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档案里的一份《情况汇报》：
“1974年6月24日上午7时半左右，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放在工作服袋里的钥匙不见了，到处寻找。这时，方兆麟声称在上厕所时，在那里地上拿把钥匙，交了出来。
“经追查，昨天下午五时左右，方兆麟上厕所时，从挂在门后白大褂的衣袋中，拿走实验室的钥匙，偷偷放在洗澡间门框上方。准备要寻死时，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煤气间，以煤气自杀……”
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那里是一幢幢花园洋房，谁也没想到竟是秘密关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单独隔离。看守透过门上的小洞，随时监视着方兆麟的一举一动。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有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他对面的监房。
又很偶然，从对面房间传出的审讯声中，他得知那女人是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么地步——他确确实实成了要犯！
11次，12次，……17次，18次……调查组一次又一次前来审人。今天审讯这个问题，明天审讯那个问题。
他们仿佛要用显微镜把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查一遍！
调查组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中学的时候，骑的那辆英国力士牌自行车，从哪儿来的？你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唉，他还吃过美国奶粉，用过日本牙膏，穿过印度绸、苏联布，调查组怎么忘了调查？
“你家厕所的灯，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绿？那是什么信号？”
唉，厕所里点的是一盏经济灯，本来用红色灯管的，坏了以后换上绿色灯管，难道这也是“特务活动”？
……
面对神经质的调查组，方兆麟的神经也被扰乱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监狱，急坏了妻子万廷钰。如果不是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最令人寒心的是：调查组要方兆麟揭发万廷钰，要万廷钰揭发方兆麟。
调查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监视者。谁来万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一记录在案。一有要紧情报，用电话通知调查组。
叶景馨在妇产科医院，大会批，小会斗，白头发骤然增加，她从18岁起做护士，29年来，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微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黏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士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春桥妹妹之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在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面对调查组的淫威、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
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他写了申辩信给徐景贤——因为他在为高干治病中认识徐景贤，托调查组转交。
调查组冷笑了：“你写信给徐景贤？告诉你，我们就是他派来的！”
原来如此！
调查组深知方兆麟认识的高干颇多，生怕他还给别的高干写信，搞了个突然袭击——搜查隔离室。
他们查到了方兆麟写给妻子的一封无法寄出，近乎遗嘱的信——
钰：
我没有故意去陷害张佩瑛同志，这是肯定的。处理是组织上的事。 要注意身体。对不起您。 孩子设法培养大，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难找兄姐帮忙一下。 我办公室右手抽斗信封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时积下的（钥匙在学习班处，大麻醉科柜子短白大衣里。） 把业务书和杂志都卖掉罢！剩一些政治书就行。
兆麟
一双擦得乌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缓缓来回移动。秃亮肥硕的脑袋耷拉着，陷入沉思。马天水一言未发。
徐景贤歪着脑袋。
王秀珍竖着浓眉。
眼看着张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调查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谋杀”、“政治陷害”、“阶级报复”的证据。照此下去，怎么向张春桥交代？
“康办”、“马徐王”又一次召见那个秘密调查组的头目。
他们在密谋：纵然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也要给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几年呢？
听完调查组的汇报，过了半晌，徐景贤终于开口了：“看这个情况，判个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听，摇头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贤马上把难题转移到马天水那儿，说道：“马老你以为怎样？由您定吧！”
马天水不吭声，面有难色：判少了，得罪了张春桥，非同小可；判多了，将来医务界再出医疗事故，就不好处理了。
马天水踱着方步，慢吞吞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个字眼：“情节是恶劣的，问题是严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该是说说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猾的马天水，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却道：“如何处理，你们打个正式报告，提个建议，我们再研究，然后送法院判决。”
这么一来，判刑的事，要转往法院。
一听说要转法院，消息马上传到张春桥那里。很快，通过家属之口，说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此案绝对保密；第二，判刑后方兆麟要单独关押。”
既然要“绝对保密”，法院不能看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怎么给方兆麟判刑？
至于单独关押，法院也以为很难办到。
于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来。方兆麟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之中。
调查组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终于定出了“结案报告”，虽然开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状”，但是毕竟无法证实王洪文在“张死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批示”：“这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的破坏。”
结案报告送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调查组等得心焦——“中央首长”对结案报告不作表态。
1975年7月，姚文元来到上海。马天水向他当面“汇报”了张佩瑛案件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姚文元只是听着，不作明确答复。
8月，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徐王”一起赶去，向王洪文当面“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方兆麟？王洪文气呼呼地说：“对此案要严肃处理！”
就在“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严惩方兆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