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相声创作，我总是认为自己赶的时间很好，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各种艺术形式百废待兴。全国各省市文化馆都有各自的刊物，比如，天津有《天津演唱》，沈阳有《群众文艺》，等等。各个省市的报纸都开辟了文艺园地，如北京市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其他报纸也刊登了相声。我那时候投稿多，算高产作者。现在回忆很多作品也不成熟，只是凭一股子热情。
非常感谢当时的马季、常宝华、赵振铎和赵世忠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心，使我很快地融入到曲艺大军里面参加创作。截至1985年，我创作的相声已有一百五十多篇了。由于写的数量多，发表多，使用多，广播电视各种媒体都用，各地演员也都用我的作品。其中有一个作品叫《三厢情愿》，几乎全国专业的、业余的相声演员都演过。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是给稿费的话，我那时候就成大富翁了。
《三厢情愿》的内容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段相声演出火爆，中央电视台后来也用了。
自从1979年我进入曲艺团写相声起，一直到1989年，中国的相声创作处在一种低迷状态，所以我开始向影视方面发展。当时有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不怕人家笑话，因为一般人总会认为相声是小作品，电影和电视剧才是大作品。我写影视作品也是权宜之计，想等一等，一旦相声环境好了再写相声不迟。
另外，我也不怕失败。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写得不成功也没有关系，本来就不是剧作家吗。正好，司法部宣传处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写几个法制方面的短剧，借着这个机会，我开始写了三个法制方面的短剧。
其实相声很不好写，相声属于舞台艺术。后来电视逐渐占领了观众的视线，相声界为适应电视台，许多时候都要跟着电视台的要求走。然而有一点让相声为难的是，电视台是新闻单位，他们不光有艺术方面的标准，还有新闻要求，为了适应电视台的要求，相声的内容受到了一定限制。许多相声出来都是难产的，或者生出来也是缺血儿。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管文艺的领导问我为什么不写相声了，我抱怨说，我写十段相声会被他毙11段。那位负责人难为情地说，不会有那么多，但他不否认会受许多限制。另外，就是有时离开政治又受商品化的影响。企业有钱，让相声作品与他们的商品挂钩，这样相声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商品，跟企业不太好走，跟政治也不完全行，所以当时相声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走进了一个误区。我在那个时候是被电视台毙怕了，用一句玩笑话说就是，自己利用缓期执行的时间写影视剧。
作为一个知名的相声作者停止写相声，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同行说我在养腕儿，意思就是一般曲艺界有名的艺人，到一定的时候要休整一段，以利提高水平；也有人说写相声挣钱少，写电视剧挣钱多，认为在劳务收益上与演员比心里不平衡；更有富同情心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写相声的某某某不满低稿酬改行去写电视剧。那位记者见到我还问我看到那篇文章没有，公开说明写的就是我。这让我哭笑不得。我不写相声主要的原因就是送审的相声屡遭枪毙，相声不好写了才去写电视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