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季的初识
艰苦的年月饥饱劳碌使我犯了严重的胃病，后因身体不好，被调到首钢动力厂工会当广播员，工作轻松了，也有写作的时间了。到了1978年相声已经有些复兴，一些新的相声出来，再一次激起我写相声的热情。那年首钢有个爱说相声的叫史志坚，他找到我，说北京市要举办相声大赛，希望我出山帮他写一段相声参加比赛。我没有犹豫，就给他写了一段三人相声，名字叫《三厢情愿》，没想到这段相声在北京市业余相声汇演中效果很好。大家知道又是我写的，很多人想起了我，说廉春明又开始写相声了。
有了这次效果，我兴趣大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在广播室工作的机会，一下子写了12段相声。有一天我遇见张庭萱（军乐团说相声的），张庭萱对我说：“马季打听你呢，问你现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正好有几段相声想让马老师看看。”随后我们就一起去马老师家看望他。马季那时住在西便门那边1号楼里。我给马老师带去了我新写的12段相声。见面后，马季老师鼓励我不要停笔，好好写相声。
有一天，我正在动力厂工会组织篮球赛，工会干部王世森气喘吁吁地跑步来找我，说有我电话，我问是谁来的电话。可能是王世森第一次能和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对话，显得非常激动，嘴竟然嗫嚅半天才说出是马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有马季亲自来电话找，非同小可。王世森的激动合乎情理，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光荣。
马季老师一直看好我，并对我有所偏爱。那时我还在首钢当工人。马季老师一共找了我三次。第一次就是王世森接的那个电话。原来他找我没什么事（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开政协会议，住在西苑宾馆），马季老师见到我以后东聊西侃，开始说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对社会流传的谣言做了解释和纠正。他再一次鼓励我要好好写相声，并肯定了我的成绩。他说我写的相声很新颖，因为不懂相声，所以不受传统相声约束。比如，《约会》这个段子只写了两次约会就把这段相声完成了。要按照传统相声的结构来讲，这个中间断了气。可是好就好在我没有写中间这人是怎么转变的。要是按传统那么写，这段相声反倒折腰了。马季老师先是肯定了我好的一面，但是马老师又指出，一个相声作者不懂传统相声是不行的，他劝我今后要好好学习传统相声。只有打好传统相声的基础，以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他说他会送我“四大本”，让我好好看看这“四大本”。这“四大本”是什么呢？原来，广播说唱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根据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保等老先生的口述，记录下来的传统相声，并通过誊写，汇集了四大本传统相声段子，在广播说唱团内部称为“四大本”。
第二次，马季老师又打电话让我到他家去，那时正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马老师有个想法，问我能不能帮助他把这段相声写出来。我问什么时候要，马老师说三天。三天写一段相声，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自己想要写的，要把马老师想要写的相声由自己来写，实在是有些困难，难的是没有马季老师那么高的水平。可既然老师说出来了，又不能拒绝，回去用了三天，把马老师要的段子写出来。马老师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说他还有一个想法没时间写，请我帮忙再给写一个。我不敢怠慢，按着要求，三天时间又写了一段交给马老师。过了一段时间，马季老师第三次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家里玩。那天，马季老师和我聊了好长时间，都是有关相声作品的事，时间很晚了，我怕没有地铁了，站起来告辞。马季老师说：“你先别走，我想和你说件事。”我还以为又要我写相声段子呢。结果，大出我所料。马老师说：“我想把你调到我们团来，你看行吗？”我一听吓一跳，因为我认为中国广播说唱团，有侯宝林、马季这样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是中国相声的最高学府，我才疏学浅，怎么能担当此任呀？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当时就婉言拒绝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己从专业下来，深知进专业的苦头。那时专业团体很受限制，还不如业余自由。再说我爱人也反对我再干这个。于是我就说：“我给您介绍一个人吧，这个人名叫许多。许多老师原来在建筑文工团，后来到了海政文工团。许多老师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是个有名望的曲艺作家。”马季老师说：“许多我认识，他岁数大了，我就要你。”我听罢真是受宠若惊。马季又说：“一个相声演员要说好相声，首先要有好段子。拿我自己来讲，出一段好相声一般要三四年。而你一年就能写出三四段好相声，实在不得了！”
后来听马季老师的弟弟马树明说才知道，我拿来的那12段相声交到马季老师手里后（这12段相声包括马季老师说的《约会》、赵振铎老师说的《指妈为马》以及《三厢情愿》《狂人症》等），被马季老师家里人包括到马季家去的相声同行，互相传看，他们边看边笑，忍俊不禁。马季老师对我大大赞赏，并预言我将来一定能出名。果然，后来马季和唐杰忠说的《约会》，效果极佳，并且这个相声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台举办的道德、婚姻专场，并在1979年获得新中国成立30周年湖南省群众文艺作品一等奖。这个段子说响了之后，被许多演员使用。《指妈为马》获得文化部曲艺作品三等奖后被电影《笑》选用。《三厢情愿》被中央台采用，并发表在《天津演唱》上。这段相声因为演出效果好，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许多相声演员都说过。所以，马季老师想把我调到自己身边来，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包括之前两次让我帮助写段子，这实际都是对我的考验。
好事也难办
马季老师的邀请对一般人来讲应当是天大的喜事，可对我来讲是个难事。为什么呢？主要是我爱人反对。这边是马季老师打定主意要我，可那边我一直犹豫不决。这个犹豫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那时的经济情况。当时的微薄收入对一般家庭来讲，差几块钱就是大事。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都听不懂。我对马季说：“马老师我不能去，我去了收入就减少了，我在首钢是三级工，挣48块钱，另外首钢有9块钱奖金，比一般单位多三四块钱，如果去了广播说唱团，我还要花好几块钱买一张月票。”马季说：“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奖金，但是有各种补助，算起来不会比在首钢挣得少。”
以前我在文艺团体，我爱人身体也不好，还带着儿子。我经常随队演出，家里有什么事我都帮不了，妻子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好容易盼着我从战友文工团下来，有了稳定的工作，这次再走不等于重吃二茬苦，再受两遍罪嘛！马季老师知道我难在这里说：“好吧，哪天我上你家去劝你爱人。”我爱人一听说马季要上家来，再也不好意思阻拦，就说别让马老师来了你去吧。
我爱人同意了，还有一关呢，这一关非常关键，那就是我们厂领导不愿让我走。为这件事我专门去了一趟厂长钟德贵的家。提起老厂长钟德贵，在首钢可算是一位模范厂长，老工人出身，在动力厂多年，对首钢的管道了如指掌。头上的管道奔哪儿去的，地底下的管道往哪儿走的，他都一清二楚，外号“活地图”。他工作朴实，身先士卒。有一次我去找他，他光着膀子和工人一起拉电缆，愣没看出来。据说他的师傅马大炮马厂长更传奇，爱喝酒，酒量大。两个人喝酒没有菜，一瓶二锅头分两大碗，中间放一个花生豆，喝一口拿起豆来用鼻子闻闻，最后干杯的时候把花生豆掰开，一人一半放嘴里吃喽！钟德贵继承了他师傅的老作风、老传统，爱厂如家。我告诉他马季要调我上广播说唱团去。老厂长说：“别介呀！首钢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你还是别走了，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呀？”我跟老厂长关系不错，把自己无法回绝马季的理由告诉了老厂长。老厂长一看留不住我了，就拿出最后的杀手锏说：“你让马季拿一个人跟你对调吧！”我一听就傻眼了，因为广播说唱团除了说相声的就是唱大鼓的，怎么和一个工人对调呀？这简直就是为难人。
马季老师倒是胸有成竹，他说：“你别管了，到时我有办法。”他告诉我当年他调唐杰忠的时候，广州军区就不同意，后来他直接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打电话，罗瑞卿最后给了一个批示，最终还是把唐杰忠从广州调到了北京。马老师信心十足，紧锣密鼓地做下一步工作，他当着我的面，给当时时任广播说唱团团长的王立叶同志打电话，电话里马季说他发现了一个写相声的人才，现在来看还在一般的水平上，但可以调理。他说我写东西快，包袱也写得好，将来会有出息。王立叶当时表示可以。马老师让我在20天之内，到湖南桃源找他。并说总团团长都同意了，让我赶紧办好手续，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拖，因为一拖就出问题。
我立马回去就和单位工会主席说我要调走。老主席姓王，叫王振奎。他对我印象相当好，一听说我要走，就劝我说：“我就要把你调成干部了，你怎么又要走了？你要走可不行，我这儿不能没有你。”我那时候也很为难，后来老主席说：“你跟我说说，打一个比方，你去那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非常重要，我也不拦着你。”我谦虚谨慎地一想，这让我怎么回答？也是话赶到这儿了，为了说明自己在相声方面的位置，我说：“您知道打篮球的穆铁柱吗？”他说：“知道。”我说：“我就是这里边的穆铁柱，属国家队的！”老主席一听愣了一下说：“你要是这么说，我不能留你了。行，那你走吧。”答是答应了，但是，老主席掏出一张公用月票说：“限你一天之内办成，办不成你就不能走了。因为我给你转干部的报告限明天送到。”
我没有什么余地了，拿到月票后，先是给广播说唱团管干部的牛副团长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在首钢厂东门门口见面。那天满有意思的，两个人没有见过面，像地下接头似的，说好手里都拿着《北京日报》做标识。见了面后，牛副团长提起了往事，他说：“我虽然没见过你，但我知道你，你还记不记得1976年我们团要调你你没来的事？”我想起来了，那还是我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有一天从二炮文工团复员到首钢的女歌唱演员张晓东对我说：“广播说唱团要调我们俩去。”我说：“我到那里干什么呀？”张晓东说：“我去唱，你去吹笛子。”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后来，张晓东又问了我两次，我都没有答应。张晓东说：“人家都问了三次了，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想起了这件事牛副团长埋怨道：“那会儿调你你不来，现在你又想来了。”我一个劲儿地解释，说：“那会儿调我是吹笛子，1976年我身体不好，刚做了胃切除手术，伤了元气去不了。这次是马季老师让我来写相声的。”牛副团长又说：“你那会儿来就好了，那会儿好办手续，现在有点难，要不你先来。”我想起马季老师临走时嘱咐的话，办手续就让他们马上办完不能拖，一拖就办不成了。我对牛副团长再一次强调手续一次办齐的要求，看到牛副团长面带难色，我赶紧给马季打电话求助，但是，马季老师已去湖南，联系不上了。我实在无路可走了，眼看自己去不了广播说唱团了，这张月票还在手里，想起北京曲艺团也正在要我，我赶紧找到了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史文惠，把自己的事告诉了他。史文惠一听放下手里的事，带着我上西单剧场。当时团领导正在开会，团长于真听后觉得事情紧急，告诉史文惠别让我走，一定要等着她。散了会于真马上见了我，并对我说：“别犹豫了，就上我们团来吧。我们团实力不比别的团差。”我一想只能这样了，就把那张月票还给了老主席。老主席也不懂什么广播说唱团和北京曲艺团，以为就是一个团，对没有留住我深感惋惜。
其实还有一关没有过，那就是老厂长钟德贵始终没有松口。事有凑巧，老厂长那几天出差没在单位，由李庭来副厂长主事，他不知道钟厂长不同意。我到厂部找他，他说：“这是个好事，我早看出你是个人才，别在咱们厂窝着了。”就这样很痛快地签字批准了。据说后来钟厂长回来还找我呢，听说走了一声叹息！
11天后，我的人事关系调进了北京曲艺团。接我那天也有意思，那年头北京曲艺团也很穷，有一辆北京吉普，于团长派人开着那辆旧吉普来到首钢动力厂，把穿着一身破工作服的我拉到了北京曲艺团。
等20天后马季回来了，发现我已经到北京曲艺团了，他感到非常遗憾。唐杰忠老师等人也常与牛副团长开玩笑说：“你看就是你把廉春明放走了，找一个写相声的人才多难呀！这真是好不容易养活一孩子让猫叼走了！”
马季老师的艺术
我虽然没有调到广播说唱团，但是我一直视马季为自己的老师，也从来没有断过去马季老师家请教。我小的时候就崇拜马季，后来与马季有了接触后，更加全面地了解了马老师。我认为马老师不光艺术高，人品也非常好。比如，我写的相声《指妈为马》，本来已经由马老师亲手修改过了，而且每天搁在小书包里就要准备上演了，可是当他听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相声锦集的电影—《笑》，北京曲艺团的赵振铎、赵世忠还没有段子的时候，毅然忍痛割爱把自己喜爱的相声拿出来交给我，让我赶紧把这段《指妈为马》送给二赵。后来二赵老师有了这段《指妈为马》，不光上了电影，这个段子也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马季老师的大方也让我敬佩。有一年我听说马季老师带队要到新加坡去演出，因为当时出国很难，中国的金首饰做工也简单，所以我想托马季老师在新加坡给我爱人买一串金项链。马季老师一听要买项链，立刻说：“不用买，我送你爱人一串吧。”当时从柜子里拿出一串项链，说这是一个印度人送给他的。我一看那串项链有筷子那么粗，哪敢收这么重的礼呀？赶紧说：“您快收起来吧。”马季问：“怎么啦，白给你还不要？”我委婉地说：“您不知道，我爱人很瘦，脖子很细，戴这么粗的项链不合适。”
马季确实是个好老师，而且他一再强调：“春明你要写相声，一定要去体验生活，这是最高的真谛。”他说他过去写《画像》《英雄小八路》等作品时，都是到下面经过很长时间的体验生活才写出来的。他特别尊重生活，坚持到群众中去，特别平易近人，不是高高在上。
我与马季（右）
马老师一共给我修改了四个作品，一个是1979年他说的《约会》；另一个是《师傅和我》，就是1971年全国都在说的那一段；还有一个《指妈为马》，这段相声也是电台、电视台保留的节目；还有就是2004年春晚的《十二生肖大拜年》。
1989年，我出了一盒带子。那年我正歇着什么都没做，突发奇想那年是马年，姓马的艺术家多，是不是出盘带子呀？我打电话把这个创意告诉张和平，张和平一听是个好主意，我们就一起策划这盘带子。我们总结了一下，姓马的艺术家有马季、马三立、马玉涛、马泰、马国光、马兰，正好六个。节目都由我来写。
马季老师和马三立老师的段子写好后，给马泰写了一段评戏《马灯》；给马兰写了一段黄梅戏也与马有关；马玉涛老师唱的是《马儿你慢些跑》；马国光老师的词也写好了，由于马国光老师突然病逝，缺了一马。六马少一马怎么办？还是张和平有高招，想起了才旦卓玛，还是六马。
我是第一次给马三立老师写相声。马三立老师是泰斗级人物，能说我一段相声，是我一辈子的荣幸。马三立老师对相声要求很高，同时又要有他的风格。我写的是个有健忘症的人，这个人马马虎虎，干什么都特别马虎，笑话连篇。他马虎到不可思议，在砍树枝的时候摔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骑着树枝锯树，锯的就是他骑的那个，结果从上面掉下来了，挺有意思的。在车上系鞋带，把人家的和他自己的系在一起了，他一抬腿，人家摔了！他腿痒挠别人的腿，人家说你抓我腿干什么？他说我就纳闷我挠了半天怎么不解痒呢！后来出门又不认识家了，非常可乐。这是我和马三立老师很有纪念意义的一盒磁带。
这盘磁带由马季老师主持，由于他主持幽默、风趣，使这盒磁带锦上添花卖得非常好。
我对马季老师不仅是尊敬还有崇拜。有一个阶段我也曾有拜马季为师的想法。相声界把拜师叫叩瓢，后来由于我光写不说所以也没拜成。对我来说拜不拜师也没那么重要，但是，我主张相声演员最好要拜师。相声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起码在当前社会还需要继承一些传统，包括传统的拜师仪式，这对我们保留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我们不能一提传统就认为是保守。
有时候我到他家去，他跟我探讨作品应该怎样选材，怎样写，他很重视写相声的人。他也常跟别人说要重视相声作者，屡次呼吁要给相声作者更高的地位，给写作者更好的待遇。
马季对徒弟们的生活关心备至，在艺术上也是严格要求。而且，他非常注意徒弟的艺德，不管徒弟出了什么问题，包括我，他都会批评的。有的时候发现我的作品出现了低俗的东西，就批评说你怎么这么写啊？不能这样，相声是净化心灵的，这段相声不好！马季说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反正我不喜欢。回过头看马季的作品，我认为马季老师的作品水平就是大师级的。
马季的艺术是高人一头的，在相声演员中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整体素质是一般相声名家不可比拟的。在相声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承上启下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纵观相声史，在马季以后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是公认的、时代的相声界的领军人物。
那一年相声不太好弄，相声作者的生活出现困境。他就主动带我去演出，分钱给我，让我能够有一些收入，这使我非常感动。我能有机会和马老师到湖北演出很愉快。湖北有一种名酒叫白云边，大家都爱喝，后来此行简称为“一路白云边”，很有意思。有一天大家一起背传统段子《梦中婚》。我在一旁听，我看到众人表现各异，由于马季的表情异常丰富，艺高一筹，我的这双眼睛，不由自主地总是停留在马季的脸上。艺术水平通过比较便知高低，众人和他有较大的差距，令在场的我佩服不已。
马季的思维也非常快，有迅速组织包袱的能力。可以这样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一般高手想到了一个包袱，在他的脑子里恐怕已经组织了五个包袱。在当年与同行接触中，有好几个人要比我组织包袱快，第一个就是马季。在1987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全国业余相声大赛中，我和马季都是评委。那一年比赛，每场有十个评委，分为五组，我和马季老师为一个组坐在一起。记得有个相声叫《哭比笑好》，内容是有人老想当官，并编了一个升官的秘诀，那就是到领导那里去哭，领导往往心软，就达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心愿。相声说道，这位使诡计的人又想调动好工作，实在没有理由，就说自己长痔疮了，请领导帮助调工作。演员演到长痔疮的时候，我觉得这里一定有包袱，但是，出乎意料并没有出现包袱。我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这里面一定要有包袱。在比赛场上，我小声问马老师，我说：“这里面应该有个包袱，怎么没响啊？”马老师说：“有啊，他不是有痔疮吗，让他当站长不就有包袱了吗！”我一听茅塞顿开，不能不服他。我佩服的是我脑子没停着，马季老师脑子也没停着，我没找到答案，马老师那里早有答案了，若不问也就过去了。大师就是大师！
我是专业的相声作者，然而在写相声方面，作为相声演员的马季写的相声都比我多，我一共写了二百多段已经算多的了，但马季写了三百多段，这么一比，质量、数量都和马季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常说，我们是抬着头看马季的艺术的。
而且我一直强调，马老师对我好，对我的影响我都牢记在心，虽然自己做不到，但不能不追求。我不但知恩也知道感恩，还知道维护老师的威望和荣耀。有一次有人到我们家做客，此人说马季不好，我当时就制止了，我说：“马季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谁要说他不好请不要在我家说，出了我家的门您随便。”
难忘的演出历程
说起马季对我的关心，可用“无微不至”这个词概括。马季能在相声处在低谷的时候带我出去演出分钱给我，尽管我随队无所事事。当我身体不适的时候，马老师还主动地对我进行特殊的照顾。那一天，演出团队要从荆州到襄樊去，本来我可以和大家坐大巴，但是马季老师把我叫下来，让我坐他的专派小轿车。他给大家解释，说我感冒了需和他先走。这让我异常感动。
而那一天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终生难忘。那天坐在小轿车里的除了我还有三个人，马季、王景愚和余声。王景愚是著名喜剧演员，曾在春晚舞台上演过哑剧《吃鸡》，余声是北京电视台《大观园》节目主持人。我们三个人坐了派给马季的车先走了，大队人马坐大巴在后面。
演出安排在能盛四千多人的襄樊体育馆。我和马季几个人到了以后，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等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见后面的大巴过来。因为那会儿还没有手机，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主人先安排我们几个吃饭，饭后一直耐心等待。到了晚上七点半，观众都按时进场了，可是大巴车还不见踪影。演出公司的人有些沉不住气了，问马老师怎么办，其实这事应当问他们自己，车是他们安排的，客随主便怎么能问马季老师呢？马老师劝他们再等等，到了八点半，大巴还是没有到，馆里的观众开始起哄。演出公司的人焦头烂额，东跑西颠用电话联系，然而，毫无音信。
到了九点多了，演出公司的人再一次求助马老师。当时在场的王景愚老师说：“唉，这要是我的专场，我也能对付了，可惜不是。”马季老师也说：“是呀，要是我的单口相声也不用着急了。”演出公司的人一听趁机鼓动马老师先演，被我当即给劝阻了。我找到演出公司的人对他们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演出可以换时间，不能让马老师先演。因为他心脏不好，如果出了事我作为他的学生担当不起，你们更担当不起。一会儿他的几个徒弟来了我没法交代，他可不是一般的演员。”演出公司的人是一位女同志，一听我这么说，也没再坚持，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
总不演出体育馆里观众的不满之声像炸了膛一样越演越烈。演出公司的人慌作一团，按说他们应当向观众解释，可是他们没有。当时观众在亢奋状态，恐怕一个人上台去解释，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或者说会更糟。于是演出公司的那位女士，还是鼓动马老师先演。
作为一个艺术家，最怕的是对不起观众，马老师和王景愚老师一商量，由王景愚老师先演，演差不多了，估计大队人马也就来了，如果还不来，马老师再上，到那时怎么着大巴车也来了。就这样马季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体，依然让王景愚老师上台开了场。还好，报幕员余声在场，走上台来简单说了几句解释的话，向观众道声对不起，王景愚老师就迅速上场了。此刻，整个体育馆安静下来，演出开始。王景愚老师也是个喜剧大师级人物，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足足演了40分钟，有一个哑剧小品我还为他配了戏，效果非常好。
因为他没带那么多道具，演了40分钟只好作罢。这时，大巴依然没有到，马季老师在没有带着搭档的情况下，孑然一身上台说起了单口相声。
说起马季老师的单口相声一般人可能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在马季家里有幸听他说过一段《抡弦子》。马季老师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我曾问马老师：“您怎么不说单口相声啊？”马老师却说：“人家有专门说单口相声的，咱不能全占着呀。”但是，不演不能不会。这次真用上了。这才叫练兵千日，用兵一时。马季演了40分钟后观众没过瘾，还让他返场，在万般无奈下马老师一回头看见了我，把我带上了台。我惊恐万分，我虽说在业余时间也说过相声，那是因为那天逗哏的相声演员有病没来，我作为作者知道台词上了这么一两场。这次又不是我的作品，不知道说什么，而且是给马季捧哏，这怎么成？就这样我硬被马季老师拉上了台。马老师说：“你什么也别说，我说什么你随声附和就得了。”上了台，果然马老师一个人说起来，好在我知道相声的一般规律，再说，他说的是一个小段，这个小段常听，总算把这段相声完成了。但观众还是不让马季走，马季随机应变说大家先休息休息，待会儿有更精彩的节目。马季鞠躬下去，观众一片释然。
下了场马老师对我说，今天要是有录像就好了，我和相声作家说相声，还挺有意义的。回到休息室，马老师也有点担心起来，让演出公司方面继续联系演员，到了十点半，大巴还没有来，到底还是没有搞清出了什么事。
观众休息后不见继续演出，又开始闹起来，休息室外很多人敲门，大喊：“马季出来。”这时休息室里的气氛也紧张起来。休息室的门紧闭着，外边敲门声不断，使屋里的人烦躁不安。突然门外的观众一起用力拱门，情况非常紧急，这要让他们冲进来，马老师和我们都会面临危险。演出公司的人也有点害怕了，想打开门说几句话，刚开了一个门缝儿，外头的人就一齐从这个门缝儿往里涌。在危急时刻，屋里的一位保安人员，边喊边用手里的电棍驱赶众人，那个电棍突然闪了一个电弧，发出刺耳的响声，众人吓得将身体缩了回去。
没想到就这一瞬间，马季老师突然犯了心脏病，这时屋里的人慌作一团。大家赶紧扶着马季老师把他慢慢放倒，我也赶紧脱了自己身上的羽绒外套卷成一个卷放在马老师头下做枕头。屋里发生的一切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依然不断地敲门，王景愚老师说：“要不这样，我出去把人引开，要打就打我吧，不能让马老师出事。”王景愚老师的这种精神实在让人感动。有时一个人的品行往往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我觉得无论是马老师还是王景愚老师都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不能让景愚老师冒这个险，于是我劝开王老师，把门开了一个小缝儿，闪出身去准备挨打。外面的人一见有人出来，纷纷挤过来，还不错，比想象的好，身上只挨了几下轻微的推搡。经过解释我才知道，这些人要进来是想请马季老师签名的。
正在这时，刘伟和戴志诚出现在现场，一问才知道，那个大巴半道抛锚了。车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想打个电话都找不着。 经过研究，演出改在第二天。观众算是打发走了，余声守着马季难过，她正在掉泪，一看见刘伟和戴志诚进来不知为什么突然破涕为笑。原来她看见戴志诚穿着一双高跟鞋。一问才知道，大巴车停在半道，有个女演员脚冷，戴志诚天生脚小，和那个女演员穿一个号的鞋，为了给这个女演员的脚保暖，戴志诚和她换了鞋穿，所以穿着高跟鞋来找我们。
我是个作者，不经常和演员们出去，那天所遇到的事情让我感慨万千，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到演员有多么不容易，也通过这件事看到群众如此爱戴马季。马季真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那次演出除了坐车就是乘船，每到一处山村水寨，观众一见到马季，那种景仰之情一语难表。我亲身感受到马季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从心里感到欣慰。
新加坡三人行
我忘不了那次与马季、赵世忠一起去新加坡的有趣之事。一般的业务强手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弱者。就拿我们三个人来说吧，加起来一对半笨人。先说马季，他是团长又是名演员，走到哪儿底下人都给安排好了，根本用不着他操心。虽说后来不当团长了，有事徒弟都给办了，什么买车票、拉行李、填各种表、吃饭等等，都有人伺候。再说赵世忠老师，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老伴是家庭妇女，他在外面赚钱，把钱交给老伴就什么都不管了。按他自己说的别说是裤衩，他连袜子都没有洗过，也是个让人伺候的主。我是他们的学生辈，但是我在家也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我每次应事，都是谁请谁给办，自己是吃凉不管酸。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都是让别人伺候的人，遇到情况经常大眼瞪小眼。
在机场过安检时就遇到了麻烦，因为要填表，赵世忠没填过也不知怎么填，我也不知道有这个手续，马老师倒是出过几次国也没填过。但是他知道如果身上带着美金好像得告诉安检人员。在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片刻，马季想起了这件事，他想问赵世忠带多少美金，就问：“你带了多少？”赵世忠说：“两瓶。”马季没听懂，说：“什么两瓶？”赵世忠说：“二锅头！”等弄明白我们三个人都笑出了眼泪。
到了新加坡，因为请我们的是一个民间团体，一切开销都非常节省。住的是租来的三室一厅私人住宅，里边有简单的设施，如煤气灶、洗衣机、电视设备等。其他就没有了。
我与马季（左），赵世忠（右）
因为住在非宾馆，还是有些不方便。比如，马老师带去很多衣服，为了应酬他要不断地换衣服。换没问题，只是换下来的衣服没有人洗。这要是在宾馆可以把衣服送到洗衣间，只要肯花钱就行了。如今不行，有钱都没辙，烧香找不着庙门，看着那堆衣服，三个人一筹莫展。我想给洗，马老师不让，让也不敢洗，因为马季老师的衣服都是好衣服，我怕洗坏了。赵世忠是个连袜子都不会洗的人更别指着他了。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马季有个马来西亚的徒弟姚新光来看我们。说起姚新光在马来西亚也是赫赫有名，人称“马来西亚相声之父”。这里有段插曲，在北京的时候有人请我搞节目，我住在北京国安宾馆，那时候指定个人消费，一个人一顿饭不得超过15元，我和朋友吃饭净凑合，要两扎啤酒就没菜钱了。那天，两个人正发愁，突然有人走到我跟前问事，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来的华侨，我问他知道姚新光吗，那个马来西亚人说认识，于是我们二人聊了起来。那个人说你们过来一起吃吧。我还有些不好意思，那人说边说边聊，姚新光不是外人，我们有生意做的。没想到借着姚新光的名吃了一个酒足饭饱。这次姚新光来看师父，是带着他夫人一起来的。我脑子一转有了主意，就跟姚新光商量了一个计策，我假装要洗衣服让姚新光老婆抢着给洗了，这样马季洗衣服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新加坡这个国家有欧洲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四种人。英语是母语。另外，每种人还可以再选第二种语言，如华人的另一种语言，就可以选汉语。华人为了推广汉语，相声这种形式在这个国家很受欢迎。1998年马季、赵炎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几位相声演员，应邀到新加坡电视台录制13集相声节目《笑一笑，少一少》，与近百名现场观众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充满欢乐的夜晚。这一相声系列节目在拍摄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新加坡乃至马来西亚掀起相声热潮。从那时起，新加坡每年都要举办相声比赛，这次三人行，马季、赵世忠和我就是评委。另外，马季老师还要给他们做示范演出。比赛完后，为了繁荣相声创作，我还要留下来给相声爱好者讲创作课。
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国人出国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一些，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出国，那也真是一件很光荣的大事。这次出国虽说去新加坡，但全家人也还是为我高兴。因为我这人很随便，家里人怕我丢丑都嘱咐我，说出门领带别戴歪了；扣子要系好，别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上；尤其是裤子口别敞着；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别冲别人打喷嚏……话都说到这分儿上了，我说我随便也不会冲别人打喷嚏啊！也是因为我这人平时太不讲究了，不拘小节，所以家人才格外叮嘱我。
这次出去我想带点美金买点需要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从朋友那里借钱走。然而，我没有借。因为我在银行里存着600美金。可是这钱还不能取，因为没有到日子，还差这么五六天，如果提前取就没有利息了。但我又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手里有钱为什么要向别人借呢，我是为了利息，那别人呢？所以我就让我爱人给取出来了，我爱人也支持我，但也很心疼。我们那时候没有钱啊，她从银行取了美金是掉着泪交到我手里的。马季老师几次和我说，没带着钱，他那儿有，我说我带着呢，也没什么可买的。
1990年国内商店还很单调，衣服品种、款式也极一般，手表就那么几种。到了新加坡让我感觉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拣着新鲜的北京没有的买，我挑了一台日本索尼牌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机子当时在北京很时兴，另外还买了个戒指。别的就不敢奢求了，主要是也舍不得花钱。马老师一再要给我钱，我没要。我们出去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马季老师那里有好多朋友，今天这个朋友请，明天那个朋友请。
有个周先生是北京人，在北京锦什芳街住过，我熟悉这个地方，局里分我一套房子就在白塔寺锦什芳街。
那天周先生开着车带着我们，马老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和赵世忠坐在后面，走着走着周先生说要带我们去红灯区。马季和我们当时就傻了！我们没去过，心里害怕啊。赵世忠在一旁捅我，小声说：“廉先生你说说。”那意思是说我们不去这个地方。我刚要说，马老师在前面大喘了一口气说：“周先生我们不去那地方。”为了给那个朋友点面子，马季老师说：“要不咱们去别处吧，廉先生是作家没去过夜总会，咱们到夜总会看看，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了解吧。”话说完周先生连忙否定，他说：“夜总会可不能去，要一支啤酒人家肯定看不起你们（新加坡人管一瓶啤酒叫一支啤酒）。要XO要花不少钱呢，不划算的。干脆请你们去洗桑拿吧。”桑拿在中国那时也是很少有人消费的，马老师在深圳曾经去过，客人蒸桑拿到一个大屋子，那里并排放着许多床，客人躺下，有按摩的女子攀着杠子在客人背上踩，舒筋活血，揉肌松骨蛮舒服的。
可是新加坡的桑拿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没有集体蒸桑拿的大房子，一个人一个单间。进去前领班问我们按摩要华人小姐还是马来小姐。三个人一听面面相觑，一人一屋这行吗？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别露怯了，马来小姐语言不通，一个人要了一个华人小姐就进去了。客人进屋在一个小隔断里蒸桑拿，蒸完以后，躺在床上等待服务。不一会儿那个华人按摩小姐进来，让我趴下，我刚趴下那个按摩小姐一下就把我内裤褪下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唰地身上被盖上了一个浴巾。心理上的压力刚解除，那位小姐便问要特殊服务吗，我更害怕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小姐说不懂吗，我说我懂，我是中国来的，你就给我按摩吧，其他的不要。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正统教育下的哪儿见过这场面呀！那一天按摩完毕狼狈离开。出了单间正好赵世忠也从里边出来，我问赵老师怎么样，赵老师红着脸说受不了！这时马季老师也出来了。赵老师跟他开玩笑说：“马季，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做特殊服务了吗？”马季笑着说：“谁说不认识，我刚进屋小姐就问了，你的搭档没来呀！”看起来马季的形象已经家喻户晓。这事过了几天，一天下午新加坡方面没有安排，马老师问：“我们俩干什么去？”我和马老师开玩笑说：“要不咱们去蒸桑拿吧！”马季说：“你缓上来了？看起来你还没吓怕！”
这笑话现在想想都后怕，以前哪儿遇见过这种事啊。后来一位新加坡朋友跟我说，你们三个人这次来新加坡真规矩。我说你怎么知道？朋友说你们到哪里去安全部门都知道。不过，不要担心，只要不颠覆我们国家的政权，他们是不管的。要说我们仨是最规矩的代表团也是事实，除了相声事业我们别的什么也没做，我们跟着马老师走到哪儿都是光明磊落的，马季绝对是一个行得正、做得正的标准艺术家。
新加坡是英联邦国家，有些规矩受英国文化的影响，比如，有的地方就禁止穿短裤进入。有一次，主办方邀请我们吃饭，我不知道这个规矩，穿着短裤就被拦在外面了，没办法只得换了一个地方。
说起吃饭也有不方便的时候，因为赵世忠老师不喝啤酒，就爱喝白酒，而新加坡人一般是不喝白酒的，所以，我和赵老师往往在用餐时不尽兴，回到住处两个人在一起喝中国二锅头。
马季老师去世
我跟马季的关系渊源久深，也有奇缘，从认识马季到马季去世的前几天一直还有联系。北京电视台城市节目，要搞一个有关北京传统文化的节目，记者莎莎要采访我。那时我已搬到石景山金顶街住，因为小孙女还小，采访有些不方便，我天通苑有一所房子空着，就约莎莎到天通苑录节目。莎莎对我说：“我们昨天在马季老师家采访，他知道我们今天采访您，特意让我们给您带好！”
这事过了两天。我在金顶街的家里，那天上午11点，我打开相声网，之前我从不在上午上这个网站的。怎么那么巧，打开之后眼前出现一个让我不想看到的消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去世。我实在不敢相信，前几天电视台采访我，我们还相互问好，怎么突然没有了呢？我对这条消息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每逢相声界大师级的老师去世，会在第一时间接到同行的电话。于是我赶紧给王谦祥打电话，求证这件事。结果得到的答复也是我不愿意听到的。王谦祥哭着说是，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就听那边他和赵炎说，春明大哥是从网上得到的消息，我隐隐约约听赵炎说这么快！随后，王谦祥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天通苑中医院门口，马上要去中日医院，让我赶紧去那里找他们。我觉得事关重大，联系好唐杰忠老师，一起坐车奔了中日医院。到了那里门口都是人，大部分是各媒体的记者。当时，马季的徒弟和家里人都去忙后事了，众人见到我和唐杰忠自动闪开一条道，唐老师和我被让进去，记者莎莎趁这个机会也随我进去了，在那里以马季老师的去世为题对唐杰忠和我进行了采访。
我总是觉得那天上午很奇怪，我想不通那天为什么非要上相声网呀？怎么马季刚走就让我知道了呢！也许这就叫情分吧！
马季老师给我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