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
我第一年做自由撰稿人，过了几个月紧巴巴的日子以后，开始在一些媒体发表文章。这些媒体包括有《香港英文虎报》、《南华早报》、《亚洲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芝加哥论坛报》、《纽沃克星报》（the Newark Star-Ledger）、《西雅图情报家邮报》（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少年学术杂志》（Junior Scholastic Magazine）和一家叫“现代中国”（Chinanow）的网站。那一年世界经贸组织那些英才们从日内瓦飞抵中国，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会议；而我撰写了用于宣传册上的讨论会纪要。每个组织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有一套发放酬金的方式。世界贸易组织要我必须穿西装、打领带，不过他们会给我300美金一天。报纸通常是一则新闻报道付我300到400美金，如果我能提供一张能见报的相关照片，还能获得更高的报酬。没有人会为我的开销买单。无论谁给我一份稿件的合约，我都来者不拒。
在我发表稿件的这些媒体中，《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声望最高的，不过它们给的酬劳都没有《少年学术杂志》多。那家杂志一篇专题报道就给我900美金。《少年学术杂志》让我做一个关于三个北京的学龄儿童的报道，这报道里要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这家杂志的受众是美国中学的青少年；编辑要我把每个句子的长度限制在18个字以内。我写完了草稿，自己读了一遍，忽然发现我用的是“特别英语”（译者注：Special English是词汇量较少、语速比地道英语平均语速慢1/3的英语，由于“美国之音”的广播而广为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的历史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过往的岁月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比西方各国发达得多。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铸铁、丝绸和指南针。
然而过去的两个世纪对中国而言，大致是可叹可悲的；尤其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个有很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要做好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关键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离开来。你要远远地注视着你的文章，如同一个忽然晕眩的人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趴在地面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无论哪一类的写作都是如此；但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自由撰稿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为那些远在天边的媒体写稿感觉很奇怪，那些媒体的编辑对我来说就只是电话里的一把声音而已。而且这也算得上是不合法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任何记者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然而北京和上海仍然有一小群年轻的写作者，持有的是买来的6个月的商务签证，希望有一天被某个记者站选上，成为一名全职的记者。这些人惹上麻烦的机率不高，但偶尔会出点事。我来北京前不久，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敏感新闻，中国警方对此的反应是不断去骚扰一批ABC驻中国记者站的助手，这些助手都是外国人，也没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最后他们都不得不放弃工作。
无论如何，我还是尽可能去发表我的文章。这么做要冒一定的风险：我的报道可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但也可能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我每周都发信投稿，也学会把一段经历写成好几个故事，就像那回我在北朝鲜边境的旅程一样。（那段旅程一共发表了五篇不同的文章。）同时，我也留意着那些不同种类的固定工作。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麦特。福尼把他以前的一份差事转给了我，就是为《香港英文虎报》写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每周二我就交过去一篇600字的文章，然后我就能收到150美元，还有那篇从样报上剪下来的发表文章。我每次为了护照的事情去香港时，从来没上过虎报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经看过我在上面发表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写作方式更为轻松。我常常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旅行，等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就是在北京城里闲逛，找一个人或一处地方来写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都北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儿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兴盛起来，然而还未达到完全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经济模式。小规模的生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一桩都值得拿出来写成故事。雅宝路那边的一条小胡同里专门做卖给俄罗斯人的皮大衣生意；新街口有好些很棒的走私CD和DVD店。人们都知道地铁天安门那一站有很多卖伪造发票的人，他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从内地来为党公干的腐败官员。他们就在地铁站的出口那儿转悠，嘴里小声地说着：“发票，发票，发票。”那些人总是站在阴暗的角落，眼神飘忽不定，手插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抽出一叠报销单。
玉蜓桥的市场全部是卖没有许可的电子商品的：用过的产品，厂商用于摆设的模型，试验的装置，工厂里流出的零部件，还有就是假货。每件产品背后都有一个可以打消你疑虑的故事，一个口头上的信心保证。有天早上，我在市场里闲逛，和一个卖主聊天，他是卖台湾制造的松下音响的。他向我解释到，他卖的产品这么便宜，是因为他不用交税——他有个朋友在厦门做海关。另外一个卖主告诉我，他卖的扬子牌洗衣机是在安徽省的工厂里直接提货的，这批产品没有通过厂家的质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表面有些小小的刮痕。这个卖主旁边的男人在卖CR2型号的锂电池，这些电池在高档商场专柜的电子产品中已经使用过了。但这男人指天发誓说，这些电池还有一半的电，价钱则是原来零售价的六分之一。
我对兜售故事的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一次我在山西省省会太原旅游时，遇到了一个街头集市。那儿全是这种东西：手表，打火机，佛教的护身符，还有手工做的鞋垫。每个卖主都是把席子往地上一铺，上面摆上他卖的东西，就可以叫卖了。
有个卖小册子的摊子前聚集了一群人。卖小册子的男人二十岁出头，你可以从他外表就看出他是从外地来的：黝黑的肤色，肮脏的衣领，廉价的蓝色西装。但是他口才很好，人们都被他的言语吸引住了。在这儿演讲的关键在于语速：决不能太快，不能显出很急切地样子。他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好像他正等着享受这一整天似的；他的话听起来不会太生硬，也不像有预先排练过。他卖这些小册子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这些小册子确实值得一卖。
这肯定是不合法的事情。他在地上摆了一张白色的布单，上面手写了一系列的问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谁更好一些？
一则从未公布的重要新闻？
世界瞬息万变，中国在20年后还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会得到答案。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这个男人说：“只要一块钱而已。”
他瞥了一眼围观的人，显然留意到人群里有个不太寻常的身影，但他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是外国人也好，当地人也好，这都没关系的。价钱就是这个价：只要一块钱。我不会骗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你会得全部答案。”
那些小册子印刷质量很差，纸做的蓝色封皮里钉了有20页，封面上写着：
科学新闻、奇闻和秘密疗法
张宏（经济学家）
深圳科学新闻出版社
毋庸置疑，这家出版社的名字你是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经济学家很可能是“查无此人”。在北京这种政治监控比较严密的城市，这个卖小册子的男人可能会被驱逐出城，或者是被抓到派出所去，他卖的东西要全部没收。但在乡下，时不时可以看见卖这种小册子的人，这个国家的媒体都由当局掌控，这些人就在边缘地带活动。他们贩卖谣言、秘闻、民间传说、阴谋论——那些都是在人们头脑里悄悄回响的声音。我总是对他们卖的东西感到好奇。一块钱真不算多。你在报纸上可从来看不到那样的消息。
那本小册子里有21篇文章，按照一种神秘的逻辑排列。“为什么毛泽东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篇文章后面，紧接着就是“如何看出你生男孩还是女孩”。“中国需要迅速解决的十大问题”的前一篇文章是“十种人会短命”。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89年民运的工人领袖，他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另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刘少奇的那些妻子们，刘少奇是前任的中共副主席。这些文章里有丑闻：“500个怀孕的女空姐。”也有建议：“如何治疗脱发和白发。”有欺诈：“打麻将的作弊手法。”还有祖传秘方：“如何避孕”（用小苏打和棉花）；“如何流产”（用发酵过的发酵粉和烧酒）。
那些文章都很短；里面的句子简洁明了。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答。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三个原因：1.他被刘少奇所威胁；2.他想继续阶级斗争；3.他希望全面发展马克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如果一个孕妇右侧的乳头颜色比左侧的乳头深，她就会生儿子。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的好。如果你有规律地做运动，就不会秃顶。中国20年以后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左侧乳头颜色更深，你就会生女儿。
2000年3月，我接了个活儿，是写一篇关于“淀粉”的报道。有家叫多尔·奥利弗的荷兰公司要发行一本公司内部刊物，他们想报道一下他们公司在中国东北部的工作情况，那个地方以前叫做“满洲”。奥利弗公司给这个地区最早的两家玉米淀粉加工厂供应离心机，工厂名字一家叫黄龙，另一家叫大成。我的任务是去报道一下这两家企业的成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此处的“报道”该叫做“宣传”。报道和宣传除了叫法不同，在这儿意思可没什么两样。1997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把“宣传部”的英文翻译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成了“Publicity Department”，但中文名称可是一点儿也没变。
这篇报道多尔·奥利弗公司付给我900美金。我的摄影师朋友马可·梁的酬劳是1000美金，公司付给他更多钱的原因是他承诺说可以拍到刊物封面的照片。我们动身前一晚，多尔·奥利弗公司寄给我另一篇内部刊物的样稿，让我作参考。那篇文章是用简单的“特别英语”写成的，它的开头是这样：“没有什么原料能像淀粉一样，用途如此广泛。”往下的内容就是说从唇膏到纸张到干粉，所有东西都要用到淀粉。每一年，全球的淀粉产量一共是5千5百万至6千万之间。大量的淀粉用于提取糖分，这个传统是从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英国人切断了法国进口糖的途径，法国人不得不从淀粉中提取糖分。也许你要说法国人输了那几场战争，但他们可从淀粉上尝到了甜头。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像‘汉堡王’这样的快餐店会用淀粉让薯条变得更脆。”
我很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可乘飞机前往满洲。
从长春的半空中，你一路上都会看见一堆堆黄澄澄的玉米。1930年代，这个城市是满洲国的首都，满洲国是日本人入侵中国以后扶持建立的傀儡政权。在长春的市中心，还有一座宫殿，是日本人为前清的皇帝溥仪所建造的。日本人让溥仪做满洲国的首脑，这首脑有名无实，就是个“假的皇上”。游客可以去参观伪满洲国皇上的宫殿，但我和马可都没有时间去了。此次采访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们必须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们刚到长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来黄龙和大成这两家工厂我们没法都去参观，尽管我原来的任务就是要报道这两家工厂的事情，并且写一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帮助中国制造更多的淀粉。有个负责人告诉我，要我换一个主题写好了；我们是不能去黄龙的。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
我们来到了大成，马上就发现它是同时从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购买离心机。威斯伐尼亚是德国公司，也是多尔·奥利弗的竞争对手。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摆在一块儿，同时工作，有短兵相接的味道；给马可照相出了难题。他必须要调整好镜头的角度，把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照下来，而背景里不能出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是米黄色的，多尔·奥利弗的是蓝色。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而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两家公司的机器都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工厂里弥漫着一股麦芽的味道。工人们穿着棕褐色的工作服，胸前印着共产主义风格的红星。
马可照相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负责人安排的工人。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室里，我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这两家公司的离心机有什么不同。
“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粒，威斯伐尼亚的机器从顶部。”他回答。
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注意到了。我问他生产质量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一样，”他说：“但威斯伐尼亚的要稍微好一些。”
王先生是多尔·奥利弗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是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前任成员，也是我们这次采访任务的主要协调者；此刻他正坐在桌子的另一头。他正在用手机通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我把身子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为什么觉得威斯伐尼亚的机器要好一些？”
“就是好一些嘛。”那个工人耸耸肩说。他今年25岁，一头短短的黑发，胡子浓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5美元。“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点太复杂了，”他说：“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操作起来更简便。我们工作时要花更多的精力留意多尔·奥利弗的机器。”
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并不符合宣传内容。我有些担心，如果王先生现在关掉了手机，这个工人会不会遭殃。我换了个话题，和工人谈起了他的老婆，那女人在工厂里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工人还说起了他十个月大的女儿，与刚才说到多尔·奥利弗离心机的时候相比，他此刻热情得多。他说女儿应该快要学会走路了。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郭先生，他是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这个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当时的名字叫做“地方工业技术学院”，最初的科研目标是研究如何从甜菜里提炼糖分。然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变革不断，很快研究院就改成了研究尼龙绳的生产问题。然后“文革”就来了，像郭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五年多。对于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郭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明确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参与尼龙绳的产业建设。
1970年初，当“文革”进入尾声，研究院把名字改成了“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时它开始研究如何提高香烟滤嘴的质量。这对于郭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但他马上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推行，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再次改变，这一回是玉米淀粉的事。至于这机构为什么还叫“石油化工设计研究院”，那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郭先生今年67岁，他属于那种斯文型的中国男人，说话声音轻柔，如果谈到一个让他不自在的话题，他就会呵呵地干笑两声。郭先生说到“文革”时笑了两声，说到他幼年在长春经受的饥荒时笑了两声。说到研究香烟滤嘴那六年，他也笑了两声。我在长春会面的人里，郭先生是少有的不吸烟的一个。
在长春的五星级宾馆——香格里拉酒店接受一位外国“宣传者”（而不是“记者”）的访问，让郭先生稍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这可能也是他时不时呵呵干笑地原因。然而他无疑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当他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做“玉米淀粉”的科研时，他已经是一把年纪了；然而采访中我不得不佩服他对于玉米淀粉的了解程度。他能不假思索就说出和玉米淀粉有关的数据。他告诉我，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的玉米淀粉产量增加了1,150%。他说，在中国，40%的玉米淀粉用于做味精；而在美国，60%的玉米淀粉是用来做人造甜味剂。这两个数据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在采访中接到了马可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工厂外面拍摄。
“这儿有好大一个玉米堆。”马可说：“你该来看看。”
“我在酒店里呢，”我说：“我正在采访一个玉米淀粉的专家。过一会儿我会去的。”
“这玉米堆该有50英尺高，农民们把自家的玉米都堆到这儿来了。”马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呢。工厂用机器把这些玉米堆到一起。你知道我说的机器吧，就是他们叫‘反铲机’的？”
“嗯，我大概知道。”
“你该来看看。”马可说。像许多摄影师一样，马可常常被那个一英寸的镜头里呈现的世界所迷惑。
“我们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说：“但我必须先采访完这位玉米淀粉专家。”
“你采访完让他跟你一块儿来吧，”马克说：“可能需要给他也照张相。”
马可挂了电话，我继续采访郭先生。他向我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在美国，糖的人均消费量是一年50公斤；在中国则少于8公斤。至于全球的淀粉产量，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玉米在中国的价格正在下降。1997年，一吨玉米的价钱大概是将近200美元，现在已经跌至85美元。郭先生笑了两声。他的淀粉数据已经全部说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试着想一个新的宣传式的问题。最后，我问郭先生，他本人是否吃玉米。郭先生又笑了两声。
“以前大部分的玉米都是用来做粮食的。”他说：“我小时候天天吃玉米。我记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但现在，如果我还吃玉米，那就是在餐馆里，碰巧有一道特别的菜用到了它。我在家肯定不会再吃了。没人再吃玉米了，现在人们都富裕起来了。”
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采访中，郭先生要的是一杯水果沙冰。但他太腼腆了，不好意思去自助餐台拿吃的。我一直叫他吃一点儿，但他只是摇摇头，干笑两声。不过他很喜欢那杯沙冰。
在中国东北，玉米粒里含有的水分介于32%到38%之间。在中国中部，这个数字只有14%。所以在长春，沥干玉米的水分要花掉很长的时间。
在坐车回去大成工厂时，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把它记了下来。
我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是长春玉米产业发展区的区长。1980年代，他建立了黄龙工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玉米淀粉加工的企业。徐先生用了5年时间，才拿到兴办这个企业的各种政府文件；但这段困难时期过了以后，黄龙工厂开始生产的头一年，就赚到了7千万美元的利润。后来他又建立了大成工厂。他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的玉米淀粉之父。采访前，我在徐先生的办公室里等他，他还在开会。
和我一起来的是王先生，多尔·奥利弗公司的首席代表，还有两个从荷兰总部来访的荷兰人。马可还在外面。他时不时打给电话给我，问我徐先生到了没有；因为徐先生是用作封面照片的最理想对象。马可特别想摄一张这样的封面照。同时，他又被外面那堆玉米迷住了。那两个荷兰人一个叫维姆，一个叫吉斯；两人都不怎么说话。
王先生和我聊天，他说了些自己的事情。15岁的时候，他考上了中国海军潜艇学院，他在那儿读了7年书。1976年，他告别了潜艇和海军，在外语出版社里找了个工作。他学过英语，最后他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注：北欧地名，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派发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他没有说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事。
离开政界以后，王先生就来了多尔·奥利弗公司工作，负责把离心机和其他设备卖到中国来。像郭先生和许多我在中国见过的中老年知识分子，王先生说起他的职业生涯时，并不是把一个故事完完整整地娓娓道来。相反，他的话由一段段毫不相干的简介拼凑而成。他寥寥数语就说完了一段经历，语气中不无嘲弄的意味；就像这些经历属于另外一些人，而现在些人已经去世，时间渐渐抹去了他们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谈到这些简介时，他最有兴趣的是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那个人。
“我大概会做到总理。”他说。“如果我继续留在政界，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我问。
“那取决于你玩政治的手段如何。”
他用徐先生做例子告诉我，人卷入政治后会发生什么事。1990年代初，在黄龙企业取得巨大成功后，徐先生打算在大成开第二家工厂，他决定把工厂取名为“小黄龙”；这两家企业将成为中国玉米淀粉行业的核心。这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忽然来了一场政治危机，徐先生从黄龙企业淘汰出局。他为他建立的工厂耗费了巨大的心血，最后却失去了对工厂的掌控权。
“所以他独自创办了大成工厂。”王先生告诉我说：“他这是为了报复。他用‘大成’代替了‘小黄龙’这个名字。”
我对与徐先生的会面越来越有兴趣了。我想知道，这个听起来头脑冷静、铁血心肠、精于计算的男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竟会为了报复对手而创立一家玉米淀粉厂。
“这就是政治。”王先生说下去：“你总会被你的副手们干掉。这就是政治。如果你想做主席，你就要把你的对手们通通干掉。如果你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你就会被人排挤掉。他们会把你干掉的。”
每次王先生说道“干”（原文：fuck）这个字眼时，维姆和吉斯都吓得跳了起来。王先生的英语说得棒极了，但他跟很多外国人一样，虽然精通这门语言，却没有意识到一段话里用三个“fuck”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反应就是荷兰人会跳起来。
他说着说着又要再用到fuck了，此时马可的电话打了过来。
“那个负责人来了吗？”
“还没。”我说。
“我刚才照相时，有个工厂里的人发彪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给那些脸上有尘土的工人照了照片，他就不高兴了。他冲着我大喊大叫，要我离开。我跟他解释了一会儿，最后他才让我留下来。”
“他是不是觉得你想展示工厂不好的一面？”
“可能吧，”马可说：“也可能是他觉得我是另一家工厂派来的间谍。”
我想要不要告诉马可大成和黄龙工厂的“血拼往事”，不过那太复杂了，一时说不清楚。我估计马可在那儿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告诉他，一旦徐先生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想知道王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里的角色是什么。不过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情。
“你早上采访那个工人，你问他多尔·奥利弗和威斯伐尼亚哪一家的机器比较好，他说了些什么？”
那一瞬间，我戒备起来，然后我回答道：“他说两家公司的机器基本上是一样的。”
“他说不同之处是什么？”
我回答得很巧妙：“他告诉我，多尔·奥利弗的机器从底部装进玉米，威斯伐尼亚的从顶部。”
“不不不，不是这个，”王先生有些不耐烦了：“他说哪家公司的好一些？”
“他说都差不多。”
“不，他不是这么说的。”王先生回答道：“他告诉你，威斯伐尼亚的机器更好用一些，不是吗？”
我想骗他，不过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王先生的圈套里了；那个工人也一样。
“是的。”我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他也说差别不是很大。”
现在维姆和吉斯感兴趣了。王先生得意地看着我。
“你知道吗？”王先生说：“他是对的！”
没人说话。王先生呵呵笑了起来。
“我们的机器在设计上没有威斯伐尼亚的离心机好。”他说：“他们公司的机器更好用一些。”
那两个荷兰人看着地板。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王先生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
房间里死一般的沉默。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两遍他的问题，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很久以来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王先生说：“他们一定要说自己的产品怎样比对手的产品好，而且他们也相信自己说的话。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产品更差一些，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你专心做买卖就行了！”
现在我知道王先生为经济委员会做的工作是哪一类了。每次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从共产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多中国人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
那两个荷兰人看起来坐立不安的样子，直到王先生终于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加工的淀粉和普通的、未经加工的淀粉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别很细微，我听得不太明白。这时维姆说话了。他想把这说个明白。“加工的淀粉基本上相当于原油这样的材料，”他说：“是一种碳水化合物。”
马可终于拍完那一堆玉米了。他走进办公室，和王先生讨论呆会儿给负责人徐先生照相的事情。他们的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不简单”的争论。
王先生想让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拍照。他指着一面墙，墙上挂着李鹏和周稽裘的书法，都镶在镜框里。这两人都来过大成工厂。李鹏是前任总理，89年事件时是他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我不知道周稽裘是谁，不过王先生笃定地告诉我，这是个很重要的官员。周稽裘的书法写的是“玉米生产产业的光明未来”。李鹏的书法写的是“中国长春玉米生产基地”。李鹏那差劲的毛笔字在整个中国都是出了名的。
王先生想让徐先生站在这些书法前照相。马可看到的是他的封面照片就此化为乌有。
“这儿的光线不好。”他说：“在工厂里拍比较好，我可以照一张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离心机前的照片。”
“你没法这么做！”王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肯定不会同意！人家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板，你怎么能想把他拉哪去就到哪去呢！这是政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的！”
马可眼看着越来越沮丧的样子。“这样的话，我只能用一张普通工人的照片做封面了，”他说：“你觉得这样徐先生会满意吗？”
“我可不建议你这么做。”王先生正色道：“人家是个高级官员，你不能用一张级别比他低的人的照片，一个普通工人的照片就更是犯了大忌。你要把最高级别的人物放在封面上！”
他们俩继续争论了一会儿。两人相持不下，各有自己的道理：马可在意的是光线的问题，王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的问题。看起来光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相容的了，这时徐先生走了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王先生说话了，就像刚才的争论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他直接就问徐先生是否能和我们一起到工厂里面去，摄影师想让他站在多尔·奥利弗的离心机旁照张像。徐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行人就走到外面去。外面很冷，空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远远地，可以看见马可所说的那一大堆玉米。确实很巨型。我们走到了机器房里。
马可小心地调试镜头，避免照到威斯伐尼亚的机器。徐先生勉强有5英尺高，他穿了一件灰色条纹的西装。照相时他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今年57岁。
然后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采访。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两个主要的头衔：长春市人民政府的市委副书记，长春玉米产业开发区区长。这个开发区是效仿深圳特区建立的。
我问徐先生，从1980年代他创立“黄龙”开始到今天，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原来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方面的问题。”他说：“以前，我要一个个政府部门跑，而且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在这个审批权已经下放了。我只要去长春市政府就行——而且基本上我可以自己来审批，因为我现在是长春市的市委副书记。只要我在那些申请审批的材料上签字，其它部门就都会批准的。”
说完以后，徐先生咧开嘴笑了。我把他说的话记了下来。
他又向我详细解释了一番，如今他要批准那些商业项目可容易多了；这为他的企业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如今他期待的是大成的玉米淀粉产量能翻到四倍，而现在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万吨。由于玉米价格的下降，大成的获利更高；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玉米价格还会往下掉。徐先生说到前景时，脸上浮现出了笑容。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还想设立一些加工厂，生产浓缩淀粉，”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新的产业，可以为农民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玉米价格下降后有些农民的日子不太好过。”
写那篇宣传稿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稿子有1000字，我在里面放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文章里，我没有提到多尔·奥利弗的机器有时会出现故障，没有提到黄龙和大成两家企业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没有提到徐先生在政府里的位置怎样帮助他的工厂扩张。在满洲，我学到了一点关于“宣传”的重要真相：关键信息不是你写在文章里的那些，而是你没有写下来的。
几周之后，有个杂志的女编辑告诉马可，他们没有用徐先生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准备用郭先生的照片——郭先生就是那个曾经用了6年时间研究香烟滤纸的专家。编辑们觉得封面照片非郭先生莫属，因为他在照片里的笑容是如此灿烂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