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始终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战友让我怀念。人一生都离不开人，人与人一见面就产生关系，并与这些人共有一个时代背景。在特殊的生活状态里，所不同的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感触和价值观。
团里有一个说相声的演员叫任京生，长得很帅且聪明，他本是独子，有些娇惯，平时不免清高，自命不凡。再说，我和任京生同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的时候从连队调来的。他是63军的，我是69军的，汇演的时候在一起，我是笛子独奏，他说相声。
本来调上来的人不只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俩是大浪淘沙历经筛选留下来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要穿上一身领章上有一个五线谱，五线谱上有个笙的图案的部队文工团的军装，走到哪里都会让人羡慕。然而，时间一长感觉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实际上不像任京生想象的那样，虽然从战士变成了演员，只不过表面荣光而内里寒酸，又赶上他父亲在国民党部队是连级以上的官属专政对象，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是有思想压力的。后来他和我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生难忘。有一次开大会，军区首长讲完话让学员收拾讲台，首长抽的都是好烟，我和他抽不起好烟，一边收拾一边捡烟屁。任京生说了一句话让我震惊。他说：“人不能太狂了，以前抽烟，我抽半截就扔了，现在我却捡烟屁股。”“人不能太狂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所以后来我有了点名也不敢张狂，就怕以后有报应。
我们关系好且住在一屋，冬天很冷，烧炉子。我和任京生每天晚上打一盆水，把火封上后，把水炖炉上，第二天早上可以用温水洗脸。有一天我躺下了，任京生打了水放在炉子边上，没放在炉子上，他让我放上去，可是我以自己躺下为由，怎么都不放。气得任京生说我不讲理。我狡辩说谁打的水就应该谁放上去。他说你不放我也不放，我说不放就不放，反正我这人没你爱干净，明天不洗脸了。任京生一听没有办法，只好把水放到炉子上。我们就这样每天斗嘴玩，其实感情非常深。
我们俩都出身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受到歧视。那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经常要派部队的人维持秩序，我们非常羡慕那些被挑上去天安门执行任务的人。毛主席一连气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到了第七次还没有我们俩，我们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心想领导怎么这么不信任我们呢？这么点政治待遇都不给呢？我们实在觉得委屈，就找指导员反映情况。还不错，不久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部队就派我们俩去执行任务。那天也凑巧，给我们安排在金水桥，离着毛主席很近。回来以后李政委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说：“有的人发牢骚不让他们去天安门执行任务，不信任你们能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吗？”回到宿舍任京生幽默地说：“别逗了！要知道是金水桥早换人了。”我也不明白，我说：“接见红卫兵执行任务，怕咱们俩参加干什么？”任京生说：“怕咱们扔手榴弹。”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费解。这可能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有一段小插曲。现在回忆起来都让人啼笑皆非。怎么回事呢？过去的门都特别硬，用摁钉按主席像按不进去，有时按上去那钉子就歪了，表面上按上了，实际单摆浮搁着呢，我们俩以为按牢了就出门了。回来时一推门，主席像掉在地上了，我们俩不知道，一人一脚正好踩在主席像上，还是脸上。当时两个人很害怕，这可怎么办。我还比较镇静，就对任京生说：“没事，我们擦擦。擦干净了就行了。”于是我们俩拿一个干净毛巾擦。可是，擦了半天总还能看见鞋印。这下我们俩有些慌了，赶紧用湿毛巾擦。哎，真擦干净了，鞋印看不到了。我们俩如释重负，正在高兴，再一看那张主席像又出问题了，因为是纸的，纸一着水干了以后皱了，毛主席那脸褶子呀！这下怎么办呀？我们两个人又害怕了。后来我们把这张主席像压在玻璃板底下，心想压平了就好了。没想到桌子面不平，怎么压那褶子也压不平。最后把主席像放在床铺底下，坐着压，心想坐坐也就平了。正在这时候，有人敲门，我们俩诚惶诚恐不知所措，要让人发现我们把毛主席像坐在屁股底下，这罪过可就大了。这时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我们俩决定实话实说。
打开门一看是指导员葛艺亮。指导员一进来就质问我们两个人搞什么名堂，敲这么半天门都不开。当时我们俩吓得快哭了，把事情告诉了他。指导员一听也害怕了，因为他是地主出身，说了一句知道了，也没说怎么处理，转身就跑了。
若干年以后我跟任京生见了面，想起那时受的罪还感慨万千，常常落泪。后来任京生当了副厂长，没干曲艺。他比我大一岁，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在压抑、恐怖的气氛中，两个人能够互相鼓励，着实不易。任京生不幸去世后，我仍然非常怀念他。
曲艺队还有一个人叫司万通，是一个弹三弦的天津人，他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戴个眼镜，白白净净文绉绉的，说话也不乏幽默。他去得早，已经享受级别待遇，比我们有钱，一起出去非常大方。比如，在外面吃饭，我只负责占座，他负责花钱买饭。我们俩都是乐队的乐手，没事总开玩笑。
司万通近视，在太行山山里演出，住处没有电灯，只能点蜡烛，他点着蜡烛然后掉过头来滴蜡油，本来应放在滴好的蜡油上，由于他近视，滴上后把蜡放别处了，根本没放在蜡油上，几个蜡烛全倒了。我们常拿他近视开玩笑。
因为那会儿生活困难，我买不起卫生纸，上厕所找张报纸就解决了。有的时候找不着纸有那发坏的给你一张画报，怎么也擦不干净。司万通比我们有钱，到哪儿都用卫生纸，这让我们很羡慕。有一次我听女演员说什么脱脂棉，误认为是一种新卫生纸，就对司万通说：“万通，你还用卫生纸呢，人家都用脱脂棉了。”司万通一听就说：“脱脂棉是什么？”我说：“新卫生纸呀！”司万通不服地说：“脱脂棉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用得起，咱们也用得起，走，跟我买脱脂棉去。”那时候我们正在山西太原演出。说完我就陪他上了太原大商场。司万通问一位女售货员：“同志，有脱脂棉吗？”人家说有。我们俩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等人家拿出一包递给司万通，司万通接过来用手指一捏觉得不对，说：“廉儿头，棉花！”我们俩骚不打脸地回了驻地。队里的人知道后，无人不乐。
后来司万通转业回了天津，多次打听至今没得到他的消息，他是个好人，我也非常想念他。
还有一个人和我关系好就是钱勇夫。钱勇夫现在是著名影视演员，他在赵宝刚拍的电视剧《永不瞑目》里演大毒枭欧阳天。那个片子收视率很高，主要演员有陆毅和袁立。
钱勇夫招来市场唱山东琴书的，但是，时间不久他就跟我们曲艺队老演员徐澄抗美援越去了越南。钱勇夫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不甘寂寞，他复员后到了广播文工团的话剧团，就是陈道明的团。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也很有趣。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是钱勇夫，我住八大处别墅这里。我想你了，你要不来，我永远不理你。”我忙说：“别这样。我们家老山有一趟公共汽车，直通你们家，这就去！”说完我就去找他。在他家他告诉我刚拍了一个戏，要播了，就是那部《永不瞑目》。我衷心地对他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