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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俄国人仍不晓得七月二日御前会议的结果，但一名充当俄国特务的尾崎秀实正好听到了一则传闻，说日军决定南进而不向西伯利亚进攻。为了证实这一消息，尾崎的上级左尔格把他派到了满洲。在那里他发觉，关于关东军让三千名铁路工人协同攻击红军的密令，已莫明其妙地简直变成泡影。十月四日，左尔格将这一情报连同最近的外交动态一起电告莫斯科：
“根据从日本各官方途径取得的情报，如果在本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仍未接到美国就日本请求谈判一事做出的令人满意的答复，日本内阁将总辞职或进行剧烈的改组。不管属何种情况……”本月或下月都将会与美国开战。日本当局的唯一希望是格鲁大使能最后提出某种能使谈判得以开始的建议。关于苏联，日本的最高级人士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取胜日本，日本将能在远东坐收渔人之利，因此日本没有必要攻打俄国。他们觉得，如果德国不能击溃苏维埃政府，并迫使它撤出莫斯科，日本应等待至明春。不管怎样，美国问题和南进问题远比北方问题重要。”
这份精确到令人吃惊的情报，对苏联红军把其驻满洲的大部分军队调往西线起了影响作用，这也是左尔格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一星期后，他的间谍网里的一个成员，宫城与德被捕了。这个间谍三十八岁，是个画家，害着肺病。他之被捕系属偶然。一个在反共运动中被“思想”警察逮捕的女人供认说，在美国时，他们就互相认识，并参加了共产党。宫城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是因为他对美国推行“旨在反对亚洲民族的无人性的种族歧视”深感愤懑。他掌握了日本在满洲的石油储备情况以及其它高度机密的材料，但他整天不说一句话。在午餐休息时，他以日本人不常见的自杀方式，突然纵身从三楼窗口跳下。一个侦探本能地跟着跳下去。两人都双双落在树上，宫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他便把自己知道有关左尔格的间谍网情况全部招了出来。
结果，三天后尾崎被逮捕。原来约定，他们两人将于该晚与左尔格会面。由于没见他们来，左尔格怀疑他们已被捕了。他沉闷地干了一杯又一杯清洒，越来越感到自己在日本的任务已告终结。不久前，他曾给莫斯科打了个报告，要求派到俄国或德国“开展新的活动”。
不错，左尔格眼下还是安全的。内务大臣生怕，如果把事态宣扬出去，必然会暴露尾崎是近卫的“密友”，(其实联系并不密切，他只不过是认识近卫，而且他是通过其同学牛场的介绍，才参加公爵的著名的智囊集团“朝食会”)，从而导致政府垮台。但既然近卫于次日辞了职，这就没有考虑的必要了。于是，便批准逮捕左尔格。
次日天亮前，——东条就在这天正式就任首相——左尔格还睡在床上就被逮捕了。他穿着睡衣、拖鞋被带到乌居坂警署。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会见左尔格。见面后，左尔格显得有点尴尬。闲聊一会后，奥特大使问他， 是否还有什么心事。稍停片刻，他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
奥特最终醒悟到，他的朋友背叛了他，两人相对无言。左尔格被带走后，惊魂未定的奥特便对日本负责官员说“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
在十月二十三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长总长永野忧郁地说：“原定十月要做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四百吨油。“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决。”
陆军表示赞同。“已经晚了一个月了”，杉山参谋总长说，“不能再花四、五天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的回答好像就是从近卫嘴里说出来的。“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我们应该下决心或者接受九月六日的决议，或者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它。最高统帅部是否反对?”
不反对，杉山和永野异口同声地说。
东条堂堂正正地经受了第一次正式考验。木户的直觉是对的，事实证明东条确实能控制住忿忿不平的军方。
尔后十天的联络会议，不外乎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如果开战成功机会如何的问题。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维持三国同盟的立场，兑现近卫对赫尔的四条原则所作的承诺，只在从中国撤兵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曾对近卫坚决不让步的东条这时建议：“作为一个外交姿态”，他们应提出在二十五年内从中国撤兵完毕。现在倒是杉山在坚持东条原来的立场。他一再坚决反对做出任何让步，外相东乡说，“最好立刻撤兵。”又说“一切都会好转。”如果把美国的建议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的话。东条首相觉得，外相的强有力的支持超过了他的需要。
这些建议使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事实上，好几个人都认为东乡的神经出了毛病。于是，有人建议休会至次日。东乡外相表示欢迎，因为他需要有个“清理头脑”的机会。
东条却坚持继续开会，要分秒必争，即使通宵达旦地开会，也必须做出决定。他让在座的人考虑三条途径：一是即使蒙受巨大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说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要作好在必要时开战的准备。他接着说，他本人是希望外交谈判会带来和平的。
东条态度的改变使杉山和塜田参谋次长感到迷惑和烦恼，他俩离开这次冗长的会议，感到东条讲话不像个将军， 倒象个文官。东条回到办公室，就这三种选择与他的心腹，此时己升为少将的佐藤贤了密商。佐藤说，立刻宣战，实属下策。木户卧薪尝胆的办法，既不能解决支那事件，也不能解决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基本分歧；尽管如此，海军如果正式承认缺乏信心，这条路也不得不走。“作为真正有打胜的前景，我当然主战，如果连胜利的希望都没有，那么发动战争就是胡闹了。”
东条不用多说就同意了。他让佐藤私下设法叫杉山总长别在次日早上关键性的联络会议上坚持立刻开战。但杉山却用带点讽刺的口吻答道：“告诉陆军大臣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战争。”
会议定于九时开始，东条要杉山提早去见他，东条希望他亲自出马与杉山交锋能导致妥协，七时三十分，杉山和他那位心直口快的副手塜田来到了首相官邸。
东条开腔说“陛下强烈反对放弃外交活动和在南面发动战争。”他怀疑杉山的观点是否能使天皇改变主意。“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进宫见驾。我不反对。”
总参谋部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既没机会又无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战争!然后，他申斥东条说，你作为一个军人，竟然敢站在文官一边。东条没有作答，他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军大臣。
联络会议——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有联络会议以来的第六十六次会议——于十一月一日在忧虑的气氛中在宫内御前会议室举行。在此决定国家命运的关头，又一次发生了首相与陆军争吵的事，而陆军仍拥有多数票。东条说，他希望能对三种选择进行讨论，大家对第一个选择——卧薪尝胆有何意见?支持首相的文官之一贺屋藏相在回答时提出两个问题：“如果象现在这样下去，不战，而三年后，美国舰队要是攻击我们，怎么办?那时，海军是否有打赢的希望?”
“谁知道呢?”海军大将永野答。
“那么，美国舰队会不会来攻打我们呢?”贺屋追问。
“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对五十”永野说。
贺屋坚持问，假设攻打我们，海军能否取胜?
永野仍拒绝承担责任。“我们要不就现在避战，三年内再开战，要不就立刻开战，再作继续打三年的筹谋。”又说，不如趁对日本有利的时机现在就开战。
贺屋提醒他说，永野本人曾承认，如果战争持续三年，能否取胜，还没有把握。“另外，我坚信美国进攻我们的可能性甚小，所以，我总觉得，目前开战并非上策。”
另一位文官，即东乡外相完全支持他。
“记住这句老话‘勿指望不会发生的事情。’”永野说，“未来还是个问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三年内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将变得强大。
“好吧，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战并赢得战争?”贺屋刺了他一下。
“立刻开战！”永野加重语气答道，“日后再不会有开战良机!”
杉山说，应该在十二月初开战，不过仍然要与美国继续谈判，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贺屋看来，这是令人作呕的。“我们正处在我国二千六百年的历史的转折点。我国之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要我们玩弄外交骗术，这是荒谬绝伦的!”
“不能那样干!”东乡强硬地说。
海军军令部次长对他们的怒气冲冲的话置之不理。他说；“代表海军发表意见，你可以谈判至十一月二十日(东京时间)”。
陆军可不愿意等那么长——他们的限期是十一月十三日。
东乡怒气冲冲地说：“除非有成功希望，不然我作为外相不能进行谈判。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很明显，你们都应该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
东条首相仍保持冷静，不时支持东乡和贺屋，不时又支持军方。陆军逐渐把火力集中到东乡身上，休息时甚至向他施加压力。他们对他说，“如果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有把他换掉。”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申斥陆军。“十一月十三日这期限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说，“海军还提出十一月二十日哩！”
“最迟只能到十一月十三日！”塜田说。再迟，就会在作战部队中引起混乱。
一位海军大将反对这一死板的想法。海相鸠田繁太郎不明白为什么谈判不能进行到十一月二十九日。
“请安静!诸位!”塜田将军喊道。“你的建议是乱弹琴。”然后他转向东乡， “你要的限期是哪天?”
会议顿时乱了套。东条宣布休息。陆军在休息二十分钟时商定：谈判可以进行下去，必要的话，可谈至十一月三十日。
复会后，东条首相试图取得进一步的让步，提出：“把限期定在十二月一日行吗?”从心理上讲，这便给了外交家们更多时间了。“你不能让谈判多进行一天吗?”
“绝对不行”塜田说，“我们绝不同意超过十一月三十日。”
“塜田君”山岛田大将问：“直到十一月三十日什么时间为准?午夜吗?”这就实际上把限期定在东条所要求的时间上——十二月一日。
“好吧，”塜田让了步，“就到午夜为止”。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前一建议婉转些，内称：陆军同意在一九六六年前从中国搬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赫尔国务卿拒绝方案甲时备用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 并向他保证，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
在方案乙中，日本答应不再向南面入侵，一旦与中国恢复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全面的和平，日军将全部撤出印度支那。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其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一百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乙案是不能接受的。“在法属印度支那驻军就能控制中国，使我们能获取南面的原料的一半”，杉山说。“另外，它可加强我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和解决支那事件的地位。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会给我们原料。我们反对乙案。”面对如此顽强的反对，东乡不得不摊牌说，谈判时间那么短，要华盛顿接受甲案，他确实认为希望不大。拯救和平的现实希望就是把谈判范围只限于南方问题上。 “如果你们让我去做无法做到的事，那就使我太为难了。”
有几个人——包括星野书记长官和贺屋藏相——觉得，外相是对的，但陆军却坚决不答应。“绝对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塜田一边喊，一边在重复杉山的论点。“此外，撤军也会使我们从南面来的所有原料补给通路置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他们随时可把补给线切断。”这只不过会使危机再推迟半年，到那时——因气候故——日本用武力取胜的机会就会落空。“因此，方案乙行不通。只能提出方案甲”。
在以后几小时内，陆军不但一直拒绝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反而坚持要向赫尔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支那事件的和平解决【除了向中国提供相当大的物资供应外，美国现在还向中国提供人力。前美军陆军空翼队上校陈纳德及其“飞虎”队公开在缅甸训练，准备对日空战。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未发表的行政命令，直接授权后备役军官及现役士兵从陆军空翼队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队退伍，以便参加陈纳德的美国自愿航空队。 因为美国当时并没有与日本交战，不能直接与中国打交道，一切安排都通过非官方机构办理，以便保密。“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成立后，被授权用一百名美国飞行员和数百名地勤人员，目的在于“驾驶、维修和在中国制造飞机。”日本把它看成是敌对的和挑衅性的行为。——作者注】。这个提议是荒谬的，东乡认为，他无力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他不顾一切地喊道：“我们不能继续进行外交，——我们亦不应发动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按方案甲行事!”塜田也喊了起来。
“对，”永野说，“我们就按甲案与他们谈。”
虽然遭到海、陆军的联合反对，东乡外相仍拒绝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让步。没有弹药，他怎么能跟人谈判?会场上，吵得一塌糊涂，一位书记官——武藤中将——提议休息十分钟，随即协助东条把另外三名陆军将领叫到休息室进行规劝。 “如果由于陆军反对外相的方案而使谈判告吹”武藤问道，“陆军负得起责任吗?”东条提醒他们，天皇的旨意是要“还原到白纸上”，一定要服从圣上的旨意。杉山最终勉强同意了，但这只能在方案甲失败后。他仍然担心，怎样才能使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了这样可耻的让步后，不致发生哗变。
“那我有办法”东条说。辩论不能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午夜已经过去了。
其余的人都在御花园里，以清醒清醒被烟雾和激烈的辩论弄昏了的头脑。永野将军拍着东乡的肩膀问：“外相不能把这任务包揽起来，用外交办法解决所有问题吗?就海军而言，你可以按自己的意见行事。”
东乡暗吃一惊。几分钟前，此人还是个对手。在这个出乎意料的支持鼓舞下，外相重入会场时，决心更加大了。然而，一当辩论重新开始，永野又在那里主战了。原来这是海军暗中主和公开主战的把戏——为了顾全面子和分到一份军费。 “当然”他说，“我们可能失败。不过，如果不打，就得向美国打躬作揖。如果打，那还有取胜的机会。不打，不就跟打败一样吗?”
永野的话，惹恼了塜田。他觉得永野的话既小心又暧昧。永野好像主战，如果真的如此，为什么不像杉山那样，开诚布公地讲出来呢? 我们大家都怀疑是否有法子取得和平，”他急忙说，“但谁也不愿说‘别担心，即使战争是长期的，我也会承担一切责任’。然而，我们却不能保持现状，所以，结论只有一个：必须打。我塜田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打，此正其时。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土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击败俄国，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塜田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遭到了看来不大可能反击的人的反击——他的上司。杉山说：“他极其勉强地”同意东乡关于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的建议，这个突然的转变除了他的同僚外，其他人简直象受到电击一般。杉山的同僚曾听他私下说过让步。这个妥协的步子迈得很大，大家也清楚，这妥协会在陆军各级中都引起极大的不满。
陆军期望文官会停止抵制，作为对这一妥协的报答。因此要求立刻通过关于限期的方案。但是贺屋藏相反对仓促做出决定。“我不同意对与日本命运有关的问题如此仓促做出决定。”他建议再推迟一天“好好想一个晚上”。于是，已经疲乏不堪的会议参加者，于清晨两点，走进了花园。
当贺屋穿过沉寂的城市回家时，独自在盘算着，如果他坚持反战，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将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向军国主义者屈服。另一方面，华盛顿谈判，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附和这个方案不是较为明智的吗?另外，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还有哪位藏相更具有防止通货膨胀的本领?他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与美国开战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还不能下决心给东条打电话，表示同意。
在孤单的归途中，东乡的脑子也在反复思量。不错，在争取方案乙的斗争中，他取得了胜利，但他不能肯定这个方案会使美国人满意。如果他辞职，也许会使陆军做出更大的让步?他睡了几小时便去拜访他的老友广田宏毅，并征求他的意见。这位前首相认为，他应留任，“为谈判成功尽力。”新上任的外相很可能支持主战振。这番话是有道理的。
东乡接着拜访了东条。东条头一天的态度是如此通情达理，使东乡有信心来找东条，请求他帮助去“说服有关人士进一步做出让步”，如果赫尔对方案甲或方案乙的反应是良好的话。
东条果然没使他失望。如果美国人能做出部分让步，东条非常愿意做出进一步妥协，并将及早告诉同事。“我正在求神明保佑，让我们能设法与美国人达成协议。”他觉得，方案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被接受。现在只有贺屋还在反对。整个上午东条通过电话，逼着藏相做出决定。由于被东条逼得没有办法，又不能不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论据的逻辑力，贺屋便坐车到首相官邸。下午两时许，他通知东条将军，勉强地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终于，意见统一了。现在是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无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觉得，在华盛顿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派人去协助曾犯几次外交错误的野村大使。数月前，野村本人曾提出，要求来栖三郎前去辅佐。来栖是个极富才干的外交家，三国同盟条约就是他代表日本签字的。他又与美国有密切联系。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是个美国人，出生于纽约的华盛顿广场，父母都是英国人。
来栖有点踌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尽快把他送到华盛顿去，而且又要绝对保密。如果那些好战的参谋们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得知了这次旅行的消息，他可能遭到暗杀。四十八小时内，倒有一架泛美航空公司快速班机从香港起飞，不过，光安排来栖坐海军飞机前住香港就得花上几天时间。这问题倒是由格鲁大使解决了。他给在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个电话。他说服了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
十一月四日下午，来栖向东条辞行。东条说：“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他还补充说，他曾认为来栖的成功希望只有百分之三十。两天内他的怀疑程度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请尽力设法达成协议”。
那天深夜，来栖蹑手蹑足地走进了卧室，在夫人床边坐了下来。“你上哪儿去?”她问，“可能到美国去”。他对她说。她给他披上毛巾并端上一杯咖啡。由于他非常可能遭到暗杀，她建议从东京到横须贺途中，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二十二岁的儿子陪同，这样，新闻记者们会错认为，他只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这个主意，离别时，他对妻子说：“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次日上午十时三十分，十三个人庄严地依次走进御前会议专用的会议室。当第十四人即天皇出现时，按惯例举行了开会仪式。当东条讲话时，会议室内一片焦虑不安的气氛。他解释说，九月六日的决议已经重新考虑过。“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步定为十二月一日 (这比实际日期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好听)，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东乡外相在评论外交前景时指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之希望是令人深感遗憾地渺茫。”
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内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因此，他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永野将军要求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因为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杉山要大家考虑选择好时机的重要性。“就作战而论，如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他说，“那末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是信心百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这个现实。”即使这样，他认为日本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
尽管这些话讲得勇气十足，绝望的气氛越来越笼罩着整个会议室，杉山本人也建议要“加强”外交。东条在回答枢密院原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说，最严重的争论是支那的驻军问题。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四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的日元。”如果把军队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福摩萨！”
原询问美国对方案甲和方案乙会有何反应。东乡答，方案甲不能很快见效。“恐怕连方案乙也不解决问题。”谈判时间只有两星期了。“因此，我认为成功的机会极小。作为外相，我将尽力而为，不过，很遗憾，谈判成功的希望甚微……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希望。”
“百分之四十!”东条说。一夜之间，他又乐观到把希望增加百分之十。
原生怕战争已不可避免，并告诫大家注意这次战争的种族含义。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是高加索人【即白种人——译者】，“所以我担心如果日本向美国开战，美国可能与德国妥协，使日本陷于孤立。由于对黄种人的仇恨，很可能把目前对德国的仇恨转向日本，结果或许会使英德之战转而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性”。
东条也敲了一下警钟：——指出与美国那样的敌人长期作战的危险。“当我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日益增加的力量，想到至今尚未了结的支那事件和其它问题时，我觉得烦恼没个尽头。我们都可以高谈在国内‘卧薪尝胆’，但是国民能忍受几年几月?”他的回答带有肯定的含义：尽管在几分钟前，他对和平表示乐观，他本人也同意开战。“如果我们稳坐钓鱼船，那末，用不了两三年，我国就会变成一个三等国。”从道义上讲，开战是满有理由的，因为英国和美国已危及日本的生存。“还有，如果我们在占领区，实施仁政，人们对我们的敌对态度或许会缓和下来。美国最初可能会暴跳如雷，尔后她将会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发动战争)。总之，我会小心行事，使它不致成为种族之战。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如没有的话，那末，方案就这样按原来的样子通过。”没有人发言。这次会议与上次不同，天皇一直没有做声。
·２
格鲁了解日本领导人是何等的沮丧和这种沮丧情绪可能导致的结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月五日的御前会议前几天，他在日记上曾写道：“很明显，日本正在制定一项倘若和平计划失败的话便予以执行的战争计划。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很可能采取戏剧性的突然手段。”他本着这种心情再给赫尔发去电报，预先劝国务卿要以和平为上。电文称：
“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本大使预料日本将转回原来的甚至超过历来的立场。这样将会导致一次本大使曾称之为全力的、破釜沉舟的尝试，实际上那是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使日本不受外国经济封锁，而不愿屈服外国压力。了解日本民族性格和日本的日常心理状态的观察家们明白，无疑这种突发事件不正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可能的……。
这不是主张姑息，也不是原则上的妥协。
……本大使意图只在于，使美国不要因错误理解日本对美国发动突然的自杀性的战争的能力，从而卷入对日战争。民族理智决定了不能采取这种行动；但我们不能用美国的逻辑标准去衡量……日本的明智，日本的行动，可能使日美之间武装冲突成为不可避免，还会采用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袭击。”
他祈祷华盛顿会理解这一点。“你们盎格鲁撤克逊人的麻烦”，一位日本朋友曾对他说，“是你们把日本看作成人，并按成人对待，实际呢，日本人还是孩子，应该象对孩子那样对她”。
然而，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没被人理睬。霍恩贝克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但轻信别人。他受杜曼的影响太深了，而杜曼在东方生活的时间过长，不能客观地对待日本。显而易见，格鲁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亲日色彩。
“魔术”截获的电报使霍恩贝克深信日本人的确在耍两面派。你怎么能信任一个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谈判，一面准备战争的国家?另外，他相信日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会真打美国。所以他叫赫尔不用去理睬格鲁的最新的警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两位军队首脑——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将军——联合向罗斯福呼吁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速危机的行动。打败德国才是主要的战略目的。“即使日本被打败，而德国仍未失败，还不能决定胜负，”他们警告总统说，与日本交战会削弱盟军反对“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的斗争。他们要求，在加强菲律宾和新加坡实力之前的三到四月内不要给日本下最后通牒。
罗斯福在着手寻找一种如同他对史汀生提到的那样，能“给我们赢得更多时间”的方法，但就在他寻找这种办法时，他收到了危机不能避免的情报。这情报是从东乡外相发给野村大使的一份电报中截获的。这封电报很长，包括方案甲和方案乙，还有秘密指示。这封密码电报被破译后，便立即送给了赫尔。指示的开头一句话就使人产生日本人已放弃谈判的印象：
“好吧，日美关系已到了边缘，我国民对调整这些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失去信心。”
这种悲观语调在原文中是没有的，东乡写的是：
“正日以继夜地竭尽全力，以调整处在破裂边缘的日美关系【许多日本人认为，这封电报和其它外交电报是故意错译的。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更加可能的是，这些不准确的译文源于对日本外交官员的习惯用语的无知，也可能是， 那些匆匆忙忙培训出来的译员，想使他们的译文更加流畅和有趣。——作者注】。”
第二段的译文更容易使人误解：
“帝国内外情况如此紧张，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但为了表达对维持日本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和平关系的诚意，我们经多方慎重考虑的结果，决定对继续谈判再冒一次风险，但是，这是我们最后所做的努力……”
原文的语调是负责任的：
“国内外局势极吃紧，我们经不起任何拖延。出于与美国保持和平关系的诚意，在经过周密考虑后，帝国政府继续与美国谈判。目前的谈判是我们的最后努力……”
译文然后说，除非这些方案能取得成功，否则两国间的关系将破裂。
“……事实上，我们是以我国之命运作孤注一掷的赌博……”
东乡的实际措词是：
“……所以帝国的安全有赖于此……”
赫尔读到的是：
……此次，我们正向他们表明我们友谊的限度，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最后一次讨价还价。我希望我们能按此和平地与美国解决所有麻烦……”
而东乡是这样写的：
……为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现在我们本着完全友好的精神，做出最大的让步，我们真诚希望，在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之际，美国能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以恰当的态度处理此危机，以维护日美之间的关系……”
赫尔拿到东乡关于方案甲的特别指示的译文同样是不准确的。见下面的摘录：
赫尔读到的：本方案是修正后的最后通牒[注：如果美国当局问起有关“(在中国驻军的)”适当期限问题，可含糊地回答，期限为二十五年。]
考虑到美国如此反对我们在未明确地区驻扎军队这一事实，我们的意图是转移占领区并把官员加以替换，以消除他们的怀疑……
迄今为止，我们曾用模糊的言词暗示我们的答复。我要你尽可能运用不明确的而又好听的语言委婉地告诉他们，大意是：无限期占领并不意味着永远占领……
(4)作为原则问题，我们急于避免把这点写进日美双方达成协议的正式建议(草案)中去……
东乡实际写的：
本方案提出了实质上是我们最后的让步
(注)万一美国问及必须持续多长时间，可大致回答，目标约莫是二十五年。
由于美国强烈反对无限期驻军，建议把驻军地区及驻扎期限确定下来，以消除她的怀疑……
此刻，命你：恪守“必要期间”这一抽象用词，尽力使美国产生这种印象，即驻军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有明确期限的。
关于（赫尔的）四原则，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把他们包括在日、美正式协议的条款中去……
在赫尔看来，单是最后一例，就是它存心骗人的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就更加重了他原来的怀疑。事实上，最后一例是个大错误。译者把“四原则”的“四”，列为紧接(1)“不歧视与贸易”(2)“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与运用”(3)“撤军”之后的第(4)点。由于译者把这段译文作为这份电报的主要部分之一，并把“关于”四原则改为(4)，作为原则问题，他还武断地塞人“急于”两字，从而使赫尔误信，日本人对正式协议上的任何一点建议，都避免承担义务。
十一月七日晚，野村带着方案甲来到赫尔的房间。赫尔匆匆地把它浏览一遍；他早已知道其内容——也许，他以为自己知道。并确信，其中不会有任何真正让步的内容，他这种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有睹于此，野村便要求约个时间与罗斯福总统会面。每一天都很宝贵，这位将军心急如焚。日本的参谋长们又老在催促，野村被催逼得非迅速决定不可，而赫尔却拖而不决，因为美国的参谋部需要时间。不幸的是，这种各怀鬼胎的行径导致了谈判的恶化。
三天后，野村大使终于会见了总统，并向总统指出了日本所作的“相当大的让步”，还一再说需要从速作答。罗斯福在回答时，一定还记着马歇尔和斯塔克请求给予时间的话，于是说；“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谈判，只谈了六个月。需要有耐心，他要的不是临时的协议。野村在给东乡的电报中称，美对方案甲，“并不是完全不接受”。这位一厢情愿的将军， 看来是准备抓住任何一点儿希望的。
詹姆士·沃尔什主教也是如此。十一月十五日，当他刚从另一次远东之行回来后，便给赫尔送去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再次试图劝日本和美国言归于好。 霍恩贝克边看边写下许多讽刺性的批注，目的是给赫尔看。这些批语暴露了他的强烈的偏见。
这位主教解释说，任何政策一经天皇批准，所有日本人都把它视为“最后决定，成为不容更改的国策。”在这里霍恩贝克用铅笔批道：“如果某项政策一经天皇批准，便不容更改的话，那末，与轴心国帮盟也是‘不容更改’的了”。他还在一段冗长的恳求两国互相谅解的文字旁轻蔑地写下：“劫稚”的批语。
“值得回忆的是”，沃尔什评论说，“中国人是原打算与日本切实合作，只因发生满洲事件，才把此动向打消并使中国人急剧地转到另一方向。”对此，霍恩贝克用铅笔批上：“按他的说法，‘满洲事件’就是中国人搞的。”当沃尔什写到“今日远东，无真正和平”时，霍恩贝克批注说：“谁应对这一事实负责呢？——日本人(和德国人)。”
就在那天，来栖三郎特使，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两天后，野村大使把他带到赫尔的办公室。对这位个子矮小，带着眼镜，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曾代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使赫尔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和尊敬，”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欺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
赫尔相信来栖参与了日本政府搞的圈套，很可能企图用谈判来麻痹我们， 时机一到，便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他陪同这两位日本人走了几百码路，来到白宫。罗斯福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伯利安[伯利安(1850——1925)美国民主党历史上有影响人士之一，能言善辩，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8——1920)手下，当过国务卿。——译者]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
来栖回答说，必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象个炸药桶”。罗斯福表示同意应取得广泛的谅解。
来栖说，关于三国同盟条约，他不明白：为什么“历来强烈主张遵守国际义务的美国，会要求日本去违反。”日本领导人早已向美国保证，这个条约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战争，那是需要独立地做出决定的事。另外，日美两国之间的谅解， “将自然而然地使三国同盟条约‘黯然失色’，因此，美国对条约运用这一问题上的担心将由此而可以消除。”这是朝着事实上废除三国条约的目标迈出的一步。然而，赫尔对来栖的话只字不信，认为那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词藻”而已。
罗斯福仍然表现友好，重申“两国利益并无不同，因此，没有必要造成严重分歧。”他甚至毛遂自荐，要充当中国和日本的“中间人”。
·３
就在同一天，东条首相在国会发表演说，并由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主要讲华盛顿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文那事件的解决，不应“对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
平常，再好的演说也得不到什么大的反应，这次的演说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外交人员座里，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探身向前，与同伴耳语。有位《朝日新闻》记者注意到了这一姿态，写道：
“……四位美国使馆人员，突然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谈了起来，后来，所有的人都猛烈地摇头，但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旁听席上的其他听众都聚精全神地注视着他们。”
海军武官当时的耳语是：“哼，他好在还没有宣战。”
光阴日复一日地过去，华盛顿对方案甲仍没有肯定答复，日本领导人的希望便渐渐变小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好像越来越僵硬。只好把最后一招拿出来了。于是，东乡电告野村把方案乙提出来。十一月二十日，野村向赫尔宣读了方案乙。赫尔认为这是个最后通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把所提条件描述成“颠三倒四，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梦想接受。”但他未露声色，“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退出谈判”，只说，对这一方案，将“同情地研究”。
他的反应是不幸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方案乙中所列五条条件中，只有一条——即停止援助中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段文字最使他恼火，他便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一点。他大发雷霆地说：“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希特勒已和日本结伙，好让希特勒占领半个世界，日本占领另一半。”三国同盟条约加深了公众的这一信念，他补充说。于是，他便开始猛烈攻击这一条约。
野村无奈，只好求助来栖。一星期前，赫尔曾承认，三国条约并不是主要问题。然而，在过去几天中，他曾三次宣称，只要日本仍恪守这一条约，所谓和平解决就不能叫人相信。为什么又把条约抬得这么高呢?好象自松冈在任之日以来， 日美关系毫无改变似的。【赫尔旧事重提的原因可能有几个，出自义愤；出自对公众谴责灼恐惧。因为公众一般都把日本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一旦达成协义，势必遭到谴责；绘出希特勒—东条联合进攻的魔影，使公众对与日本交战有所准备。——作者注】。对方案乙，赫尔的部下也做出了类似的奇怪的反应。最同情日本的约瑟夫·巴兰坦认为，接受方案乙就意味着“美国赞同日本的侵略，同意日本在将来进行无止境的征服……出卖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这样谈论侵略是没有多大意思的。方案乙不但以足够的篇幅谈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同时还提出在中国实现和平。要进一步进行侵略，日本就非自食其言不可。如果美国当时要日本保证停止武力扩张，它很可能会得到这个保证。
问题实在不是在方案乙本身，而是在国务院拒绝按其表面价值接受这一方案。被日本陆军认为在经过尖锐辩论后才勉强接受下来的大让步——把日军从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却遭到了巴兰坦的蔑视。既然从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的军队能在“一、两天内”开回南方，日本提出的建议就“毫无意义”了。
另一方面， 罗斯福对方案乙有深刻的印象，提出了自己的暂定条约。他把条约内容用铅笔书写后，交给了赫尔。
六个月
1．美国准备恢复经济关系——现在卖一些石油和大米——日后多卖一点。
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者南方任何地方派兵——荷属、英属殖民地或暹罗。
3．即使美国参与欧战， 日本亦不得诉诸三国同盟条约。
4．美国出面让日本与中国把事情谈清楚，但美国不参与会谈。
然后再谈太平洋协定。
这份条约草案进一步证明，与赫尔不同，罗斯福是个现实政治的奉行者，首次缓和了美国的僵硬态度，带来了和平解决的第一个现实希望。他可能挫伤了赫尔咬文嚼字的天性，但赫尔却忠于职守，把它变为外交形式。虽然他个人对来栖有保留，对其在东京的上级持有怀疑，却仍然愿意进行谈判。
在与赫尔的交谈中，来栖发现，赫尔仍把三国同盟条约看得很重。次日，他带着一封信，来到了国务院，该信宣称，日本虽然签署了那个协定，但并不因此要对第三国的侵略行为承担任何义务。
“……我国政府决不会按外国的意志将日本人民驱入战争，只有在最终无可避免地需要在非正义前维护日本的安全和国民生活时，日本政府才接受战争。
本人希望，上述声明将有助于阁下彻底消除您本人一再提及的公众怀疑。本人拟说明，当我们之间完全取得谅解时，阁下可随意将本信公诸于世。”
不管是间接否定三国条约还是建议发表上述信件，都没有能消除赫尔的疑心。一天以后，“魔术”又截获了东京发给野村的关于把谈判期限延至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华盛顿时间)。赫尔的怀疑便被“证实”了。
“…截止日期决不容更改，此次我们说话算数。之后，事情便将自动发生。”
当晚——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野村和来栖拜会了赫尔，催促赫尔立刻对方案乙做出答复。他们两人都微笑着，彬彬有礼。因为赫尔已从“魔术”那里得悉了“日本的恶计”，要他和蔼可亲地回答，确实“别扭”。“他们坐在那里，点头哈腰，野村有时笑声咯咯，来栖咧嘴微笑。”“他们心里一定在反复地盘算如果我们对日本的要求不回答‘行’，那么他们的政府将在日内发动新的侵略，或迟或早，必然给美国带来战争，给成千上万人带来死亡。”
赫尔说，“很遗憾，日本竟不能为和平做几件事情，以协助渡过时局。”
野村亦同样感到别扭。他一再重申迅速作答的必要性，并要求逐条回答。
“没有理由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赫尔不高兴地回答，“我非常失望，尽管我做出一切努力，你们仍然急急忙忙地提出要求，要我们作答。”赫尔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东京不能稍待几天，却也保证尽快做出答复。最早是星期天，因为他得与几个在远东有利益关系的友好政府协商．他心目中的答案，就是他按罗斯福那份匆匆写成的暂定条约搞成的草案。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赫尔把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代表请至办公室，把罗斯福的最新草案副本交给大家传阅。中国大使胡适博士，颇觉不安。为什么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留驻五千军队，赫尔回答说，在马歇尔将军看来，就是留驻两万五千人也构不成威胁。“我国政府在不承认日本在印度支那有驻一兵一卒的权利的同时，”他解释说，“我们力图要达成一项拟议中的暂时协议，主要原因是我国海陆两军的领导人一再向本人强调，时间对他们说来是最主要的，他们必须对日本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作好充分准备，以便有效地对付他们。”
荷兰公使亚历山大·劳登博士，直截了当地宣布，他的国家支持这个草案，其余三人则称，需等待国内指示。赫尔觉得讨厌，很不耐烦地说：“比起美国，你们国家的政府对能否保卫那个地区都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你们的政府，却一味忙于别的事务，对眼下讨论的问题好像一无所知。对这一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缺乏兴趣，缺乏合作的思想准备，我确实感到失望。”
次日，胡博土抱歉地向赫尔递交了一份外交部长的照会。照会说蒋介石对协议草案“反应相当强烈”，认为美国“欲以中国作代价来姑息日本”。
赫尔大怒。他说，美国当然可以否决这份草案，但，如果这样，“万一日本向南面采取军事行动，可别指责美国不向印度支那邻近地区和日本领海派出舰队。”
胡博士告辞后，天已黑了，但赫尔仍召集人员，进一步讨论。他本人强烈主张把草案给日本人发去，虽然被接受的机会极微。即使没有其它效果，它至少也能说明“将来会看到，我们已做了避免战争的一切努力，而日本的拒绝更充分暴露他们早已预先作好的征服东方的计划。”
当晚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抵达了。电称：
“……当然，这件事情应由您处理。我们当然不要再加一个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办?他不是吃不下饭吗?我们担心的是中国。如果他们垮台，我们的共同危险也将大大增加……”
很明显，蒋介石向伦敦发了牢骚。这个微妙的拒绝使赫尔的最后的耐心消失了。“魔术”曾向他保证，方案乙是日本的最后方案，谈判肯定在月底要结束。东条准备真诚地再作让步这点，他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他也不会相信。自仲夏以来，他一直“相信日本人决心用武力继续进行扩张。”
这就是为什么蒋的拒绝，丘吉尔的半心半意的赞同，再加上他自己的怀疑以及几个月来谈判的劳累，会使他决心把草案束之高阁的原因。他准备改向日本提出“一份在和平、互利、进步的基础上实行合作的计划草案。”于是，他的助手们就着手把这一新建议草拟成方案【战后，在巢鸭狱中，东条对佐藤贤了说，如果他收到了罗斯福的暂定协议草案，历史进程可能被改变。“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你这点，其实我已准备好了包括新妥协在内的新的建议。我是要想办法执行天皇旨意和避免战争。”然后，他长叹一声：“那时要是收到了那份草案就好了！”——作者】。
史汀生在日记中描述了那天中午在白宫召开的所谓的战时内阁会议的情况；
“……(罗斯福)把我们可能在下星期一(十二月一日)遭到攻击的问题提了出来，因为日本人不宣而战这一招是臭名远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应如何策动他们打第一枪，而我们又不会招来太大危险。这是很困难的议题，赫尔提出了解决问题时应考虑的前提——海洋的自由以及日本与希特勒结盟后，正在推行世界范围的侵略政策。其他人则提出，日本可能采取的任何向南方进行远征的行动，都必将对我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形成包围，切断我国从马来亚取得橡胶的至关重要的供应线。我向总统指出，远在今年夏天，总统就已经朝着最后通牒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那时，总统通知日本，如果日本跨过边界线进入泰国，日本就侵犯了我国安全。因此，总统只需(向日本)指出，采取任何类似的远征行动都是对我们已经发出的警告的违反。【后来，这一段日记被修正派历史学家， 诸如查尔斯·比尔德，用来支持他们的下述论点，罗斯福总统故意策动日本攻击美国领土。如果只在表面上去阅读这一段有争议的日记，再加上史汀生以后的一些言论，那末，罗斯福的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正确的。然而，只要研究一下，在十一月下旬，总统和他的顾问的讨论记录，就可以明显看出，对日本突然袭击新加缠、泰国以及东南亚某个地区是有思想准备的。当然，他们没有估计到日本一开始就会对美国领土，例如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进行袭击，更没有预料到会对夏威夷发动进攻。由此可见，当罗斯福说“我们可能遭到攻击”这句话时，他可能是用“我们”来表示abcd四国。所谓“困难的建议”，是因为罗斯福并没有预计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本土。问题是，对新加坡或者泰国的进攻，似乎也是反美的“第一枪”。“策动”有两种方法，对日本发出外交警告，或者向国会提出包含这样一个措辞的咨文，即，如果日本向南行动，即使未直接威胁美国领土的安全，我门也会认为它是对我们的切身利益的进攻，因此，也可以说是对美国的进攻。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假设，它只能是一种假设，比那些凡是罗斯福的做法几乎都反的人的主观推论更加合乎逻辑和公正得多。——作者注】
次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罗斯福刚要进早餐时，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来到白宫。总统还来不及咬上一口青鱼干，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赫尔打来的。赫尔把中国人对暂定协议草案的抗议转告了他。“我会让他们安静下来的”，罗斯福说完就回去进餐，这时，早饭已经凉了，他把早饭推到一边。摩根索在记录中写道：“我认为，不能让总统不吃完早餐就见我或别人。”
此时，赫尔已与史汀生通上了电话。他告诉史汀生，他“差不多已下定决心，不把……那个建议(暂定协议草案)交给日本人，而将它抛之九霄，只告诉他们， 罗斯福什么建议也没有。”史汀生连忙给罗斯福挂电话核对，询问前晚交给他的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出动向印度支那实行新的讨伐的文件是否收到。罗斯福的反应非常强烈。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差不多发了爆火——可以说，气得跳上了天。”罗斯福说，没有。他没有看到。它“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它是日本人毫无信用的明证，一方面为签订全面和约而谈判——(从中国)全面撤军——另方面却又向印度支那派出远征军。”
不一会儿，赫尔亲身来了。他说，既然中国人反对那个协议草案，不如就此把它搁在一边，另向日本提出一个崭新的“为实现总的和平解决的全面的基本建议。”
罗斯福对日本人的调兵遣将的消息仍然忿忿不平。他同意了赫尔的意见。那天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国务院。五时，赫尔交给他们两个文件。“微乎其微地希望，在这最后时刻，东京的尚武心灵，能够接纳一点点小常识，”
来栖和野村怀着期待的心情随即开始阅读第一个文件，这是个“口头声明。”它宣称，美国“最真诚地”期望，为太平洋的和平做出努力，但认为方案乙“不大可能在法律、秩序和正义下，为保证在太平洋实现和平的最终目标做出贡献。”赫尔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以代替方案乙。这个解决办法体现在第二个文件里。文件上注明“绝密，初步不承担许诺”。来栖读了该文件的十条条款后，被搞得目瞪口呆，文件武断地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它政府或政权，以及，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这比六月二十一日美国所作的建议要苛刻得多，而且是赫尔在未与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将军商量的情况下草拟的。这两位将军，刚好也正在起草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另一个备忘录，请求给予更多时间，以便增援菲律宾。虽然来栖已做出书面保证说，三国条约已没有多大意义，并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呼吁“在大英帝国、中国、日本、荷兰、苏联、泰国和美国之间，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多边公约”，但赫尔在他的提案中，还是把三国条约重新抬了出来。来栖心下明白，他的提议将使本来已经很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并会带来更长的耽搁。野村坐下来时，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来栖问道，这是不是就算美国对方案乙的回答。
赫尔说，是的。他还指出了日本接受这方案后在经济上能得到的好处：日本的资产将被解冻；在互相实行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签订贸易协定，稳定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减少贸易障碍，和在经济上给予其它较大让步，等等。
来栖预见到，东京会把这个建议看成是污辱、贿赂。于是他便开始对这些条件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他看不出他的政府怎么会有可能同意立即无条件地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军，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会向蒋介石脱帽致敬，并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协议。他请求在把这个建议发回东京之前，两人再非正式地作一番较详尽的讨论。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如此，”赫尔说。群情高涨，如果他让石油自由地流往日本，他就“几乎会被人活活打死。”
来栖挖苦地开玩笑说，有时候凡“具有坚定信念的政治家”都会得不到公众的同情的。卓识者才有远见，但有时却又壮志未酬身先卒。人生短暂，只有尽职罢了。他心灰意冷地说，赫尔的建议差不多意味着事情的终结，并问赫尔是不是对暂定条约不感兴趣。
暂定条约一语已变成赫尔的刺耳语了。他简单地说，我们已作了探讨。
是不是因为其它国家不会同意呢?来栖问道。
这一问，差不多问到了点上，令人尴尬。“在探讨方面，我已做出了最大努力。”
·４
赫尔的答复首次传到东京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它是通过驻华盛顿的武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转达的。这封电报劈头就说，美国对方案乙已经作了书面答复，不过，“没有一线谈判希望”。参谋们挤在无线电报务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把电报翻译过来。电报的后半部分包含赫尔的建议的主要内容。
电报被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会议休会，大家在进午餐。东条朗读了电报内容。一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声：“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连对成功怀有一线希望的东乡也没料到结果会这样。由于被绝望“压倒”，东乡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但谁也没有听懂。他被赫尔的照会“梗住了喉咙。”他看见几位陆军的人在一边很开心，“好像在说‘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此时，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对鸩田海相说来，这个答复真是个“晴天霹雳”。赫尔的答复是“断然的、不容更改的”，连日本已作了重大让步这个事实都没有承认。
在那位寻求和平的人士贺屋看来，所提出的要求同样是荒谬绝伦的。赫尔明知这些要求日本是非拒绝不可的。唾手可得的妥协他不要，反而要无休止地进行讨论。这是拖延时间的口实。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开战了——向日本进攻！日本已主动提出立即从印度支那撤军。这看来还不够，赫尔所要的是立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这，怎么可能呢!
最使会议室内所有人恼火的是，赫尔竟然断然地要求从中国全境撤兵。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你美国人那么富有，还有什么权利提出这种要求?有哪一个有尊严的国家会屈服呢?
赫尔的建议是急躁和愤怒的产物，但悲剧是，使日本人大发雷霆的那一段文字却被误解了。赫尔心目中的“中国”并不包括满洲，他也没有要日本人从该地撒出的打算。早在四月，他就曾对野村说过，在基本的协议还未取得之前，没有必要去讨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所以他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日本人看来，赫尔的照会怎么说就得怎么去理解。毕竟，自从“谅解书草案”提出以来，在许多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都变得强硬了。
在这点上，要是美国的答复是清楚的，至少，日本的反应也就远远不至于如此激烈。虽然把满洲排除在外也不会使日本人原封不动地接受赫尔的建议，但总可以使东乡有可能说服军方人士，应该继续谈判。它本来很有可能迫使他们延长十一月三十日这个限期的。【会议所有参加者，从东条到东乡都队为，赫尔所提的“中国”包括满洲在内。一九六七年，我询问了许多东条的旧日同事，如果赫尔澄清了这点，情况将会怎样?佐藤贤了是首次知道这点。他懊悔地用手拍了下额头说：“那时我们要是知道这点就好了！”他非常激动地说：“如果你们早说承认满洲国，我们会接受那个建仪的!”铃木，贺屋兴宣和星野则不想走得那么远。贺屋兴宜此时已是一位政界的主要人物，他说：如果那个照会不包括满洲国，发动战争与否的问题就会重新得到详细的讨论。对手是否要从华北立即撤军的问题，虽有共产党的威胁，“也可能会在联络会议上热烈进行讨论。”铃木说，最少能阻止珍珠港事件。“政府可能改组。”——作者】
两个同样害怕亚洲会受共产党统治的大国，就这样走上了火并的道路。应该怪谁呢，——怪美国还是日本?通过夺取满洲，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系列暴行，以及南进，日本对走上与美国开战的道路，几乎应该负完全责任。但是，这条侵略道路，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宝极力企图消灭作为经济对手的日本的必然结果，是大萧条【指1929—1933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译者】，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和为了继续做第一流国家而向外寻找新的原料和市场的必然结果。此外，还有天皇的独特的、没有明确定义的地位，“犯上作乱”的爆炸性作用，和对来自俄国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极端恐惧心理。
美国人同样被吓破了胆，但他们所害怕的却是“黄祸”。然而，说来也怪，他们并不害怕日本变成军事上的仇敌，相反，他们编造各种日本人愚笨的笑话，并以此取乐。在华盛顿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英国给日本造的战舰头重脚轻，一交火就会底朝天，日本的空军也遭到讥讽说，日本的飞行员都是戴眼镜的笨货。他们更多是取笑的对象，而不是害怕的对手。或许是这种优越感的结果，一些美国领导人，包括罗斯福在内，无意识地逼得日本人走投无路。
一个幅员广大，资源丰富，用不到担心遭他人进攻的大国，怎么能理解一个几乎无自然资源，且时刻有受恶邻苏联进攻危险的、拥挤不堪的岛国的处境呢?另外，美国本身对形成仇恨和不信任气氛也有责任，它排斥日本向美国移民，和在实际上扯起民族和肤色偏见的旗帜，使本性骄傲的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美国本来还应该看到并承认在四原则上所采取的如此虚伪的道义立场[在国际关系中，道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商品。美国曾为协议的神圣性，为维持远东现状，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同样是这个美国，几年后在雅尔塔，为了引诱苏联投入太平洋战争，答应在远东给苏联以领土。如果与日本在一九四一年搞和缓， 那无疑足意味着美国丢弃和出卖国民党中国。但从长远看，它也可能导致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的非共产的中国。一作者注]。她的盟国英国，在印度或缅甸，当然没有遵守这些原则，美国本身也没有在中美洲遵守这些原则，在那里，“炮舰外交”仍在支撑门罗主义。她自我标榜铁面无私，同时也是为自己打算。头上的道义在脚下却成了私利。
末了，美国也犯了一次严重的外交错误。她不该把对她的切身基本利益并无大妨碍的问题——中国的福利——最终变成外交政策的基石。那年夏天之前，美国在远东只有两个有限度的目标：调拨日本和希特勒的关系，以及挫败日本的南进。这两个目标美国本来是可以轻易地取得的，但是，她却在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无事找事，并坚持解放中国。为达到后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美国的外交官员们迫使一场美国自己的军事将领们都希望避免的战争早日到来——荒谬的是，这是一场她无力进行的战争。美国不能竭尽全力来对付日本以解救中国，她从来也未打算这样做。她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美国没有坦率地把这点告诉蒋介石，反而在他的催促下，由了他，推行了一项导致远东战争的政策——实际上抛弃了中国，更重要的是，由于把日本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美国的外交家们策动了他们的国家去进行两个完全不同的战争，一个是在欧洲反对纳粹主义，另一个是在东方的战争，与所有亚洲人要从白人的奴役下取得自由的愿望相联系的战争。
双方都没有什么正角或反角之分。从罗斯福来说，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他是个目光远大，具有人道的汉子，天皇也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热爱和平的人。他们俩人都同样受到限制——一个是受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庞大机器限制，另一个是受他所受的训练、风俗以及对他的理智所加的约束因素的限制。由于陷入中世纪制度而不能自拔，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行为主要出于对国家的献身情神。【在受审后，东条承认，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是导致日本毁灭的原因。“我们本来应该从我们所继承的制度中摆脱出来，但却没这样做。 受责怪的应该是人……特别是我本人。”——作者注】。他们所追求的是国家的鼎盛，而不是从战争中为自己谋私利，东条本人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近卫公爵的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首相的脆弱地位所决定的，到他的第二次内阁结束时，他天性所致的欠果断的趋势，已变为决心和勇气。这决心和勇气，一直延续到他最终下台。连松冈也不是什么反角。尽管他慕虚荣，行为乖张，这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在把日本缚在三国同盟条约上时，还认为自己是为世界和平尽力。他破坏了华盛顿谈判，原因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恶意。
史汀生和赫尔也不是反角。虽然赫尔，采取了一个达不到全部目的就什么也不要的态度，使他犯了一个外交家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把对手逼入死胡同，无机会挽回面子，使他们除了发动战争外，别无出路。
时代才是反角。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以及两大革命思潮——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日本和美国原不会走近战争边缘的。这两股横扫一切的势力，有时相切，有时相交，最终带来了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悲剧。单是为了中国，美国肯定不会冒险进行战争的。是她对日本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合伙征服世界的恐惧，才促使她去冒一切危险。最终的悲剧是，日本因为害怕盎格鲁—撤克逊民族把她孤立才与希特勒勾结。她的结合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婚姻而已。
由于误解，语言上的障碍，翻译错误，以及日本方面的机会主义，即“犯上作乱”，倔强，荣誉，骄傲和恐惧；美国方面的民族偏见，不信任，对东方的无知，僵硬态度，自以为有正义感，荣誉，民族的骄傲和恐惧心理，这一切使一场本来不必要打的战争眼看着就要爆发了。
或许，这就是对汉德尔【汉德尔，1685—1759，出生在德国的英国作曲家——译者】所提问题的答案：“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大动肝火?”不管如何，美国犯了一次严重错误，使他在未来几十年中必定要付出巨大代价。如果赫尔对方案乙所作的妥协性答复发了出去，日本(据仍然在世的日本内阁成员的看法)要不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最少也会被迫再花几个星期进行辩论。这个时间距离将会迫使他们把截止期限因气候关系延至一九四二年春。到那个时候，很明显，莫斯科将站稳脚跟， 日本人也将急于做出几乎任何让步以避免与一个面临失败的盟国一起去打一场绝望的战争。如果那时仍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也能取得宝贵时间，向菲律宾派出更大数量的轰炸机和增援部队以巩固该地。也不会有珍珠港的崩溃。那些导致十二月七日灾难的一系列难于置信的机会和偶合也不大有可能得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