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相声不太好写，我开始尝试写影视剧。起初搞影视剧我举步维艰，一个写相声的写影视剧根本没有人认，一切得从头开始。影视圈子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也不知道要找谁帮助。恰好，有一天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有个导演要找剧本，问我有没有。我一想原来司法部宣传处处长曾经找我写过三个短剧没有用，于是我就给处长打电话要那几个剧本，没想到那个处长已经退下来了，原来的副处长当了处长。这位新处长一听是我很高兴，说正要找我呢。他跟我说我的那几个短剧要用。我连忙说：“哎？不是说我的剧本是相声吗？”新处长说：“没有啊，之前根本就没看。”我觉得很奇怪，没看怎么说是相声呢？新处长说：“我们当时以为是相声呢。现在看了非常不错，你过来吧，这几个剧本要用，你还得继续写。”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去了司法部宣传处。
到那里才知道，司法部宣传处组织人写了一个有关司法方面的电视剧，准备请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剧组给他们拍摄。北影有个制片人叫孟昭文，到那里去办事，坐在办公室等人的时候，看到窗台有几个剧本，上面都落了尘土了，他掸下尘土看了起来。越看越有意思，等新处长来了，就说：“哎呀，这几本比你们给我的那些剧本写得都好，怎么不用啊？”老孟的几句话提醒了他们，一看果然不错，这才决定让我来继续写。后来这个法制短剧我给它起名叫《镜头伸向大杂院》。
在司法部一次影视剧评比中，北京电视台专题部齐建新主任被邀请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听司法部宣传处的同志说，他们部请廉春明写的短剧比这些戏都好。齐建新主任问：“那为什么不参加评奖呢？”宣传处的同志说：“这不是我们自己拍的吗，自己拍的我们决定不参加评奖。”
这个专题短剧，虽然拍得不错，由于受专题的限制，被司法部宣传处的人作为资料收起来了。事有该着，有一次齐建新主任见到我说起此事，我说：“那你就帮忙让台里给放了吧。”齐主任说：“放不放不取决于我，台里有一个审查小组，这个审查小组大部分是退了休的老同志，标准可高呢。”我一听说那太好了，我这个戏就是不怕老同志看。齐主任一看我这么大信心，提着一摞磁带给台里送去。这个戏很快被批准，通过北京电视台播放，效果出人意料。虽说是个短剧，但收视率很高，影响力出奇的好。播放的日子正是两会期间，许多代表看了都赞扬这部戏。从这部短剧开始，我步入了影视的圈子。
回头来看，我进行电视剧的创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虽然以前我也写过剧（在团里写的相声剧，属于舞台剧），但在写这个戏前，我也不懂写戏的规律。在首钢的时候，我写过小戏，效果非常好。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人艺艺术家觉得很不错。像刁光覃、方琯德等老艺术家都在首钢生活，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戏效果很好。但是单看剧本也没看出什么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其中原因。后来经我自己分析，我这个小戏效果好的原因是我的语言好。
过了若干年，我调到北京曲艺团写了一个相声剧叫《花蝴蝶》，我曾经请人艺老艺术家方琯德老师提意见，方老师看后对我说：“你这个戏我和吕齐老师都看了，我们不懂你的戏，也没有悬念，但就是觉得有意思，特别想往下面看，太好玩了，这个戏我看可以排。但是得给你提个意见，你不能让人这么乐，你要删去一些笑料。观众不能笑得受不了，什么事过了也不好，要学会控制戏的节奏、气氛，冷热要有度。”方琯德老师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另外，还有我们团艺术室主任老艺术家田明和他爱人，田明的老伴也是一位老艺术家，是当年歌剧《刘三姐》的老导演。老两口看了我这个戏的剧本非常高兴，田明老师对我说：“我们两口子都觉得你这个戏太可乐了，我老伴说如果要排乐意导这个戏。”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懂戏，写戏是后来才慢慢发展的。我觉得以前写的戏主要是包袱多，看起来可乐，现在仔细想想也很肤浅，也就是一般笑剧，没有什么悬念，结构也不伦不类。不过写这些戏也没白写，为我后来写电影、电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自己偏爱喜剧，长处就是爱抖包袱，所以，我就给自己的创作定位在喜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