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9月11日晚、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士奇电话。
米士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第二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笔者在1990年7月15日访问了米士奇。据米士奇告诉笔者，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24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米士奇来到紫光阁休息室，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17部电话机”），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内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1)，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0日晚7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27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们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辈。他不是高干子弟，也向来没有跟中南海沾边。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2)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3)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二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办工作。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虽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写了揭发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为“老米”。当我来到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这些信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上海的“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