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12]、李平心、束世、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一位位教授、学者请来了。12月31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个个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1966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12份。这12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不编号，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