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告别从一个秘密开始。
我想过在车里等她。但我意识到，我很有可能要待上一天。妈妈现在没什么时间观念了：对她来说，几小时就像几秒钟，几秒钟就像几小时。她这辆桃红色菲亚特熊猫车被扣下了。我不想下车，跑到雨里，像子弹一样冲进学校。但我知道，我必须下车。我要下车安慰她。这是她当老师的最后一天。我知道，她会很伤心。而我也下定了决心，在回家路上，在回到姥姥和埃丝特身边前，告诉她我做了什么。因为，快没时间了。
接待员琳达坐在防弹玻璃后，看起来学校好像是在洛杉矶市区，而不是在吉尔福德。我见过琳达几次。不过，我对她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妈妈描述的生动有趣的校园生活故事。
“嗨，琳达！”我嘴咧得很开。我觉得，要应对这样的谈话，这是唯一的办法——同情式的对话中，似乎快乐也总要更小声。
“噢，你好，亲爱的。”琳达无意识地嘴角下撇，有点伤心的样子。
妈妈查出病后，希望不要立马让别人知道，每个人——甚至她的医生拉贾帕斯克先生——都认为，这是可行的。“你是位聪明人，阿姆斯特朗夫人，”他告诉妈妈，“研究表明，高智商通常意味着查出病比较晚，因为，聪明人有办法，知道怎么抵消病情。你应该把病情告诉雇主。不过，总体说来，如果药效不错的话，你的生活也不会很快发生巨大变化。”
我们当时都感到安慰和感激。因为，我们有了缓冲期，能够调整心态，认清事实。然后，妈妈开着可爱的菲亚特熊猫撞了邮筒——那是她的新车。更可怕的是，正好发生在校门口。如果发生在学校车道上，她很有可能轧死一个孩子。妈妈不是没集中注意力——不是的。车祸发生时，她在很努力地集中注意力，回忆方向盘是干什么用的。
“你好，亲爱的。”琳达用哭腔重复道，“来安慰你可怜的妈妈了？”
“是的。”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因为我知道，琳达人不错。尽管她说话的声音，叫我想砸破防弹玻璃室的门，把那杯凉茶泼到她头上。可那不怪她。“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
“还不错，亲爱的。他们开会讨论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也已经跟高树老人福利院取得了联系，为了怀……为了向你妈妈致敬。”
“太好了。”我说。她从隔间里出来，拿着一大串钥匙。在我们去奥尔伯里作曲学校的路上，钥匙一直叮叮咣咣。过去的几年里，很多人都觉得，那是妈妈的学校，尤其是她升职做了英语系主任后。那所学校是妈妈心血的结晶。“专门准备了茶点——你知道，你妈妈很喜欢蛋糕，她都吃光了，我想她一定很高兴，她脸上都是笑容。”
我没说话，克制自己不去骂她是个蠢驴。妈妈还是妈妈的样子，不会突然变成脑死亡的植物人。妈妈查出病，也没有变得缺少人性。我想这么告诉她，可我没说。因为，我猜妈妈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不会想看到我骂学校秘书。不过我又后悔了，也许妈妈会想叫我那么做。但我还是忍住没说。妈妈总说，有时候想法好，不一定非要做出来。
“其实，她跟六个月前差别不大，”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说，一边跟着她，听钥匙在她背后摇晃，“甚至是一年前。她还是妈妈。还是原来那个人。”我还想继续告诉她，妈妈还是原来那个人：假如你打算报警，要把丹尼·哈维的妈妈送走，妈妈还是会叫你别自以为是。哈维夫人不想孩子被欺负，那天自己跑到学校解决问题。妈妈听到吵嚷声时，正在员工室。妈妈出来见到哈维夫人，把她带进员工室并机智地指出，对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而言，最不想的就是妈妈掺和，暴打坏孩子。那时，虽然妈妈根本没教过丹尼，但她也被搅进去了。妈妈用了一周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哈维夫人提名妈妈“南萨里年度教师奖”。妈妈获奖了。她现在还不是个空壳子。妈妈还在努力。这是她的最后一战。
琳达打开员工室的门，我看到妈妈以及和她关系最好的同事——茱莉亚·路易斯。妈妈遇见格雷戈前，茱莉亚是她的死党——妈妈以前总这么说。大多数时候，我假装不知道她们在搞什么鬼。妈妈跟格雷戈在一起时，我倒是放了心，因为我再也不用想象妈妈神秘的性生活了。我总是看着她穿戴时髦，出去跳舞，喝鸡尾酒，与人调情，做其他我不知道的事。可我在家时，妈妈从没带过男人回家，直到格雷戈出现。她想让我见的男人中，他是第一个。我真的没想过见他。所以，他们的恋爱让我有点震惊，也不足为奇了。但我知道，有男人出现过。我知道，她和茱莉亚“放松”和“享受”时，一定交往过几个男人。她曾经跟我说，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不用谈论各自的恋情。我们也从来没谈论过。甚至，我跟赛博交往后，我们也没谈过——甚至，我深深地爱上他，不跟他在一起就会难受时，我也从没跟她提起过。也许，我应该跟她说。因为，这世界上如果有人能理解我，那也是妈妈。如果当时我说了，那讲出跟赛博的一切就变得容易多了。而现在，恐怕我能对她吐露心声，而她能做个妈妈的时机已经过去了。我很害怕，不久之后，当我走进一间屋子，她在那里等着，却认不出我。或者，她忘记了我来做什么，就像她忘记方向盘的用处一样。
不过，我现在走进员工室时，妈妈对我笑了笑。她正抓着一大捧花。“看啊！”她兴奋地拿给我看，“闻起来好香！是不是很漂亮？”
我想知道，她有没有注意到，她忘记了“花”这个词，但我没提。姥姥总是纠正妈妈，这会让她很生气。所以我从不纠正她。不过，我真想知道，“花”这个词是不是永远消失了。或者，它会不会再回来。我渐渐发现，这些词时常来来回回，有时则会永远消失。但是，妈妈没注意到，我也就没告诉她。
“它们很可爱。”我朝茱莉亚笑了笑。茱莉亚笑得很夸张，想表现得轻松些。
“好多年没有男人给我送花了，”妈妈说着，把脸埋在花瓣里，“茱莉亚，我们要再出去找找乐子了，结识几个帅小伙儿。”
“你已经有个帅哥了，”茱莉亚紧跟着说，“你已经嫁了萨里最好的男人了，亲爱的！”
“我知道。”妈妈对着花说。虽然我不完全确定，她是不是真明白——或者至少那一两秒明白。一直以来，格雷戈都让她很开心，使她整个人亮起来，就像婚礼上宾客释放的中国纸灯笼。那时候，她由内而外都散发着光芒，漂浮在世界之巅。可现在，格雷戈、他们的爱、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婚姻，都在她脑海里闪回。我猜，有一天，所有的记忆都会永远消失。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吗？”我说着，朝门口示意。其实，也不该立马走。但是，要在妈妈热爱的工作上拖延最后一段时间，我受不了。她走出这里时，就会放下她的身份。她待的时间越长，放弃也就越困难。
我还知道，今天、明天或者后天，格雷戈和姥姥，甚至是妈妈会意识到，我还没回大学，然后一切都抖搂出来了。每个人都有想法，都有说法。我不想那样。我花了很长时间，小心翼翼地保守秘密，掩饰错误。我不想突然乱作一团，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那时候，一切都会变成现实，我还没准备好接受现实。事态很糟，但真相是，妈妈查出病时，我正好暑假回来，我放松了——因为我有理由不告诉她了。就是这样。我心里想的就是这样。我是说，我都快二十一岁了，但我还很蠢，还不成熟，还很自私。所以，当妈妈查出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时，我竟还能看到有利因素。我就是那种人。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能更好。突然间我被迫快速成长，决定该做什么。可我不想长大。我想躲在妈妈的羽翼下，埋在书里，就像不久以前那样。
我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接受任何一个事实。
现在，趁着其他人没有插手，我还是挺想告诉妈妈关于我的一切。可我又担心，我真的该告诉她吗？我不确定，我说的话，她能不能理解？或者，她能记得多久呢？如果我现在告诉她，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周，我要一次次地跟她重复，我彻底毁了自己的生活，并一次次地看到她脸上的震惊和失望？
但她是我妈妈，我要告诉她。哪怕只是现在告诉她。
“妈妈，好了吗？”我又催她。
妈妈没有动。她坐在一把粗糙、难看的棕色椅子上，双眼突然布满泪水。我感觉双腿逐渐没了力气，挨着她坐下来，用手臂抱着她。
“我爱我的工作，”她说，“我喜欢教学，我擅长教学。我能激发孩子们的真正兴趣，让他们真心喜欢莎士比亚和奥斯丁……这是我的事业。我不想走，不想走。”她转头对着茱莉亚，“他们不能赶我走，对吧？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他们歧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她提高音量，声音里带着愤怒，甚至有点恐慌。“我们不能去哪个法院，让他们保障我的人权吗？因为他们不能赶我走，茱莉亚。”
茱莉亚微笑着在朋友面前蹲下来，仿佛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她的双手抚摩着妈妈的肩膀，跟往常一样咧嘴笑，就像这一切都只是个笑话。我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些天来，我总容易掉眼泪。
“亲爱的……”她看着妈妈的眼睛，“你是最优秀的老师，是最完美的舞者，是我最好的朋友和酒友。可是，宝贝儿，老师不能开车撞到校外的邮筒，虽然这个规定有点蠢，但毕竟是规定。不要哭，好吗？开心点，你能够做到的，潇洒地从这里走出去。你自由啦。”茱莉亚停下来，吻了一下妈妈的嘴。“走吧，出去吧，轻松点，像往常一样开朗。不管什么时候，你和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都要开朗。因为姑娘，你现在该过自己的日子了。你可以随心所欲了，亲爱的，你终于可以逃离这里了。”
“我不想走。”妈妈说着站起来，把花紧紧抱在胸前，有些花瓣都被压掉了，落在脚边。
“想想打分，”茱莉亚说，“想想行政，杰西卡·斯坦斯和托尼·詹姆斯的绯闻，记得保密。我们都知道，没人的时候，他俩会在英语系文具间里幽会。还有政治，混蛋政府正在用狗屁政策，极力毁灭我们这么好的学校。想想这堆破事，走吧，放轻松，好吗？让我说，你就尽量地去疯狂，去冒险吧。”
“好，”妈妈抱着茱莉亚说，“我能去的地方已经很局限了，现在连车也不让我开了。”
“这才是我的好女孩儿，”茱莉亚也抱了抱她，“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我们晚上一起出去玩，好吗？”
“好。”妈妈说。她转过身，看着这间屋子。
“再见，生活。”她说。
我们走回停车处。我突然想假装车不在那里，这样，妈妈也许就不会意识到，我开着她可爱的红车，车子换了崭新发亮的挡泥板。她在乘客座位的车门处停下来，我坐上驾驶位置，插上车钥匙，等着她开门，可她没有。于是，我探过身子，给她打开门。她坐上来，身体弯曲，找到安全带扣好。今天早上，我还要替她系安全带。也就是说，这项技能被忘了，又回来了。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好了，回到现实世界，明天！”妈妈对我笑了笑，突然变得很应景，“你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你跟往常不太一样，没给我弄一堆要洗的衣服。别跟我说，你终于开始自己干活了！噢，等等，我猜姥姥已经帮你洗了，对吧？说到姥姥，凯特琳，在接下来的四五年，她可以帮你洗衣服，但你要付钱给她。”
妈妈哈哈大笑，我屏住了呼吸。她回来了，她记起来了：是妈妈，全是妈妈的样子。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意识到，她远去后，我多么想念她。
“回到充满希望、梦想和未来的世界，凯特琳，”她开心地说，已经忘了从学校离职的事，“再过几个月，你就毕业了。想想吧！我迫不及待想看你穿上学士服的样子。我保证，我会努力保持理智，尽量不去想你当蝙蝠侠，我当猫女的事。不过，我倒是很想穿上紧身皮衣，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我笑了。我到底该怎么跟她说？
“我觉得，我应该做个演讲，”妈妈说着，把整个手掌按在车窗上，好像她刚刚才发现有玻璃，“告诉你生活中该怎么办，趁早传授你一些精妙的育儿技巧。不过，我知道，我不用那么做。我知道，只要相信你，你就能把事做好。我知道，我一直唠叨你这个可怜的孩子。我多希望，你能整理好自己的房间，别再听那可怕的安魂曲。但是，我非常以你为傲，凯特琳。好了，我说完了。”
我紧盯着眼前的路，集中注意力观察路况，人行道上的行人和不断经过的超速摄像机。突然，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她怎么会在开车的过程中忘记如何开车。有时我觉得，那些我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一切，也会把我脑海中我认为知道的东西都挤跑。我努力地专心开车，剩下的路程越来越短，汽车吞噬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如果我必须勇敢、成长和坚强，那就是现在了。妈妈在旁边，我们正单独在一起。可是我做不到，做不到。
“伊桑·格雷夫哭了，”妈妈突然说了一句。她又想起这是她在学校的最后一天，稍微低了低头，“我跟班上的同学告别时，女学生给我做了一张卡片。噢……”她扭过身子，“我把卡片落下了。”
“我给茱莉亚打电话，”我说，“她会把卡片收起来。”
“女学生给我做了卡片，还跳了舞。是我的女学生，你认识吗？她们好像创作了一场音乐剧，叫《我们会想念你，小姐》。我很喜欢。她们没有创作一首《阿尔茨海默病真可笑》，让库柏小姐用大厅那台走调的破钢琴演奏出来，已经让我谢天谢地了，不过无所谓了。伊桑·格雷夫走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哭了起来，我猜他是来道别的。可怜的孩子，接下来的一周，其他男孩会让他付出代价，那时候，他们会忙着偷瞄有着丰满胸部的代课老师，而我将变成遥远的回忆。”
“不会的，他们都喜欢你。哪怕有人假装不喜欢你，其实心底也是喜欢你的。”我打心底里这么认为。
“你觉得，他们会记得我吗？”妈妈问，“等他们长大成人，你觉得他们回忆时，能记起我的名字吗？”
“能！”我说，再穿过两条路，我们就到家了，“当然记得！”
“埃丝特不会记得我了，对吗？”妈妈突然这么说，我只好猛地狠踩刹车。我的身体本能地认为，我们要发生冲突了。
“她会记得。她当然记得。”我说。
妈妈摇摇头。“我不记得三岁发生的事，”她说，“你记得吗？”
我想了一会儿。我记得在阳光下，我啃着面包圈，坐在几乎装不下我的童车上。我当时可能三岁，或者两岁，也或者五岁。我也不知道。“记得，”我说，“我什么都记得，我记得你。”
“她不会记得，”妈妈说，“她脑海中也许会偶尔闪现我的样子，但她不会记得我，不会记得我对她的爱。你要替我告诉她，凯特琳。别让姥姥跟她讲我的故事，那样不行，姥姥觉得我是个白痴，她一直都这么觉得。你要告诉埃丝特，我风趣、聪明、漂亮，我对你和她的爱超过……告诉她，好吗？”
“她会记得你，”我说，“没人会忘记你，即使他们试着忘记。反正，你哪儿都不去——你又不会随时死掉。你会陪她很多年。”不过，我们都很肯定，那不太可能。
刚诊断完，拉贾帕斯克先生告诉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基本分为三个阶段。但是，妈妈在哪个阶段，还无从知道，因为她智商很高，可以一直对别人，也对自己隐藏病情的恶化。他坐在干净的小办公室里，里面挂着他的家庭照片和证书。他说，妈妈的病情可能发展有一年了，也可能好几年了。当世上的一切都对她很重要时，她也就到了最后一刻。这都不好说。我转念又想，不确定总比确定好些：有希望总是美好的。但是，她逃走的那个雨夜，格雷戈给她记事本的那晚，姥姥给我们看了最新的检查结果。最坏的消息来了——没人想到那么复杂，谁都想不到。疾病的恶化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姥姥做了笔记，尽量让我们看明白所有信息。但是，我听不到任何细节：理论阐述、脑部扫描结果和后续检查计划。我能做的，就是想象妈妈盲目地走向悬崖——她得知，她随时会坠入黑暗。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她更不知道。我看了她一眼。我现在得说了。
“妈妈，”我说，“我想跟你说点事。”
“你可以穿我的鞋，”她说，“都可以穿，尤其是你一直喜欢的红高跟鞋。我想让你去看看你父亲。”
这次，我真的停车了。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但是，我在双黄线旁停下来，关掉了引擎。我等了一会儿，好平复下心情和开始紊乱的呼吸。
“你在说什么？”我转过身，看了看她，突如其来的愤怒像肾上腺素一样，在血管里涌动，“为什么你要让我那么做？”
妈妈看到了我的愤怒，但却没有回应。她镇定地坐着，双手随意叠放在大腿上。“因为我很快就不在了，你要——”
“我不要。”我打断她，“我不需要有人代替你，妈妈。而且，那也行不通。他根本不想见我，对吧？我就是个意外，是他没准备好面对的一个错误，他恨不得马上擦掉。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鞋子是你姥姥的，那双红鞋。那时候，她还在吞服迷幻药，还没变成可怜的老太婆……”
“妈妈！”我用手掌根猛拍了方向盘。她知道，我不想听到他的消息。她知道，一想到他，提到他——对我生活毫无意义的那个人，我就会勃然大怒。最可恨的是，我竟那么在乎那个男人，而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多么愤怒，“别叫我去看他。没门！”
“凯特琳，我和你，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们总是很亲近，再算上姥姥，那就是三个人。我一直认为，这样就足够了。我还在想，如果不是……”
“不！”我毫不动摇，泪水在眼中弥漫，“不，这毫无意义。”
“有意义！因为我错了，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在不需要了解他、不需要知道他的环境中长大，但我错了……听好了，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一些你不喜欢的事。”
妈妈说到一半停了下来——她不是在思考，也不是停顿，她只是不说了——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她想说的话，已经丢在悬崖边上了。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无视我胸中的怒火、焦虑和疑惑，安详地笑着，耐心地等待什么发生。我把脑袋靠在方向盘中间，用力地握紧方向盘，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泪水夺眶而出。我听到自己一遍遍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样的痛哭什么时候才能停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发动引擎。时间似乎凝固了，好像我们会永远这样呆着。我听到母亲解开安全带。我感觉到，她贴过来，抱住了我的脖子。
“没关系，”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我勇敢的大女孩在哪儿，嘿？是很吓人，没错，可总有一天你会为你的伤痕感到骄傲的。我勇敢的大女孩。我爱你，小家伙。”
我投入她的臂弯，享受着她的安慰，因为，不管这一天如何，不管她现在正重新经历的是我们生活中的哪一刻，我都希望，我能陪着她，我知道那时候，一个吻、一个拥抱就够了。
当我终于开进车道，为妈妈打开前门时，我才记起，我还没把秘密告诉她。还有，她也没把秘密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