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目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被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不料，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1957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1974年3月15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4月24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到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4月28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部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借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他们进行了种种大胆推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
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1973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1967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钰也帮我打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字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约莫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嘀、嘀”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嘀、嘀”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嘀、嘀”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嘀、嘀’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1967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调记录如下：
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嘀、嘀、嘀”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
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鱼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3月30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待”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待”，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1969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1970年底或1971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待”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史”。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待”大黄鱼问题：
去年（1973年）10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万廷钰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3月30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待”：
大约8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是“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40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1953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1973年8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1953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1974年2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伐，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33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麟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3月29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弄××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3月29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腭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3月30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11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4月8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烦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4月8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2）手术室赵影旁证；（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4）方兆麟交代；（5）万延钰交代；（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3月29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9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待”。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1974年6月24日至9月11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23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19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8点至下午2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6时至夜9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7时至次日晨8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终于写出了“交待”，标题就叫《关于方兆麟到医院里送蛋糕一事》：
“今年2月6日前后，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阳路耳鼻喉医院值急诊夜班（晚上7点至次日晨8点）。7时许，我女儿来医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诊室来梳头，约8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钰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待，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钰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号××室，一下子就引起了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37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干，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师。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书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1967年4月19日下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期，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如果有人落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象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3月27日、28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1912年。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54年入党。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组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1956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方兆祥系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1956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1974年5月28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触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3月27日、28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3月31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果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1799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先发现，人一旦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笑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1954年11月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合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科NO. 5）
试制笑气（N2O，Nitrous Oxide）
日期：1956年1月25日至4月25日。
地点：租借上海虹桥路九六一弄四号企中化学社之一幢红砖房（经市公安局消防处同意试制三个月）。
组织领导：上海市制药专业公司。
技术小组名单：
组长——高福为（五洲药厂总工程师）。
副组长兼顾问——郭星孙医师。
组员——朱吟龙（开明化学工业社负责人），倪关清（企中化学工业社负责人），方兆祥（五洲药厂生产技术和科长），傅伍尧（五洲药厂总工程师），吴珏，章开平。
产量——每月七十公斤，总共生产二百公斤
……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表明，方兆祥是我国第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18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笑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却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1956年11月22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五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16个姐妹（她排行15）和八个兄弟。这24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至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嘀、嘀、嘀”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在“嘀、嘀、嘀”，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1974年7月19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呐。
调查组忙得很呐。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古、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看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看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破。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柯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何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相同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柯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怕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使调查组找不出一条“缝”。
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琪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
……柯庆施夫人反映柯庆施非常烦躁，我和林、董、陶、崔等医师商量以后，考虑用硫苯妥钠，并提出请方兆麟参加讨论。方兆麟来后，我请他考虑用硫苯妥钠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说：“小剂量是安全的。”于是，决定用此药。药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制。方兆麟说，用小儿科剂量。配制时还戴口罩。配好药，由陶、方、我、胡一起进入柯庆施卧室。方兆麟打针，我们看着。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后，病人打呼噜了。观察了一会，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庆施身旁。约半小时后，柯庆施手脚动了一下，但人未醒……柯庆施死后，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利用硫苯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钠后，人会动，呼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讨论由吴阶平主持。
调查组本来把柯庆施之死当作王牌，不料调查一番之后，方兆麟依然打不倒。
大胆推理之九：查出“后台”王维国！
调查组的小楼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头，跟双眉紧锁的调查组成员所绞的脑汁成正比。
桌上，摊着那封他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徐景贤转来的密告信。
蓦地，其中的一段使他们产生灵感：“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e是空四军的……”
哦，“空四军”，意味着什么？
调查组飞快地联想到空四军头目王维国！
王维国，林彪死党也。中山医院的军宣队，是空四军派出的。调查组把空四军跟王维国画上了等号。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王维国早已锒铛入狱，何况空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并非“王家班子”。但是，调查组却把张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跟王维国联系起来，跟空四军联系起来，追查方兆麟的“后台”。
这么一联系，这么一追查，又产生一连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这句话，是调查组查阅中山医院会议记录时，查到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调查组如获至宝，立即上报“康办”。很快的，张春桥也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
这句话，其实颇为令人费解：“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是张春桥过去到中山医院验过血，所以那里有张春桥是什么血型的记录。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是什么，这又有什么了不起？
不，不，调查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军”头上，觉得问题的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调查组核对了几份会议记录，发觉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是记录者偷懒而省略的，全文应为：“1971年11月，妇产科军宣队副组长S交代：‘支左办公室知道，中山医院有张春桥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问题怎么会不严重：空四军的“支左办公室”从中山医院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材料，可见中山医院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情况多么复杂，怪不得会发生“谋害”张春桥之妹事件！
查！这样重大的问题，岂可放过？
带着“敌情观念”，开调查会，查线索，查来查去，这才查明：原来，在1967年国庆节前后，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Y和Z，参加了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来，受到追查。他们把一份材料交给一医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后来在中山医院血库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库里……
辗转传言，犹如通过一面面哈哈镜似的，使事实完全走样、变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无关，跟空四军无关，跟张佩瑛死亡事件无关，只得作罢。
奇怪故事之二：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住处地形。
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家的地形，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也意味着：“谋杀”张佩瑛，由来已久。方兆麟的“后台”，就是王维国！
然而，这又是一个辗转“翻印”、完全走样了的故事。
那是在1971年7月，张佩瑛因乳房出现肿块，在中山医院开刀之后，住在12病房。一天，张春桥之妻文静来到病房探望，被军宣队得知。于是，军宣队向上汇报，很快传入王维国的耳朵。
8月中旬，张佩瑛出院，在家休养。
一辆浅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驶过大世界时，停了下来。车上坐着三个军人，两男一女。他们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店里买了两瓶橘子水。
轿车驶入高安路。三位军人步入张佩瑛家。他们放下橘子水，说道：“首长对你的病很关心，他特地派我们前来看望。”不言而喻，这“首长”是王维国。
那位女军人，乃空四军模范军医。她说出了首长的意思：“空四军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欢迎你到那边住院！”
客套一番，小轿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侦察地形”的经过！
其实，这只是一次“友好访问”，联络感情而已。王维国听说派去的使者，竟然只买了两瓶橘子水为礼，曾大发脾气，责怪他们太寒酸！
至于“侦察地形”，用得着派三个人坐小轿车去惊动张佩瑛？这是极普通的军事常识。然而，调查组偏爱上纲上线，故弄玄虚。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经调查组汇报之后，曾使张春桥暗暗吃惊：王维国曾秘密调看了张佩瑛的档案，不仅从中知道了张佩瑛过去曾隐瞒政历、虚报学历、风流韵事等等，而且知道了张春桥父母张开益、宋蕙卿的种种情况。
从此，张佩瑛的干部档案被张春桥下令封存、调走，不许任何人查看！
于是，中山医院党支书记Fe受到了调查组秘密审查。
上挂下联，审查面越来越宽，打击面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