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年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传说。
我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就在我的家里，在我最宝贵的东西身上，在我的儿子身上。
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们知道何时该生育，要生多少，就连蟑螂也一样。但是人类却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预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因为切尔诺贝利，我们现在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闭了起来，在静静地等待着。
查拉图斯特拉大概会说：“噢，我真不幸！时间到哪里去了？”
我想了很多。我试图寻找其中的意义。你想过吗？切尔诺贝利给俄国人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有人说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整个价值体系，我很同意这一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
我是历史学家。我曾学习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语言也会思考我们。当我十八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地下刊物，因而认识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着集中营的语言。即便我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长，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称呼自己的父母为老大哥和老大姐8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小心卑鄙的浑蛋身旁一定有个拿扁钻的家伙。”——我九岁时就知道这个俚语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文雅的话。我们玩的游戏、讲的谚语和谜语都是从集中营里学来的。因为集中营可不是位于遥远禁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集中营就在我们身边。阿赫玛托娃曾写过：“一半国人被处理，一半国人在狱中。”我想这种被监禁的自觉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造成冲击，也会冲击社会。
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物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她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的物质。
我们长期受到压迫，而现在每个人却都开始谈论上帝。在古拉格集中营，一九三七年的牢狱之灾，一九四八年党部在会议上谴责世界主义，还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拆毁古老教堂等时期，为什么人们当时并不信奉上帝？俄国当代信仰的内涵是阴险又虚假的。他们轰炸车臣的平民住宅，消灭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剑而不用言语——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用铲子将灼伤的坦克驾驶员救出来时，邻近的人们正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庆祝着圣诞节。
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识和勇气吗？人们很少谈论这一点，只懂得谈论开放市场、谈论票券和支票。我们再次存活了下来，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但我们的灵魂却被遗弃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写的书？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暂，这些问题也许都有答案，可用单纯的宿命论来解释，也可能有着伟大的答案。俄国人总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从铁路、青蛙（巴扎罗夫）9、拜占庭到原子。现在人们则相信开放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他意识到戏剧艺术有其罪恶的一面，因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生了一场小病，使人对他人的过错有了免疫力。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
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象中的简单：你悄悄来到世上，你该在门口止步吗，还是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