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1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灈。
2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3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5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6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4月7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准备抛出那“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
这一“宏文”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11月2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10月13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令人不解的是：据《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告诉笔者[5]，对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直到排印稿交到他手中，这才“奉命刊登”！据《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维告诉笔者[6]，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在《文汇报》发表的，却是在《解放日报》排印的，原因是《解放日报》乃党报，排印车间的“保密性”强。
王维向笔者娓娓道出当年的内幕……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
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瞄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1966年1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姚文元说是“九稿”，张春桥说是“七稿”，陈丕显说的是“八稿”，只是“略有出入”而已。
陈伯达在晚年则这么谈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
我至少有两次听到江青公开大肆吹嘘姚文元，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着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这是真的。因为在姚文元的文字发表之前，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好像别人都不知道。
据江青说，开始她并不和姚文元见面，只是通过张春桥和姚联系。她和姚文元见面是较后的事。
江青替姚吹嘘，表明姚的文字内容就是她授意的。开始吹嘘姚文元的时候，总会有点顾虑，因为姚文元的父亲是著名的叛徒、特务。当姚蓬子死后，吹嘘就变得大胆，说姚跟姚蓬子没有什么关系。姚是他母亲带的。
江青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同人们的来往，我没有打听过。在柯庆施死前，我只隐约知道他们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设想的许多事，主要是文艺界的，但这并不排斥他们议论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