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从重庆回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夏进入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继续上初中。然而姚文元在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参加学生政治活动，这引起了姚蓬子的严重不安[147]：
艺中隔壁是务本女中，两校为校舍常常发生纠纷。艺中校方就借机挑动学生起来闹事。姚文元和许多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请愿风潮，他甚至敢于带头出来和教育局的处长“说理”。最后他们才明白是被校方利用并最终出卖了。但是，姚文元的最大收获是，他的表现引起了学校进步学生王克勤、顾志刚的注意。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通信往来，还给一个自办的杂志《新生》投稿。
在投机政治中吃了苦头的姚蓬子，坚决反对姚文元再走从政这条路。有一次，姚文元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因地址写错被退回。姚蓬子看到信中对政局不满，就严厉警告他：“你不要随便写来写去，搞政治会搞出事情来！”初出茅庐的姚文元当然不服气，也不知道父亲参加过中共又自首的经历，两人经常发生激烈争吵。
1947年，姚文元初中毕业，总算可以离开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使姚蓬子松了一口气。姚蓬子期望儿子能够考上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虽然姚文元未能如姚蓬子所愿，但是姚文元考上了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那也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颇远，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无所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不过，作为作家的姚蓬子，为儿子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从15岁起，姚文元就坚持每天记日记。
几十年来，姚文元一直恪守父亲的教导，从不间断地记日记。
即便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忙得不亦乐乎，他仍忙里偷闲，写下日记。
后来，姚文元成为“阶下囚”，他在牢房里仍每日写日记。
不论历史对姚文元如何评价，姚文元毕竟已经深深卷入中国当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姚文元的日记，成了这些重大事件的重要记录，因而富有史料价值。
笔者以为，将来在合适的时机，《姚文元日记》会分批出版。《姚文元日记》，将成为姚文元一生的重要著作。
诚如周佛海，人生道路崎岖，但是此公也数十年坚持记日记。如今，分卷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追根溯源，姚文元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姚蓬子的引导。
1948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1月28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1月18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1月29日，上海27所学校5000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3000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200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27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1月29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那个姓王的同学，叫王寿根，中共地下党员。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胀。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17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确实，大同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学。据记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组织。1938年校内已有中共党员。1940年重建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有学生党员三十一名……”[148]
由于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2月3日，姚文元被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张榜开除。由于中共地下党员王寿根的帮助，姚文元得以转入上海沪新中学继续念高中。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
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1948年9月1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有什么要紧的事呢？
姚文元向父亲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149]。”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又过了几天，姚文元告诉父亲，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
不过，姚蓬子这一回并没有反对儿子与那个中共地下共产党员来往。不言而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姚文元喜欢看书。他的书包里，装着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曰“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