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别利斯基，九岁
安尼娅·博古什，十岁
娜塔莎·德沃列茨卡雅，十六岁
列娜·茹德罗，十五岁
尤拉·茹克，十五岁
奥利娅·兹沃纳克，十岁
斯内萨娜·塞内维奇，十六岁
伊拉·库德拉亚恰瓦，十四岁
伊利亚·卡斯科，十一岁
万尼亚·科瓦洛夫，十二岁
瓦迪姆·卡斯诺索尼斯科，九岁
瓦夏·米库利奇，十五岁
安东·那西凡金，十四岁
马拉特·达达兹夫，十六岁
尤利娅·塔拉斯奇那，十五岁
卡佳·舍夫丘克，十五岁
鲍里斯·西克曼科夫，十六岁
云很黑，雨下得很大。积水是黄色和绿色的，就好像有人把染料倒进去一样。他们说是花粉造成的。婆婆要我们待在地窖里，她跪下来祷告，也要我们跟她一起祷告。“祷告吧！世界末日来了。神来惩罚我们了。”我哥哥当时八岁，我才六岁，我们开始回想自己的罪过。他打破了蓝莓果酱的玻璃罐，而我没有跟妈妈说我的新衣服被篱笆勾破了，我把衣服藏在衣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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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开着车来找我们。我以为要打仗了。他们说着像是“去活化”或“同位素”这样的字眼。一个士兵追着猫跑，辐射剂量计像自动步枪一样对着猫喀嚓喀嚓响。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也追着那只猫。男孩没事，女孩却一直哭。“我不会放弃它的！”她尖叫着，“跑啊，小猫，快跑！”那个士兵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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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大人们在谈话，外婆在哭。自从我出生之后（一九八六年），我们村里就没有任何男孩或女孩出生了。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不能把我生下来，但我妈妈从医院逃出来，藏在外婆家里。所以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我听他们说过。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想要一个。
这位女士，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来？那我该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吗？在别的星球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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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从我们镇上消失了。它们躺落在四处——庭院里，柏油路上。麻雀与落叶会被一起扫起来，装入容器里。那一年，人们不准烧树叶，因为树叶有辐射，所以只能埋起来。
两年后，麻雀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对着彼此大喊：“我昨天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回来了！”
金龟子也不见了，它们没有再回来。也许再过一百年，或一千年就会回来了，这是我们老师说的。我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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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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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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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晚上来把我爸爸带走了。我没有听到他打包行李的声音，我当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在切尔诺贝利。”
我们等待他回来，就像他去打仗了一样。
他回来之后，又回工厂上班了。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在学校里，跟大家夸口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清理人。清理人负责意外发生后的清理工作，这些人都是英雄。所有男生都很羡慕。
一年后，他生病了。
我们一起走在医院的庭院里——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这时他头一次开口跟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反应炉很近。他说那里很安静，祥和又美丽。他们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花园里的花很茂盛地开着，是为了谁呢？人们早已离开了村庄。他们“清理”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移除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土，然后清洗屋顶。但是到了第二天，辐射剂量计碰到任何东西，却依然不停地喀喀作响。
“离开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握手，还给了我们感谢状，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说个不停。
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时，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再也不会碰物理和化学了。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当个牧羊人。”
现在只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虽然妈妈希望我去读理工学院，但我不愿意。我爸爸就是读这所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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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会写诗。我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七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死亡。
我读过加西亚·洛尔迦写的一句话：“尖叫的黑色之根。”我开始学习放风筝，我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他动了两次手术，然后被送回家了。六个月后，他本来要动第三次手术的，可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用皮带上吊了，趁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医生说他不可以跑或跳。
先是尤利娅、卡佳、瓦迪姆、奥克萨那、奥列格，现在轮到安德烈了。
“我们都会死，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安德烈曾这么说过。
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
奥克萨那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我葬在墓园，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把我葬在田野里。”
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