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夏日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忽然宣布了一件事情：“我们要建栋房，在西湖山下。”
母亲愣住了：“老天爷，你说什么呢？现在的房子住得好好的，宿舍楼，租金也不贵。”母亲皱着眉头，“再说，我们哪儿来的钱啦。”
“人家那谁，就在西湖山下买了地，盖了楼，中午邀我们去看，挺好的住家啊。”父亲一脸的兴奋，“再说，那房盖起来，可是自己的。”“那得要多少钱？”母亲忧心忡忡。
“他家前后花了一万多啊，地皮是大头，得跟村上买，要六七千呢。”父亲笑眯眯地问：“我们家存了多少了？”
母亲从里屋抽屉里翻出了存折，递给父亲。父亲不吭声了。
此后的几天，父母亲在晚间的饭桌上拉锯，反复论证着建房的可能性，家里的存折被一次次拿出来看，好像多看两次，那上面的数字就会变多似的。可终是差着一大截。父亲咂着嘴巴，牙痛似的吸着气，母亲皱着眉头，一贯的顺从让她每一句反驳都字斟句酌，有理有据。
“除去工资，我还能写点儿稿子。”父亲说。
母亲不吭声。
“我把烟也戒了，能省一笔钱出来。”他又说。
母亲终于同意了。
接下来，围绕如何建房，他们开始了漫长的细节讨论。
“不能借钱，一砖一瓦得是自己的。”父亲说。
“对，借人钱财矮半截。”母亲附和。
“我们不用买好的地段，地价能便宜一些。”父亲说。
“要得，浏阳有多大啊，从东到西走路也不要好久。”
“材料也不用那么好的。”
“嗯嗯，结实就行。自己住，不是给人看。”母亲笑着，“可是，太差也不行。”
“那是。”父亲笑嘻嘻地点头。
如此反复。
最终，建房的费用被压缩到几千元。那一晚，存折又被翻了出来。母亲亮出存折的尾页给父亲，说了一个日期。
“照现在这样存，得哪时才能攒够钱？”母亲轻轻说。
父亲咂着嘴巴，眉头深锁。
二
新一轮盘算又开始了。父母都是拿工资的，不能开源，只能想着法子节流。家庭的开支被一样样拿出来推敲。
“你爸妈每月的生活费不能断，”母亲说，“我爸妈那边，我回去商量下吧。”祖父母是农民，没有经济来源。外公那边拿着退休金。
“那怎么行，一碗水要端平。”父亲一口回绝。
“崽伢（浏阳方言中父母对儿子的昵称）订的那些课外读物，削减点儿吧。”父亲拿眼瞥了瞥我。
“想都不要想。”母亲态度坚决。
他们讨论着，为生活中的每一项值得商榷的费用反复商量，父亲拿着纸笔，一项项地写着，母亲拿出算盘划拉，他们在灯下的小饭桌前对坐，小声地说着话，把纸上其中的几行画掉，过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又在画掉的字底下打上圈圈。
我坐在不远处的小桌前做作业，时而抬头望望他们。他们专注而热情，一笔一画地在灯下勾勒，每划去一笔，脸上都透出由衷的满足，好像又离梦想中的房子近了一步。
懵懂的我，并不知道，这原来是生活变化的开始。
终于迎来了商量妥当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对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反复地打着算盘，最后，她在纸上仅剩的空白处写上一个日期，舒了一口气，轻轻地说：“照这么盘算，我们大约三年后能攒够建房的钱。”
父亲如释重负地笑了，下意识地摸口袋找烟抽，摸了个空。
母亲瞪了他一眼。
三
日子平淡无奇地过着，我开始感到了不适应。母亲连每月吃几顿肉都计算了，肉菜被缩减，多数时间被乡下亲戚送来的小鱼、自家熬猪油剩的油渣替代，小鱼在碗底码好，洒上豆豉、辣椒粉和姜丝，加一小勺猪油，大火蒸；油渣用青椒、蒜来爆炒，也很香，可终究抵不上肉。偶尔能吃一次的香肠再不见被端上餐桌，家里几乎不买零食，每月的零花钱也没有了。
一次，我跟着母亲去城东姨外婆家串门，经过商业大厦，母亲领着我进去逛了逛。母亲爱逛商店，可自从决定要建房，也就只逛不买了。我已经习惯了。可那天，大厦玩具柜进了新玩具，点亮了我的眼球。
那是一款回力车，火柴盒大小，锃亮的金属外壳，同学鲁蛋儿有一辆，是他叔叔从长沙带给他的，把它压在地上向后推，一松手，它就能飞快地向前冲。
这个玩具，商场里卖一块五毛钱。
我小心翼翼地向母亲恳求，母亲看了看我，让店员把车子拿出来看看，我把它捧在手里，望着母亲满是期待。母亲又看了看价格，沉思了半晌，还是带我离开了。
一路上我都在念，心里被那辆回力车填满了，近乎执着地哀求着。母亲不停地解释：“我们要建房子呢，这是个玩具，不是你必须要的啊。”
到姨外婆家，我才安静下来。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那辆小汽车就像伸进我心里的一根羽毛，在不停地挠着，我忍不住又轻声哀求起来。
母亲的脸色变得难看，没坐多久，就拉着我起身告辞。
姨外婆追出门来，塞给我两块钱，“想买什么就给他买，别憋屈了孩子。”她笑眯眯地说。
走道的灯光下，母亲涨红了脸。
下了楼，出了单元门口，她停下了脚步，抡圆了胳膊甩了我一耳光，厉声说：“你怎么能这样，丢我们家的脸！”
我捂着脸，吃惊地望着她，忘了要哭。
母亲拉着我急急地往回走，我脸上火辣辣的，内心的惊讶没有平复。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盛怒。
走着走着，她的脚步慢慢缓了下来。又走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再经过商业大厦，她拉着我走了进去，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那皱巴巴的两块钱，买下了那款回力车。
第二天，母亲下班时，买了几根香肠，用报纸卷好，嘱咐父亲给姨外婆家送去了。
渐渐地，在磕磕碰碰的日子里，父亲、母亲和我，都习惯了这种有些抠门的生活方式，一个鲜活的、令人期盼的目标，在岁月无声的推移中，越来越近。
四
时间到了1991年。有一天，晚饭时，父亲、母亲兴奋地商量着。
“礼拜天去看看材料吧。”父亲说。
“还差着钱呢。”母亲犹豫着。
“信用社能贷款，”父亲笑嘻嘻地，“利息不高，到期还上就行了。再不盖起来，都要涨了。”
“是哦，那先把地买了吧，听公司的人说，要涨价了。”母亲微笑着。
“要建房子了吗？”我问。
“是啊，”母亲亲昵地摸着我的头，“我们家要盖房子了。”
这样的开心，并没有维持多久。
不久后，一天深夜，母亲突然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你爷爷病了，我们去接他。”
我懵懵懂懂地起身，穿好衣服走出去，父亲站在外间，刚刚打外面回来，衣服上滴着水，连声催促：“走走走。”
风声伴着雨声，雨下得很大，打在屋檐上滴答答地响。
父亲托人民医院的朋友叫了辆救护车，我们连夜赶去永和（浏阳的一个镇）。
“早该把他们接过来的。”去的路上，在车厢里，母亲轻声嘟囔。
“他们不肯，你知道的。”父亲闷声说，“要守着老屋，守着几亩田。”
“爷爷病得很重吗？”我问。
父亲不作声。
母亲拉着我，轻声说：“他不太好啊，要做手术。”
“你不小了，上初一了，要孝顺了，有些事，要懂得给我们分担了。”母亲小声念着。
把祖父从镇医院接到县医院，连夜做手术，摘除了一个肾，从另一个肾里，取出了一汤匙的石头。
祖父没有医保，母亲把那本为了建房、翻来覆去看过无数遍的存折拿了出来……
祖父并没有因此好转，一直昏迷着，术后的第三天，再次病危。一家人都请了假，守在病房里。
给祖父动手术的是父亲的朋友李医生，父亲拉着他，焦急地问：“怎么救？”李医生欲言又止，把我们引到病房外的走道上，轻声说着：“胃穿孔，一针下去抽出一管子脓水，还要手术。”他劝着父亲，“叔叔经不经得起二次手术还是个问题呢，手术指征很差。老张，我晓得你孝顺，你孝心尽到了，我晓得，你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了，你看……”
父亲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他有些吃惊，一脸诧异地望着李医生，“两码事的，”父亲举手搓了搓脸，表情疲惫又认真，他低声地、缓慢地恳求着他的朋友：“麻烦你安排手术吧，尽快。”
“我去借钱，找满弟借去。”母亲接上话头，像对李医生、又像是对父亲说，转身去病房拎上包，风风火火地离开。小舅两口子在菜市场开了个鱼档，赚着辛苦钱，生意不错。
六
失去了一个肾、半个胃的祖父，一个月后出院了，硬朗地活到了2008年。
像省钱盖楼的那三年一样，我们家节俭得近乎抠门儿的日子又过了好几年，直到债务偿清。从此，父亲再不说建房的事，西湖山下的那栋梦想中的，让全家人魂牵梦萦、曾经触手可及的楼房，再无人提起。
唯有小时极难吃到的香肠成为我一生的至爱。参加工作后，我常常买来各种香肠充塞冰箱。每每打开冰箱，看着某一格里的各式香肠，或者切一根香肠，用电饭煲做一餐简单的香肠煲仔饭时，心底都油然升起一种富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