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0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帝不会中止这份协议（帝弗终兹邑）。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禳祓，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
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