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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好男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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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白:《戏梦人生》之后,您好像计划要拍一部《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的电影(发想自朱天心同名短篇小说),听说跟万仁后来拍的那个《超级大国民》有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就是白色恐怖(期间)一个人坐牢,后来放出来,重新面对社会。怎么从这个案子转到后来的《好男好女》呢?

侯:“浦岛太郎”很早了,那时候有想法并没有实际做。《好男好女》跟那想法已经隔很久了。《好男好女》是白色恐怖第一案。蒋碧玉与钟浩东,钟浩东是钟理和的哥哥,他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只大一岁。他战争前就从东京辍学回来,跟几个念医的年轻人想组一个医疗队,去大陆参加抗日。

《好男好女》我的感觉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意志,以前的革命不都是跟爱情在一起吗,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样;所以就拍这样的故事,他们一共五人,两对夫妻,另外一个人叫李南锋,拍他们一起回去参加抗日的过程。然后就去搜集这五个人的资料,那时候蒋碧玉还在,有访问过。台湾调查局里的鉴识科,CSI有没有,刑事案件调查找证据的,就是(这五人)其中一个叫萧道应的后来做了法医,他所建立的。

(他们)本来是去参加祖国抗日,跟国民党体系是一起的,后来感觉国民党太烂,在那边就加入共产党了,回来变成地下党;所以钟浩东回来,当基隆中学的校长,出了《光明报》,就是一个地下报。这是白色恐怖的第一个案子,(国民党)抓了他们,暂时不敢动,因为局势不明,而且刚开始也不想杀台湾本地的;但是这人太硬,非常坚毅,没办法。

而韩战之后就白色恐怖——因为局势稳定了,冷战已经进入美国的保护范围了。我主要是拍历史三部曲的这一段,就是二战之后过来的这一段。

白:最早是看蓝博洲的小说所以才……

侯:蓝博洲的小说在《悲情城市》时就已经看了。

白:但这次除了参考他的书,您还请蓝博洲本人演一个角色?

侯:对,他演萧道应。也跟蒋碧玉谈过,但还没拍完蒋碧玉就去世了。

后来我也分出一部分的钱,差不多三百万台币,给蓝博洲和关晓荣去拍16厘米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当初两对夫妻生的第一个小孩,都留在广东那边托给人家,80年代末开放探亲后(他们)有回去找,纪录片也追踪了这一段。

白:当年蒋碧玉对您要拍片子的计划,有什么想法?

侯:没有,她还没看片就去世了。对这个还好,因为我拍了《悲情城市》又拍了《戏梦人生》,他们老一辈的心胸都很大。我倒是想现在拍萧道应,建立台湾CSI的那位,因为他太太现在快九十有了,好像写了一本回忆录。

白:我觉得《好男好女》的旁白很有意思。一开始旁白配着梁静的当代部分,但旁白渐渐地开始出现在蒋碧玉的那些片段,第一次梁静还说:“我感觉我快要变成蒋碧玉了。”这种很委婉地把电影的不同时空联系在一起。

侯:那完全是直觉。在剪接的时候,我感觉这片子因为有些限制,有些场景很难,所以我才利用一个形式,用了一个现在式和一个过去式,现在式中还有拍片——我不用真正拍(历史场景),真正拍的只一小部分,而是借了一个地方排戏,用每天在排戏的方式来表现。但我感觉,处理这个还不够成熟。

白:所以您把40年代那个蒋碧玉的片段,不是当成客观的历史,而是梁静在演那个角色。

侯:是,就是她要演这个角色嘛,所以一直在看小津的电影做功课,为了融入那个时代。因为梁静这个演员之前荒唐过一段时间,她的秘密日记又被人偷了,所以在一种状态里,很困顿。

我感觉《好男好女》的意思是什么:每个时代意志不一样,氛围也不同,但是人的处境和挣扎都有动人处,都是“好男好女”,意思是这样。

白:《好男好女》有三个不同的时空,然后各个时空的颜色和色调都有点不同,您怎么塑造整个颜色的策略?

侯:这是印片的时候(决定的)吧,主要是印片时候的调色。现在对这个完全没印象了,只知道不管是梁静的想象,或是实际演戏的,凡是去大陆的部分,都用黑白的。

白:好像有一点点颜色。

侯:对,单色啦。然后“当代”里的“现在”跟“过去”也不太一样,“过去”有一种五光十色的颓废,主要是场景和整个tone有一点不同。梁静想象的那一部分,基本上都是用单色的。

白:这些都是后制作调整的,本来就有这样的构想吗?还是……

侯:本来只有在场景布置上才这样,因为生活不同了嘛,场景上自然不一样——小屋子里那个吊球啦,有的没的,跟她的黑道男友,高捷演的那个。

白:《好男好女》以前,伊能静主要是位当红的歌手,而且这应该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片子,让她演三个不同时代的角色,跨那么大的历史时空,有什么样的挑战?您怎么让她熟悉,又怎么让她融入这个角色?

侯:以前最早想找她,是因为《悲情城市》,后来她去日本恋爱了;没办法,恋爱了她不拍耶!所以这个女孩子也蛮奇特的,有一种她的特性。

那时候找她呢,第一个她会讲日本话,第二个我感觉她能量很强。譬如说她想从唱歌转到表演的那种主动性很强烈,所以从剧本开始,她就很投入,然后也跟美术黄文英讨论造型什么。黄文英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她在匹兹堡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念了两个硕士,都第一名毕业的,很厉害。她曾经在百老汇,想回来做,回来后跟伊能静一直在聊。

我刚才不是说,黑泽明的演员都是场景好了,就要穿好戏服在那边等,以进入角色状态吗;我跟你说伊能静投入的状况,(剧组)在定装,定装都是一天两天,她衣服一穿上去马上进入那状态——那拍剧照的都拍得发抖——就很投入。

我看这样子太投入了,所以一开始拍就拍最重的,戏中戏,就是她(蒋碧玉)先生钟浩东死亡了,她烧纸钱的那场戏,就拍那个最重的;她哭一哭就厥过去了,没办法收的。我一看这太重了,但是很好;这样下去就比较知道,后面不能这样,如果这样没办法演的。不是她演的问题,而是结构上你不能到那种程度,有时候是要收的。所以我剪就会看,够了,不要那么过,那么over;如果那么over你后面拿什么接,接不起来。那时候感觉她的投入,蛮好玩的。

《好男好女》剧照,高捷(右)与伊能静。

本来第三部仍是跟年代合作的,但是他们感觉伊能静有什么,为什么要找伊能静,有一种质疑。我就不跟他们合作,就从日本找钱,所以《好男好女》是跟松竹[1]合作的第一部片,拍出来以后,伊能静还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白:松竹投资的话,请伊能静主演应该也是配合日本的市场,因为伊能静在日本都有出日文的唱片。

侯:我其实不太管市场。

白:但制片人应该管。

侯:制片人管,所以他(年代)就不投资啦!我就好啊,不投资就算啦,我就跟松竹合作。对松竹来讲,这种投资不是很大,他们投了八十万美金,总共才三千多万台币,但是那时候钱好用啊。我申请辅导金有一千万台币,我都花得光光的。

白:您过去的电影处理男女关系,都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到这一部就非常直接,而且伊能静对欲望和性爱的表现比较大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吗?能不能谈一谈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另外伊能静与高捷的床戏,都靠着一种表演的成分,就是要照着镜子相互抚摸,化妆,或用那种迪斯科的装饰之类的,跟演蒋碧玉一样,她都是一直演戏、作秀。

侯:台湾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些,大麻啊,或是这种。解严以后经济越来越好,回来的华侨都说“台湾发了!”就是那个时候,以前不出现的东西都通通出现了;我都笑说“大麻时代”,不管是解放或者是干嘛,各方面的解放,人跟以前的人不太一样了,有他们自己的一种自主性,跟以前制度下被压抑的状态不一样。主要是这个,我弄一个“当代”,去拍也差不多十年前的80年代的某种状态。

同时伊能静又演一个革命的纯心女子,半个世纪前的女子的那种质地,那部分我感觉比较差。她没有办法演那部分,这个责任在我,不在她。假使当代梁静和40年代的蒋碧玉的反差非常准确,那就会很棒;假使类似一个辛树芬(的演员)演那位参加抗日的(蒋碧玉),那种样子她就会不得了,她一定会得奖。

白:我看了您过去的一个访问,就讲《好男好女》是您比较不满意的一部。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侯:那个时候想用一个复杂的形式来表达,但是掌握得不好。复杂形式是没关系的,但不要被它绑住,主要还是演员嘛。我觉得不满意的是蒋碧玉这一段,“现在”、“过去”的90、80年代都OK,她演得很好。

我不是说她整个投入吗,有一场最后结束前,她被电话铃声叫醒起来接,有点confused,现实和过去的事混淆着讲。她在睡觉,我让她先睡,然后我说电话响你要醒来,醒来以后,你要开这个灯这样;我就说睡吧到时候会有铃声,你就起来演。她就真的睡着了,电话啷啷啷很久,就醒来了,忘了开灯,所以很黑,但是那声音表情非常厉害,完全投入,很过瘾一次OK。虽然忘了开灯,几乎看不见脸,也几乎看不见传真机一直吐出来的一大叠纸张,一般会NG重来,但我知道重来是拍不到那种声音了,所以黑就让它黑,就一次OK。

她拍当代部分很棒,当代的“现在”和“过去”两段都很棒,就是拍蒋碧玉比较没办法,我感觉这是一种质地的问题。

白:那个也是回大陆拍吗?

侯:在大陆广东。他们那时候在广东,丘念台救了他们。他们参加的是东区服务队,不是在第一前线打仗,而是在服务,帮助老百姓或是救援,因为他们都是医生和护士,那个野战医院的景,都搭的啊!

白:拍了几天?

侯:拍了没多久,以前拍片很快啊。因为我带了一个美术去,会搭景的木工,他是中影的老木工;我要搭一个医院说用竹子搭,他就跟当地的人谈好,只花了一万块人民币,当时台币八万,搭完以后竹子给那个人。那个人还客串演翻译,因为讲汕头话——也是闽南话的一种,有点像——但是演钟浩东的林强他们五个人完全听不懂,很好笑,所以我拍他们被一一盘问审讯却语言隔阂的那表情就够了。

白:有一场戏拍蒋碧玉在监狱里,那场就很有意思。它展现的气氛也非常阴暗、沉重,刚好跟《恋恋风尘》中那场台湾军人收大陆难民的戏,对照看可以产生很有趣的对比。这场戏之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

侯:没有,这是事实,他们本来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因为当地单位怀疑他们来干嘛的,语言不通,讲不清楚,加上私心——只要抓到一个所谓日谍或者共产党,就有多少奖金。

后来无意间让丘念台知道——就丘逢甲(清代著名的台籍诗人、教育家)的儿子,在台湾出生,在闽、粤抗日——他听说有台湾来的人,才保了他们。不然他们五个是要送去砍头的!

[1] 松竹株式会社,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1895年创办传统剧场,1932年转为电影制片公司。出过包括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成濑巳喜男等著名导演的作品,也与侯孝贤合作多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