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11月10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仲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姚文元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却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11月9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荪[7]，交给他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当陈虞荪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11月12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宏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他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
当姚文元还只是“小棍子”、“棍子”的时候，并未引起海外的注意。然而，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随着他成为“无产阶级金棍子”，港台及香港海外才注意起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新角。
当时香港报纸称姚文元是“姚苏凤之子”。姚苏凤乃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这表明香港最初对于姚文元其人十分陌生。
后来，香港报纸才披露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然后大登姚蓬子当年叛变中国共产党之事，使其时正非常得意的姚文元变得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