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个长途电话的。
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总结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说的第一把手，亦即顶头上司。
他总是举“顺风旗”。
在陈毅市长手下，他照陈毅指示去办；
在柯庆施手下，他听命于柯庆施；
在陈丕显、曹荻秋手下，他曾与造反派分庭抗礼；
在张春桥得势之后，他“痛改前非”，成为“结合”干部。
10月7日，当他刚到北京，要他“急转弯”，他一时转不过来。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他这几年在上海替“四人帮”看家，他的命运早已与“四人帮”紧紧连在一起，成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所以他会骂出“宫廷政变”之类的话。
不过，他毕竟是“三朝元老”，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云。他在北京开了两天会，知道“四人帮”败局已定，无可挽回，他就不能不为自己拨小算盘了。他再一次以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时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了。
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给王秀珍挂了电话。上海放松了戒备。
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10月10日上午，徐景贤、王秀珍在临行前又通过各种途径向北京摸情况，得知“四人帮”真的被捕。不过，他俩又有点疑惑：“马老”的话，总不至于不可靠吧。
临行之际，徐景贤、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复返”的打算。他俩作了吩咐：“作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徐景贤、王秀珍腾空之后，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领，陷入混乱之中。尽管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状态，但已是群魔无首了，“马、徐、王”这“三驾马车”都离开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冯国柱、张敬标、叶昌明曾再三关照徐景贤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基地”打电话，那话是含含糊糊的：“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来再说。”
后来，陈冀德这么记述：
10日下午3时。朱永嘉通知我到写作组开会。在场的有王绍玺、萧木、顾澄海。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两人已去北京了。他们临走时约定一到北京马上打电话给上海，好让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结果等到晚上9点多，还没有接到徐、王的电话。朱永嘉从市委回来说：徐、王在郑州被勒令下飞机接受检查，并说载他们的飞机不是专机，而是沿途把山东等省市书记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飞后也不是直飞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顿。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冯（冯国柱）、王（王知常）、张（张敬标）分析这种情况很反常，气氛又紧张起来。到半夜1时左右，朱永嘉又从大院里带来消息，说他已和徐景贤通了电话，徐景贤叫大家不要动，等他们回来再说。王知常马上说：时机又错过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贤一定是投降了。他们大家都投降，我也决不投降。(60)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过。
由于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
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61)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62)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这时朱永嘉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引者注）
萧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态度极其嚣张地说，我提出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态度积极地接着说，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扣起来。
我不理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马、徐、王三人？
冯国柱说，你不懂，他们三个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这时有人很明确地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个人都可能投降了！”——引者注）
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
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放“四人帮”——引者注）。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指“四人帮”。
（这时，“历史学家”朱永嘉来了个“古为今用”，讲起了秦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以及巴黎公社血战到底的历史典故。然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萧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引者注）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让每个人，点着名的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态度……
当夜，他们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静；在蒙蒙细雨中，一辆辆轿车驶出康平路。其中的几辆朝东径直驶向外滩。
矗立在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厦400室，灯光耀如白昼，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组织组负责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这里召集紧急会议。“五虎将”全部到齐——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这是一支“忠诚”于王洪文的力量，是“工总司”的老班底。他们要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们研究了停水、停电的种种方案，主张“立即起事”。
毕竟马、徐、王不在，这伙“王家班”研究了许久，未能有一个头儿拍板。最后，只得决定：在工会系统（大体上也就是原“工总司”系统）向下“吹风”，使当年的那批“造反英雄”们起来第二次“造反”。他们拟定了20多条“起义”的标语，还组织人马以最快速度赶印进行“起义”的传单。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他们就决定在10月13日晚大干！
10月13日凌晨1时，上海市总工会各级负责人匆匆赶到总工会大厦。这些负责人，大都是当年“工总司”的各级头头。他们紧急动员起来了。
根据廖祖康的意思(63)，叶昌明在这凌晨紧急大会上，“吹”起“风”来了。
以下是从当时的记录中查到的叶昌明的原话：
“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失去了联系。
“据外地传来的消息，还有外国电台的广播，都说中央高级领导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对这件事我们要独立思考，经受考验。
“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我们正面临着大考验。……”
虽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6点开始“大干”，但是由于马、徐、王已定于上午11时飞抵上海，不少人主张还是等几个小时，等马、徐、王回来再定。这样，10月13日上午，上海没有响起枪声，仍保持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