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知恩、报恩。我这一生帮助我的人很多，我不能忘记他们，而且要永远记住他们。 比如，曲艺团老团长于真，前几年离开了我们，我还给她送了花圈。送花圈可能不算什么新鲜事。然而，除了团里送的那个花圈，全团那么多人也只有我和李绪良送了花圈。
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原来的部下只有一个人送了私人花圈，未免有些寒酸。于真在位时的确为曲艺团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她脾气暴烈，独断专行，甚至有些霸气，得罪了许多人，也冤枉了很多好同志，让一些无辜的人受了委屈。说实话我也受过许多冤枉和委屈。但是，我想一个人总会有优缺点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她的一生。这一个花圈不能完全说明别人不愿意给她送。事实是她后来生活在广州，离北京很远，她走了有许多人不知道，知道了想送花圈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这个花圈可以代表一部分想送花圈纪念她的人。我之所以有她的电话是那年在广东增城拍我写的电视剧《醉八仙之素女的故事》时，她女儿小南也在那个剧组。那天的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新闻发布会那一天，在去增城拍摄地的路上。投资方的姐姐问我一件事，她说：“廉老师，你认识小南吗？”（小南是于真的女儿）我说：“认识啊。”想当年我到广州住在小南他们家和他父亲一起写戏，所以认识小南。投资方的姐姐又说：“那小南就坐你身边你都不和人家说话？”我扭脸一看，可不是小南吗！便说：“小南，真对不起！多少年过去了，我没认出来，你妈呢？”小南告诉我她妈在她父亲的干休所，并犯有痴呆症了。我当即表示要看看她去，我想去看，可增城离广州市还很远。当时投资方就很不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于真整过我姥爷。”他姥爷就是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演陶金。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认为但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楚，不能纠缠不休。再说我和老太太还闹过很多意见呢，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我的老团长。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缺点，我们不能老看着人家的短处，应该看到她的很多长处。我要去看，投资方就说：“那我不给你派车。”我说：“你不派车，我就自己打车去。”就这样来回打的花了四五百。我依然去看了老太太，到那儿一看老团长的确得了痴呆症，可喜的是老太太还能认识我，见我来看她，非常高兴，赶紧让小南拿照相机给我们拍照。我向她介绍了北京曲艺团的现状，老团长很健康，如果不告诉我她有痴呆症，从外表看不出有什么病，但是一说话就表现出病态来了，她来回来去就那几句话。李金斗呢？王晓燕（后来的书记）呢？现在谁给你开支啊？老是这几句。人老了得了这种病，很让人同情。我想起孟子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我给她放下五百块钱，带着怜悯的心情离开了。
我回到增城，那天马季老师也在，投资方对自己不给我派车，拦阻我去看于真感到后悔不已。他说：“廉老师，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我刚才发脾气你还坚持去看于团长，看起来你是对的。”我说：“做人就应该这样，其实她跟我也有矛盾，但老团长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在团里就是那种工作方法。我走到这儿了，又知道她有病了，不去看她是没有道理的。”
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跟她还是有感情的。1979年是于真把我从首钢调来的，后来我在曲艺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不能不说与于真的支持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有句话叫“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别人不知道，自己应当明白。所以，人要知恩、报恩。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于真对我的好。我来曲艺团后，家里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儿子失业在家，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爱人为了孩子的事天天让我想办法给他找工作。我上哪去给他找去呀？逼得我焦头烂额。当时，首钢工人的孩子如果没有工作，可以替工接班，曲艺团是艺术单位没有替工这一说。所以，我爱人每天埋怨我，说不该去文艺团体，如果我还在首钢，孩子可以替工……
我爱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搞得我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我正写相声，我爱人在一边洗衣服，她说：“你还写什么呀？孩子的事你到底还管不管呀？”我当时眼前一片空白，我说：“管！”站起来就离开家了。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毫无目的地坐上了地铁，说不清楚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地跑到于连仲老师家。于老师一愣，说：“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吗？”我就简单地说了说我家里的情况。于老师深表同情，但是，人家也没办法呀!我灰溜溜地离开了于老师家，匆匆忙忙地赶末班地铁回了家。
经过一夜的左思右想，我决定还是让孩子练习说相声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练了两段相声后，我托相声老艺术家胡忠仁把他介绍到北京青年曲艺团。考试那天也挺有意思，我儿子在那儿背八扇屏，没说两句，回婉华老师说：“别说了，让孩子明儿来吧。”就这样进了相声圈。在青年曲艺团由胡忠仁老师给他捧哏，胡爷爷边带边教边随团演出，家里得到了暂时的安静。可是好景不长，不久青年曲艺队解散，孩子又开始在家待业。
正当孩子没着落的时候，我们曲艺团招收学员。我想他事先在青曲说过相声，有一定基础，北京曲艺团又是国营单位，我就给他报了名去我们团考试。一试、二试、三试都过了，但四试没过。我爱人一听就没脉了，这件事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一天，我在小剧场门口遇见了李金斗、陈涌泉和刘司昌三个人，他们也为我家里的事发愁，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想让你孩子进来吗？我说想啊。他们就说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给团里干了，你只要不干你儿子马上就能进来！话是这么说，我这人胆小也不是那种拿人使性的性格，但是我那时候压力确实太大，团里还老催我写相声，我就只好说我家里后院着火了，哪有心情写啊！我是在暴露我的难处，绝对没有为难谁的意思。
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于真拍板让我儿子考上了曲艺团学员班。那天在于团长家，他们又催我写新相声，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说你们只知道催我写活，我家后院都着火了，现在写不了啦。当时老团长于真一拍沙发说：“就让他儿子进来吧！”就这一句话，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于真帮了我，我永远不忘。
还有一位不能忘记的人那就是金成。金成是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曲艺组导演，也是我做相声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位导演和老师。我和他是在1979年录制节目时认识的。他那时住在西便门广播事业局宿舍，马季、唐杰忠、赵连甲、姜昆也在那栋楼里住。我去看望马季，有时也顺便去看他。他那时居住的条件较差，他和爱人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电视台经常要录节目，我需要他的支持和帮助，所以经常去看他，他看我比较老实喜欢和我来往，我们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金导演跟我说，他是浙江金华人，对北方曲艺尤其是相声知道得不多，希望我能多协助他。我见他这么诚恳就答应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
第一次合作就是到了年底他想搞一台相声大会，让我来帮助组织演员。以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曲艺相声节目，大都是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邀请演员与审查稿件基本是由电台来负责，金成到那天支上机子只管录像就行了。这次他要自己搞把事都交给我了，我遵照金成导演的意思，一个个联系演员，然后安排在首钢五一剧场录像，一切都非常顺利。
现在回忆起来那场晚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把当时最有名的相声演员都请去了，阵容相当强大。当时有马季、赵炎、高英培、范振钰、常宝华、常贵田、侯耀文、石富宽、李金斗、陈永泉、师胜杰、冯永志、笑林、李国盛，还有常宝霆、白全福老师。一般相声晚会都是六对，那晚我请了九对，从7点半演到11点半。本来马季老师有事，后来听说是我组织的，就对我说：“想起来了，你原来是首钢的。好，我一定参加。”马季老师的参加，使晚会达到高潮，让首钢观众大饱眼福。那次姜昆有事没来，但为了这台晚会他让他的爱人李敬民来报幕。
这次的成功使金成对我更加信任了，在以后的录制节目工作上，也时常让我帮助组稿。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隔两年就会组织一次相声大赛，通过大赛推出新演员与新节目。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一次组织比赛，地点选在青岛。那一年我本来不想去，但是马季老师告诉我一定要去。临走前，金成对我说他也想举办一次相声大赛，嘱咐我有好段子给他留着，他说搞大赛不能没有好段子。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武松打虎》的初稿了，为了支持金成，我在那次青岛相声大赛中没有拿出这段相声，一直留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电视相声大赛。
现在看起来1984年我没拿《武松打虎》去青岛参赛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武松打虎》还是个初稿，经过两年的修改，这段相声今非昔比，有了很大提高。1986年相声大赛，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听了金成的话。我的《武松打虎》得了一等奖，《包公传奇》获得二等奖。我想要是没有金成给我这次比赛机会，可想而知我的艺术道路将会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我永远不会忘了金成老师给我的这次机会。
从此我和金成的关系越来越好，然而，这个很正常的关系却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很多行里的人知道我们关系好，有些人想找金成先找我，还有外地的名人给我送礼，目的也无非是想找金成录节目。按说这也正常，谁让我和金成关系不错呢！然而，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心想我又不是电视台的，干吗给我送礼啊？还有的想调到电视台给金成当助手的也来找我。后来我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定会这么认为，是廉春明操纵金成。说实话我是比较守规矩而又胆小的人，不乐意让别人说我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我觉得和导演搞好关系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发现了不正常反应，就应当适可而止，别产生负效果。后来我赶紧撤了，也是那年相声不太好写，我就逐渐开始写电影和电视剧了。
我的感觉还是准的，过了一两年的确有人也包括一位台领导说“看起来廉春明是个好人”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我虽然不与金成合作了，但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曾和我的搭档白云海说：“金成对我有恩，我路过金导演家没有不看的道理。我去看金成是一种感恩心理。”曾有一位电视台导演说：“等我退休了要是有像廉老师这样的还来看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金成导演已经快80岁了，我虽然年纪大了也很少做节目，看他的机会也少了，但是我能做到每逢节假日都要给他打电话问候。金导感慨地说：“现在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春明，感谢你还没有忘了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