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让我独自生活了。
我必须逃离母亲：她要把我逼疯了。如果不是我本来就要变成疯子了，这么说还真挺可笑。不，我没有疯，不能那么说。可是我非常生气。
快瞧瞧我们看完病，从医院出来后，她是什么表情吧。回家路上，她一直挂着那副神态：克制、坚决、强势，却又冰冷。她没说出来，但我能听到她脑子里的嗡嗡声：“这太像克莱尔了。总能毁掉一切好事。”
“我会搬过来。”她说。其实，她已经搬过来了，偷偷摸摸地躲在一个空卧室，把个人物品摆在浴室架子上，好像我看不见似的。我清楚，只要她知道了，一定会搬过来，我猜，我也想让她来。但我希望，由我来邀请她，或者她提前问问我。可她带着悲伤的眼神，一声不吭地就来了。“我要搬进那间空屋子。”
“不行，你不能那么做。”她开着车，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开车很小心，车速很慢。自从我撞毁了邮筒，就被剥夺了开车的权利，还交了一大笔罚款，你都想不到罚得多狠，因为邮筒属于女王陛下。如果你轧死一只柯基犬，结果肯定也一样，甚至更糟，你可能会被判入狱。我母亲开车很小心，可她倒车时，从不看后视镜。似乎她觉得，那时闭上眼睛，祈求好运，会更安全。我以前喜欢开车，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过我的车钥匙不见了，没经过我的允许，也没等我吻别，它就躲到我找不着的地方去了——我讨厌这样。只要没人干涉，我还会开车。
“还没到你搬过来的时候，”我坚持道，虽然我们都清楚，她已经搬过来了，“时间还长，我现在还不需要任何帮助。我是说，听我说，我还能说话，能想……”我在她眼前挥挥手，她躲开来，又看着我认错似的把手夹在膝盖中间，“想事。”
“克莱尔，你不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相信我，我知道的。”
她当然知道：她以前经历过。现在，多亏了我，或者严格说来，多亏我父亲和他的坏种，她要再经历一次。好像我就不能做事做得聪明点，比如神志清醒、干脆漂亮地死掉，或者握住她的手聊表感激，表情安详地向我的孩子传授生活之道。不，尽管检查结果显示我的小脑袋一团糨糊，可我那年轻得气人的身体十分健康，在我最终忘记怎么呼吸之前，还有好长的日子可以活。我知道，她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她最不愿意的，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虚弱枯萎，就像她丈夫一样。我知道，她为此伤心，想尽力地表现勇敢，支持我，可是……她让我生气。她的善良让我生气。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证明，不用她来救我，我也能长大。而一直以来，我都错了。
“其实，妈妈，我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盯着窗外说，“完全忽略自己的身体，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根本没感觉。”
可笑的是，当我大声说出这些话时，内心深处却感到恐惧。但是，恐惧好像又不属于我，那感觉就像经历恐怖事件的是别人一样。
“你不是说真的吧，克莱尔？”妈妈愤怒地说，她竟然没发现，这只是我用来激她的赌气之话，“你女儿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我突然语塞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只能默默地看着窗外一栋栋后退的房子。天快黑了，客厅的台灯一盏盏亮了，窗帘后的电视机荧幕在闪烁。我当然在乎了。我当然会想念这样的生活。冬日晚上热气氤氲的厨房，为我女儿做饭，看她们长大。这些我永远都无法经历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埃丝特是不是一个一个地吃豌豆，她会不会一直是金发碧眼？凯特琳会不会按照计划去中美洲旅行？或者，她会不会超乎自己的想象，做完全不同的事？我不会知道，那个意想不到的愿望是什么。她们不会说谎骗我去哪儿了，遇到麻烦不会来找我。所有这些我都会错过，因为，我在别处，甚至都不知道错过了什么。我当然非常在乎。
“我想，格雷戈会照顾她们。”妈妈带着怀疑的腔调，继续说道。尽管如此直白，她还是想确定，我不在了以后，生活会继续。“就看他能不能应付。”
“他会的，”我说，“他会的。他是个优秀的父亲。”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一切。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他那么善良，可自从诊断结果出来，于我而言，他渐渐变成了陌生人。每当看到他，我都会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那不能怪他。我看得出来，他想陪在我身边，想表现出坚定坚强的一面。可我想，也许整件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了。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一切。很快，我就会不认识他，想找到对他的感觉，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我知道，他是我这辈子最后的真爱。可是，我再也感受不到了。不管怎样，格雷戈是我最先失去的人。我还记得我们的爱情。可是，那好像只是我的梦，就像爱丽丝的梦幻世界。
“就说你吧，”妈妈忍不住说教，怪我遗传了家族怪病，就好像是我太淘气自找的，“你知道，没父亲是什么感觉吧。我们要为你女儿打算，克莱尔。你女儿要失去母亲了。你要保证，等你没法照顾她们时，她们也会好好的！”
她突然在斑马线前刹车，还按响了喇叭，提醒后面的车辆。这时，一个小女孩冒着雨，匆匆穿过马路。她看起来很小，还不应该自己外出。透过妈妈的前灯，我看到，她背着一个浅蓝色塑料袋，袋子里好像装了四品脱牛奶，瘦弱的双腿，磕磕绊绊。我听到妈妈的嗓音突然变了，充满挫败感和愤怒。我听出了她的伤心。
“我当然知道，”我感到筋疲力尽，“我当然知道，我要做打算。但我还在等待，还在希望。我希望，我能享受与格雷戈的婚姻，能和他一起变老。我希望，药物能缓解我的病情。现在我知道……好了，现在我知道没希望了，我会另有打算，我保证。做个挂图，弄个值勤表。”
“你没法逃避，克莱尔。”她非得重复一遍。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我大喊出来。为什么她总要这样？为什么她非要逼得我喊出来，就好像只有我发怒了，她才觉得我在认真听？我们母女俩总是这样：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爱恨交加。“你觉得，我难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我难道不知道是我带给她们这样差劲的生活？”
妈妈把车开进房前的车道上——这是我的房子，一开始我没认出来——我的眼泪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下了车，砰地关上车门，径直走进雨里。我把羊毛衫往身上裹了裹，大胆地往街上走。
“克莱尔，”妈妈在身后喊我，“你不能再这样了！”
“看看我。”我不是对她说，而是对雨说。我感觉，嘴唇和舌头上都是小雨滴。
“克莱尔，求你了！”我隐约听见她的叫声，可还是继续走。我要让她看看，让他们所有人看看，尤其让不准我开车的人看看，我还会走路，我还他妈的能走路！我还没忘记怎么走路。我要走到路尽头，走到与另一条路的交叉口，然后拐回来。我会像韩塞尔(1)顺着留下的面包屑找路一样。我不会走远。我只做一件事：走到路尽头，转身，回来。可是，天越来越黑了。周围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整齐的半独立式住宅。路的尽头也不像我想的那么近。
我停下来一会儿，感觉冰凉的雨滴像针一样，扎在我头上。我转过身，妈妈没在我身后，她没跟上我。我以为她会跟上来，可是她没有。街上空荡荡的。我走到路尽头了吗？已经拐回来了吗？我不确定。我一直在朝哪个方向走？我现在是往外走，还是往回走？我要去哪里？路两边的房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我静静地站着，刚离家不超过两分钟，我已经不知道在哪儿了。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冰冷的雨水溅在我腿上。我没带电话。不过无所谓，我也不是每次都记得怎么用电话。况且我也忘记号码了。虽然如果让我看见，我能知道那些是号码，但我还是对不上哪个数字是哪个，以及它们的顺序。不过，我还能走路。于是，我跟着溅湿我的那辆车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标志。一看见我家，我就能认出来。因为，我家的窗帘是亮红色的丝绸，在灯光的映衬下会发红光。要记住：我家正面挂着亮红色的窗帘，一个邻居曾说过那样显得我很“散漫”。我会记住亮红色的窗帘。我很快就到家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在医院看病时，其实不是很顺利。格雷戈想去，可我让他去把温室建好。我告诉他，不管医生说什么，抵押贷款一分也不会少，我们照样得养活孩子。我不让他去，这让他很受伤。但是，他不了解，我已经猜不透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知道，要是带妈妈过去，她会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那样更好，总比听到坏消息，怀疑丈夫是不是后悔要好——他会不会后悔看上你；他会不会后悔世界上那么多人，他偏偏选择了你。所以，当医生让我坐下来，参加下一轮检查时，我并非处在最佳的精神状态——当然这里是一语双关。而他们之所以让我做这些检查是因为，病情的恶化比他们想象中快多了。
我不记得医生的名字了，因为名字很长，音节太多，我觉得很可笑。当我和妈妈坐在那儿，等他看完屏幕上的记录，宣布坏消息时，我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没人觉得好笑。绞刑架下的幽默，似乎也得分时间和地点。
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我真希望出来时穿的是外套。过了一会儿，周围的路看起来都一样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半独立式住宅，一排又一排，分布在街道两侧。我在找窗帘，对吧？什么颜色的？
我转个弯，看到一小排商店，停了下来。我出来喝过咖啡，然后呢？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和格雷戈、埃丝特来过这里，点了巧克力面包和咖啡。可是，现在天黑了，天气冰冷潮湿。我似乎没穿外套。我看看自己的手，我没牵埃丝特的手。我抱紧双臂，抱了一会儿，担心我忘了她。可是，我一开始就没带她。要是我一开始带着她，我应该会拿着她的猴子玩具。她总是要带猴子玩具出来，可自己又不拿。于是，我来这里喝咖啡了。我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真不错。
我穿过马路，走进咖啡厅，一股热流袭来，让我透凉的身体因为突然的温暖打了个激灵。进门时，人们都抬头看我。我猜，我的样子一定糟糕透了，头发肯定全都贴在脸上。
我在餐台等着，意识到身体还在瑟瑟发抖。我一定是忘记穿外套了。我多希望，我能想起为什么出来喝咖啡。是要见某个人吗？是格雷戈吗？我有时和格雷戈、埃丝特来吃巧克力面包。
“你没事吧，亲爱的？”一个和凯特琳年纪相仿的女孩问我。她在朝我微笑，所以，我或许认识她。又或许，她只是想表示友好。我左边坐着一位妇女，她把身边的婴儿车推了推，离我远了点。我一定看起来很奇怪，就像刚从湖里爬出来的女人。他们以前没见过浑身湿透的人吗？
“咖啡，谢谢。”我说。我觉得牛仔裤口袋里有零钱，就用手抓出来。我不记得这里的咖啡要多少钱。我看向餐台上方的餐牌，我知道那里有价钱。可这时，我糊涂了。我展开手里的硬币，拿给店员。
女孩皱起鼻子，好像我碰过的钱很脏一样。我现在感觉很冷，很孤独。我想告诉她，我为什么犹豫，但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好。要把我的想法大声说出来比较难。我不敢跟不认识的人说一句话。万一我说出什么荒唐话，他们会把我带走关起来。到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叫什么……
我朝门口看了一眼。这间咖啡厅在哪儿？我和妈妈去医院，我们见了医生，叫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只是觉得很好笑。现在，我来到这儿。可我想不起来为什么来这儿，甚至不知道这是哪儿。我打了个寒战，拿走了咖啡和女孩留在餐台上的棕色硬币。然后，我坐下来，静静地呆着。我感觉，如果我突然移动，就可能落入陷阱。有什么东西会伤害我，或者我会从哪儿掉下去。我静静地坐着，集中精力想我为什么来这儿，到底该怎么离开。还有，我要去哪里。我回忆起一些片段——碎片代表着零碎的信息，我必须学会解码。我周围的世界都化成了碎片。
据我所知，治疗对我没效果，这很正常。药物对我起作用的几率，就像抛硬币猜头像：好坏都是50％。但是，所有人都希望，治疗能对我起作用。因为我那么年轻，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只有三岁，要有人来收拾残局。他们都希望，治疗会对我有用，比对任何人都有用——即使那位名字很长又很难拼的医生——也认为有可能会这样。我也希望能破天荒地出现奇迹，改变一切。在所有人中间，似乎命运或上帝应该考虑我的特殊情况，给我一些特赦。可是，命运或上帝没有那么做：无论是哪一个，都做得恰好相反，狠狠地嘲笑了我一番。或许，这本来就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也许这只是一起跨越千年的血统事故，正好选中我承担后果。我病情的恶化速度，比任何人想象中都快。都是这些“小栓子”搞的鬼，这个词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咖啡里用来搅拌的金属棒，我却不知道叫什么。不过，“栓子”这个词很美，发音美妙，还有韵律。我脑袋里爆发了小血栓。它跟专家想的不一样，有一种新特征。它让我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医院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兴奋，虽然他们假装不兴奋。据我所知，每次冒出一个血栓时，我的脑袋里就有一些东西永远不见了——一段记忆、一张脸或一个词，就像我一样走丢了。我看看周围，感觉比刚才还冷。我意识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我在这里，感觉神志健全，却又似乎离不开这里。
很奇怪，天花板上挂着圣诞节装饰。我不记得当天是圣诞节。我甚至很肯定，那天不是圣诞节。可是，也许我已经在这里待了有几周了？如果我离开家，一直不停地走啊走，我现在大概已经走了几英里了，几个月都过去了，如果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呢？我应该打电话给妈妈。她知道我跑了，会生气的。她告诉我，如果想让她拿我当大人看，我就要有个大人样。她说，这全靠信任。我说，好了，那就别管我的事了，泼妇。当然我没大声喊出“泼妇”这个词。
我要给她发短信，可是她没有手机。我一直跟她说，现在都二十世纪(2)了，妈妈，得跟上时代。可她不喜欢手机。她觉得，按按钮太费劲。但是，我希望妈妈在那儿。我希望，她来带我回家，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专注地看看咖啡厅四周。如果她在这里，我却不记得她的长相了，那可怎么办？
等等，我病了。我不再是个小姑娘了。我病了，我出来喝咖啡，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窗帘是某个颜色，还会发光。也许是橘色，橘色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你好。”我抬头看，是个男人。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于是我低头看桌子。也许，他会走开的。可是，他没有。“你没事吧？”
“我很好，”我说，“噢，我冷了。”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没地方坐了。”我看看四周，咖啡厅里人很多。可是，我看到还有空椅子。他看起来不坏，甚至很和气。我喜欢他的眼睛。我点了点头。不过我怀疑，跟他会不会有话说。
“你出门没穿外套？”他做了个手势问我。
“看起来是！”我小心翼翼地说。我露出微笑，不想吓着他。他也露出了微笑。我可以告诉他我病了，也许他能帮我。可我不想。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他跟我说话的样子，让我觉得自己不会随时倒地死去。他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自己，不过没关系。
“发生什么事了？”他咯咯笑着，看起来既困惑又快乐。我很想将身子斜靠向他，我猜，这会显得他很有魅力。
“我就是出来喝杯牛奶，”我笑着告诉他，“结果把自己锁在外面了。我跟三个女孩合租，我的……”我停下来，没提我的宝宝。有两个原因：第一，这算是“事实”。我跟三个女孩合租，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没有宝宝。第二，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有宝宝了——一个不再是宝宝的孩子。凯特琳，我有凯特琳，可她不是宝宝了。她明年就二十一了。我的窗帘是深红色的，还会发光。我提醒自己，不能跟人调情：我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能再给你买杯咖啡吗？”他示意点餐台后的姑娘。姑娘对他露出了笑容，好像认识他。我放心了，咖啡厅的姑娘也喜欢他。我渐渐地失去了判断力：人的表情和细微动作，能让你知道这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也许他看我像个怪人。我能看到的，就是他漂亮的双眼。
“谢谢你。”他很善良。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就像我是个正常人。不，不是那样。我就是个正常人。我还是个正常人。我是说，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我还是正常的我。我喜欢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温暖，让我非常愉快。我怀念愉快的感觉——只是单纯的愉快，而不会让人觉得，现在经历的每一分快乐，都要伴随着悲伤。
“那么，你被锁在外面了。要是她们回来，会把钥匙带给你，或者打电话给你吗？”
我犹豫了。“等一会儿，就有人回来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说谎，“我等一会儿就回家。”我在说谎。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而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
他又咯咯笑了。我机警地看了他一眼。“对不起，”他微笑着，“我只想说，你看起来像落汤鸡，一只非常漂亮的落汤鸡，希望你不介意。”
“我不介意你那么说，”我说，“再多说几句！”
他哈哈大笑。
“我是个傻瓜。”我说着，开始喜欢我没病的状态。做自己的感觉很好。不是那个生病的自己——那个他们形容下的我。在混乱模糊的状态中，我找到暂时的平静与正常，这让人如释重负。我应该送他一个感激的吻，可我的话出了名的多。以前，人们喜欢我这个特点。“我一直都是。如果有什么问题，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像个引来灾祸的磁铁。哈，灾祸。你不常听的词。”我说个不停。我真的不在乎大声说话，只是意识到，在这里，我是个跟男孩聊天的女孩。
“我也有点傻，”他说，“有时，我怀疑我能不能长大。”
“我知道，我长不大，”我说，“我很肯定。”
“给你，”他把餐巾纸递给我，“你看起来，有点像刚从大难中逃生。请用。”
“餐巾纸？”我接过来，哈哈大笑。我拍拍头发和脸，擦擦眼睛下面。擦好的时候，餐巾纸上有块黑东西。这就是说，我今天某个时候，在眼睛上涂了黑东西。这让我很欣慰：睫毛上有黑东西意味着，我的眼睛会好看些，哪怕我像只熊猫。我猜，这总比没有好。
“厕所有干手器，”他指着身后的门说，“你可以快速吹干，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没事。”我说着，拍拍我潮湿的膝盖，好像要表明态度。我不想离开这张桌子，这个座位，这杯咖啡。我不想去任何地方。在这里，我感觉安全，好像靠在悬崖边，只要我不动就不会掉下去。我坐在这里，不用想我在哪里，怎么回家。我坐的时间越长越好。我赶走了害怕和恐慌，一心关注愉快的感觉。
“你结婚多久了？”他朝我手上的戒指点点头。我略带吃惊地看了看戒指。它在那里是如此合适，就像是长在我身上似的。可是，它似乎又跟我无关。
“是我父亲的，”我说。很久以前，我也这么说过，那时是对另一个男孩，“他去世后，妈妈把他的戒指给我戴了。我一直戴着。有一天，我会把它送给我爱的男人。”
我们在沉默和尴尬中坐了一会儿。现在与过去再次重合。我迷失了，不知所措，世上只剩下这一刻，这张桌子，这个对我说话和蔼的人，这双非常漂亮的眼睛。
“那我再给你买杯咖啡？”他的声音有些迟疑和谨慎，“等你衣服干了，不再遭受灾难。我可以来这里或到别处见你。”他走到点餐台，拿了根短粗的东西写字，那不是钢笔。他在我叠起的餐巾纸上划了几下。“雨停了，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我说，“你可能是个疯子。”
他笑了。“那你打给我？出来喝咖啡？”
“我不会打给你，”我抱歉地说，“我很忙，很有可能记不得。”
他看了我一眼，哈哈笑了。“好吧，如果你有时间，有心情，就打给我吧。不用担心，你会回到公寓的。你舍友随时都会出现，我敢肯定。”
“我叫克莱尔，”他起来时，我赶紧告诉他，“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克莱尔，”他冲我笑了笑，“你看起来就像克莱尔。”
“那是什么意思？”我哈哈大笑，“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莱恩，”他说，“我应该写在餐巾纸上。”
“再见，莱恩，”我说着，很快意识到，他甚至都不会成为我的记忆，“谢谢你。”
“为什么？”他表情疑惑。
“那张餐巾纸！”我说着，拿起那张揉成一团、湿漉漉的纸巾。
我看他离开了咖啡厅，自己咯咯地笑，消失在黑夜中。我一遍遍地叫出他的名字。也许，如果我多叫几次，就能记住。我会记下他的名字。邻桌的一个女人也看着他离开。她皱起眉，令人不安。它让我怀疑，刚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是愉快的时刻，还是发生了什么只有我不知道的坏事，我已经没办法辨别这之中的差别了。可是，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我还不希望那是现实。外面漆黑一片，只是太阳落下时，天空有一抹粉红，穿过云彩。那个女人还在皱眉。我还坐在椅子上。
“克莱尔？”一个女人探过身子，“你还好吧？没事吧？”
我看了看她。她有一张光滑的鹅蛋脸，一头棕色的长直发。她皱眉是因为关心，我想。我觉得，她认识我。
“我不是太清楚，该怎么回家。”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向她承认。
她朝门口看了看，显然又想了想该说什么。随后，她转身对着我，又皱起眉头。“你不记得我了，对吗？没关系，我知道你的……问题。我叫莱斯莉，我们的女儿是朋友。我女儿是凯西，粉红色头发、鼻子穿孔、对男人品味很差的那个。四年前，有段时间我们的女儿总形影不离。”
“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说。我又想起来了，就像最后一道阳光穿过云层。我松了口气。“我老忘事。记忆来来回回，有时候就不记得了。”
“我知道，凯西跟我说了。她和凯特琳几天前刚巧碰上了。我有你家凯蒂(3)的号码。那会儿，她们经常到对方家里睡觉，还打算去伦敦泡吧。记得吗？我和你等了一夜，等每一趟从伦敦来的火车进站，直到两点她俩终于回来了。她们都没进到酒吧里，一个醉汉在隧道里想欺负她们，她俩哭得厉害，最后还是我们帮她俩脱身了。”
“她们听起来挺配。”我说。女人又皱起眉头。这一次，我知道，这不是生气，而是关心。
“你还记得凯特琳吗？”女人问我，“如果她来的话？”
“噢，当然，”我说，“凯特琳，没错，我记得她的样子。黑色的头发，眼睛像月光下的水潭，黑亮又深邃。”
她笑了。“我忘了，你是位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说，“不过我有一间书房。我试过写作，可是没办法，所以现在，阁楼上的书房空了。书房里除了桌子、椅子和台灯，什么也没有了。我很肯定，我要用创意把它塞满。可是，它却越来越空。”女人再次皱眉，肩膀僵硬。我说得太多，让她不舒服了。“我最怕的就是不会说话。”
我让她烦了，不该再说下去了。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从来没那么肯定过。我要好好想想。还要等等。话多不再是我的趣事和优点了。我紧紧地闭上了双唇。
“我跟你坐在一起，好吗？一直等她过来。”
“噢……”我开始抗拒，却渐渐平息了，“谢谢你。”
我听见她给凯特琳打了个电话。说了几句话后，她站起来，走出了咖啡厅。我透过窗户望着她，在街灯的光亮下，她依旧在打电话。她点点头，一只手打着手势。电话打完了，她吸了一口阴冷潮湿的空气，又回来坐在我桌边。
“她几分钟后就到。”她告诉我。她似乎很善良，我都不忍心问她在跟谁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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