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5日
到了冬天的时候，波拉特替我弄来了一张“好莱坞贵宾卡”。天气冷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法再去那家小维族旅馆外面的露台坐着吃饭了，于是我俩每天的“雅宝路行程”有了变动。有时我们改去“好莱坞”吃饭，那是一家夜总会兼餐厅，一张贵宾卡意味着你在那儿可以免掉服务费。波拉特认识“好莱坞”的老板，似乎雅宝路上所有夜店的老板他都认识。
“好莱坞”的餐牌上面印着俄文和中文，我们每次去都点一样的食物：我要俄式鸡肉，波拉特要牛排。周末的晚上，波拉特喜欢早早地就到“好莱坞”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享用晚餐，随着时间推移，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进来。每个走进这家夜总会的人，都会经过一个巨大的金刚（King Kong）塑像，它的庞大身躯巍然挺立在入口那儿。夜总会里装修成好莱坞星球餐厅连锁店的样子。玻璃柜里展示着仿造的电影道具，上面还贴着详细的标签：一枚《无敌战将》里用的银色的警长徽章（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1年出品）；一件红色衬里的黑斗篷（《德古拉伯爵》，城堡石电影公司1995年出品）；一条皮鞭（《牛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58年出品）。门内侧的地方嵌入了一个巨型的玻璃管，里面是真人般大小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塑像，服装是“终结者”里的模样。施瓦辛格的雕像与这儿的电影道具一样，过于粗制滥造，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原型。这像一个主题为“假的”博物馆：展览里的艺术品会提醒你，你已经溜到真实之外，并且与它有一段距离了。在一个以卖冒牌货闻名的街区，“好莱坞”似乎算得上里面最为巨型的假货。
这儿也是雅宝路的俄罗斯妓女们出没的大本营。每次波拉特和我在这儿吃饭，我就会边吃边留意那些“夜间生意”的进程。8点，那些女士开始陆续进场；1小时以后，潜在客户走了进来。潜在客户们绝大部分是做小生意的中国人，这类人可能兜里有些钱，但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手腕上戴着象征着好运气的廉价佛珠；而且无一例外地，手里都拿着商贩的招牌物：一个假的皮革钱包。在这个城市的其它地方，这些人通常都嗓门很大：对着手机大吼大叫，冲着服务员大声说话、下达命令。然而“好莱坞”里出现的这些白种女人，却让他们平静下来。
这些中国男人三五成群地，低声说着话，不时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每当一个把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走过，他们就显得更加蠢蠢欲动。有时，我会看到一个男人如何热身，准备采取行动：他拿起了手机，又放下；点了支烟，又把打火机放下。这些动作不断循环加速：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拿起手机，放下手机——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一个女人直接对话。这时我就瞄一眼自己的手机，或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和波拉特的对话里——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偷窥癖。
波拉特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去美国的事了。他提到出国去读书的可能性，或者看能不能在太平洋对岸找个工作。有一阵子，他觉得去加拿大不错，因为有人告诉他说移民去魁北克很容易；不过后来他决定不要学法语（注：魁北克是英法双语通行的城市）。我们在好莱坞的聊天总是回到同一个地点：美国。
波拉特如此热切地期盼能去美国，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会说英语，我也无法想象他会取得去美国读书或经商的资格，而且美国大使馆可绝不会给一个在雅宝路上当中间商的人发旅行签证。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妻子，但他确实有个妻子还在新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系有些复杂。他和妻子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俩能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到迁移问题的时候。
我猜测波拉特关于美国的言谈，只是反映了他目前不太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我也担心，他可能对美国的认识有些偏差。在中国，从来没去过美国的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有两种极端，而两种都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见过很多中国人，它们相信美国就是邪恶的化身；但我也见过其它的中国人，他们对美国的财富、机会和自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和人交谈的时候，无论他是哪种极端，我常试着委婉地改变他的想法，让他接近真实的情况，然而这么做缺乏背景，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地方。
中国的一些地区，一些关于美国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移民过去。今年1月份，有3个中国男人藏在一条去西雅图的货船上，死在了集装箱里。这些男人和其它一些非法移民者一道，来自东南部的福建省，那个地方以“蛇头”出名——“蛇头”是帮助人偷渡的走私贩，他们能安排穿越太平洋的途径。
这桩死亡事件发生后，《西雅图情报家邮报》雇了我写几篇关于蛇头的稿子。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福州附近沿岸四处走动。在一个叫琅歧的海岛上，我找到了西雅图事件中1个生还者的家人；而这个生还者本人目前仍然被美国当局拘留，等待美国移民局开审。不出意料，这种移民者都要求获得政治避难，但实际上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大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福建人的村子里，我碰到了一个年轻男人，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州的牙买加拘留中心呆了4个月，后来他的政治避难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蛇头”给这些偷渡的人弄来护照，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这些人为此背负债务，往往要在唐人街的餐厅或血汗工厂里工作数年，才能悉数还清。
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中国较为贫困的地区，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但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却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很多福建人不满足于这种符合中国标准的舒适生活。为支持福建当地版的“美国梦”，兴起了一整个行业：蛇头、欺骗性质的签证服务、为移民作准备的英语课程。在一个叫“谭头”的村子里，有三个私人英语学校，提供的课程有“餐馆英语”、“生活英语”和“出国英语”。我看到一个开课的广告，名字很简单，叫“餐牌”。另有一个广告招牌是这样承诺的：你只需要花上在美国工作1天半的工资，就可以学一整个学期的“餐馆英语”。有一家学校开设了粤语课程，因为在美国好些中餐馆区里，粤语是最流行的方言。福建人正在学习另一门中国的语言，为的是非法在美国工作。
好些当地人完成了偷渡之旅，并且拼命工作，最终在美国成了餐馆的老板，或者做起了别的生意。他们会寄钱回去给福建的家人，这些家人就在村子里建起一栋栋高大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构造通常是横向狭窄而竖向伸展；1层可能只有3个房间，整个房子却有5层楼高。通常房屋的表面用白色的瓷砖砌成，大大的窗户上镶着绿色的玻璃——这颜色在当代的中国建筑中很常见，总是会让我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画面：戴西的码头尽处那一点绿色灯光。
但在福建，这更像是一束闪烁不定的光芒，要花上数年的时间才能穿越银河。很多成功的事迹时属于中国的上一代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给人民提供什么机会。实际上，如今留在家乡才可能是福建人较好的选择；尽管当下美元的市值要更高一些，但留在中国他们才可能有长远发展的机会，也大概能过得更开心。然而大家眼里总看见那些高高立起来的房子，也不断地有人选择离开。他们追随着心中的明星而去，但等到他们真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会发现那明星早已去世了。
在“探头”村里，我看到一栋6层高的楼，大门上题写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德聲園”。“德聲園”的意思是“拥有美德和声望的家园”。我在里面看见一位老太太，她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有四个子女在美国，有个女儿还开了一家餐馆。我问她那家餐馆在哪儿，老太太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5个英文单词。她不会说英语，而她的英文写得很奇怪，像是并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凭对字母形状的记忆写下来的。不过，她只写错了一处：
乡寸旅馆 新泽西州艾迪生小镇 （Vallege Inn Edison New Jersey）
每次波拉特和我在好莱坞说起要去美国，我都会提到福建人的事情。我担心他高估了美国的经济机会。我也知道如今雅宝路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过去，从俄罗斯和中亚来的商人总是络绎不绝，他们很多人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获得签证的，签证的时限是一周。有专门的机构替他们安排这种“旅行”，获得来中国的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我能想象到那些从莫斯科起飞的包机，里面坐满了一脸冷冰冰的女人，和魁梧得像一座山似的男人，眼里布满血丝，一看就是喝了很多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假的度假者，演技拙劣，一看就不像是出来度假的。
1999年末，雅宝路上的俄罗斯人和中亚人越来越少了。有时波拉特会用他那套汇率变动的语言向我解释这种情况。他告诉我，哈萨克坚戈（注：哈萨克的货币名称）贬值了三分之一，他以前的老顾客现在大多数都呆在哈萨克国内了。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塔塔尔人的情况也是如此。波拉特最后一笔大的服装生意是1999年9月成交的，他拉成了一笔交易，把3000条广东生产的蓝色牛仔裤卖给了一个哈萨克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谈了另一笔生意，帮几个俄罗斯人买了一船假的诺基亚手机电池（波拉特告诉我，那些电池只能用15天）。那两笔买卖结束后，波拉特的中间商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了。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
其中一位客人接过话来，他说他曾经在一部宣传影片中扮演法帝国主义者。“我处决了一个中国革命者。”那个男人骄傲地说。他也是一个教授。“那天是我的幸运日。”
其他人都大笑起来，纷纷举起了手里装了伏特加酒的酒杯。桌子上摆满了维族人的菜肴：烤羊腿，囊饼，一串串的烤肉和蔬菜。夜渐渐深了，大家仍然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交谈的语言不再限于中文；后来他们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了。我静静地坐着，观察着他们，听着他们说的话。我喜欢那种土耳其语系的发音，他们说着这样的语言，脸上都焕发出光彩。晚餐快结束的时候，波拉特站了起来，慢慢地绕着长桌，依次向客人一个个地敬酒。那一晚，那一桌人，在雅宝路的心脏地带，他看起来像是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心。
在首都呆了一年，我对这个城市的作息更为熟悉了。北京时间并非稳定不变的：偶尔，会有那么一星期，长得像不会结束似的；或者只为了一个短短的早晨，就动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的筹备——例如1999年的国庆日纪念。有些日子，党想要人们铭记；有些日子，党希望大家遗忘。有些日子，什么事情必须发生；有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偶尔又会有那么几天，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刻，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纪念。
通常，日历上出现某些特殊日期之前，北京的警察就要在邻近地区搜寻一番。那个特殊的日子，可能是June 4的周年纪念，也可能是举行全国人大会议的时间。无论是哪一个，给人感觉都是一样的：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更多的警察，挨家挨户地检查居住证。这段日子对北漂的人来说是很煎熬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相关的文件；维族人此时也会遇到麻烦。每次北京的某个重要日子来临，波拉特总是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低调些。
不过，对北京城里的大多人人来说，这只是一件无可奈何的麻烦事；那些警察也这么认为。毋庸置疑，是最高层下达了命令：某政府机构告诉下一级的政府机构，某日要特别警觉云云，接着这些话又逐层传递到下面的有关部门里。最后，命令传达到负责社区事务的警察里，他们就奉命来到处搜寻一番。不过，他们执行这种任务时常是心不在焉的，他们只是不得已地露一下面，然后就走到别处去了。每次他们来敲我的门，我都保持沉默，装作没听见。我从来没有在我所住的公寓里办过什么登记手续，因为这地方严格来说是不准记者居住的。
当然，每个北京的记者都会对这座城市的日历了熟于心。对于某些事件，媒体已经有事先写好的稿件（译者注：此处指境外媒体）；到了那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时间就被分割成小时计算，记者们都在天安门广场上蹲点，观察是否会有游行示威。通常来说，那天都过得很无聊，甚至会让人很不愉快；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警察——违背自己的意志，被迫在日历上圈起这些日子。所有事情都是七零八落的，无法拼凑成型，很难找出什么特定意义：这儿一场示威，那儿一个周年纪念。这种状态符合党的利益。如果一个人去广场上纪念六月四日，另一个人是去纪念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两个人永远都不会相遇。那些特殊的日子没有重叠；岁月步履蹒跚地前行，没有留下任何的诉说。
不过，如果你亲眼看到了一个事件，然后它再度发生；那感觉就非比寻常了。那种情形，像有一条穿过了好些年头的细线，把时间长河里的两点连接到了一起。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日子，是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
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仍然是陌生的。早晨，我常常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闲逛，希望能触摸到大街小巷的脉搏。今天，我快要骑到市中心的时候，传呼机响了，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按传呼机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伊恩·约翰逊，我《华尔街日报》的上司。他要我去一趟中南海那边。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建筑群落的统称，位置在紫禁城旁边。有谣言说那儿有些人在抗议。
我骑着车子，从文锦路往西去，经过北海公园，随后我看到一路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很多人，里外站了有三四层。大部分是中年人，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从乡下来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算一下人数：100，500，1000，2000。只是文锦路一带，据我目测就聚集了有5000人，而妇幼路上聚集的人更多。
有那么一会儿，我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统计人数上，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但随后，我突然发现了四周的安静。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大叫，没有人唱歌。没有横幅，没有标语。那些人只是站在那儿，平静地凝视着前方。
路人全都摸不着头脑。有几个北京当地人刹住自行车，问那些聚集的人，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没人回答。有个男人开始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说：“这只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麻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沉默。我下了车，走到人群里，希望找到一个愿意说话的人。我试着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沉默。一个老者。沉默。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一个男人。沉默，沉默，沉默。最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回答了我。她比其他人穿得更为体面一些，说的普通话带着口音，我听不出是哪儿的方言。我觉得她应该是个首领之类的人物。“我们练习Falun功，”她告诉我说：“我们只想得到官方的认可。大家都指责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要政府承认我们是一个好的组织，否则就会持续集会。”
我们的交谈很短，接着就来了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边。车窗一律黑漆漆的，其中一扇摇了下来。那个女人急急地走过去，车门打开了，她低头钻进车里。几分钟后，她从车里出来，然后那辆车就开走了。我再次走近她，但她只是摇摇头。她没有说一句话，就挤进了沉默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
在Falun功的首次集会过后，时间加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在以前也曾发生：自从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中国的宗教气候经历了剧烈的改变。起初，共产党人对宗教持批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他们蓄意要毁掉所有宗教。毛泽东思想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信念；不过，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不过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复苏了，教堂来了新的信徒，被毁坏的寺庙和清真寺得以重建。但这些信仰有着严格的限制，共产党只承认五种宗教信仰是合法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1980年代，有些中国人开始沉迷于气功。气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包括有呼吸练习和沉思冥想。从来没人把这些锻炼方法称为“宗教信仰”，任何一个宣称有新信仰的行为，都无异于向党挑衅。气功的练习者们把他们那一套注册为“锻炼身体和保持健康的日常方法”。1990年代，一个来自东北的男人创了一套新的气功，把他叫做“Falun功”，又被称为“Falun Dafa”。像其他的气功派别，Falun功注重沉思冥想和日常锻炼，但它分明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位极富魅力的领袖；它的书籍里强调信念和锻炼并行；它所用的很多符号和术语源自佛家和道家。无论它注册时填的是什么，它看上去更像是个宗教组织。
它的传播也像是宗教的方式。Falun功有三个基本原则：真、善、忍。对身处改革开放巨变的普通中国人而言，这些简单的道德准则，迎合了他们的心理。1990年代，Falun功获得了好几百万的信徒，很多人在早晨的公园里一起锻炼。我在涪陵住的时候，在茶馆遇到了一群Falun功练习者，他们想要说服我一起加入。他们给了我李洪志的书，还整天往我住的地方打电话。这些人的狂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他们并无恶意。我很烦那些一大早就扰人清梦的电话，不过那些信徒说话总是很有礼貌。他们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锻炼Falun功让他们的生活富有规律。
1990年代后期，开始有无神论者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Falun功，说它是一种迷信，而且有害身心健康。一种固定模式出现了：如果有一篇关于Falun功的负面报道出现，信徒们就聚集在这个媒体的所在地，举行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要求这家媒体撤回报道。很多的媒体所属级别不高，他们通常会选择让步，因为怕被上头指责惹来麻烦。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播了一段采访，有个教授批评了Falun功；随后2000多个抗议者出现在电视台门口。这时候刚好是北京日历上某个敏感日期的前夕：六月四日快要到了。电视台迅速播放了另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达了对FaLun功的理解和支持。抗议的人陆续离开了。
那一次，信徒们领悟到和平抗议是个有效的途径；他们也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能很有效率地组织到一起。1999年4月，天津大学的一份学报发表了一篇针对李洪志的评论，是批评性的；而李洪志本人已经移民去了美国。几千名信徒聚集在天津大学的校园里，然而这一回学报拒绝撤回文章。最后，这些抗议者们去了北京，希望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提意见，这就是我4月25日看到的集会事件。那一天，当局的高层领导人最终同意会见Falun功代表，代表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然后让集会的群众和平地离开。
这次集会抗议活动没有出现任何冲突，不着痕迹地结束了，只是集会时关闭了其中一条车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意识到，Falun功已经成为了一个如此训练有素的组织。随后的几星期，当局对此事保持着沉默，这在中国通常是个坏的预兆。北京的报纸没有发表关于这次抗议的只言片语；电视台的新闻也没有任何报道。没有辩论，没有公众演讲，没有任何形式的评论。好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然后一场风暴爆发了：7月22日，当局下令取缔Falun功。更多的抗议者出现了，等待他们的是随后的逮捕拘留；Falun功的头目们被审判，然后送到了劳改所。10月26日，共产党人加快了进攻步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宣称Falun功是“邪教”。但Falun功练习者继续抗议活动。他们常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竖起横幅，打莲花坐，或者把两条胳膊举过头顶——这是Falun功练习的开始动作。便衣警察监视着广场上的情况。外国记者们静静观察。不久，一些总部在香港的人权组织报告说，有些信徒在警察局拘留期间被毒打至死。
2月，一个叫陈子秀的老奶奶死了，当时她正被山东省一个小城镇的警方拘留。她和很多其他的信徒一样，试图去北京参加抗议活动；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Falun功练习者对他们的信仰是不会撒谎的，所以警察常常在天安门一带巡逻，问经过的人信不信Falun功。）陈子秀去世以后，她的女儿想找人报道这件事情；通过层层关系，她最终联系上了伊恩·约翰逊。约翰逊与这位女士会面，并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报道。文章见报以后，约翰逊继续追踪调查Falun功组织的构成，这和警方的反应可谓如出一辙。他发现，这是自上而下施行命令的又一个例证：在各个地区，每出现一个从当地逃脱至北京参加抗议的信徒，当地警察局就要被罚款一次。“取缔Falun功”是上头启动的一个想法，最后被具体化成十足的残暴，其中原因至为愚蠢、又至为实用：为了钱。
然后，在你意识到以前，又一个4月25日来临了。北京的日历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周年纪念日。
2000年4月25日
伊恩·约翰逊离开广场以后，就轮到我过去了；那时大概是早上九点多。天空是黄色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春天的沙尘暴，风把戈壁滩的沙吹向了南面，这些日子里眼睛都是睁不开的。我可以在齿间尝到风的味道。
广场上，便衣警察无处不在——有些扮作卖纪念品的小贩；有些假装是游客。像以往一样，这些男人大部分理着平头，穿着磨破的裤子和廉价的风衣。他们的穿着很糟糕，便衣也做得很糟糕：他们走来走去，一会儿又站着，盯着某个目标。他们总像要伸出手来指认某个人似的。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男人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他们的任务是恐吓威胁，而非潜入敌人身边。看起来，他们所得到的指令只有一个：一旦发现抗议者就马上弄走，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他们留意着来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同时也注意着外国记者。摄影师注定是悲惨的下场——保证拘留，鲜有例外。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能否在被警察抓住之前，抓拍到一张照片，并藏好胶卷。对于我们这些文字记者来说，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相对来说情况还是好一些。这些规则是：绝不要在公共场合拿笔出来写；不要拿出笔记本；避免用中文和别人交谈。试着混到游客里头。如果被警察拘留了，要坚持说自己只是去广场参观的。
我溜到了一群美国游客里。这个幌子很好——游客里大部分的男人，都和我一样，戴着顶棒球帽。我还认出了他们的口音：元音很扁，辅音R很重，是美国中西部来的。有个男人告诉我，他来自伊利诺伊州；还有一个说是从爱荷华州来的。我们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游，他把我们带到广场北面的旗杆下面。讲座开始了：
“红色是共产主义者的代表色。在中国，红色也有传统的寓意，代表着幸福快乐。大的那颗黄色星星代表共产党。小的那几颗代表着四个阶级，分别是士兵、农民、工人和科学家。”
然后讲座加入了私人的故事。导游说，他有个表哥，曾经是这广场上国旗班的一员。他的表哥总是笔直地站在旗杆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个工作所带来的光荣感让他忘记了疲累。我心想：“这是个假的故事”；紧接着，我们前面就有个小个子的男人，一下子坐在地上，打起了莲花座。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她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干部 （Cadres）
审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宪法 （Constitution）
消费者（Consumer）
中国政协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15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
亲爱的新闻专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显著加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经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不能错过今日中国的种种故事。《波士顿环球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规模的日报社之一，我们报社认为，增加中国的报道，对于其环球视野是极为重要的……
五月的时候，现今黑市的汇率掉到了8.6元人民币兑1美元。好些下午，波拉特都很清闲，我和他常常坐在维族餐馆外面的露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儿的啤酒不再存放在下水道里了，餐馆老板终于买了台冰箱。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又一“巨变”，不过我已经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了。在北京，让你怀旧伤感的事情，可能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前。
这个城市平静地度过了北约轰炸事件的一周年。没有任何的抗议活动或者公开纪念活动；国外媒体上有一些报道，如此而已。夜晚渐渐暖和起来，我们俩在餐馆的露台上坐到夜深，看着商贩们来来往往。有些人也已经成为往事了：坐在黑色奥迪车里的钱商，往自己手臂上按烟头的维族商人，街上不再有他们的踪迹。
有一天，从北朝鲜大使馆出来了一伙男人，他们的车停在餐馆门前，是来吃午饭的。波拉特和其他几个维族朋友正在吃饭，他们都抬起头看着那些人。过了好一会儿，波拉特终于站了起来，走到旁边北朝鲜人的那张桌子去。“我喜欢那个徽章，”他指着其中一个的大衣翻领说：“我给你1美元，你把它给我吧。”那个徽章上是金日成的像。
那些北朝鲜人根本不理他。波拉特说：“两美元。”
北朝鲜人站起来，往餐馆外头走去，桌上的面还没有吃完。我们再也没在维族餐馆里碰见他们了。
那一年夏天，波拉特买到了新的身分文件。有一天，他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服装市场里转悠，碰到了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说他是个“签证顾问”。他们攀谈起来，那人给了波拉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那间公司就在雅宝路附近，波拉特去了一趟。那人说只要8千8百美元，就会安排好一切，包括签证材料、签证申请和机票。波拉特又去了几趟，考察这个公司是否可靠，最后他同意了这笔买卖。
第一步，是要给波拉特捏造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那人研究了一下波拉特的护照，草草记下了他之前出国做生意的经历，然后比对着替他设计了个没有瑕疵的身分。那人决定，波拉特应该有一个中国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与好些国际公司做生意，参与了高层次的贸易活动。重要的一点，波拉特要是个有钱人。
通过关系，那人给波拉特弄来了新的文件。有个政府盖章的文件证明了波拉特的高等学位，另一份文件让他成了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老板。一份银行帐单证明了波拉特有将近300万美金的财产。他还获得了一张新的中国公民身份证，证实他有4个孩子。波拉特要抚养这么多孩子，银行里又有巨额的存款，签证官会认为，他只是要出国出一趟差，肯定是要回来的。
波拉特一直到所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才把他的新身份告诉了我。他向我解释整个申请计划，并且强调，从法律角度而言，他的文件并不是假的。文件本身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是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假的。波拉特的新生活就如同这些文件一样真实。
美国这边的手续更为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表格或银行证明。那间文化交流公司在洛杉矶有一个联系人，他会弄来一个公司的信笺抬头——当然这个公司并不存在，准备好一封邀请信。那封信很短，语焉不详，是用“特别英语”写成的：
亲爱的波拉特先生：
我很诚意邀请你2000年10月出访美国，为期两周。
此次出访的目的是请你检查我们的产品，并与一些美国公司展开会谈。有些美国公司批发出售此类产品。不过，你需要亲自来查看货物，并谈妥交易价格。
波拉特去美国大使馆进行签证面谈的前一天，那个顾问仔细盘问了他5个小时，确保他能把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这个故事包括了波拉特那些曾经去其他国家做生意的经历，这些经历证实了波拉特的新身份。即使是那些亏本买卖——烂在尼泊尔境内的葡萄，哈萨卡斯坦那一大堆虫蛀的衣服，都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商人成功的商业之旅。他在人生之路里踏出的一步步脚印，自然而然地带领其走向了今日的成功：一个腰缠万贯的男人，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一名即将出访洛杉矶两周的企业家。
波拉特去了大使馆做签证面谈。真正的面谈时间不到5分钟。签证官问波拉特的问题只有两个：你打算在美国呆多久？你的护照上说你是在新疆出生的，是这样吗？波拉特回答：两周。是的。签证官往他的护照上盖了个章，说道：“欢迎到美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