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牍，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吗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1949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的妻子。
她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
11月29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19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2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
《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旗帜鲜明”，倾向性极强，口气咄咄逼人。全文如下：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认真读一读。
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
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对哪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人有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希望大家在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议一议。
大家还要关心报纸刊物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中吸取教益。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口气就温和得多，只是说以“双百方针”的精神展开讨论。全文如下：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现在加以转载。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次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用词严谨，口气平稳，把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讨论来处理。这一“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
《人民日报》“编者按”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年6月16日）、《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是这么回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编者按”的报审过程：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由于姚文元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讽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
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13]
12月2日，《光明日报》在第2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大体上保持与《人民日报》“编者按”一致的精神。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事件等重大原则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编的一出京戏，曾经出了书，也在舞台上演出过。本报也曾发表过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序》和其他称赞这出戏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认为，既然《海瑞罢官》这出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既然人们对这出戏和上述有关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就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为此，我们准备就这出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鸣。
各报不同的“编者按”，反映了各报对于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以下是当时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间表：
《南方日报》没有转载姚文，只在1965年12月8日发表了《〈海瑞罢官〉宣传了什么？》，转述了姚文元的要点。
《湖南日报》也没有转载姚文，只是于1966年4月6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讨论情况的介绍》。
从以上各报转载的时间看：一、最先转载的是华东各省报，不言而喻，当时华东各省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最先知道姚文元文章发表的“通天背景”。二、其他各省报则都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之后，才开始转载的。各省报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不断地摸各地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内中特别关注北京的动向。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
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后台”，有“援军”。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被视为吴晗的“后台”。彭真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盛怒道：“姚文元是什么人？把姚文元和他的父亲姚蓬子的材料都给我找出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
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
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