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起了细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儿带女，离开了康平路。没有坐小轿车，悄然登上公共汽车，从上海西南角斜穿整个市区，前往东北角杨树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经给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给王洪文挂长途电话，总是没人接。
她给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医、她的一位好友陈玉芬(58)挂电话。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到我这里来吧，暂且躲一躲。”陈玉芬劝慰她。
她就带着儿女，借住到厂医陈玉芬家。
厂医陈玉芬与她的友情，倒并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曾任厂党总支委员，“文革”前与王洪文有点来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与“联司”血战之时，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为这样，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带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个显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儿托崔根娣一起带去。顿时，厂医陈玉芬家里挤了一屋子人。
不久，这小屋里又增加了一名“逃难者”。她叫张融融，张春桥的第三个女儿。
张春桥的女儿怎么也躲到这儿来呢？原来，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国棉十七厂青年工人徐百丰介绍给张融融。听说崔根娣在厂医陈玉芬家避难，张融融也以为这里安全，便过来暂避风头。
虽然这儿是工人宿舍区，远不如康平路高干宿舍豪华、宽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实了。她与厂医陈玉芬挤在一张床上，说出了心里话：“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我的心总是悬着，担心洪文迟早会出事。现在，果真大祸临头……”
不过，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那紧张的战斗气氛，忽然缓和了。徐景贤、王秀珍这几天绷紧了的脸上，居然出现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么一下子松弛了神经？
原来，10月9日上午10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
“是马老吧？”王秀珍一听见马天水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
“是我呀，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真的，从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是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体好吗？”王秀珍问。
“好，好，我在京西宾馆里一切都很好。”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长好吗？”王秀珍问了最关键的话。她所说的“四位首长”，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帮”。
“他们都好，身体很好。”马天水居然这样答道。
“你见到他们了吗？”王秀珍紧紧追问。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说得很流畅，很自然。
挂上电话，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转告徐景贤。
徐景贤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顿时瘫在椅子上——连日的疲劳一下子袭了上来。
“小兄弟”们也飞快地得知“喜讯”。
叶昌明顿足道：“唉，虚惊一场！”
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年轻的女委员、《朝霞》杂志总编辑陈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审讯时，曾这么说：
9号上午，听朱永嘉说：徐景贤、王秀珍与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了电话了。马天水说：他们三个（指王、张、姚）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我听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我对朱永嘉说：要是马天水说了谎，这个玩笑可是开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说：马老是老干部了，说谎不至于。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样紧张了。中午，萧木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讲他可能马上要走了。我说北京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不会马上叫你回去的。他说：不管出什么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说我不想写了，也写不下去了，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是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我说：那也不能这么讲，文化大革命总归还是要反映的，也总会有代表人物。萧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说已经印出来的部分清样。在讲到当前形势的时候，我说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华国锋同志任主席的话，春桥同志可能会当总理。萧木情绪低沉地说：恐怕事与愿违。以后看起来中央是集体领导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时那样，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决定。现在还没有像主席那样可以仲裁一切的人……(59)
上海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紧接着上海各报与中央各报一样，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作出两项决定，即《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这两项决定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这天还同时下达中共中央文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看着报上刊登的两项决定，看着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帮”的同党们，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警报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