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哀歌1
六月的日子2以后，我看到革命被征服了，但我对被征服者，对倒下的人，依然怀着信心，我相信蒙难者创造奇迹的力量，相信他们精神上的强大。到了日内瓦，我看得逐渐清楚了，我知道革命不仅被征服了，而且它是必然要被征服的。
我的发现使我头晕目眩，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渊，我觉得，土地仿佛从我的脚下消失了。
不是反动势力战胜了革命。反动势力到处都是愚钝、胆怯、昏庸的，在人民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它到处都在可耻地退却，躲进角落中偷偷等待时机，在巴黎和那不勒斯，在维也纳和柏林无不如此。革命是像阿格利皮娜3一样被自己的孩子害死的，最坏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身上，英雄主义和年轻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多于理智，他们作为纯洁而高尚的牺牲者倒下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幸存者的命运也许更加悲惨。他们争吵不已，互相攻讦，沉浸在令人痛惜的自大狂中，不顾一切，自以为是，那些胜利的意外日子使他们陶醉，他们再也不想前进，不想摘下枯萎的桂冠，脱下新婚的礼服，尽管新娘已经欺骗了他们。
不幸、闲暇和贫穷带来了烦躁、固执、愤怒……流亡者分成了小集团，分歧的中心是名义和嫌隙，不是原则。他们的眼睛总是向后看，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这一切已在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中，态度和衣着中得到表现；新的行会——流亡者的行会逐渐形成，与其他事物一样变得牢不可破。从前大巴西勒曾写信给纳西昂的格列高利4，说“守斋使他快活，贫困给他带来乐趣”。那么现在也出现了自愿的受难者，他们以吃苦为使命，以不幸为职业，而且其中有的人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吗，大巴西勒也在信上向自己的朋友坦率地谈到，扼杀肉体欲望如何使他狂喜，遭受迫害如何使他感到满足。然而尽管这样，认识没有前进一步，思想仍在酣睡……哪怕新的号音和新的警钟唤醒了他们，他们也像九个睡美人一样只能仍从入睡的那一天重新开始。
这些沉痛的事实使我悲伤，它们构成了我不得不经历的教育中难以忍受的一页。
……一天在死气沉沉的苏黎世，我闷闷不乐地坐在我母亲的餐室里；这是1849年12月底。明天我要去巴黎了；天很冷，下着雪，壁炉里两三块木柴冒着烟，吱吱出声，有气无力地燃烧着。大家正忙于收拾行李，我孤零零地坐着：日内瓦的生活从我眼前飘过，前途显得一片暗淡，我有些害怕，心里闷得受不了，要是可能，我真想跪下去痛哭和祈祷，但是我不能，我没有祈祷，我写下了我的诅咒——我的《1849年的尾声》5。
“绝望，厌倦，冷漠！”民主评论家们谈到这些痛苦的词句时这么说。是的，绝望！是的，厌倦！……绝望，这是一个陈旧而平庸的词，一层烟雾，它掩盖着消沉的内心，以爱的面貌出现的利己心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虚荣心的牢骚怨言，以及徒劳无益的努力。这种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认的天性早已叫我们厌倦了，它们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伤，这在生活和小说中也屡见不鲜。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些蜕化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骇人的内心苦闷的底层，未必没有真实的因素，那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吧。
诗人掌握着表达这种痛苦的言语和声音，但他太高傲，不能弄虚作假，不能为了赢得掌声而痛哭流涕；相反，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思想融化在幽默的谈吐中，引得善良的人们捧腹大笑。拜伦的绝望不仅来自性情乖僻，也不仅是个人的情绪。拜伦之所以不幸，是由于生活欺骗了他。但生活欺骗他不是由于他的要求是错误的，只是因为英国和拜伦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种不同的教育成果，它们正好在迷雾开始消散的时代相遇了。
这种不协调现象以前也是存在的，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才越来越看到，任何信仰都无济于事。在罗马产生这种裂痕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后，出现了对文明、对人类的信仰。自由主义构成了最后一种宗教，只是它的教会宣讲的不是来世，而是今世，它的神学是政治学；它立足在地面，没有神秘的和解办法，它需要事实上的和解。风行一时之后又归于没落的自由主义，已把这种脱节现象暴露无遗；它所引起的痛苦意识表现在现代人的讽刺中，他的怀疑主义中，它们彻底扫除了打倒的偶像。
讽刺是苦闷的发泄，它看到逻辑的真理与历史的真理并不一致，除了辩证的发展，还有人的情绪和偶然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理性，还有非理性因素。
绝望6，就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信仰的时代之一。我不必提伟大的殉难者圣茹斯特和使徒让·雅克·卢梭；但难道以上帝和自由的名义为富兰克林的孙儿祝福的伏尔泰爷爷7不是人类宗教的虔诚信徒吗？
怀疑主义是同1792年9月22日的共和国8一起宣告诞生的。
雅各宾派和一切革命者都属于少数派，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他们与人民生活相隔离，他们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教士集团，准备担当人民群众的世俗牧师。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它的最高的、然而不是普通的认识，不是每个人的思想。
这新的教士集团没有掌握强制手段，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都没有。他们手中一旦失去权力，便只剩了一种工具——信念，然而信念光靠正确是不够的，一切错误便来自这里，因为它还需要另一个条件——脑力的平等！
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在高唱胡格诺派9的圣歌和神圣的《马赛曲》时，在火炬燃烧、鲜血遍地时，这种不平等是不会被意识到的；但是最后，封建君主的阴森大厦崩溃了，墙壁终于被推倒，铁锁被砸破……再用一把力，缺口便形成了，勇敢地走在前面，大门打开了，群众一拥而入，然而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群众。这都是谁呢？他们属于哪个世纪？这不是斯巴达人，不是伟大的罗马公民。“我是奴隶，不是俄狄浦斯！”10无法抗拒的污泥浊水淹没了一切。1793、1794年的恐怖时代反映了雅各宾派内心的惶惑：他们发现了骇人的错误，想用断头台纠正它，但是不论砍下多少脑袋，还是只能在崛起的社会阶层面前垂下自己的脑袋。一切都向它屈服，它战胜了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它冲垮了旧体制，用自己代替了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实力派，当代的多数派；西哀士11的话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正确，他说，市民便是“一切”。
市民阶级不是革命产生的，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作风，那是与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种方式。贵族把他们踩在脚下，列入第三等级；自由以后，他们便踏着解放战士的尸体，建立自己的秩序。少数派不是被镇压，便是被市民阶级所吞没。
每个世代都有一些人不顾客观形势，依然充当思想的坚定保卫者；正是这些利未人12，或者不妨称作阿兹特克人13，由于独占了高度的文化，由于掌握了不必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富裕的有闲阶级的智力优势，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
这件事的荒谬和不合理使我们生气，无法忍受。仿佛有人（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保证过，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公正，沿着康庄大道前进。我们对大自然和历史进程的奥妙一直大惑不解，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在大自然和历史中，都有许多偶然的、愚昧的、不顺利的、混乱的因素。理性和思想的胜利只是最终的结论；一切都是从新生儿的愚昧无知开始的；可能和意向蕴藏在这中间，但在通向发展和觉醒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外在的和内在的影响、曲折和停滞。一个人的头脑积了水，另一个人跌到地上压扁了脑袋，两人都成了白痴；第三个人没有摔跤，也没有死在猩红热中，他成了诗人、将军、土匪、法官。在自然界，在历史上，在生活中，一般说来我们大多只知道胜利和成功；现在我们才开始感到，不会每一张牌都符合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张错误的牌，打输的牌。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14——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15，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
不能这么做的人就留在原地，作为人类美好梦想的体现者继续过活吧。这些人离不开自己的梦幻和憧憬，不能达到美国的理性高度。
这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人数不多，不用多久就会绝迹的！
那么人的发展怎么会跟自己的环境脱节呢？……
不妨想象一下在温室中成长的青年，比如，那个在《梦》16中描写过自己的人；想象一下他怎样面对最枯燥乏味、最沉闷窒息的英国社会，面对英国生活这怪诞的弥诺陶17——它是由两个动物不协调地粘合而成的：一个已经衰老，另一个则站在深及膝盖的沼泽中，像女像柱18一样始终保持着紧张的肌肉，以致没有一滴血能流进头脑。如果他能够适应那样的生活，他就不致在三十多岁死于希腊，今天可以成为帕默斯顿勋爵19或约翰·罗素爵士20了。但是由于他不能，那就毫不奇怪，他和自己的哈洛尔德只能对着船儿说：“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远离我的故乡。”21
然而在那远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给拿破仑宰割的西班牙，荒芜的希腊，1814年22普遍复活的各种发臭的拉撒路；不论在拉韦纳或狄奥达蒂23，要躲避是不可能的。拜伦既不能像德国人那样从永恒的观点满足于理论上的探讨，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陶醉于政治上的空谈，于是他倒下了，但他是像严峻的提坦24一样倒下的，他投给人们的是蔑视，而不是包着糖衣的药丸。
拜伦作为诗人和天才在四十年前所感到的不协调，到了今天，在一系列新的苦难之后，在1830年到1848年的污秽的转折时期25，以及从1848年到今天的丑剧之后，已经被许多人意识到了。我们也像拜伦一样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安身之处。
现实主义者歌德跟浪漫主义者席勒一样，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一个是太像虔诚的教徒，另一个是太多哲学意味。两人都可以在抽象世界中获得和平。当“否定的精神”表现为靡非斯特菲勒斯这样的戏谑者时，分裂还不是太可怕的；他那冷嘲热讽、永远对立的性格，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与最高的和谐取得一致，向大家唱出：“她得救了！”26《该隐》中的卢息弗27却不同，这是阴郁的黑暗天使，痛苦的思想充满了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在他额上发出幽暗的闪光。他不是用否定来嘲笑，不是用大胆的怀疑来戏谑，也不是用感官之乐做诱饵，给你提供天真的姑娘、美酒和珠宝，而是平静地把你引向杀戮，引向自己，引向罪恶——它依靠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它有时像月光照耀下的一泓死水那么诱人，可是你从它阴森的、冰冷的、闪光的怀抱中，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得到。
不论是该隐，是曼弗雷德，是唐璜还是拜伦，都不能提供任何出路，任何解决办法，任何“教导”。也许从戏剧艺术的观点看，这是一个缺陷，但正是在这里表现了艺术的真诚和裂痕的深刻。拜伦的尾声，他的最后的话，不妨说那就是《黑暗》28；这是从《梦》开始的生活的结局。你们自己来画完这幅画吧。两个被饥饿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敌人死了，甲壳动物啃光了他们……船在腐烂——涂树脂的缆绳在黑夜的污浊波浪中漂动，骇人的寒冷，野兽在死去，历史已经终止，为新的生活扫清了地面：我们的时代将被列为第四阶段，也就是说，如果到新世界的出现可以算作四个阶段的话。
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功绩便在于：我们通过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痛苦，终于向真理低头和屈服，使后代不致再遭受同样的不幸。这样，人类通过我们而得以清醒，我们是他们的醒酒剂，是分娩前的阵痛。如果分娩顺利，一切都会好转；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这过程中孩子或母亲都可能死去，也许还可能两者都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只能带着自己的摩门教29开始新的妊娠……好啦，就这样，先生们！
我们知道，大自然怎样凌驾于个人之上：不论以前还是以后，不论尸积如山或者没有牺牲，对它都一样，它依然走自己的路，或者盲目地行走。珊瑚礁的形成得经历数万年，前面生长的部分每到春季便得死去。水螅体死时从不会想到，它们为珊瑚礁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也能作出贡献。但作为一个因素走进未来，还不能说我们的理想将在未来得到实现。罗马没有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一般说来也没有实现希腊的理想。中世纪不是罗马的发展。当代西欧思想将进入和体现在历史上，产生自己的影响，获得自己的地位，这正如我们的遗骸将进入青草、绵羊、牛排、人体的组织中一样。我们不喜欢这种不灭现象——但是有什么法子呢？
现在我习惯了这些思想，它们已不能叫我害怕。但在1849年末，我想起它们便不寒而栗；尽管每个事件，每次聚会，每个冲突，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要把最后的绿叶摘光，我还是固执地、焦急地想寻找出路。
正因为这样，我今天才对拜伦的勇敢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看到没有出路，而且高傲地说出了这一点。
这些思想开始侵袭我的心灵时，我感到不幸和困惑；我千方百计逃避它们……我像一个迷路的旅人或乞丐敲着所有的门，停留在每个遇到的人面前，打听道路，但是每次会晤和每个事件都引向一个结论——应该服从真理，毫无怨言地接受它。
……三年前，我坐在一个病人的枕旁，看着死亡毫不容情地把她一步步拉向坟墓30。这段生活是我不能忘记的。黑暗弥漫在我周围，我在没有出路的绝望中感到孤独，但我不想用希望安慰自己，不想为了忘记忧伤，用死后重逢的思想麻醉自己。
因此在不属于个人的问题上，我更不会用违心之论来欺骗自己了！
2.附言
我知道，我对欧洲的观点在俄国不会受到欢迎。为了安慰自己，我们总希望出现另一个欧洲，并且像基督教徒相信天堂一样相信它。破坏梦想会造成不愉快的后果，但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我所无法战胜的力量，迫使我讲真话——哪怕它对我有害，我还是这样。
我们对欧洲的认识，一般来自学校和书本，那就是说不是认识它，而是按照书本和图画从表面上作出判断，就像孩子们根据《图画世界》31判断现实世界，认为在桑威奇岛32上所有的女人都在头顶上举着板鼓，凡是有光身子黑人的地方，离他五步远一定有一只披着鬣毛的狮子，或者睁大了凶恶眼睛的老虎。
我们对西欧的无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它可以造成许多危害，还会因而引起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
首先，我们只了解欧洲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它以自己的存在掩盖了民族生活的沉重基础，那是在许多世纪中自发形成的，它所遵循的规律即使在欧洲也不太有人知道。西方教育没有渗入这些庞大复杂的基础，可是历史却靠它们深深扎根在土地中，它们具有地质学的意义。欧洲的国家是由两部分人民结合而成的，完全不同的教育使它们保持着各自的特色。东方国家却是统一体，土耳其大臣与给他装烟袋的土耳其人彼此相似，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在欧洲，从宗教战争和农民起义之后，乡村居民不再积极参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像庄稼一样被吹向右边或左边，但没有一刻会离开自己的土壤。
其次，即使那个我们所理解的、与我们有所接触的阶层，我们也只了解它的历史，不是它的现状。我们在欧洲生活一两年之后，便惊讶地发觉，一般说来西欧人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他们比我们所了解的低得多。
在我们设想的观念中，有真实的因素，但它们或者不再存在，或者完全改变了。骑士的英勇性格，贵族的优雅风度，新教徒的循规蹈矩，英国人高傲的独立精神，意大利艺术家的阔绰生活，百科全书派闪闪发光的机智，恐怖主义者铁面无情的强硬作风——这一切都互相混合，蜕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以致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气质便是市侩的气质。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完整的对生活的观念，具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法则，自己的善和恶，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自己的卑劣的道德观点。
正如骑士是封建世界的主要形象，商人成了新世界的主要形象：老板代替了老爷。然而商人本身只是一种并不重要的中间环节，生产的一方和需要的一方之间的中介人，带有类似道路、车辆和工具的性质。
骑士主要是作为他个人，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他可以按照他的理解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他实质上既不从属于财产，也不从属于地位；他的人格才是主要的。就市民而言，人格是隐蔽的，或者并不显著，因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商品，生意，货物，这里主要的东西是所有权。
骑士不学无术，只会争吵、决斗，既是土匪又是修士，既是酒鬼又是虔诚的教徒，但是他对一切开诚布公，光明磊落，而且随时准备为他认为正义的事献身。他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荣誉准则，尽管这一切十分武断，他还是坚守不渝，否则便会失去自己的尊敬或同伴们的尊敬。
商人是和平的人，不是战争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寸步不让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但不善于进攻；他节俭，吝啬，把一切都看作买卖，像骑士一样与一切遭遇的人进行较量，但他的武器只是狡猾。他的爷爷便是中世纪的市民，他们要从暴力和掠夺中保护自己，不得不使用手腕：他们的安全和财产是靠随机应变、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克制忍耐换取的。他们的爷爷一边摘下帽子，深深鞠躬，一边从骑士那儿多算几个钱；他们在邻居面前摇头叹气，诉说自己的贫困，到了晚上却偷偷把钱埋进地里。所有这一切自然都传给了子孙，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头脑，形成了这类独特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人物便称作中产阶级。
当它处在不幸的地位，与贵族阶级体面的外围势力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信念，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它是充满光辉和诗意的，但是这并不太久，桑丘·潘沙33有了地位，马上躺下去享清福，随心所欲，失去了人民的气质，健全的理智；他性格中庸俗的一面抬头了。
在商人的影响下，欧洲的一切都变了。账房先生的正直取代了骑士的荣誉，循规蹈矩取代了优美的风度，僵化的程式取代了礼节，狭隘取代了高傲，菜圃取代了花园，向一切人（即一切有钱人）开放的旅馆取代了公馆。
从前人际关系中一切古老而统一的观念动摇了，但是对人与人的真正关系的新认识还没有发现。这种混乱的真空状态，给中产阶级一切浅陋和卑劣的方面提供了特殊的发展机会，这个阶级的目的便是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
分析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流行的道德准则，那儿什么没有？罗马的国家观念和哥特式三权分立理论，新教和政治经济学，公共福利观34和人各为己说，布鲁图35和托马斯·肯佩斯36，福音和边沁37，收支账目和让-雅克·卢梭。头脑这么杂乱无章，心中却装着一块永远指向黄金的磁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发展到目前这样的荒谬局面是不足为奇的。
一切道德都归结为一点：不足者必须用一切手段取得，有余者则用一切手段保护和扩大自己的财产。在市场上为开展交易而举起的旗帜，成了新社会的神幡。人实际上只是财产的附属物，生活变成不断为钱而奋斗。
1830年以后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市民阶级的问题，多年以来的斗争无非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和要求。生活堕落为证券投机，一切变成了交易所和市场——报纸，选举，议会，莫不如此。英国人已习惯于按照商品命名法称呼自己的国教教会：“老字号”。
一切政党和政见在市民世界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面是坚决拒绝放弃垄断权的私有主市民，另一方面是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财富、又无力夺取的非私有主市民，那就是说，一方面是贪婪，另一方面是觊觎。由于在这一切中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原则，因此一个人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完全由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来决定。一个反对的浪潮代替另一个取得了胜利，便是取得了财产或地位，自然也就从觊觎的一边走进了贪婪的一边。要完成这种转变，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那种毫无意义的、忽左忽右的议会辩论——它轰轰烈烈又不致越出范围，表面上郑重其事，像是维护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议会政治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民族基础，它是在国家立法中形成的，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只松鼠轮子38。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又保持着进行重要活动的外表，从这点看还有比两个英国议会表演得更冠冕堂皇的吗？
但在这里，保持外表是最重要的。
在现代欧洲的一切方面，都深深存在着两个显然来自柜台的特点：一方面是伪善和欺诈，另一方面是炫耀和吹嘘。买卖就是玩弄花招，半价买进，卖出以次充好，用表面代替实质，隐瞒某些缺点，花言巧语骗人，不是真的正直而是装出正直的样子，不是表里一致的诚实，而是装出诚实的外表。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靠装潢门面，以致粗俗愚昧也取得了文明的外表。我们谁没有为西方社会的无知（我这不是指那些学者，而是指构成那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感到惊愕和脸红？那里不可能有严肃的理论教育，它需要的时间太多，与事业关系又太小。凡是与商品流通和“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一切，在市民社会看来都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教育必然有限。因此我们发现，那些市民一旦离开他们走惯的平坦道路，便显得愚昧无知，头脑迟钝。一般而论，狡猾和伪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和具有远见；它们的视野狭隘，航程短浅。
英国人理解这一点，因此不离开习惯的轨道，宁可忍受中世纪的一切，尽管它们不仅不方便，而且荒谬可笑，他们还是不愿作任何改变。
法国的市民阶级却不像这么谨慎，他们尽管狡猾和心口不一，还是走上了帝国的轨道。
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宣称普选权是国家新秩序的基础。这面数学旗帜适合他们的口味，真理取决于加法和减法，这是可以在算盘上计算，用数字标明结论的。
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中，他们要提交全民表决的是什么？是共和国的存在问题。他们希望由人民来推翻它，让它变成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不喜欢它。谁尊重真理，他会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便向他征求意见吗？如果哥伦布或哥白尼把美洲或地动说付诸表决，那会怎样？
设计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好心的人们最后还是打算错了。
池座和演员之间出现的空隙，起先靠拉马丁39的能说会道像一块褪色的帷幔似的遮盖着，后来距离越来越大；血腥的六月加深了裂痕；正在这时，向愤怒的群众提出了总统问题。40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它的回答，揉着刚睡醒的眼睛，从空隙中走了出来；他把一切抓到手里，其中自然也包括市民阶级——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以为可以由他当帝王，而由他们来掌握实权。
在国家事务的大舞台上搬演的一切，也以微型方式重复出现在每个家庭中。资产者的道德败坏渗透在家庭和私人生活的一切秘密中。不论天主教还是骑士阶级，都从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人们身上留下如此深刻全面的痕迹。
贵族承担着义务。当然，由于他们的权利一部分是虚构的，他们的义务也是虚构的，但它在他们内部起了一定的连环保作用。天主教从宗教方面而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骑士和信徒往往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他们明白，他们这么做是破坏了他们自己所承认的社会规范，这种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懈怠感到不安，也无法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符合标准。他们有自己的节日礼服，自己的正式排场，这不是骗人的，宁可说是他们的理想。
这理想包含什么内容，我们现在不想多谈。他们早已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了。我们只想指出，有产者正相反，他们对什么都不承担义务，甚至不必服兵役，除非当志愿兵，这就是说，他们的义务只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取得资产。他们的福音很简单：“发财再发财，使钱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只要不致破产，可以正当或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过富贵荣华的生活，使自己长命百岁，使子女成家立业，使自己身后留下美名。”
骑士和天主教世界被否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不能归功于市民阶级，只应归功于自由人，也就是不能列入任何类别的人，其中有骑士，如乌尔里希·冯·胡滕41，有贵族，如阿鲁埃·伏尔泰42，有钟表匠的学徒，如卢梭，有军医，如席勒43，有商人子弟，如歌德。市民阶级利用了他们的成就，不仅不再从属于国王，不再是奴隶，而且摆脱了一切社会负担，只消醵资养活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即可。
他们从新教中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一种可以使基督徒的良心与高利贷者的职业和平相处的宗教，它有浓厚的资产者色彩，以致为他们流过血的人民也抛弃了它。在英国，劳苦大众是最少上教堂的。
他们希望从革命中创造自己的共和国，但是它从他们的手中溜走了，正如古代文化从野蛮人手中溜走一样，那就是说它在当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反复”上。
宗教改革和革命发现它们进入了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因此大吃一惊，只得从两种隐修生活中寻找出路，一种是阴冷沉闷的清教主义假道学，一种是没有血肉、牵强附会的市民式共和制形式主义。公谊会44和雅各宾派的偏激是建立在恐怖上的，它们的基础并不巩固；它们看到需要强有力的手段，使前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教会，使后面一部分人相信这便是自由。
这就是欧洲生活的一般气氛。在当代西欧最发达的国家，在比较忠于自己的原则，比较富裕，比较文明，也就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种气氛也更显得沉闷，更难以忍受。正因为这样，生活在意大利或西班牙，就不如在英国和法国那么沉闷得叫人受不了……也正因为这样，多山的、贫苦的、乡村式的瑞士是全欧洲唯一可以得到和平的地方。
这些片断登载在《北极星》第四集45上，文末以下列献词结束，那还是在奥加辽夫到达伦敦和格拉诺夫斯基去世以前：
请收下这颅骨吧——
它照理是属于你的。46
亚·普希金
现在我也在这里暂停。以后我会把省略的几篇付印，另外再补写一些；因为没有它们，我的叙述便残缺不全，难于理解，也许还显得是多余的，至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但这都得留待将来，很远的将来了……
眼前分手时，我只想对你们讲几句临别的话，青年时期的朋友们。
当一切均已埋葬，甚至那些叫嚣（它们一部分是我引起的，一部分是不招自来的）也已在我耳边沉寂，人们都已各自回家的时候，我抬头向四周眺望，除了孩子，没有一个亲人还活着。我在陌生人中间徘徊，我仔细端详他们，但我不再想在他们中间寻找自己的朋友，我习惯了——不是习惯了孤独，而是习惯了没有友谊的生活。
确实，有时我觉得心里还有一些感触，一些话，我不能不讲，它们对许多人是有益的，至少能给听到的人带来欢乐，我感到惋惜，我只能把它们埋在心中，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消失在望不到底的空旷的远方……但这一切不过是即将暗淡的晚霞，正在消逝的过去的反光。
那便是我现在所回顾的。我要抛开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回到你们身边；让我们再像以往那样生活在一起，每天见面，什么也没有改变，谁也没有离开，没有衰老，也没有一个人死去；我跟你们在一起像回到了家中，我清楚地看到，除了你们那里，我找不到其他的容身之地，除了我们从小献出了自己的事业，没有其他使命。
我对过去的叙述也许是枯燥的，肤浅的，但是朋友们，请亲切地接受它吧；这工作帮助我度过了可怕的时代，摆脱了使我窒息的无所事事的失望，回到了你们的身边。我带着它走进了我的冬季，我并不愉快，但是平静（借用一位我无限喜爱的诗人的话）：
“并不愉快……但是平静！”莱奥帕尔迪在《雷伊什和他的木乃伊》中谈到死时这么说。47
这样，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在无意识中拯救了我。请收下这颅骨吧，它照理是属于你们的。
1855年10月1日于怀特岛文特诺镇
1 原文是意大利文。
2 指1848年6月巴黎工人的起义遭到镇压的日子。赫尔岑一般都用“六月的日子”指这次六月起义。
3 阿格利皮娜（16—59），古罗马暴君尼禄的母亲，尼禄接位时年仅十六岁，由阿格利皮娜摄政，尼禄亲政后将她处死。
4 大巴西勒（约329—379），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曾任卡帕多细亚都主教等。格列高利（约330—389），希腊教父，纳西昂的主教。这两人都是希腊正教所崇奉的圣徒。
5 《来自彼岸》中的一篇。
6 一般说来，我们的怀疑主义在上世纪是无人知晓的，只有狄德罗和英国可算例外。在英国，怀疑主义早已存在，拜伦只是合乎自然地追随着莎士比亚、霍布斯和休谟。——作者注
7 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为寻求军事援助前往法国；他带着自己的小孙儿请伏尔泰为他祝福，伏尔泰说：“上帝和自由——这是唯一配得上富兰克林的孙儿的座右铭。”
8 1792年9月22日法国正式由国民议会宣布为共和国。
9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教派，曾经历过长期的流血斗争，直至1789年法国革命后才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
10 原文为拉丁文。这是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提乌斯的剧本《安德罗斯女子》中的句子。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他因猜到了斯芬克斯的隐谜而登上王位，这里作“解谜人”解。
11 西哀士（1748—1836），法国法学家，认为只有“第三等级”才能代表国家。
12 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圣经·出埃及记》中说，他们曾击杀崇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因此在基督教中享有特殊地位，凡祭司等职均得由他们担任。
13 古代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的一支，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具有较发达的文化，曾建立过强大的帝国。
14 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有善神，也有恶神。
15 北美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给北美人取的绰号。
16 拜伦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通过梦境描写了自己一生中的一些变化。
17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雅典每九年得向它祭献七名童男童女，后为英雄忒修斯所杀死。
18 古希腊建筑中作柱子的女性雕像，据说是表现服苦役的妇女的。
19 指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第三代帕默斯顿勋爵，英国著名政治家，历任陆军大臣、外交大臣、首相等职。
20 罗素（1792—1878），英国重要政治活动家，曾两度出任首相。
21 引自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章第十三节。
22 1814年是维也纳会议开始，欧洲全面跨入复辟时代的一年。
23 拉韦纳在意大利，1819年拜伦住在这里。狄奥达蒂别墅在日内瓦湖旁边，1816年拜伦住在这里，并开始与住在附近的雪莱建立亲密友谊。
24 希腊神话中的巨神。
25 指法国的七月王朝时期。
26 引自《浮士德》第一部的最后一场，“她”是玛甘泪。
27 卢息弗即《圣经》中的魔鬼撒旦，但拜伦在诗剧《该隐》中把他塑造为反抗精神的化身。
28 拜伦于1816年在瑞士写的一首诗，《梦》也写于这年，只是稍早一些，所谓“从《梦》开始的生活”是指《梦》中所写的拜伦生活中的一些转折。下面谈到的“画面”均出自《黑暗》一诗。
29 基督教在美国形成的一个宗派，创立于1830年，自称根据新发现的《摩门经》，上帝将建立新耶路撤冷于美国。
30 指赫尔岑的夫人在1852年去世。
31 捷克思想家和人道主义教育家柯门斯基（1592—1670）编的一本书，曾在俄国风行一时。
32 即夏威夷群岛。“桑威奇”是18世纪英国航海家库克发现该群岛后给它取的名称。
33 《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侍从。
34 罗马法学观念，认为公共福利是最高准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的利益。
35 布鲁图（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共和主义者，曾刺死独裁者恺撒。
36 肯佩斯（1379—1471），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写有不少神秘主义著作。
37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创立功利主义学说，主张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对资产阶级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深刻影响。
38 松鼠笼子里有一个圆筒形轮子，松鼠奔跑，它便随着转动，因此表面上它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毫无意义。
39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首脑。
40 指184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选举，这是路易-拿破仑实行帝制的前奏。
41 胡滕（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出身于骑士阶级，拥护中世纪的骑士制度。
42 阿鲁埃是伏尔泰的原名，伏尔泰是他的笔名。
43 席勒从军事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军医。
44 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主要流传于英美等国。
45 出版于1858年。但《西方小品集》并非发表于第四集，而是发表于1856年出版的第二集上。
46 引自普希金的诗《寄语杰利维格》（1827）。
47 雷伊什是荷兰的解剖学家，据说他发明了一种尸体防腐剂，用它处理过许多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