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陈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自从《文汇报》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张春桥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荪[8]，发号施令，规定了六条“纪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为“绝密工作”。
于是，文汇报社印刷厂里，忽地冒出了个闲人莫入的“第二车间”——保密车间。
于是，文汇报社指定了专门班子负责“《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于是，文汇报社奉命逐日向张春桥报告：一、哪家报纸在第几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二、各地、各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必须随时报告北京动向）；三、把重要内容编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
于是，《文汇报》奉命执行自1938年1月25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编辑方式：凡是准备发表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必须事先由“第二车间”用老四号大字排出，送张春桥阅定，再退回报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样后，再送张春桥，待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张春桥完全控制了《文汇报》，成为《文汇报》总编的“太上皇”。什么“民间报纸”，那只是张春桥借以蒙骗读者的幌子！
然而，张春桥的指示又来自江青。江青才是《文汇报》真正的“太上皇”！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9]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几乎每天都要陈虞荪去汇报情况，然后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笔记。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所幸陈虞荪的记忆力不错。所以，他能够把张春桥的种种指示，一一复述，记录在案。因为倘若没有文字记录，很容易疏漏，张春桥怪罪下来，那就麻烦了。
关于陈虞荪这种先凭借记忆复述上级指示的“本事”，《文汇报》唐振常先生所写的悼念“陈虞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传达市委领导讲话的本领。那些年，市委抓报纸极紧，他常被市委叫去谈话，回到报社，总是立刻召开小型会议传达贯彻。他从无笔记本，依然如作报告一样，不过一两张纸，记了几条，然后源源本本传达。作报告是发抒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难。传达则是讲述别人的话，只那么几条杠杠，他照样长篇大论，讲来活灵活现。这不单是记忆力好的事，实已将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脑中，用办报纸的行话讲，叫做吃透领导意图。当然，所说当非原来词句，但其内容则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传达完，然后发表他自己的贯彻意见，提供会议讨论。陈虞老的冰雪聪明，大多类此。[10]
作为《文汇报》多年的总编辑，经历过多少沧桑。他手下记者如云，却几乎不接受采访。笔者不顾浅薄，在1986年几度访问年已八旬、资深的“陈虞老”。
步入他的家，见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字：
结缡六十春秋，历经家难国难党难，正老境如蔗，忍撇我先归；
抚育八个子女，欣看自立自强自爱，恰青山满目，应知君无憾！
落款是“八十孤叟虞荪”。
他说，这是纪念他故去的夫人而写的。
他的床头，挂着一帧周恩来的照片。
他说，《文汇报》处于风口浪尖，总编辑这把椅子是很难坐的。他说起他的前任徐铸成，在1957年下台。他在这样严峻的历史关头，接替徐铸成，出任《文汇报》总编辑。
他说，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柯庆施。对柯庆施这个人如何评价？如果没有柯庆施，江青未必能够把上海作为她的“基地”。在这中间，张春桥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江青第一次用《文汇报》“开炮”，是关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他说，姚文元本来只是《文汇报》的普通作者。后来就不得了了，碰不得。沙叶新只“碰”了他一下，“棍子”就朝他打过去。
我问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经过。他摇头。他说：“那稿子交到我手里的之后，第二天就一字不易在《文汇报》上全文发表。我不知道这稿子怎么来的，改了多少次。我只知道‘来头’不小。我是‘奉命发表’。”
他说，关于这一“公案”，在《文汇报》，除了他之外，要算全一毛最清楚。他为我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全文如下[11]：
面致《文汇报》全一毛同志
一毛同志：
叶永烈同志来找我几次，为的是准备创作有关海瑞罢官前后的小说。
我确实有点爱莫能助。因为我无法原原本本地讲这场故事。特别无法像“文化大革命”中作交代那样，经得起推问。
因此我就推荐了你去承当这个差使。你有大量笔记，特别是你有惊人的记忆力。
当然，这篇历史小说，到底应如何写，还是有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决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可以来找我。
我绝无“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之意。
专此即颂
撰安！
虞荪 9月5日
有了“陈虞老”这一“手谕”，全一毛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讲述了当年的深层内情。
在“太上皇”张春桥的控制下，《文汇报》成了张春桥的耳目，张春桥的喉舌！
张春桥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战略”：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曰“对外保密”；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开“征求意见会”，曰“火力侦察”；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初，曰“引蛇出洞”。
怎么个“引蛇出洞”？
张春桥“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以便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虽然张春桥打起了“百家争鸣”的旗号，虽然《文汇报》编辑奉张春桥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动约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令人非常遗憾，一开始无人出马“争鸣”。大抵是1957年大鸣大放的“阴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那场运动，已有了前车之鉴。在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人们只是在莫有财饭店里的场合那样私下议论，未敢落笔写批姚文章。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响。没有反驳文章，难演“争鸣”这场戏，无法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张春桥居然为没有人写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见《文汇报》总编。
“你们把读者来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个‘反对者’？”张春桥出了新主意。
于是，编辑们奉命逐封检查最近的读者来信。查来查去，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两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骂姚文元，没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请公安局帮忙才能找到写信者；另一封倒不错，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但是“理论水平”不高。最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资历”未免太浅。
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张春桥交账。《文汇报》的编辑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那封中学生的来信，送往“第二车间”，用大字排印出来。
出乎意料，张春桥见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找来，对他进行“辅导”，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
那位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的被请到文汇报社，真的受到“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