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往往阴错阳差，我成为北京歌舞剧院的一名职业编剧，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不喜欢文学，小学老师给我的作文批语是杂乱无章。上中学语文课走神，上中专提笔忘字。有时也扪心自问，我怎么成了作家了呢？想当年我吹笛子吹出一朵花儿来都没出名，现在写相声却出了名。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因祸得福结缘相声
我以前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队吹笛子，“文化大革命”时战友文工团分成了好几派，领导都靠边站了，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段时间没人管我。我们团在八大处，我家住在崇文门打磨厂下东河沿，那时候穷买不起月票，每天上班就靠那辆除了轮子不爱活动哪儿都爱活动的破自行车上班！为了保证能到达单位，我骑着破自行车带着气筒、胶水随时在路上补胎，为的是到了团里露一面，然后蔫不出溜儿地就回家了。后来不知哪位看着我不舒服向上反映，临时的领导班子让我上班，晚上不能回家。我提出了我的困难，他们就让当时的反动艺术权威高元均腾出一间房来给我住。
刚到这屋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就找了一些不用的舞台道具作为家具。那会儿三天两头抓人，带走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革命。我出身不好，我爱人又胆小，每天为我担惊受怕。后来夜里时不时地抓人，抓人从来不事先通知，也没有逮捕证，睡得好好的觉突然楼道里冲进一帮人，把人从被窝里逮走，形式恐怖，人人自危。
每天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生存，最后把我爱人吓得都有些神经了，经常是在初睡时突然喊叫或一哆嗦。她一惊一乍的搞得我也非常紧张，每天都研究怎么才能让她睡踏实觉。于是我开始下功夫摸索，我发现她惊吓一般都在睡着后几分钟之内，于是我在她渐渐入睡的时候捅她一下，发现惊吓症状竟然消失了。可是有时候时间、力度掌握不好，我爱人还是会惊吓，一时间搞得我焦头烂额，后来每天给她吃镇静药也无济于事，这让我一筹莫展。
有一天我听了一个笑话，说是舞蹈队有个女孩子，翻开《毛主席语录》念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底下有林彪的签字。因为是草书，她不认识，就问：“哎，这个扑虎是谁呀？”她把林彪念成了扑虎。我把这个笑话说给我爱人听，她也觉得非常可笑。那晚她精神放松竟然出现了奇迹，没有犯惊吓！后来我就每天找笑话念给她听。她天天听天天能睡好觉。然而，哪有那么多笑话呀？为了找笑话，我就拿团里的相声集（那年代相声集也是禁书，也不能公开念），晚上我们俩就偷偷地念，每次都能通过念相声享受到喜乐。不久我复员到了首钢，楼下有一个老师傅是首钢业余曲艺团的，他也有一些相声集子，我跟他借来继续念。就这样坚持念相声取乐治病，我爱人的病居然好了，再也没有犯过。我也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相声的规律，为后来写相声打下了很深的根基。这不歪打正着嘛。
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
1968年我复员回到了首钢，因为1958年我就到首钢学徒，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首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张俊明得到信儿，就把我调到了首钢宣传队。本来我不想再干了，可是由于自己出身不太好，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怕落个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虽说是业余的，因为长时间的脱产，跟专业团体也差不多。
大家都认为我是文工团曲艺队下来的，搞过专业懂得多，所以编节目的事就落在我身上。自从接过了那杆笔，一有时间我就编节目，俨然成了写作者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在业余宣传队时间长了，总编节目，水平也会潜移默化地提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写诗的、写戏的，包括我这写相声的，大都是在那时候的宣传队锻炼出来的。这就应了这句话：“时代造就人，草莽出英雄！”
后来我闲得没事就试着写了一段相声，开始这段相声不像个样子，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写完厚厚一本，我给一个喜欢相声的同事看，人家说你这好像是相声小说，太长了没法说。后来一点一点地改，最终找到了要说的主题，取名叫《师傅和我》。《师傅和我》说了这么个故事：
甲以第一人称出现，小学徒工原来看不起师傅，一分到班组，看哪儿哪儿别扭，觉得师傅也不高大，什么性子慢、动作慢呀；自己是麻雷子脾气，一点就着，没有自己麻利快；等等。在实践中小徒弟才逐渐地认识了师傅，看到了自己与师傅的差距，下决心跟师傅好好学徒。
相声写出来，在首钢宣传队没找到合适的演员。正好，我所在的原单位动力厂也有一个厂宣传队，我就拿给动力厂的人说了。当时，动力厂的两个师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章为，一个叫杨光喜。由于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当时首钢领导的表扬。这位领导有一次到首钢宣传队说：“动力厂有两个人说相声，那段相声编得不错，你们应当向下面学习，把人家请来。”大家一听，说这就是廉师傅写的。领导非常高兴，从此，就让动力厂的两个说相声的师傅，每天跟随首钢宣传队演出。
有了和首钢宣传队演出的机会，这段相声有幸被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发现，并参加了比赛，在那次汇演中得了一等奖，受到了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的重视。
在那个年月，专业团体都搞斗、批、改，实际上还是在整人，不能也不可能搞业务、排节目。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老百姓的生活枯燥得很。突然出现了一段相声，很让人惊喜。喜欢相声的人都奔走相告，很快就传开了。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五一、十一都要在首都人民文化宫举办游园活动，各个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要在指定的地点演出。那年很特殊，就是多了一种形式——相声。而每个地点所说的相声，都是我创作的《师傅和我》，因为这个段子经上面同意可以演出了。那时，北京曲艺团也找到了这个段子演出。据后来赵振铎老师回忆，那个时候外地曲艺团到北京找相声，“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这一段《师傅和我》。据姜昆后来对我说，他在东北建设兵团也曾说过这段《师傅和我》。这说明这段相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有个文化小组，组织了一场曲艺晚会，推出了六个曲艺作品。这六个作品是：关学增老师的北京琴书《一盆饭》、马玉萍老师的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儿》、梁厚民老师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大兴县业余宣传队的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还有相声《师傅和我》等。
一开始，文化小组的人找到北京曲艺团，让他们对相声《师傅和我》进行修改。北京曲艺团说，这段相声不是我们写的，要修改得找原作者。这样，我被文化小组的人请到虎坊桥（原光明日报社，后被国务院文化小组占用）。他们告诉我这个相声要修改，提了一些意见，我便带着这些意见回了首钢。经过修改后，他们认为还得改。我再次改还是没有通过，依然让改。文化小组的人严肃地告诉我，要向首钢领导小组汇报，要组织座谈会。那时候首钢宣传队解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单位，就没时间改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去首钢厂史展览馆开紧急会议。厂史展览馆是当时宣传队排节目的地方。原来国务院文化小组批评作者，问为什么不改。其实，我听了也很冤枉，我一个普通工人，能让当时的首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为我的相声组织座谈会吗？西瓜皮当鞋掌，我算哪块料呀？
让改就改吧，问题是我改不动了。后来，军乐团转业的一位说相声的，名叫张庭萱，他以前说过相声《参观乐队》。张庭萱给我出主意，说他和马季很熟，并由他联系请马季帮忙给改。我想这段相声能请马季老师修改，太好不过了，也是求之不得的。
那时马季老师住在玉泉路铁道兵文工团里边。一天晚上，张庭萱带我拜访了马季，并说明来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季老师。马老师说他知道这段相声，也很喜欢这个段子，要不是自己年龄大了，他也会说这段相声的。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段相声修改好。后来，社会上使用的标准版的《师傅和我》就是由马老师改的那个版本，由北京曲艺团王谦祥和史文惠合说，首钢则由章为和杨光喜合说。这已成了历史。
通过写相声《师傅和我》，我在相声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
在写完《师傅和我》以后，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我又写了一段相声《炉前钟声》。那时候生活都很艰苦，马季、唐杰忠、赵连甲三位老师，大冬天的坐卡车到中山音乐堂看这个相声的演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糊里糊涂出了名
我写了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后，北京市文化小组一有什么活动，总要叫首钢宣传队出一段相声，那时好像就是一个硬任务。有了任务，上面找首钢，首钢就得找我，我也不得不写，就这样我成了写相声的了。
回头想来，我觉得业余宣传队很锻炼人。当时的人思想很单一，没有什么名利问题束缚。做什么都靠自觉的意识，我这人做事一向认真，有任务就接，写就要把节目搞好。
后来我觉得老在首钢宣传队也不是常事，因为当时业余宣传队演员的人事关系都在班组。总不回去，从车间到班组的人多少有一些看法。当然不是对本人有意见，而是站着一个名额，不给基层干活，人家总希望将此人调走，减轻基层的负担。尤其是升级，你占着一个名额，人家给你升不升？要是拿你做分母，你干了那么多宣传工作不是白干了？给你升你根本就没在班组，人家在班组干活的能没有意见？事实上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有一次升级，因为受人员限制，班里没有考虑给我升级，班长的意思是如果给我升级，上面可以特别给一个名额。上面领导当然不会像班长那么考虑问题，工作要干，宣传也要干，硬是批评班长思想狭隘，给我升了一级，搞得班长很别扭，我也很尴尬。
因为我从专业下来，要说有瘾说不通，有瘾不在专业团体干非要回首钢干什么？再说，我也不愁干活，1958年我到首钢学徒学的就是卷线工。后来又到北京冶金专科学校学习，学的是电装专业，有实践也有一定理论，回去干活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终究业余宣传队不是长久之地，我下决心回到基层动力厂干我的老本行卷线工。
本来想金盆洗手不再干了，谁承想回到动力厂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原来动力厂也有一个业余宣传队，虽说不像首钢公司宣传队那样成年累月脱产搞宣传，但是逢年过节还是要搞。而且，基层单位力量薄弱，不像首钢公司宣传队人才那么多，很多节目都要靠我亲自来完成，本来想躲轻省，没想到担子更重了。
从此，我就像一名全能选手，什么都得干，每次搞节目都要利用我的全身武艺来完成一台创作。要写一段相声，一段快板书，一段坐唱，舞蹈我虽然不懂，但也要有个创意，音乐我也要写，还要辅导一段戏剧清唱，演出时我自己还要吹一个笛子独奏。我从首钢这个大公司回到分厂里，结果也没闲着，一天到晚躲不开，累出一身的病，最终累得吐了血。
说起这次吐血，本来是能避免的，因为可以不那么劳累，就是劳累也不能过度。不管什么人，只要你病了，真正受连累的是你的家人，外人同情是同情，家里人受的不光是经济上的损失，更主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压力。我这一病第一个受害者就是我的爱人。
这次吐血查出来是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为保全性命立即做了胃切除手术。做手术那天，门口黑压压地站着一片人在等候消息。不知道的都以为是哪位领导病了，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一名普通工人。一名普通工人做手术，影响了这么一大堆人，闹出这么大动静，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按一般来讲胃切除手术顶多做四个小时，而我这次却做了八个小时，家人不放心，问到底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医生解释说怀疑我有癌，所以手术做得细。其实我这个手术做得并不好，术后造成了肠粘连，落了后遗症，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
也是赶上我倒霉，我做手术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大夫都靠边站了，那天是护士长当的大夫，能不出错吗？后来我写了一段相声讽刺外行做手术：一个卖羊肉的当了外科大夫，一位患者得了盲肠炎，需要开刀，这个卖过羊肉的大夫，一把就把患者抱起来挂在钩子上……这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遭遇有感而发写的。
初来乍到曲艺团
我在工厂已经习惯了，不知道那时的专业团体是怎么个作息时间。我调到曲艺团后，没有马上上班，因为工厂班组还欠着我15天的假，我把情况向于真团长说明后，她说歇吧，歇完假再来。我没有歇过这么多天的假，每天闲得没事到班组和师傅们聊天或者帮助干活。糊里糊涂终于把这15天混了下来，到北京曲艺团上班去了。
到了1979年，全国的文艺团体已经逐步走向了正规。我很高兴自己又回到曲艺界。这一天郑重其事地去西单剧场上班，刚进门口被一个人给截住了，那人用陌生的目光看着我说：“哎，站住，你是哪儿的？”我说：“我就是这个团的。”那人似乎有些疑惑，好像是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怕他误会，赶紧补充说：“我是刚刚调进你们团的。”那人释然。这个拦截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后来的好朋友莫岐。事情过了好多年，我与他开玩笑说：“你又不是传达室的，来个人关你屁事？”莫岐说：“我这是警惕性高，不让坏人混进去。”
我任职专业相声作者，编制属于团艺术室，艺术室的人属于脑力劳动一般不坐班，只是每星期四到团里开一次会。我不知道这个规定，这一天正好赶上星期五，没看见一个艺术室的人。正在奇怪，有人告诉我，艺术室每星期四开会，你回去吧，下礼拜四再来。我一听心想好嘛又得待一个礼拜。
我在首钢习惯了紧张繁忙的生活，这么闲着有点别扭，总觉得空空荡荡没着没落的。还好，过了几天团里有电话来，说于真团长找我，这才得以去团里一趟，心想可能有任务了。没想到见了于团长后，团长反倒先问我：“你没事吧？”我心想你找我有什么事呀？敢情团长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事和王素稔老师去上海看戏去吧。哎！真是没想到，上海是个大城市，一直令我向往，今日有机会去上海看戏顿感万分喜乐。这次上海之行，看了几场滑稽戏，大饱眼福，也就是这次出差我接触了上海滑稽戏开了眼界，给我后来创作相声剧打下了基础。在上海看了几天戏，突然接到团里电话，于团长让我马上回来。因为火车票不好买，团长让我坐飞机回来。坐飞机在现在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那个时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坐飞机的，能坐上飞机就可以到处说古了。回到北京我问于团长有什么急事，于团长说：“本来让你回来去哈尔滨开会，一打听那边会快开完了，你别去了，挺累的回家休息吧！”哎！我想我累什么啦！得，什么事没有坐趟飞机。
回来后思前想后，自从进了北京曲艺团，什么也没干，足足地歇了一个长假，去趟上海，坐趟飞机，有一种步步高、连升三级的感觉。后来，我跟相声演员殷培田说起此事，我说：“我又不是写戏的，让我去上海看滑稽戏，说有急事，让我赶紧坐飞机回来，回来了什么事都没有，怪不怪？”殷培田哈哈大笑说：“这老太太把你从广播那边抢过来心里高兴，有些烧包！”
从上海回来不久，1979年9月由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一次主题为婚姻、道德的曲艺晚会。那场晚会一共七个节目，有四段相声，四段相声里有我创作的两段相声，一段是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约会》，另一段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指妈为马》。这两段相声效果相当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这两段相声是我的一次亮相，那么紧接着过了两个月，在由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与北京广播电台再一次举办的有关五讲四美主题晚会上，又有我写的两段相声播出，同样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秀英》，二赵合说的《娇不得》。正像马季老师以前说的，一个相声演员平均每三四年出一段较响亮的相声段子就很不错了，而我一年就出那么多好作品，真可谓是个多产作家。再加上年底，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出品拍摄的电影《笑》选中了我两段相声作品，一段是《指妈为马》，另一段是由郝爱民和赵炎合说的相声《认别字》。我随之声名鹊起。
历史证明我去了北京曲艺团应当说是如鱼得水。第一，有了难得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创作平台。第二，有了充分的时间，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进行工作。第三，曲艺团说相声的演员多，写相声的创作人员少。我正好发挥自己的写作能力。照演员的话来讲，以前是狼多肉少。自从我一进团，写得快、写得多，包袱好，写出来的作品一经出手就能用。这对曲艺团来说，就像久旱逢甘霖。可以说我对曲艺团缺少相声作品的现象起了缓解作用。
到了1979年年底，我有幸参加了中国文联曲艺工作者协会召开的全国著名相声演员和相声作者会议。通过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包括侯宝林老师在内的许多曲艺界的大艺术家。我记得一天晚上，侯宝林老师到我和王存立老师住的屋里来，这让我受宠若惊，我赶紧站起来给侯老师让座，侯老师一直没有坐，站在那里和我们聊天，大师慈祥可亲，平易近人，令人尊敬。在谈到表演的时候，侯老师说：“表演是个严肃的艺术，在表演时，几十年前我的手在哪儿，我现在表演时还在哪儿。”侯宝林老师说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在小组座谈会上，大家谈起歌颂和讽刺的话题，有的人一说起阴暗面来，慷慨激昂，愤然不平；有的人宣泄情绪越来越高涨，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不止。李文华老师则不然，他是个非常老成的艺术家，轮到他发言，他半天才蹦出几个字来，他说：“咱们别给共产党勾烦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在那次会上我与李文华老师成了忘年交。会后没多久，李老师到石景山古城我的家去做客。那会儿也没有汽车，李老师在劲松住，从劲松到古城坐地铁要走很远的路。
由于李文华老师与姜昆合作后，名声远扬，很多观众都认识他，有的甚至一直跟着他到我家门口目送他上楼。李文华老师是一个非常朴实的老艺术家，他到了我家对我们两口子说，为了今天能到这儿串门，他昨天洗了一天的衣服。这让我更加崇敬这位老师了。
有一次，我住在东二环空军招待所给电视台搞晚会，想让李文华老师上个节目。因为路不太好走，我就向住在那里的一位顾客借车用。那位顾客是天津游泳队的教练，他同意把车借给我，但是他的司机不太乐意。这位司机一路上板着脸一句话没有说，到了目的地，不冷不热地说：“您快着点儿。”我怕时间长他不耐烦，就说：“我要去的是李文华老师家，你不上去看看？”天津人一般都爱听相声，一听说找的是李文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好奇地跟着我上了楼。见到李文华，那位司机激动不已。事办完了李老师硬要送我们下楼，司机百般拒绝不让李文华下楼，心里好大一个不落忍。他说：“我是什么人呀，您还给我送下楼？”最后李老师坚持送我们下了楼，那位司机当时感动得哭了。在回来的路上，司机热泪盈眶，一个劲埋怨我没有告诉他去的是李文华老师家，要知道是李老师家，说什么也要把教练的照相机借来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