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过得很快乐。为什么？我忘记了。现在感觉像是另一场人生的开始。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重新生活，怎么能继续活下去？但现在我就在这里有说有笑。我曾经伤心欲绝，曾经不知所措。我想找人谈谈，可是找凡人是不够的。我会去教堂，那里很安静，像是在丘陵上一样，安静得让人忘了自己。但每次我早上醒来，伸手探去——他在哪里呢？只有他的枕头，他的味道。
窗台上有只小鸟在走动，触碰着风铃，使我醒了过来。我没听过这种声音，这样的鸟叫声。他在哪里呢？这一切我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晚上，女儿会来找我说：“妈妈，我的功课做完了。”
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有小孩。而他在哪里？
“妈妈，我的纽扣掉了，你可以帮我缝上去吗？”
我该怎么去找他，怎样才能再见他一面？
我闭上眼想他，直到沉沉睡去。他会在梦中出现，却总是转瞬即逝。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是他去哪里了呢？在哪里？他不想死。他看向窗外，看着天空。我放了一个枕头在他身下，然后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他才能看得更远。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一整年了，但我们却没有分开。（她沉默了很久）
不用担心，我已经不再哭泣了。我想要谈一谈。我无法欺骗我自己忘记一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们的丈夫在同一年过世，他们一同去了切尔诺贝利，但她已经准备好再婚了。我并不是责怪她——这就是人生，日子还是得过，她家里有小孩。
他在我生日那天去了切尔诺贝利。家里那时还有客人在，他向大家致歉。他吻了我，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
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的生日。他是建筑工人，他的工作地点遍及整个苏联，而我经常在家里等他回来。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就像爱情鸟一样，不断地分离，然后重聚。
那时候，我们两人的母亲都很害怕，但我们并没有这种感受，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们都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应该拿邻居高中小孩的物理课本来看一看的。他去的时候甚至没戴帽子。与他同行的男人在一年内头发都掉光了，但他的头发却长得特别浓密，像鬃毛一样。
那些人都没活下来。一整队的人，一共七个，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很年轻，却一个接一个走了。第一个人在三年后死去。我们以为只是碰巧而已，我们以为只是命运。但之后第二个人死了，接着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然后其他人便开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他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我丈夫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在半空中工作。他们将人们已经撤离的村庄的灯关掉，然后爬上路灯的杆子。他总是高高在上，俯视着空房子和无人的街道。他身高将近两米，有九十公斤重——什么东西能杀得了他呢？（她突然露出微笑）
他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举办了派对，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帮他举办派对。我穿上美丽的长睡袍。我喜欢昂贵的内衣，我有很多很美的衣服，但这件睡袍很特别——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我才会穿。是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个夜晚。
他的身体早已烙在我心里，所有的部位，我吻遍了他的全身。有时我会梦到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无法分离了。他离去的时候，我很想念他。想念一个人真的很痛苦。当我们分开一阵子之后，我感到失落，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在何处，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淋巴结有硬块，硬块很小，我的唇却能感受到硬块的存在。
“去看医生好吗？”我问。
他安抚我：“久了就会消掉。”
“你在切尔诺贝利过得怎样？”
“只是普通的工作而已。”
他没有吹嘘，也没有恐慌。我只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件事：“在那里跟在这里没什么差别。”
普通工人可以在餐厅一楼吃到面和罐头食物，长官和将军则在餐厅二楼享用水果、红酒和矿泉水。二楼有干净的桌布，每人都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一整队的普通工人却连一台辐射剂量计都没有。
噢，我真的很开心！我们当时还去了海边，大海就和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也跟她丈夫去了海边，但她觉得海很脏：“我们担心会得霍乱。”
是的，没错，报纸也提到了。但我记忆中的海却是不同的，是更为明亮的。我还记得海是如此辽阔，就像天空一样，一片蔚蓝。而他就在我身旁。
我是个为爱而生的人。学校里的女孩都梦想着上大学，或加入共青团的工读旅游，只有我梦想着结婚。我想要去爱，热烈地爱人，像娜塔莎·罗斯托夫10一样，只为了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因为当时你的梦想应该是参加共青团的建设旅游。他们就是那样教导我们的，他们教育人们前往西伯利亚，去那片无法通行的针叶林。他们会这样唱着：“越过浓雾，还有那针叶林的气味。”
我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分数不够，所以去了通信站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而且是我向他求婚的，我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我爱他爱得昏天暗地，他长得真帅，我开心得要飞起来了。是我自己开口对他说的：“娶我吧。”（微笑着）
我会在其他时间想一些事，好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也许死亡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形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我看了很多书，认识了不少人。我想要谈论死亡，想要理解死亡，我想要找到慰藉。不论是报纸还是书籍，只要是任何有关死亡的题材，连电影也不放过。没有他真的很痛苦——我没有办法孤零零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又没发生什么事，也不痛。”
但是他的淋巴结已经肿得像鸡蛋一样大了。
我拉着他上车，带他去诊所。他们把他转给癌症医师诊断。一个医生看到他之后，对另一个医生说：“又来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
后来他们没让他回家。一周后便动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甲状腺和喉头，用一些管子代替。没错……（她沉默下来）没错——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也过得很快乐。老天！我忙得四处奔波，跑了一家又一家商店，买礼物给医生，我买了好几盒巧克力，还有进口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她们都收下了。他却嘲笑我：“听好，他们又不是神。他们有足够的化疗和辐射治疗设备，不送糖果一样会帮我治疗。”
不过我还是跑到镇的另一边，去买蛋奶酥和法国香水。当时没认识的人，是拿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藏在柜台下面。之后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他出院了！医生给了我一种特别的针，还教我如何使用。我需要使用这种针来帮他喂食。所有的事我都要会。一天要下厨四次，烹饪新鲜食物，非得要新鲜的食物不可。我把食物放进绞肉机，绞成条状后放进针筒里。然后把针插到那根最大的管子里，管子直达他的胃。当时他已经失去嗅觉了。
我会问：“味道如何？”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仍然去看了几次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接吻。牵连我们的线已经细若游丝，但我们仍在尽情享受生命。我们试着不去提起切尔诺贝利，不去想那些事，这话题对我们来说是个禁忌。我不让他接电话，我会抢着去接，他的那些朋友都一个个死去，这也是个禁忌。
有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递给他睡袍，但是他起不来，也说不出话。他再也讲不出话来了，眼睛瞪得老大。这时他才开始感到害怕。没错……（她再次沉默不语）
我们后来又共同生活了一年。他挣扎着活了整整一年。
每过一天，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在挣扎。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想法继续撑下去，但是这也令人难以承受，因为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嘴里说着“切尔诺贝利”，笔下写着“切尔诺贝利”，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
某种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被释放出来了。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生下来时就有所不同，死的时候也不一样。如果你问我，经历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是怎么死的……我爱这个人胜过一切，我是这么爱他，就算他是我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我也无法多爱他一点。而他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头怪物。
他们取走了他的甲状腺，所以他的循环系统会受到影响，他的鼻子开始歪向一边，变成之前的三倍大。他的眼睛也不一样了——看起来空洞无神，望向不同的方向。他的眼神也变了，我从没看过他这样的表情，好像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有另一个人在他体内向外张望。然后他的一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害怕什么呢？我只害怕他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开始请求我，用手对我示意，要我拿镜子给他。我会跑到厨房，假装忘记这件事，或装作没听到，或找别的借口。我瞒了他两天。
第三天，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斗大的字，还有三个惊叹号：“把镜子拿来！”我们有笔记本、钢笔和铅笔，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他连轻声说话都没办法，他完全哑了。我跑到厨房，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假装没看到他写的字，假装我会错意了。他又写了一次：“把镜子拿来！”依然带着那些惊叹号。
我把镜子拿来了，我拿了最小的一个。他看了之后抱住头，不住地摇晃，在床上前后摇摆。
我开始恳求他：“等你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别的村庄，去废弃的村庄。如果你不想住在有很多人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栋房子住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独自生活。”
我是认真的，我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好。他是我在乎的一切，我是认真的。
不想谈的事情，我也不会记得。发生了很多事。我看得很远，也许比死亡还要远。（停了下来）
认识他的时候我才十六岁，他比我大七岁。我们约会了两年。我很喜欢明斯克邮局总局附近的环境，尤其是沃罗达科佛街，我们会相约在大时钟下见面。
我住在环境最差的工业区，我搭的五号公交车不会停在邮局总局，而是会停在后面一点的童装店。我每次都会迟到一点点，这样才能从公交车上看到他在等我，然后我会想：在等我的他是多么英俊啊！
那两年里，我想的全是他，我忘记了夏天，也忘了冬天。他会带我去听演唱会，听我最喜欢的伊迪丝·派卡。我们不去舞厅，因为他不会跳舞。我们只是吻着对方，吻了又吻。他会叫我“我的小可爱”。还有我的生日，每次都是我的生日，很奇怪，重要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很难不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那一天，我在大时钟下等他，我们约好五点见，但是他没有出现。等到六点时，我开始难过起来，穿过街，哭着走向公交车站。然后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回头一看——他穿着制服和靴子，背着光向我快步跑来。猎装外套，水手衬衫，我最喜欢他这样的打扮了——他穿什么都好看。我们去了他家，他换了衣服，然后我们决定去餐厅庆祝我的生日。可是晚上已经没有位子了，其他人都塞给领班五块钱十块钱，我们两人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关系，”他说，他依然神采焕发，“我们去买香槟和蛋糕，然后到公园庆祝吧。”
在漫天繁星下过生日！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在高尔基公园的板凳上坐到天亮。这是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我就是在那一天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他笑了：“但是你还小啊。”
我们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
我当时真的很开心！就算上天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做别的选择……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他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我们找遍了整栋房子。他们只好把我们的结婚证明暂时登记在一张纸上。
“女儿啊，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妈妈说。
我们后来在顶楼的旧裤子里才找到他的身份证。
爱情！这已经不能算是爱情了，而是历久不衰的真爱。我以前早上常对着镜子跳舞——我年轻又漂亮，而且他深爱着我！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表情，和他在一起时的表情，镜子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这该不该说？该如何形容？我们有一些秘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在我们相处的最后几个月，他晚上还是会找我过去，他仍对我有欲望，他爱我爱得更深了。每当我在白天看着他的时候，总是不敢相信晚上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分离。我拥抱着他，抚摸着他。这时我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闪亮的日子。
想起当他从卡姆恰卡回来时，留了很长的胡子，他在那里留的。想起我在公园板凳上度过的生日。
“娶我吧。”我真的该说吗？我可以说吗？我像男人对女人一样，主动向他求爱。
除了药物之外，我还能给他什么呢？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并不想死。
我没有告诉我妈妈任何事。她不会懂的，她只会批评我，只会辱骂我们。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就会使人害怕，何况这是更糟糕的切尔诺贝利癌症。
医生对我说：如果肿瘤在他体内蔓延，他就活不久了，但肿瘤只是慢慢向上移，从身体到脸上。他的身上长出了黑色的东西。他的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却跑了出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流血。脖子，脸颊，耳朵，到处都是。我装了冷水，用湿布擦拭他，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这景象很可怕，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把脸盆拿过来，血流入盆里，像是在用桶接牛奶一样。那种声音听起来很柔和，好像来到了农村。我现在晚上还是会听到这个声音。
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如果他开始拍手，就是示意我要叫救护车了。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
救护人员也知道我们，他们并不想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了。帮他打针吧！给他麻醉剂！”
我后来学会注射了，但打针会在他的皮肤上留下黑色的淤青，而且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设法找来了救护人员，当时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医师。他看到之后，吓得倒退了几步：“对不起，他该不会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吧？他是从那里回来的人吗？”
我说：“是的。”
然后他，我没有夸大，他大叫着说：“噢，这位女士，让他早点解脱吧！早一点！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的丈夫还有意识，他听到了。但是还好，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猜到，当时他是他们队里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我从附近诊所请来一个护士，她只是站在门口，拒绝进来：“噢，我办不到！”
为什么我就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还能想些什么办法呢？我怎样才能救他？他痛苦地大喊着，吼了一整天。最后我才找到方法：我把注射筒装满伏特加注入他体内。他才停了下来，忘记了苦痛。这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跟我说的，她们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妈妈之前会过来说：“你为什么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根本没想过能阻止他去，他大概也没想过拒绝。当时跟现在不同，是军事统治的时代。
我曾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
他摇头表示不会。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我死掉之后，卖掉车子和备胎，不要嫁给托利克。”
托利克是他弟弟，他也喜欢我。
还有很多事呢——他睡着的时候，我会坐在他身旁，他的头发很美，我拿着剪刀悄悄地剪了一束下来，他睁开眼，看到我手里的头发，露出了微笑。
我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证，还有切尔诺贝利的徽章。（她沉默不语）我以前真的很开心！我还记得我在产科病房里的日子，我会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等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怎么了？我对他百看不厌。我还以为迟早有一天我会厌烦。我给他做早餐，然后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我看着他刮胡子，我看着他走出门外。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我不知道该如何热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会在晚上大吼，埋在枕头里大吼，这样孩子们才听不到。
我从没想过，他会离开这个家，从没想过，我们会永远分开。我的妈妈，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告诉我，对我暗示说，医师们在推荐一个地方。你懂吗，简而言之，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特别的医院，是专门让这种无可救药的病患在那里等死的。以前住的是那些从阿富汗回来、四肢不全的士兵——现在则是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住。
他们恳求我：“那里比较好，随时都有医生照顾。”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听。后来他们说服了他，他也开始请求我：“带我去那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我正在想办法请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他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的，要我答应带他去那里。最后他弟弟开车载我去看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庄的边缘，叫格雷本卡，是一栋大木屋，旁边有口破井，厕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我甚至没有下车，没有离开座位。那天晚上我吻着他：“你怎么可以要我这么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绝不！”我吻了又吻。
最后几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们需要花半个小时，让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里。他从头到尾都低着头，他觉得很羞愧。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说。我吻了他。
最后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瓦莉乌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打电话给还在上班的我：“我们要把他的红色成就证书交给他。”
我问他：“你们的人想过来，他们要拿证书给你。”
他摇头表示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带了些钱，还有装在红色本子里的证书，封面有列宁的照片。
我收下来时心想：“他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这个吗？报纸上说不单是切尔诺贝利爆炸了，共产主义也跟着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却依旧不变。”
有个人想对他说些好话，他却用毯子盖住自己，只让人看得到头发。他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他不会害怕的人。
安葬他时，我用两条手帕盖住了他的脸。有人向我请求，我才会把手帕掀开。
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看到后就昏倒了，我以前还会妒忌她。
“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
“好。”
我没有告诉她，他死的时候没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据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清洗和穿衣的。两个太平间的看护人过来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见过被压扁的人，我们见过支离破碎的人，我们还见过烧焦的小孩尸体。但是都比不上这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死状是最恐怖的。”（压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里，他全身发烫，没有办法碰触他。他死的时候，我把家里的钟都停了下来。时间是早上七点。
刚开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没人叫得醒我，我会起来喝一些水，什么都不吃，然后又回到枕头上。现在我才觉得奇怪：我怎能睡得着呢？
我朋友的丈夫临终时，对着我的朋友丢盘子，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漂亮。而我丈夫却只是一直看着我。他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我死了之后，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
有谣言说，那些来自切尔诺贝利的人，死后的尸体也会有辐射。我读过有关那些在莫斯科医院过世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的报道，他们被葬在莫斯科近郊的米季诺，他们的坟墓至今仍被视为有放射性。人们路过时会刻意避开，也不会把亲人葬在那里，好像连死者也畏惧这些人的尸体。大家都不明白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只好任凭感觉臆测。
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白色衣服带了回来，一套带裤子的特殊防护衣。这套衣服一直放在我们的储藏室，直到他过世。然后我母亲决定：“我们要把他的东西全部丢掉。”
她也会害怕。但我想留下这套衣服。这是不好的——我们家里还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到镇外埋了起来。
我读过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之中，但有件事却是无法解释的。他们将骨灰坛交给我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用手抚摸他的骨灰，里面有小颗粒，像是沙滩里的贝壳，那是他的臀骨。在此之前，我抚摸他的遗物时都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或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是现在我却感受到了。我想起他死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忽然间我看到一缕轻烟冒了出来——我在火葬场时又看到了一次——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没看到。当时我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我以前过得多么快乐！他去出差，我在家里，数着日子等他回来。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去看望他住在乡间的妹妹，晚上她妹妹说：“你的床在这个房间，而你的床在另一个房间。”
我们都看着对方笑了——我们无法想象要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不能没有他，我跟他私奔了。他的弟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两人个性很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碰我的话，我想，我只会不停地哭。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拿着一张印着红色旗帜的通知前来，像是要征召他从军一样。（我们喝着茶，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结婚照片。正当我要起身离开时，她拦住了我。）
我该怎么活下去？我还没有说完，还没讲到最后。我曾经过得很快乐，快乐得跟疯子一样。也许你不应该写出我的姓名，有些秘密——人们只会在私下祈祷，轻声说给自己听。（停了一下）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写给神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起初我以为我的世界会就此不同，变得黑暗且不属于我。是谁救了我呢？是什么让我重新找回人生？是我儿子，我和他的儿子。他病了很久，他已经长大了，却还在用五岁小孩的眼光看世界。我想陪着他。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清理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