家自由合并起来的理想主义观点。也就是他提出把十五亿日元假钞流人中国搞垮中国经济的计划。他成功地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五千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到处流浪的犹太人在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的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曾经资助日本作战。
岩畔大佐安排这两位美国人会见了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武藤也被美国的建议所打动，表示同意。元旦前后，两位美国神父回到美国，接着又联合了另一位声誉卓著的天主教徒、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这位局长著手安排他们会见罗斯福总统。总统会见了沃尔什主教，并读完了他的热情洋溢的长篇备忘录，他把这份备忘录批给了赫尔：“你意如何?弗·德·罗。”
赫尔在一份主要由他的远东事务高级顾问，以同情中国敌视日本著称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博士起草的意见书中回答道：“一般说来，我怀疑这个计划此时此刻是否可行。我觉得，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在目前阶段不大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真心接受这种安排。”
罗斯福总统却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以致他要求邮政总局局长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便全力帮助沃尔什主教。沃尔什以“总统特派员”身份受权在纽约市伯克郡饭店十八层建立了一个秘密总部，代号叫“约翰·多伊”。
一月下旬，沃尔什主教给井川发了一份电报：“与总统会见后，很有希望取得进展，正等候事态发展。”井川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也应该亲自赴华盛顿，去协助那两位神父和即将启程赴美的野村大使，寻求共存的方案。野村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有许多美国朋友，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但不幸的是，他没有外交经验，而且也不大适合搞外交。
井川到岩畔大佐那里去请教。大佐鼓励他去，设法给他弄到了一份商业护照，并从两个愿为和平捐款的工业家那里给他凑足了旅费。井川将以同美商谈判为借口协助野村。当行程的消息泄露后，松冈(刚要启程赴欧)指责陆军“一手包办对美谈判”，“把钱藏起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不知道有这一安排，便把岩畔叫到办公室。可是，岩畔心灵嘴巧，使东条完全相信了他。东条通知外务省说，关于井川的使命，陆军一无所知。
这可是危险的游戏，但是，岩畔觉得，为了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冒险也是值得的，而且玩弄危险游戏也是他的癖好，他想，他以为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这却仅仅是开端，因为东条非常赞赏岩畔对时局的了解，派他到美国去协助野村。
为了给自己担任的职务作准备，岩畔分别与主战派和主和派进行了磋商。一天晚上，在银座举行的宴会上，血盟团团长井上日召劝他做间谍。“我们要打英美，因为他们正在封锁我们。你在美国的任务是弄清楚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动手?”但是，要求岩畔想法安排任何一种体面解决办法的人，远比炫耀武力的人要多。
他带着玩弄朋谋诡计的气味于三月十日抵达纽约。他发现，美国国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很大的。主张进行干涉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前途和最终的安全取决于帮助民主国家粉碎侵略国，他们刚刚设法在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使美国承担了向轴心国的敌人提供“除了开战以外”的无限制援助的义务。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支持这个措施和支持战争本身的有“英国拥护团”以及亲友在欧洲遭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迫害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对立面反战派包括下列奇怪的同床异梦者：查理斯·林德伯格的右翼“美国第一主义者”、参议员博拉和德美同盟、美国共产党的“全美和平动员”组织、各劳工政党，以及历来主张孤立主义的中西部人士，这些人士虽然同情英国和中国，但却不愿参加真枪实弹的战争。
岩畔一下飞机，就被带到圣帕特里克教堂去同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会谈。他说：“由于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决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它签字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说，他们理解这点。然后岩畔就前往华盛顿。他在沃德曼公园饭店租了个房间，赫尔不久前也在那里租了一套房。第二天早晨，他向野村大使报到，发现野村和蔼可亲，很想利用两位神父和井川打开的这条非官方途径。使馆内的大多数官员对这种做法都采取敌视态度，而且公开鄙视井川。在他们看来，新来的岩畔甚至更是个谜。岩畔似乎“坦率得可爱”，但他们觉得，他来美国是为了掩盖陆军的侵略意图，因此对他特别提防。
四月二日，德劳特神父着手协助这两位日本非官方外交人士起草“日美了解协定草案”。三天后起草完毕。这个协定内容广泛，语调和解，涉及的问题很多，从三国同盟条约到西南太平洋的经济活动都提到了。协定中最重要的几条关系到中国，其中日本许诺，如果中国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政府与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政权合并，那么日本就从中国撤军，放弃所有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德劳特拿了一份副本给邮政总局局长沃克。沃克看后说，“这是日本“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面一场革命，也是证明美国政治家才能的成功的证据，”并把它呈交给罗斯福，并建议在“日本领导人被暗杀之前”立刻签署。在日本大使馆里，野村、若杉要公使、海陆军武官，以及外务省条约局的一位官员，对协定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后，一致同意了这个协定。
在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专家们仔细地研究了协定草案。他们得出结论说“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也同意这一看法，但他又觉得，“尽管有几条可能遭到反对，但有若干条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几条若加以修改也可以同意。”四月十四日，井川对野村说，他已与赫尔约定，当晚在沃德曼公园饭店秘密会晤。野村要从后面一条走廊到赫尔的房间，八时整敲门。野村果然去了。他担心，这可能是开玩笑。但是，使他惊奇的是，开门的果真是赫尔。赫尔面带愁容，似乎在沉思，除非是感情激动时——野村后来才知道——说话一般是慢条斯理的。赫尔是田纳西州人，这个州的人爱争吵，赫尔本人也是一个不能改变仇恨的人。
野村隐晦地申明，他完全知道有一个什么“了解协定草案”，虽然还未将此草案送往东京，但他想，他的政府对此“会表示赞许”。赫尔对协定的某些条款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说，一俟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野村可将修改后的文本转呈东京，以确定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此作为“谈判基础”。没有外交经验的野村把这点理解为，赫尔的意思是，如对“协定草案”加以修改，美国政府将予以接受。
然而，野村却大错特错了。赫尔不知不觉地使野村产生误解，因为赫尔并不认为这些建议是谈判的可靠基础。也许，产生这个误解的原因是野村的英语讲得不准确。也许是由于野村想求得解决的迫切愿望影响了他理解赫尔的含糊用词。尽管如此，这主要还是赫尔的过错。赫尔应该懂得，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野村，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意图。赫尔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
两天以后，两位外交家又在赫尔房内会晤。赫尔开始慢条斯理拐弯抹角地说： “我的政府所关心的一个首要的先决问题是，日本政府应该事先作出明确保证，它愿意，并且能够执行一个关于……解决与和解有关的各种问题的计划，放弃其目前用武力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并接纳本政府宣布并执行的体现国与国之间一切关系的正确基础的原则。”他把一张开列这四条原则的纸递给野村：
1．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
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此时，野村想知道他早先的乐观是否有理由，他问赫尔是否“在相当完全的程度上同意协定草案中所含的提议”。赫尔回答说，有些建议可以马上同意，其它则需要修改或删掉。“……不过，如果(你的)政府真心诚意地改变其方针，”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能就所有重大问题找到相互都十分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番话使野村感到放心。尽管赫尔指出，他们的谈话“决不意味着已达到可以谈判的阶段，只不过纯粹是初步和非正式地探讨一下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为日后谈判 铺平道路，”但野村仍然感到乐观。
野村把赫尔的建议和反对意见转告了两位非官方外交官，他自己的意见也大部分写进了修改后的协定草案中。这份文件用密码发回东京，还附上野村的意见，强烈建议作出有利的反应。他补充道，赫尔“总的来说不反对”协定草案（这点，赫尔说过很多，并愿意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赫尔并非没有这种打算）。
这次却是野村犯外交错误了——与赫尔的错误一样严重。他没有把赫尔国务卿的四条基本原则报告东京。如果报了，这个情况肯定会使近卫首相对协定草案的热情多少要淡下来。结果是，首相受到事态发展的很大鼓舞，他召开了军政首脑的紧急联席会议。大家——包括军方——都感到兴奋，商定立刻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协定草案的内容【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收到驻华盛顿武官的乐观报告：“日美外交关系可能改善，请作出一切努力，迅予指示。”东条陆相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佐藤贤了大佐，对美国全作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他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致难以置信”，他把他的怀疑报告了东条。不过，东条愿意作几乎任何努力来体面地结束对华战争，因而与其余阁僚采取了同样步调。——作者注】。
松冈的副手表示反对。他们应该等几天，待外相从莫斯科回来后再作计较。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默默地同意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听说松冈终于回到离日俄战争时期的战场不远的大连，便用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考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松冈以为，这是他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会谈的结果，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秘书说，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国去完成他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了。
第二天下午，松冈的座机在立川空军基地着陆，他一步出座机，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却也到机场迎接。近卫提出与松冈同乘一辆汽车到首相官邸，其他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候，他会在途中把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告诉他。松冈说，他想到皇宫护城河外边的广场稍事停留，向天皇致敬。近卫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他讨厌在深深鞠躬时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让松冈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边，否则，人家就会指责他对天皇不敬。
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自尊心很强，不愿一起前往，他们只好分乘两辆车离开机场【后来近卫一再说：“那天要是与松冈乘一辆车就好了!”近卫的秘书牛场认为，近卫没有与松冈同去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痔疮痛。如果真是如此，那末，相对说来无关紧要的小病改变历史的事件己不是第一次了。在滑铁卢战场拿破仑也害着严重的痔疮。“近卫可能也说服不了松冈，”牛场进一步评沦说，“但是，他未能按原定计划与松冈同车，也可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确实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因为近卫一直坚持要自己亲口向松冈解释，甚至不让其他大臣前去迎接。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近卫的性格：他缺乏坚韧性，很容易泄气。”——作者注】。在前往皇宫的途中，外务次官告诉松冈，和平解决的建议不是他起草的，而是两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那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协定草案的会议。他不但回避近卫，甚至避而不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象他们是他的挚友。开始，他还是气鼓鼓的，后来，越吹越有劲。他谈起他如何对斯坦哈特说罗斯福“是个赌棍”，还对斯坦哈特说，美国以提供援助的办法不让中国事件和战争结束。“我对斯坦哈德讲，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应该同爱好和平的日本合作，美国能够诱使蒋介石与我们讲和。”他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之所以要与俄国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可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斯大林。
但是，这个会的正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最后，当协定草案提出来后， 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 “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我反正不同意这个协定草案!首先，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条约怎么办?在上次战争中，美国通过石井—蓝辛协定利用了日本【一九一七年美国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的请求，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终止了这个措词摸棱两可的协定。——作者注】，战争结束后，美国撕毁了协定，这是他们的老诡计。”他突然宣布，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个月”考虑问题，说完就回家去了。
松冈的傲慢态度并不能使大家消除疑虑，会议继续开到深夜，武藤将军和东条两人都建议批准协定草案，不要再拖延。翌日，近卫首相召见他的外相。此时松冈已经平静下来，但他所能说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让我忘掉欧洲之行。然后再考虑目前这个问题。”
一个星期过去了，松冈还没有什么行动，陆军和海军要求解除松冈职务的压力却在增加。究竟是因为谈判未经过他而触怒了他使他要破坏谈判呢，还是因为他觉得理应谨慎以免几个外行人谋求和平的行动可能导致灾难，这就很难说了。
松冈自己所说的理由是，协定草案不外乎是陆军的阴谋，岩畔大佐企图使他火中取栗。因此，松冈按兵不动，陆军和海军怒不可遏，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则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最难受的要算是急性子岩畔。在四月二十九日天皇诞辰那天，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建议与松冈通电话。这样做是轻率的，而岩畔这个人就是爱轻率，他的同僚也顶不住他的热情。大家决定，由他和井川两人到邮政总局局长在纽约市的秘密总部去打电话。晚上，他们到了伯克郡饭店1812号房间，为天皇陛下大干葡萄酒。大佐的酒量很小，只喝了两杯就感觉头重脚轻。八时（日本时间第二天上午十时）他把电话接到了松冈在千驮谷的寓所。
“祝贺你的欧洲之行，”岩畔先说，“那天我送给你的鱼，你觉得怎么样?请早点把它烧了。不然要变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应。”
“我知道，我知道，”松冈敷衍着，“告诉他别那么积极。”
岩畔对松冈如此无礼的回答，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请设法打听一下他们是怎样想的。如果你把鱼放得时间太长，肯定会变味的。请多多费心。不然，人家要唯你是问的。”
“我知道!”松冈生硬地答道。岩畔挂断了电话，嘀咕了些不三不四的话，突然昏了过去，吓得井川发愣。
次日，他们两人双双拜访了前总统胡佛。胡佛热情地表示欢迎，但说，现在执政的不是共和党人，关于谈判一事，他们帮不了多少忙。“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胡佛说，接着忧郁地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
在东京，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把协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奥特曾表示担心与华盛顿的谈判将会否定三国协约——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他对那些急于行动的人反复说，在同意协定之前，应该先要求美国签订中立条约，这个条约，即使日本与英国开战，也应该有效。野村被命令就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一事去试探赫尔。赫尔当然断然拒绝这个建议。这使松冈大怒。五月八日，他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然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中留任。”
近卫公爵听到这点后——天皇亲自告诉他的，天皇感到“震惊与严重关切”——他秘密地会见了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古志郎，他们一致同意迫使倔强的外相采取行动。他们草拟了对协定草案的回答，表示愿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条件，并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
五月十二日，野村把这份文件送到了赫尔在纽约租的房子。赫尔阅后，大失所望。它“并没有为签订协定提供什么基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某些最基本的原则，但我们不这样做。”不管如何，这总算是一个正式的提案，所以，赫尔决定“就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本人在这里作点修改，那里删去一点，再在别处补充些东西，使双方能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怀着善意签字。”
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因语言困难、各不相让、态度僵硬和混乱而十分伤脑筋，加上美国截收到的日本的密电就变得更为严重。外交电报本应是破译不了的，但它却被美国专家们破译了。日本政府发给驻各国外交官的密电不断地被截收和破译，这项工作是在“魔术战役”的代号掩护下进行的。因此，赫尔通常在开会前就能知道野村的想法【大概两星期前，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电称，从德国外交部主管德日事务的官员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博士处得悉，德国情报机关相当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人正在阅读野村的密码电报。“起码有两点情况可证明我们的怀疑，”大岛说，“其一是，德国人也在阅读我们的密码电报，其二是，在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我们的密码。”但是，日本外务省电信课长龟山一二向松冈保证，外交密码绝不可能破译，美国人如果能得到任何秘密情报，那是泄密的缘故。—— 作者】。不过由于许多破译的密电被认为不值得引起赫尔注意——这是由一位海军军官主观决定的——以及由于翻译电报的人不精通困难的公文化的日本外交语言，赫尔有时看到的材料是不准确的。
此外，这位以前是田纳西州的法官，对日本人的永远挂在脸上的“冰冷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或嘲笑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民主原则。
和他的上司一样，霍恩贝克也是道德观根强的人。他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纯粹从道德的立场去看日本的扩张。霍恩贝克在国务院的同事皮尔庞特·莫法特称霍恩贝克把日本看成“一个太阳，周围有它的卫星——德国和意大利——在旋转”。霍恩贝克自一九三八年秋以来，一直主张经济战争，主张“制订外交上的战争计划”。他为人顽强而敏感，认为日本是一群傲慢的军国主义者统治的“掠夺成性的”国家，由于全世界的胆小怕事，鼓励了这些军国主义者到处侵略。他一直认为，只有用一系列的报复手段，才能制止这些军国主义者，如果需要，还可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即使会引起战争，这个计划也必须付诸实施，屈从于军国主义的要求最终也同样会引起战争。他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外交界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很固执己见。他独断专横，可以轻易地推翻比较客观的下属的意见，如国务院著名日本问题专家、谦虚的约瑟夫·巴兰坦的意见。
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赫尔和野村常常在沃德曼公园饭店会面，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他们的部分障碍来自东京。因为，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五月十四日，他对格鲁大使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格鲁尽管同情日本，但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他逐点驳斥了松冈。松冈知道自己说得过分了，在会见结束后写了一封语气和解的信：
“……坦率地说，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当我提到美国的态度和行动时，你总是表现出如此不安。在阁下告辞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错用了一个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正派”。不!我要说的是“不得体”。
“我之所以写了上面一段话， 目的是要消除误会，如果我果真引起了什么误会，我表示歉意……”。
三天以后，松冈又写信给格鲁。他在那封前后不连贯、注明是“私信”的长信中说，他作为一个外相应该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但他时常忘记他是外相。此外，他不喜欢许多外交官的所谓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几乎使人一事无成”。然后，他说，他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真的，有不少人认为他确实如此，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联络会议上，海相及川说过“外相神经不正常，是吗?”当罗斯福读完“魔术”破译的松冈给野村的指示后，他认为这些指示“是出自满腹烦恼、不能安静地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的人”。
但是，近卫公爵认为，松冈的挑衅性的、煽动性的、有时竟出尔反尔的言论，是为了吓唬对手而故意讲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刺美国的原因。不过，如果这是出于策略，而他本人真诚希望和平的话，那束，其结果却是灾难。由于他的辱骂和迟迟不行动，华盛顿的谈判几乎陷于僵局。松冈知道这个情况，但他还是辱骂和拖延，期待希特勒的意见。他故意破坏谈判的原因大概是他的极端利己的信念：他，只有他才了解真正的美国，才能解决争端，
一方面，野村和岩畔在谈判和平，另一方面松冈却仍然那么好战。赫尔很清楚，这是想把他引入歧途。六月二十一日，赫尔国务卿终于对日本的提案作出回答： 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他还拒绝日本拟在华北某些地方留驻军队帮助中国人反共的计划。
近卫及其内阁甚为震惊。美国本来似乎是有意接受协定草案的，现在怎么会连协定草案都不如了呢?美国人为什么要从自己原来的建议后退呢?近卫实在不了解，他仍然不知道，赫尔从来就没有把协定草案看作是谈判的基础。
使近卫激怒的是，赫尔在答复的同时发表了一篇口头声明，大意是说，近日来某些日本官员——显然是指松冈——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外相认为这是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的谈判的理由。
第二天，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希特勒入侵俄国，使这种悬念与混乱黯然失色。虽然，大岛大使在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谈后，十六天前就电告东京，德国与俄国开战迫在眉睫，但日本对希特勒入侵俄国还是吃了一惊。
对斯人林来说，也是打击，尽管德机在此之前两个月中侵犯苏联领空己达一百八十次(甚至入侵到四百英里纵深)。苏联预先得到了华盛顿和伦敦官方的警告，但都没有引起注意。斯大林自己在东京的谍报人员理查德·左尔格也提出过警告。左尔格在一九三九年春也曾正确地预言德军将于九月一日开进波兰。左尔格不仅把里宾特洛甫通知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将军关于德军将在六月下半月入侵苏联的电报影印本发回了莫斯科，而且在开战前不久的六月十四日发回电报称“战争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中，德国空军就炸毁了六十六个苏联机场，一千二百架飞机，地面部队长驱直人，缴获了近二千门大炮，三千辆坦克和二千卡车的弹药 【据《苏联简明史》说：“国家的糟糕的备战状况，是由于斯大林在判断总的战略形势和估什战机可能爆发的时间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希特勒希望，他的突然袭击能够击溃红军，而斯大林的判断错误以及他的巨大错误，使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达到目的。”然而，在一九六九年初，苏联共产党最权威的杂志《共产党人》宣称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戏剧性攻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个关手斯大林军事上无能，指导‘全球’战争不当、不能容忍别人的观点的不负责任的讲话，以及国外的其他类似的历史杜撰者的捏造，竭尽攻击之能事。”几天之后，苏联红军报《红星报》在一篇攻击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法国等国的“修正主义者”的长篇文章中，附和了这个重新作出的评价。—— 作者】。
星期天下午快四点钟时，德军进攻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几分钟后，松冈给宫内大臣木户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五十二岁的木户是个矮小精干的人，留着修剪得很整齐的小胡子，同近卫一样也是西园寺的弟子。最后一位元老(他于前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逻辑性很强的论理，特别是他一再告诫日本的政策必须建立在与英美合作的基础上的理论，所有这些都使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木户曾积极反对夺占满洲、入侵中国和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他的祖父是明治维新的四位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木户孝永，不过他年轻时取得的进步却是靠了他自己的勤奋和能力。作为宫内大臣，木户成了天皇在所有问题上的亲信顾问（“我之对于天皇犹如哈里·霍普金斯对于罗斯福总统一样” ），裕仁也渐渐变得靠他提出建议。近卫和木户大概是日本最有影响的文官，他们两人尽管是好朋友，但无论在性格上和外表上都恰好相反。木户为人直率，有决断，是个务实派，他的头脑清醒和讲求实际本来已经很受人们的尊敬。他是个能干的行政长官，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计划得非常有条理，准确地实行。他经常兴致勃勃地打高尔夫球，他的好象调制好的准确动作使他的同伴称之为“木户时钟”。
在安排了松冈五时三十分谒见天皇后，木户报告天皇，外相的见解也许与近卫首相不同。“谨请陛下询问外相，关于这个问题，他是否曾与首相商量，告诉他，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木户说，“所以，他应该与首相密切磋商。告诉他，天皇基本上同意首相的意见。请原谅我冒昧向陛下提出这一意见。”
不到一小时后，松冈拜谒天皇，很明显，他并没有和近卫谈过。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地击败俄国 【美国军方同意这一看法，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预测“希特勒大概六个星期到两个月就可打败苏联”。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禁觉得，如果我们立刻利用这个事件，能给我们和英国提供一个大好时机。”然后他对罗斯福说，他认为，德国只要一个月到三个月就可消灭苏联。格鲁大使认为，德国的进攻只能产生好处，他在日记中写道：“让纳粹和共产党就那样去互相削弱吧，民主国家不久就可占上风，最少能从目前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作者注】。他建议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天皇感到惊异，因为这个方针意味着朝两个方向扩张，他要松冈同近卫商量，说完，就示意松冈，接见完毕。
松冈倒是见了近卫，但是却不听劝告，继续私下或在联络会议上主张进攻俄国。联络会议通常是在首相官邸举行，是内阁四巨头——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以及海军军令部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军令部次长、参谋次长的非正式碰头会。其他阁僚和专家有时也参加，提提意见或提供情况。会议室不大不小，首相在中间，坐扶手椅，周围是其他人。三位秘书——内阁书记官长、陆军军务局长、海军军务局长——则靠门坐下。
联络会议开得很活跃。没有人主持会议，没有严格的礼仪，发生争论是常事。联络会议制度始于一九三七年底，目的是协调政府和军方的活动。会议中断过一段时间。一九四o年年底时局危急后又恢复。
在松冈拜谒天皇三天后，他遭到了军方的直接反对。军方不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海相及川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
松冈说：“如果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一些与外相身份不符的怪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泄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八月底前陷落，陆军将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伶俐、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塜田攻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同时齐头并进。”
联络会议后，佐藤贤了大佐继续和东条辩论，因为东条觉得，松冈提出了几条不错的意见。佐藤说：“在北方我们什么也捞不着，而在南方，我们至少可取得石油和其它资源。”佐藤和石原将军、岩畔大佐一样聪明，一样易于冲动。他常充当陆军政策的发言人。他曾对一位一再打断他发言的阁僚大呼“闭嘴!”因此，他在全国的名声早已不好。
东条一向提防佐藤的荒唐表现，但他却不得不听取这位“闭嘴”大佐的意见。佐藤的逻辑使他左思右想，“如果我们向俄国人宣战，美国会不会支持他们，向我们宣战?”
“这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苏联的制度不同，但在战争中，这却难说。”
次日，东条根本不支持松冈。但这位外相毫不灰心丧气。他争辩说，大岛大使的报告表明，俄国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一事无成。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说，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三个月到半年。 “如果我们象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他几乎象受到强迫似地不断讲下去，直到他看见他的话毫不发生作用时方才罢休。未了，他想强行解决这个问题，说：“我希望就进攻苏联问题作出决定。”
“不行!”杉山说。他的话代表了整个军方。
松冈的最强有力的盟友是在柏林，然而希特勒本人却尚未直截了当要求日本进攻苏联。三天后，希特勒才通过里宾特洛甫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正式提出这个请求。六月三十日上午，奥特将军把这个请求转给松冈。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联络会议上，松冈把希特勒这个请求，作为他的主要论点。他宣称德国现在正式请求日本参战。他狂热地呼吁进攻苏联，以致一位与会者把他的呼吁比作“喷火”。松冈夸口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美英两国必然参战！”他建议推迟南进，而且他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以致及川转身问杉山：“推迟半年，怎幺样?”
看来，松冈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已经突然扭转乾坤。一位海军人士欠身与陆军参谋次长塜田耳语道，也许他们应该考虑推迟的问题，但塜田却是动摇不了的，他只用几句激起热情的话，使及川和杉山又回到原来的立场。此时，几乎一直沉默不语的近卫说，他同意统帅部的意见，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冗长的辩论结束，作出南进的决定。
最后一步是要取得天皇的正式批准。这个问题将在皇宫内举行的仪式即御前会议上自动提出来。在这种会议上，天皇历来一言不发地坐着，听取大家对审议的政策的解释。然后，他以御玺表示批准。参加御前会议的成员就是参加联络会议的成员，再加上一、二个专家，还有枢密院议长，他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会议，在天皇不便启口时代表他发问。
批准南进计划的御前会议于七月二日召开，会议厅摆着两条长桌，铺着锦缎，与会者分别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当天皇步入会议厅时，他们都一下子立正，天皇的皮肤和他的三个兄弟一样，细滑如瓷，颜色独特。他虽然身穿军装，但看上去并不威武。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屏风，座位方向是根据宫廷礼仪定的。他似乎超然于世俗事务之上。
下面与会者坐的位置与陛下保持一定的角度。他们双手放在膝上，象木头人似地彼此凝视着。于是，仪式开始。只有枢密院议长原嘉道预先听过他们要说的话。近卫公爵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然后宣读一篇题为《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的文件。这就是南进计划。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关于这点，通过向维希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很有希望实现，不用流血，如果劝说无效，只好动武，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
杉山鞠躬，他说，他同意南进。“然而，如果德苏战局发展对帝国有利，我想我们也应该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以确保帝国北部边境之安全。”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也认为，尽管要冒险，但南进还是必要的。他发言完毕后，枢密院议长开始发问。有些问题在这样一个正式会议上提出来，使与会者感到比预计的难堪。他想知道的是，用外交手段取得印度支那的现实可能性如何?
“外交措施想必不能成功，”松冈回答说。他仍然反对南进，必须力排众议。
原嘉道身材矮小，和颜悦色，在一个个板着脸的海陆军将领面前却毫无惧色。他强调说，军事行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方面试图签订日法条约，一方面又向印度支那派兵，难道这符合按皇道办外交吗? “我认为直接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背上侵略者污名，对日本来说是不明智的。”
松冈向他保证：“我一定做到，使日本在世人面前不致好象是背信者。”
原嘉道仍然半信半疑。为什么不北进?他提出这个问题，并开始利用松冈自己的某些论点。希特勒进攻俄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在全世界散布共产主义，我们迟早要同它打一仗……国民确实很想同它打仗。”这样一来，原来安排是走走形式的会议却有可能变成辩论。“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我认为，如果我们进攻苏联，美国不会报复。”反之，原嘉道担心，进兵印度支那会导致与盎格鲁—撤克逊人开战。
松冈用了他前一天用过的词。他表示同意说，“有这种可能。”
杉山心里觉得，原嘉道的问题“象刀子一样锐利”，但只简单地指出，占领印度支那“对挫败英美的阴谋是绝对必要的。另外，德国的军事形势大好，我认为，日本进兵法属印度支那不会引起美国参战”。然而，他却提醒说，不要过早地把苏联排除在外。他们应该等待“五、六十天”，以看到德国确实打胜。他的话一说完，讨论便宣告结束，松冈想要继续进行辩论的一切希望均告吹。会上进行了表决，近卫宣读的政策文件被一致通过。日本将南进。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天皇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毫无表情。按传统习惯，他的出席只是使会上作出的决定合法化并具有约束力。这个文件被送到内阁官房，用公文纸写出一份由近卫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三人签署，呈报天皇，最后交到宫内省，加盖御玺。这就成了国策，朝全面战争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4
此时，就该对付赫尔的反建议了。可以预料，松冈对赫尔那个不指名批评日本官员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口头声明，仍然怒气未消。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指责在松冈看来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是对日本的不可原谅的冒犯。所以，在七月十二日举行的联络会议上，他以近于偏执狂的态度怒冲冲地说，“十天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保护国或附属国!只要我还当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别的什么我都可以考虑，但我拒绝这个口头声明。这是美国人对弱小国家任意蹂躏的典型。这个声明把日本当作弱小国家和附属国对待。有些日本人反对我，有些人甚至说首相也反对我。”他越说越急促，对自己的私敌和对赫尔发泄很多不满。“无怪乎美国认为日本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我们发来这样一个声明。我现在就建议拒绝这个声明，并停止与美国谈判！”他称罗斯福是“真正的煽动家”，指责他试图把美国引入战争。至于他本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与美国保持和平的希望。“我认为，希望是没有了，”他自相矛盾地说，“不过我们还是要试到底。”
最后，他说了一些军方喜欢听的话。东条重申，即使好象没有希望，也要继续与美国谈判。“难道不能凭借三国同盟条约使美国无法正式参战吗?当然，那个口头声明是对我国国体的侮辱，因而就象外相说的那样必须拒绝。不过，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告诉美国人，我们认为我们日本人是对的，那会出现什么情况?这能不能打动他们呢?”
海相及川也同意与美国人取得某种协议。根据一些消息说，美国人没有能力在太平样煽起战争。“既然我们也不要太平洋战争，不是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余地?”松冈讽刺地反驳说，“只有我们告诉他，我们不在南面使用武力，他们也许才会听你的。别的，他们能接受什么?”松冈根本不想妥协，“他们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声明，因为他们相信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就范。”
近卫公爵看出，松冈把这件事当成了个人问题，因此有必要绕过他。但是松冈的影响仍然很大，近卫只好悄悄地与其他主要阁僚商量，起草对赫尔的语气和解的答复。稿子交给了松冈，光过目就花了几天时间——他称自己有病——就是看了以后，他仍在有意拖延。必须首先拒绝那个口头声明，其次，应该等几天再发这个答复。
近卫首相同意拒绝口头声明，但坚持要把拒绝的声明和答复同时发给赫尔，以节省时间。近卫向松冈的副手斋藤发出指示，斋藤答应遵命。然而，他违抗了命令——又是一次“下克上”——不与任何人商量，擅自只把其中一份发到华盛顿，拒绝口头声明的声明。他把提案按松冈的要求扣压了几天。赫尔首先是在截收到的发给德国的电报里看到的。
对法治观念很强的东条来说，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对近卫说，应该立即把松冈免职。近卫却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因为松冈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公众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位英雄。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重新组阁，起用别人当外相。他于七月十六日六时三十分召开内阁非常会议。近卫提出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松冈抱病在家。
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的暴风雨般的生涯宣告结束。这是由于松冈一位忠诚的部下为了松冈而违抗命令造成的，但松冈本人却一无所知。
第二天，天皇要求近卫重新组阁。他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组成。之所以可能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更动。松冈的职位由一位与美国关系不错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么干，日本军队将于七月二十四日开进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
“法国人如比痛快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赫尔读了“魔术”破译后送来的这份电报怒不可遏——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好象印度支那是被日本用武力夺走的一样。尽管不久前海军作战计划处曾经警告， 如果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可能会使日本提前进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同时也可能使美国卷入提前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但赫尔还是竭力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
这一次罗斯福听从了那些长期以来敦劝他对所有侵略者采取强硬措施的人（例如伊克斯）的意见【希特勒入侵俄国的第二天，内务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将是一个能得到全国各地最大支持行动。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形势，它不仅能使我们有可能而且能轻易地以有效的方式参战。如果我们就以这种间接方式参战，我们就能免受人家批评，说我们当了共产党俄国的盟友。”——作者注】，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冻结日本资产。结果是，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全部停止。美国原来是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日本便处于难以支撑的境地。《纽约时报》认为，这个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对日本领导人说来，还远不止如此。通过与维希法国谈判，日本在印度支那获得了基地，而维希法国，美国当时虽然不同意建立，却也是承认的。国际法有利于日本。冻结资产是完成abcd四国（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圈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不但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当然领袖地位，而且使日本本身的生存受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