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曾任中统局第四科科长、秘书以及内调局主任秘书的孟真，在重庆的时候与姚蓬子常有来往。据孟真回忆，在姚蓬子离开重庆之前去看望他，“时已近午，他还高卧不起，原来昨宵雀战（打麻将）黎明方归。我问他：‘走不走？’他两手一摊：‘像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里去？’”[144]
虽说当时重庆到上海的飞机票极度紧张，头脑灵活的姚蓬子后来还是弄到飞机票，前往上海。姚文元则和母亲周修文、妹妹姚文华乘坐木船，一路千辛万苦，在三个月之后到了上海。
姚蓬子的作家书屋终于东迁了。1945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上海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蓬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1946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訏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145]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
那时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像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1931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像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146]，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地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1937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在北碚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子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