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谈起这件事。我不要。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去了好几年，这就像一场噩梦。“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他说了很多故事给我听。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池，鸭与鹅就在一旁绕来绕去。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他们脱下上衣和鞋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笨蛋，不然你们都会死！”
他们说：“啊，不用你担心。”
死亡已经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当一回事。
在撤离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手拿画像，跪在她老房子的门前。她说：“年轻人，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离开这里。你可以拿走他们给我的一丁点钱。这些钱是他们拿来补偿我的屋子和奶牛的。但谁会来补偿我的生命呢？我的人生是黑暗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埋在这个小坟墓里。你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是战争吗？白云在天空飘着，苹果花也开得茂盛。没人攻击我们，也没人开枪。只有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战争吗？”
负责撤离人民的上校当时在场，还有地方党部的委员和当地的官员，但没人可以回答她的问题。没人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名为切尔诺贝利的战争。
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我用心去理解他，我们对彼此有着更深的感受。我们都了解对方，也同样感到寂寞。这种寂寞啊……
他知道自己会死。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凭着爱与善意活下去。我身兼两份工作，只领一份薪水，加上他的补偿金是不够的。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车也不新了，但还可以卖点钱。这样你在家里的时间才会多一点，我才能多看看你。”
他会邀请朋友前来。他的父母也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日。他似乎懂了些什么。在那里的日子里，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我会问他：“你想念我们吗？你在那里都想些什么？”
“我看到一个孩子——他是在爆炸后两个月出生的。他被取名叫安东，但是大家都叫他原子人。”
“你认为……”
“你会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难过，就连苍蝇和鸽子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应该活下去。苍蝇和蜜蜂应该飞，蟑螂应该在地上爬，这样才对。你会连蟑螂都舍不得打。”
“你……”
“孩子们画着切尔诺贝利的涂鸦。画里的树是上下颠倒的。河里的水不是红色就是黄色。他们画着画着就哭了。”
我到底想要弄清楚……什么呢？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了。（她露出了微笑）他的一位朋友向我求婚。这位朋友很久以前就喜欢我了，从学生时代开始。然后他娶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之后两人离婚了。他向我保证：“你会过着皇后般的生活。”
这位朋友拥有一家商店，在市内有公寓，还有一栋别墅。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有一天他喝醉了来找我：“你就是忘不了你的英雄，是吗？他去了切尔诺贝利，但是我拒绝了。所以我还活着，而他只是个回忆。”
哈哈。我将他撵出了门，当场赶了出去！有时候我会有奇怪的想法，我会觉得是切尔诺贝利帮助了我，强迫我思考，拓展了我的心灵。
有些事我丈夫对我说了又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漫天的灰尘，田里的牵引机，拿着干草叉的女人们，还有嘀嗒响的辐射剂量计，这一切都被围在铁丝网之后。隔离区杳无人烟，时间却不曾停止。每一天都感觉很长，像是童年时光一样。
演艺人员到场慰问他们，诗人对着他们读诗，阿拉·普加乔娃在田野里开起了演唱会。“如果你们睡不着的话，年轻人，我可以整晚唱歌给你们听。”她称他们为英雄。
大家都称他们为英雄。（她哭了）我无法毫无意义地承受这痛苦，无法从古老的格言中得到慰藉。我甚至连他获得的勋章都没有。勋章放在家里，他给了我们的儿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尼娜·普罗霍罗芙娜·科瓦列娃，清理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