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在上海机场上一出现，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围之中。
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语，向来口若悬河的徐景贤此刻也变得舌僵口讷。
康平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虽说他们三个也声称自己“想不通”，毕竟他们在北京已亲眼看到“四人帮”大势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态，作了保证，表示回沪要妥善处理。
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看了直摇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无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涣散，再想“大干一场”已经干不起来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于这天抵达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陈冀德记述道：
13日下午。朱永嘉通知我到锦江小礼堂开会。当我和王知常、王绍玺、萧木走到会场门口时，只见警卫森严，并且不准萧木进门。我感到很紧张，以为萧木要被抓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场时，还与到会者逐个握手。我厌恶地想：你们还有什么面孔来见大家。马天水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徐景贤传达了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
当时，许多人都哭了。市委常委黄涛指着马天水和徐景贤大骂：叛徒！叛徒！出卖了我们啦！陈阿大跳起来喊着：老子他妈的拼了！徐景贤劝阻说：你们不要再哭了，更不要乱闹，否则将会加重他们四人的罪行。暂时不通，慢慢会通的。马天水也扳着手指说：两条原则：第一，不通也得通；第二，要闹也不准闹。你们听清了没有？今天每个人都得表态，不然就别想回去。几个常委带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别人也跟着说了类似的话。我没吭声。朱永嘉催我表态。我说：一是不相信，二是想不通。站起身就走了。我回到寝室关上门整整哭了一夜。
10月13日晚，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聚集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那里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这“三驾马车”言不由衷，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马天水这位“老运动员”，事先关照过徐景贤、王秀珍，检查时“帽子要大，内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台下，一片唏嘘声，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造反起家的。
开完会，马振龙回到总工会大厦，在403号办公室里抱头痛哭，如丧考妣。哭了一阵子，他拨通了马天水的电话，对着话筒把马天水骂了一通：“叛徒！你出卖了上海，出卖了我们！”
骂已无济于事。
翌日——10月14日，新婚不过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萧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外面盛传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萧木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才被隔离审查的。我变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写呀，写呀……”
就在这一天，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基层。直至这时，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国上空的四颗灾星已被一举扫落，欢愉之情难以自制。
当年“炮打张春桥”的核心力量——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师生，兴奋地高举“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横幅，走上街头，举行自发的庆祝游行。上海多日的沉闷为之一扫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颜开。人民明白了真相。就连许多受蒙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
至此，上海的武装叛乱烟消云散。“四人帮”在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上海，再不是“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属于人民！
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后，还是能够按照他们在北京许下的诺言行事，为了稳住上海，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仍是上海的“领导”。
10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上海17日电讯：《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电讯中提到的“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当时对“四人帮”的特定的代名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长篇文章《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用过的笔名。这是批判“四人帮”的第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虽然文章只点“狄克”，没有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10月22日，“四人帮”一词第一次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10月24日，上海百万军民云集人民广场，大会横幅上的字是这样排列的：
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上海军民大会
人民广场上空，居然响起马天水的声音——大会由他主持，头衔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会副主任”。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致敬电：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特大喜讯传到上海，上海全市立即沸腾起来了！连日来，全市一千万军民涌上街头，结队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上海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红小兵和其他劳动人民，一致奋起。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10月30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待——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待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里顺便提一笔马天水的下场。1998年安徽《党员生活》杂志发表《马天水的暮年》一文，现照录于下：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已经一年了。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决定派员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斗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革”，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
马天水的精神病，属于偏执型。1988年12月，马天水病故，终年76岁。
后来，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笔者曾在上海市监狱见到正在服刑的徐景贤和王秀珍。后来，笔者又在上海多次见到获释的徐景贤。年逾花甲的他，居然没有一根白发，他对笔者笑称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好，因为他父亲上了年纪时一头乌发。他依然思维敏捷，谈吐逻辑严密。
————————————————————
(1) 1996年5月27日，叶永烈采访姚远方于北京。
(2)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略》编写组：《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290页。
(3) 《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页。
(4) 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5)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6) 原文载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页。
(7)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8) 李小林：《借口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半途突然转道——父亲与叶帅在西山有次特殊“笔谈”》，载张黎明主编《我的父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 这常常被传说成右手手指骨折。其实叶剑英是“左撇子”，是用左手拍桌子。
(10)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29页。
(11)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2) 2009年5月31日，叶永烈采访叶选基于上海安亭宾馆。
(13)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4)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5) 据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16) 据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17) 顾保孜：《杜修贤谈“四人帮”在政坛的最后镜头》，载《知情者说》之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4页。
(18)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19)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0)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1) 根据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原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莫艾的审查做出的结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的。另外，莫艾专案组成员王忠人先生也于2005年12月9日给笔者来信，说明这一点。
(22) 吴江：《十年的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2版，第9页。
(23) 1990年7月16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
(24) 马晓先是江青那里的护士，参加了拘捕江青的行动，但是没有参加汪东兴召见第三行动小组的活动。
(25)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26)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27) “old王”即老王，“teacher”即教师。
(28) 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第6集，中央电视台1998年8月6日播出。
(29) 武健华：《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30) 武健华回忆说是叶剑英先到，华国锋后到。叶剑英的警卫参谋“马头”说：“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31) 笔者这里所依据的是汪东兴的回忆。但是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发表的《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认为第一个落网的是王洪文。另外，武健华也称第一个被捕的是王洪文。武健华还说，王洪文是7时55分被捕，张春桥是7时58分被捕。
(32) 王文理：《叶帅与粉碎“四人帮”》，《时代潮》2000年第12期。
(33)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34)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35) 关于拘捕江青的情况，主要依据张耀祠将军1992年10月9日、10日接受笔者采访时的谈话。
(36) 据马晓先的回忆说是“下午4点多”，显然马晓先的回忆有误。
(37) 1991年7月4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毛远新。
(38) 据田炳信：《红墙内的护士长——访“文革”期间中南海保健组成员马晓先》，2005年4月27日《新快报》（田炳信于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建国饭店9009房采访马晓先）。
(39)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0) 指赫鲁晓夫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41) 范硕、高屹：《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42) 《邓榕同志致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1997年6月20日《作家文摘》。
(43)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0页。
(45) 2012年10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万里委员长的长子万伯翱，10月14日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
(46)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7) 《中央警卫：我们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记录整理者辛恕翰、姜晓），2010年7月19日《北京日报》。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5—356页。
(49)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0)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1)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2) 浩亮在“文革”后受到审查，重新恢复原名钱浩梁登台。1992年在山东演出时，钱浩梁突然摔倒在舞台上，之后被诊断为脑溢血。此后无法再上舞台。
(53) 据徐景贤当时的手令为3500人集中。
(54)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976年12月。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360页。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2页。
(57)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
(58) 1986年10月27日，叶永烈采访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陈玉芬。
(59)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60)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61)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62)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63) 1988年4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的劳改工厂采访廖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