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工团六年多的时间里，很难忘的还有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也是那会儿搞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去的地方在邯郸县。据说，华北地区是全国重点贫穷区，河北省是华北地区重点贫困省，邯郸地区是河北省重点贫困区，邯郸县是邯郸地区重点贫困县，全让我赶上了。
到了那里一看，名不虚传确实很苦。我第一次与当地农民零距离接触，并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那会儿搞运动，要求住在农民家，还要经常到贫下中农家里派饭。那年代农民都很穷，自然灾害后没缓几年，又搞运动，我们又是工作组的，农民不敢不招待。有的好一点的家庭能做点热汤面，差一点的做白面和玉米面两掺的面条，平时他们家里天天就吃玉米面白薯粥就咸菜。我记得那年队里死了一头驴，经过贫下中农大会决议把病驴宰了，大家才能分点肉吃。按理说驴病死了，哪能吃啊？那时候就这样穷。
我第一次派饭到一个贫下中农家，这家两口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儿子有严重的气管炎，喘得让我难受。老太太给我做的是一碗两样面的面条。通过访贫问苦才知道，春节的时候，上级要求每一户都吃上一顿饺子，即使政府做了努力，他们家过年依然没有吃上饺子，只是吃了一顿面条而已。到了他家我才知道家徒四壁怎么解释，真是太穷了。做完饭后我见老太太要给我点香油，我赶紧拦着她说别倒香油了。老大娘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一辈子，她说：“哪有香油？一年就二两，我给你倒的是醋。”这句话深深地震惊了我。一年一户农民就二两香油，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得到吗？
那时搞阶级斗争，为了扩大贫农队伍把中农分成三个等级：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下中农就算到贫农里了，贫下中农队伍确实扩大了。可是苦了那些富裕中农，因为，富裕中农离着富农不远了。当了下中农就等于当了贫农自然高兴，当了富裕中农就等于当了富农可就倒了霉了。有一户中农就因为被划成富裕中农自杀了。
当时斗争很尖锐，其实批斗的干部也常闹出笑话。那时候农村落后老百姓多没文化，不懂道德观念是什么，作风也差。妇女干部生活极不检点，有积极分子在批判会上，说到她和村干部怎么怎么批判词简直不堪入耳。我们团司万通待的那个村更逗，批判大队干部时竟出现这种词，“瞧你那德行，呸，我啐你一脸狗屎！”后来这句话被我用在了作品中。
当时我负责三队，有一次我正主持开积极分子小组会，突然有一个人推开了门就冲我跪下了，他的举动吓我一跳，我认为可能出大事了，赶紧站起来说：“快起来，工作队给你做主。”然而，那个人也没起，对着积极分子里一个姓韩的人说：“舅舅，我妈死了。”原来是报丧来了。
前面说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儿子过年连饺子都没吃上。敢情这还不是最穷的，三队有一户贫农更穷，他是个瘸子，老婆是个哑巴，又丑又傻，村里人都管她叫“梅兰芳”。穷人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越穷越生孩子。因为开贫下中农会他老不参加，为了了解情况我派饭到他家。我走到屋里一看，炕上除了一大堆孩子外，什么也没有，冬天把炕烧热了，就借着这个热乎气过冬。那位贫农穷得没有枕头，脑袋枕着两块砖，身体紧贴着热炕。我问他为什么老不开会。他说他冷。他掀开衣服让我看，原来大冬天他只穿着一身破单衣单裤。我看他可怜，就把秋裤秋衣借给他穿，他才能够参加积极分子会。群众看我能不嫌脏到“梅兰芳”家吃饭对我都很佩服，一时间大家积极性也很高。
我后来调到大队里当工作组组长的秘书，工作组组长是军区法院的一位叫娄玉的院长。开始的时候，我给他写材料，他用红笔改后整个材料几乎全是红的，而我费劲巴拉写的没留下什么东西。后来娄院长问我什么文化程度，我回答说上过中专。他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有些看不起我，我这人脸皮厚也不会写这些东西，后来我自己按照别人写的照猫画虎地给他写材料，不到一个礼拜，我的水平提高很快，他改得越来越少了。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开始我怀疑你的文化，现在看你水平提高得挺快。”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又对我说，希望我能跟着他调到军区法院。这真是娄玉院长对我看法的一个超越！
那一年北京军区参加“四清”的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来自各个单位，有文工团的演员，有体工队的运动员，大部分同志都没有参加过这种与阶级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有的甚至像第一次上战场，疑神疑鬼以致草木皆兵。有个搞体育的工作队队员更逗，他们在的村过去出土匪，专政对象大多是当过土匪的人，由于工作需要，要和坏分子面对面谈话，这让他思想压力很大。由于心里害怕，他对村里的民兵说：“我让他交代问题的时候你们都要躲在窗户两边拿着枪藏着以防万一，他要是不老实，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把刺刀伸进来。”在审问中，他越看这个当过土匪的人越害怕。忍不住一拍桌子，唰的一下，外面两把刺刀从窗户外伸了进来，把被审问的人吓得直哆嗦。
工作队队员的组成也是参差不齐，我所在的村除了我们部队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派下来的，其中还有各层干部，也有抽调上来的一部分青年农民。这些农民多数没什么文化，知道我是北京来的，一见面就问我见过毛主席吗。毛主席有房高吗。队员中能上六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就很不错了。这些人培养出来将来回去是要当村干部的。
我们队就有一位很要强的农民，一看家庭条件就不好，洗脸别说没有香皂，连块肥皂都买不起，每天就用手生搓。我每次要把肥皂给他用，他都婉然拒绝，我看出他自尊心很强，想通过这次“四清”回去提村干部。我很喜欢他这种精神。他对我说他不懒，他每次到地里干完活在回家的路上，都顺手打草回去喂猪。这个农民最看不起懒人，他说穷不怕，懒人太可怕了。
“四清”对我来说，能够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接触基层的农民，了解他们的方方面面，给我后来的写作提供了许多一手材料。
我记得二队队长叫韩国忠，就是一个典型中农。他是一个老实人，但是那种小农的自私、爱占小便宜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据说，他平时穿一件大袄，袄上有一个大兜子，下地干活时经常把麦穗什么的往兜子里放。
我第一次找他谈话是在小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我们俩都坐在破课桌上，我还没说话，韩国忠就哆嗦得不行，那个小破桌子抖个不停，我们说话都带着颤音，一看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他早期入党，在后期党员登记的时候，他就是不来登记，像这种情况，上面让我们提醒他看是不是忘记了。于是我主动去找他提醒他，他却说知道，不登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放弃党员身份等于自己给自己告了。他为什么要放弃登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了解，敢情事出有因。他听说征兵党员要带头，他儿子想参军又非常积极，但他儿子是他家主要劳动力，他不同意又没办法，所以说什么也不当党员了，主要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参军。他儿子为这事气得简直要疯。
后来改选队长他落选了，按当时的规定，每天下地干活队长要负责敲钟，他虽不是队长了但每天还正点来敲钟。有人跟他说队长不是你了知道吗，他说知道，我敲习惯了。新队长是个年轻人，想过过瘾都不行，我觉得这个老中农实在是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