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对于江青来说,手中最重要的“王牌”,那就是“毛主席的旗号”。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1985年接见美国作家、《毛泽东传》一书的作者R.特里尔时,曾这样深刻地评价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
江青同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毛主席同江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叙述他们关系的许多变化,总之,毛主席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很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她是一个歇斯底里,残酷无情的人,是个野心家。他们夫妻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但为什么她在“文革”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江青并没有什么学问,思想非常极端,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充满了仇恨,但她的思想投合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极左的思想。
因为我跟毛主席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
假如要写个人传记,这是毛主席很大的不幸。
但毛主席使用林彪和江青是有责任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4),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0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张春桥所说的“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5)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瞩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1895—1974)死于任内。
摄影记者杜修贤近距离目击了这一幕,他这么回忆道: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了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空前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沉重,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主席也走了。
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我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我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我是站在城楼的东面,我等会儿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我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最小。
我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儿送审照片时,还担心他会指责我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得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6)
毛泽东追悼会。左起: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杜修贤 摄)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9月21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9月23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是提醒“基地”,眼下正面临“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通过他的亲信向上海传达“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亲信在信上特地注明:“阅后即毁,不然,大人苦哉!小人苦哉!”
姚文元也以富有“启发性”的话,要上海作最坏的打算:“你们要学会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在复杂情况下独立作战。这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
倒是给姚文元说中了!
历史的进程,急剧地加速着。十年浩劫,终于就要到了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