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由王芳审江青
江青被捕，在地下工程关押之后，转往北京远郊昌平的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直接管理的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13个省抽调了近300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
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秦城监狱中的代号为“7604”。她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她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笔者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多次采访了参加审判“四人帮”工作的王芳，并协助整理了《王芳回忆录》。王芳长期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当时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封绝密电报，内容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指名要王芳去公安部参加预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工作，并可带五名助手。密电还规定，在预审期间，此事对外要绝对保密。
王芳在4月6日到京开会，彭真对他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总结：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一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对组织审判的工作，正在研究，想从地方抽调一些同志参加，王芳也在考虑的人选之内。
4月19日，王芳带五名助手去北京，正式开始参加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王芳回忆说，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中央决定公开审判，移交公安部和总政军保部门进行预审。考虑到这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七人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等同志组成。刘复之、凌云，后又增加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王芳说，根据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六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沛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本按照彭真的意见，要王芳审江青，王芳说自己跟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于是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王芳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浙江组（二组）由黄荣波担任副组长。
当时，公安部把大院内东侧的5号楼作为审理“两案”的预审组办公室兼住所。那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是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来，由于当时北京交通状况不好，从公安部到秦城监狱乘车要一个多小时，有时还常常遇上堵车。为了方便工作，预审组工作人员迁往秦城监狱，住进监区的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王芳说，为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七名嫌犯同时开展了侦查预审。另外还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二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萧木、廖祖康、缪文金四人也进行了审查。
王芳还说，在审判“两案”中，没有去纠缠历史问题。十名主犯当中，江青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行为，张春桥、陈伯达也有不光彩的历史，这些都放在一边，没有去查，因为即使查证核实，也是历史问题，不能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