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和警察——皇帝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罗曼诺夫——警察和金钱
1849年12月我得知，从巴黎寄出并经大使馆证明的我的财产的抵押委托书作废了，接着，我母亲的存款也被冻结了。不能浪费时间，我便像上一章中说的，马上离开日内瓦去找我的母亲了。
在我们入不敷出的时期，轻视财产是愚蠢的，虚伪的。金钱便是独立，力量，武器。在打仗的时候，谁也不会丢掉武器，尽管它令人厌恶，甚至已经生锈。做贫穷的奴隶是可怕的，我从各个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因为多年来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在政治风暴中触礁以后，幸而脱险，已身无分文。因此我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从俄国政府的魔爪中抢救可能抢救的财物是正当的，必要的。
我本来已几乎失去一切了。在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只是想尽可能待在国外。1848年的革命来了，把我卷进了漩涡，我还没来得及为抢救我的财产作任何安排。善心的人们责备我，说我忘乎所以，一头钻进了政治运动，却把家庭的未来丢在脑后，听天由命。确实，这可能是不够谨慎的，但是如果在1848年的罗马，我能坐在家里，只顾考虑挽救财产的办法，把窗外觉醒的意大利的沸腾生活置之不顾，那么我也许就不会待在国外了，我会回到彼得堡，重又走进衙门，说不定还能当上“副省长”，坐上“检察长”的位子，对下级颐指气使，对上司口称“卑职”了！
我没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度量，直到现在我还为此感到庆幸。如果我让那些信仰和热血的光辉时刻白白过去，我的内心和回忆会为此遗憾终生！这样的损失，我能用什么弥补呢？何况不仅是我，还有她，又能用什么弥补呢？她那被摧残的生命后来只是在重重的苦难中走向坟墓，如果我出于深谋远虑，剥夺了她几乎是最后几分钟的欢乐和幸福，那么我将受到良心多么严厉的谴责！再说，我毕竟完成了主要的事——除了科斯特罗马的庄园，我几乎已救出了全部财产。
六月的日子以后，我的处境变得更危险了。我结识了罗特希尔德1，请他给我兑换两张莫斯科的银行票据。当时自然百业萧条，行情极不景气；他的条件很苛刻，但我马上答应了，我还发现，一抹同情的微笑涌上了罗特希尔德的嘴唇——他把我当作了挥霍成性的俄国王公，在巴黎背了一身债，因此称我“伯爵先生”。
起先这些票据马上兑到了现款；后来那些金额大得多，银行虽然也照付了，但罗特希尔德的代理人通知他，我的存款已被冻结——幸亏那时这些款子已全部提空。
这样，我在巴黎的那个大动荡时期手中拥有一笔巨款，但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办。不过结果还是相当好。一般说来，在财务问题上越不焦急，越是安心和冷静，一切便越容易解决。贪得无厌的守财奴和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往往像浪荡子一样容易破产。
根据罗特希尔德的劝告，我买进了美国股票，也有一些是法国的，还在阿姆斯特丹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它是勒阿弗尔饭店租用的。
我为了与俄国脱离关系所采取的最早的革命行动之一，却把我推进了保守派寄生虫的行列，跟银行家和公证人打交道，跑证券市场——总之，把我变成了西方的食利者。现代人与他生活的环境的不协调，给个人行动带来了可怕的混乱。我们正处在互相干扰的两条激流的中央，有时被抛向这边，有时被抛向那边，而且还会一直被这么抛来抛去，除非有一条终于控制了局面，尽管这时水流依然翻腾起伏，动荡不定，但已是奔往一个方向，它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也就是把我们卷进它的流向中。
在这时刻到来以前，谁能够随机应变，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不定，依然不离开自己的航向，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由于购买房子，我有机会接近了法国商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在办理房地产买卖契约的过程中，法国官僚的形式主义并不输于我们。老公证人向我宣读了几叠文件，先是撤销不准宣读的规定，然后才是法令本身——这一切构成了整整一大本书。在最后关于价格和手续费的磋商中，房主说，如果我立即把全部房价付给他本人，他可以让步，负担办理房契所需的大量费用。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一开始我已宣布，我预备用现款购买。公证人向我解释道，钱必须留在他那儿至少三个月，以便发布公告，让对房屋持有任何权利的人在这期间提出申诉。房屋已抵押七万法郎，但它可能还抵押给了第三者。经过三个月，完成查询之后，才能给买房者以该动产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原来的房主也才能拿到钱。
房主声明，他没有其他债权人。公证人证实了这一点。
“您能用名誉保证这幢房屋不涉及其他债务吗？”我对他说。
“我乐于保证这一点。”
“既然这样，我同意，明天我就可以把罗特希尔德的支票送到这儿。”
第二天我找罗特希尔德时，他的秘书举手一拍，吃惊地说：
“他们骗了您！这怎么可以！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制止这种出售方式。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向不认识的人购买房屋。”
“您愿意的话，我可以派人跟您一起去看看，怎么样？”詹姆斯男爵2本人问道。
我说，我不想扮演这种孩子的角色，既然答应了，便得这么办。我拿了全部房款的支票。我到了公证人处，那里除了证人，还有一个来取七万法郎的债权人。买契宣读以后，我们签了字，公证人祝贺我成了巴黎的房主——只剩下交割支票一事了。
“真糟糕，”房主从我手中拿了支票，说道，“我忘了嘱咐您得开两张支票，现在我怎么分出七万法郎呢？”
“这再也容易不过，您上罗特希尔德那里，他会给您两张支票，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您直接上银行即可。”
“既然这样，我去好了。”债权人说。
房主皱了皱眉头，答道这是他的事，应该他去。
债权人有些不高兴。公证人出于好心，提议两人一同去。
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对他们说道：
“这是您的收据，把支票给我，我去兑换好了。”
“那太感谢您啦。”他们说，高兴地松了口气；于是我走了。
过了四个月，我拿到了抵押款已全部清理的证明，这样，我的轻信给我赢得了一千零一十个法郎。
1849年6月13日以后，警察局长雷比勒奥不知怎么告发了我；也许正由于他的告密，彼得堡政府对我的财产采取了奇怪的措施。我已说过，这迫使我和我母亲赶往巴黎。
我们取道纳沙泰尔和贝桑松前去。旅行一开始，我就把大氅忘记在伯尔尼的驿站上了；由于我穿着厚呢衣服和胶皮暖鞋，我没有回去取它。在上山以前，一切都很好，但到了山上我们便遇到了深及膝盖的雪地，温度低达零下八度，瑞士凛冽的北风刺入骨髓。驿车走不动，旅客只得三个两个的改乘小雪橇。我不记得我曾在什么时候像这天夜里那样为寒冷吃过这么多苦。我的脚简直冻僵了，只得把它们埋在干草中，后来赶车的又给了我一个皮领圈，但这也帮不了大忙。到了第三个驿站，我花十五个法郎向一个农妇买了一条大围巾裹在身上，但这已到了下山的时候，每走一英里都逐渐变得暖和了。
这条路到了法国一边便好得多；山的轮廓完全不同，构成了一个个宽广的半圆形剧场，它们接连不断地一直延伸到贝桑松；有的岩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坚固的中世纪城堡的遗迹。这一带的大自然包含着一种强大而严峻的、刚毅而阴郁的东西，有一个农家孩子便是在它的怀抱中长大和成熟的，他便是古老村民的后人——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确实，可以把一个诗人就佛罗伦萨人讲的话从不同的意义上应用在他的身上：
那是一些还带着山林和岩石气息的人！3
罗特希尔德同意接受我母亲的票据，但不愿预付款子，借口要有加塞尔4的信。监护委员会真的拒绝付款。于是罗特希尔德命令加塞尔要求涅谢利罗德5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涅谢利罗德答道，虽然票据毫无问题，罗特希尔德的申诉是正确的，但出于秘密的政治原因，皇上已命令冻结存款。
我记得，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处收到这答复如何惊讶。大家的眼睛不禁想从这份文件上寻找阿拉里克6的大印或成吉思汗的御玺。连罗特希尔德也没料到，像尼古拉这么一个著名的专制大师竟会开这种玩笑。
“就我而言，”我对他说，“尼古拉为了惩罚我，想剥夺我母亲的钱，或者用它们做钓饵捉住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不能想象，您的名字在俄国这么没有分量。这些票据是您的，不是我母亲的，因为她签字以后已把它们交给了持票人，而从您在上面签字那时候起，这位‘持票人’便是足下了7，现在他们却无礼地答复您：‘钱是您的，但老爷不准付款。’”
我的话起了作用。罗特希尔德生气了，在屋里踱来踱去，说道：
“不，我不准任何人戏弄我，我得对这家抵押银行起诉，我非叫财政大臣做出明确答复不可！”
我想：“好，弗龙琴科8还不了解这个人。‘私下说明’还好办，‘明确答复’就难了。”
“您可以由此看到，什么叫专制制度，反动势力对它寄予希望，可是它却能这么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支配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哥萨克式的共产主义，这也许是比路易·勃朗9的共产主义更危险的。”
“我考虑一下怎么办。”罗特希尔德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三天，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罗特希尔德。
“顺便提一下，”他叫住了我，说道，“我昨天跟基谢廖夫10谈了您的事。请您原谅，我得跟您直说，他对您的看法很不好，恐怕他不会为您做什么。”
“您与他常见面吗？”
“有时见面，在晚会上。”
“那么请您费心对他说一声，您今天遇见了我，我对他的印象也极坏，但是尽管这样，我并不认为因此掠夺他的母亲是正当的。”
罗特希尔德哈哈大笑；大概从这时起他才猜到我不是俄国王公，开始称我“男爵”；但我想，他这么抬举我，只是为了让我取得与他谈话的必要身份。
第二天他派人找我，我马上去了。他给我看一封给加塞尔的还没署名的信，说道：
“这是我们的信的草稿，请您坐下，仔细看一下，告诉我您是不是满意。如果您希望加上什么或改变什么，我们可以马上照办。现在我得继续办事了，请原谅。”
我先向周围瞧了瞧。那扇不大的门每隔一分钟都会开一下，证券经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大声报告一下数字，罗特希尔德照旧干他的事，没有抬头，咕哝一声：“对，不对，好，可以，对不起”报告数字的先生便走了。屋子里坐着各种不同的人：一般的资本家，国民议会议员，两三个精疲力竭的旅游者——他们那苍老的面颊上留着时髦的胡子，这是那种经常在矿泉疗养地上喝酒，在宫廷引见的人——贵族世家的末代子孙，那些身体虚弱、萎靡不振的浪荡子弟，他们玩牌玩腻了，又想挤进证券市场来赌博。所有这些人都小声交谈着什么。那位犹太皇帝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披阅文件，在上面写几个字，大概这都涉及几百万，至少几十万的进出。
“嗯，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我，“满意吗？”
“完全满意。”我回答。
信写得很好，斩钉截铁，语气强硬，完全像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谈判。他对加塞尔说，必须立即约见涅谢利罗德和财政大臣，向他们指出，罗特希尔德不想知道票据属于谁，他买下了它们，要求付款，或提出明确的合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拒绝付款；如果停付，他就得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研究处理，因此希望他们郑重考虑拒绝的后果，尤其是在俄国政府正设法通过他签订新的贷款协定时这意味着什么。罗特希尔德最后说，如果继续拖延，他不得不在报上公布这事，让其他资本家有所警惕。他建议加塞尔向涅谢利罗德出示此信……
“我很高兴……但是，”他说，把笔举在手中，露出坦率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亲爱的男爵，归根结底，这封信可能使我和俄国闹翻，难道您以为我会为五厘的佣金便在信上签字吗？”
我没有作声。
“首先，”他继续道，“加塞尔要花钱，在贵国是什么都得花钱的——这一切当然都得由您负担，除此以外……您愿意给多少？”
“我认为，”我说，“这应该由您提出，我只是同意而已。”
“那么百分之五怎么样？这不算多。”
“让我考虑一下……”
我只是想算一算账。
“您考虑吧……不过，”他露出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嘲笑，又道，“您可以不花钱办成这事，因为您母亲的权利是不容否定的，她是符腾堡公国11的臣民，您不妨向斯图加特提出申诉，它的外交大臣势必出面维护她的权利，迫使俄国付款。老实说，我但愿能摆脱这件麻烦事呢。”
这时有人来了。我离开那儿，走进了大办公厅，心里对他的目光和问题中流露的原始的纯朴色彩不免觉得惊讶。如果他要求百分之十或十五，当时我也只得答应。他的帮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他明白这一点，因此才拿那个早已俄国化的符腾堡公国来捉弄我。然而我们不能不受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支配，哪怕马车夫为某段路程只要二十戈比，我们仍得还个价，只给他十五戈比；我自然也得照此行事，因此没有任何根据便对舒姆贝格12说，我认为应该减少百分之一。舒姆贝格答应转告，请我过半小时再去。
半小时后，我又来到拉斐特街上金融大王的冬宫，走上楼梯时，尼古拉皇上的那位对手正好下楼。
“舒姆贝格对我讲过了，”金融大王露出仁慈的笑容对我说，一边庄重地伸出了尊贵的手，“信已由我签字发出。您会看到，他们怎么改变态度，我只让他们明白，跟我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想：“但不是为了五厘佣金。”除了感恩戴德，我真应该跪下去向他宣誓效忠才好，不过我只是回答道：
“如果您有充分把握，最好吩咐他们给我开个户头，哪怕先开总数的一半也好。”
“可以。”这位大皇帝答道，随即走到了拉斐特街上。
我向皇上鞠躬告别以后，便上德奥尔餐厅了，好在它已不远。
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那位不肯付款的彼得堡一级商人尼古拉·罗曼诺夫13慑于债权人会议和“在报上公告周知”的威力，遵照罗特希尔德皇上的旨意，发还了非法扣留的本金、利息和利息的利息，他的辩解是他不了解法律，从他的社会地位看，他确实并不了解。
从那时起，我与罗特希尔德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他喜欢我，因为我是他打败尼古拉的战场：我有些像他的马伦戈或奥斯特利茨14，他好几次当着我的面谈到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时，脸上还露出得意的微笑，对战败的对手表现了宽容的态度。
这时期我住在和平大街的米拉波饭店，为这事我花了将近半年工夫。到了四月，一天早晨，茶房对我说，有位先生在大厅等我，要求立刻与我见面。我走进大厅，只见那儿站着一个官员似的老人，一见我便满脸堆笑地说：
“我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某某。”
“很高兴见到您。”
“请允许我向您宣读内政部的一份命令，它涉及阁下，是由巴黎警察局长转发给我的。”
“劳驾念吧，这是椅子。”
“命令如下15：根据1849年11月13日及21日，以及12月3日之法令第七款，内政部长有权从法国境内驱逐可能在法国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之任何外国人，巴黎警察局长现根据内政部1850年1月3日通知，特决定如下：
“该名叫（le N-é，即nommé，但这不是指‘上面提到的人’，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提到过我，这种不合文法的措辞是为了尽可能贬低一个人）亚历山大·赫尔岑之人，现年四十岁（多算了两年），俄国臣民，居住某处，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法国国境。
“该人今后不得再次入境，否则将根据上述法令第八款给予惩处（即一个月至六个月之监禁及罚款）。
“本命令应采取一切措施予以贯彻。
“本命令由巴黎警察局长皮·卡利埃于1850年4月16日签发，并由警察局秘书长克莱门·雷耶尔副署。
“文件旁注：已阅，同意照办，内政部长朱·巴罗什签字，1850年4月19日。
“发文日期：1850年4月24日。
“巴黎城区，尤其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埃米尔·布莱为执行巴黎警察局长4月23日之命令，特决定向亚历山大·赫尔岑先生宣布上述命令原文……”这下面是照录命令全文。这就像孩子们讲小白牛的故事，每次都要重复一句：“要不要给你们讲小白牛的故事？”16
接着是：“兹特请该赫尔岑于二十四小时内前往警察局领取通行证，并由本局指定其离开法国之出境地点。
“为避免上述之赫尔岑先生声称并不知情（这算什么语言！），兹特将本文件开始时所宣读之命令副本留交该人……”
我在维亚特卡省秋法耶夫办公厅里的那些同事，那位一口气可以写满十张纸的阿尔达绍夫，那些韦普列夫、施京和我那位长醉不醒的科长在哪里？要是他们知道，在巴黎，在出了伏尔泰、博马舍、乔治·桑和雨果之后的法国，有人还会写出这样的妙文，那一定会高兴得心花怒放！我父亲的庄头瓦西里·叶皮凡诺夫见了这份命令，也一定大为赞赏，他为了表达他的深刻敬意，总是这么给他的主人写报告：“今接奉老爷刚从本班邮车送达之命令，兹特立即向大人报告……”
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愚昧无聊的文章做法，只适合那个盲目的、神志不清的老婆子忒弥斯17的口味，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消灭吗？
宣读命令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巴黎人以为驱逐出境等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而且不准携带夏娃；其实对于我却相反，我一切都无所谓，巴黎的生活已开始叫我厌恶。
“我应该什么时候上警察局？”我问，尽管心里怒不可遏，仍装得和颜悦色的。
“我认为最好在明天早上十点钟。”
“完全可以。”
“今年春天来得早，多么早。”巴黎城区尤其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说。
“非常早。”
“这是一家古老的旅馆，米拉波18常在这儿吃饭，因此才用他的名字命名，您大概对它很满意吧？”
“非常满意。可是您想，与它的分手却来得这么突然！”
“这确实是不愉快的……它的老板娘库赞小姐既聪明又美丽，还是著名的勒诺尔芒19的好朋友呢。”
“您倒想想！多么遗憾，我竟不知道这事，她大概也从她那儿学会了占卜术，可以预先把卡利埃的这份请帖告诉我呢。”
“哈哈……您知道这是我的任务，祝您愉快，再见。”
“算了，一切都可能发生，祝您愉快，再见。”
第二天我到了耶路撒冷街，这地方比勒诺尔芒小姐更为著名。起先接待我的是一个暗探似的年轻人，留着鬓髯和唇髭，全部举动都像一个先天不足的小品文作家，或者没有成名的民主派人士。他的脸色和眼神说明，那种对享乐、权力、财富的如饥似渴的想望已深深腐蚀了他的灵魂，那是我在西欧人脸上经常看到，而在英国人那儿从未看到的。他大概担任这差使还不久，因此得意扬扬，讲话时盛气凌人。他向我宣称，我必须在三天内动身，没有特别重要的原因不得推迟。他那傲慢的神色，那讲话的口气，那面部的表情，都使我不想跟他商量什么，便向他鞠了个躬，戴上帽子，然后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局长。
“局长只接见那些曾书面提出申请的人。”
“那我可以马上写。”
他按了铃，进来一个老门房，胸口挂一根链子，年轻人神气活现地对他说：“给这位先生拿些纸和笔。”一边向我歪了歪头。
门房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我在那儿给卡利埃写了信，要求他接见，以便向他说明，为什么我必须推迟我的行期。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警察局的简单答复：“局长同意在明天二时接见某某人。”
第二天接待我的仍是那个讨厌的年轻人，他独自有一间办公室，因此我推测他是科长一类人物。他起步这么早，又升得这么快，如果上帝让他长寿的话，他一定前途无量。
这次他把我带进了一间大办公室，那儿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大安乐椅上坐着一位又胖又高、满面红光的先生，这是那种经常叫热、吃得又白又胖、皮肤松弛的家伙，那双手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脖子上紧紧围着一条颈巾，眼睛淡淡的，神色悠闲自得，这通常是那种安享荣华富贵的人才有的，这种人可以心平气和、无动于衷地面对各种暴行。
“您希望见局长，”他对我说，“但他不得不向您表示歉意，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使他出去了。如果我能为您做点什么，我乐意为您效劳。这是椅子，请您坐下好吗？”
这一切他讲得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眼睛略微眯着，脸上笑容可掬，使两颊的肥肉也鼓了起来。我想：“这是个老官僚了。”
“您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他稍微点了点头，像一个人在开始游泳时要做的动作，但他什么也没回答。
“我得到通知要在三天内动身。由于我知道，贵国内政部长有权驱逐外国人，不必说明理由，也不用进行调查，因此我不想问为什么驱逐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但除了我的房子，我……”
“您的房子在哪里？”
“在阿姆斯特丹街14号……我在巴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很难马上丢下。”
“请问这是什么事，是关于房子还是……”
“这涉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我必须通过它拿到四十万法郎。”
“什么？”
“大约十万多一些银卢布。”
“那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一笔可观的数目。”
“您需要多少时候才能办完这件事？”他问，更亲切地看着我，就像人们看橱窗里陈列的地菇烧野鸡。
“一个月到六个星期。”
“这时间太长了。”
“我的事得在俄国解决。也许还是多亏它的关照，我才不得不离开法国呢。”
“为什么这么说？”
“一星期前罗特希尔德告诉我，基谢廖夫对我的印象很坏。彼得堡政府大概想掩盖这件事，免得引起人们的议论；据我看是大使提出了要求，才把我驱逐出境的。”
“首先，”警察局这位受了委屈的爱国者装出郑重其事、深信不疑的表情说道，“法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它的内部事务。我觉得奇怪，您的头脑里怎么会出现这种想法。其次，政府为了竭尽一切力量让饱受折磨的人民安居乐业，运用它所掌握的权力，从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中，把那些辜负了它的好客精神的外国人遣送出境，这难道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我决定用金钱反击他。这是最可靠的，正如对待天主教徒得用《圣经》的经文一样，因此我笑了笑，反驳道：
“为了巴黎的好客精神，我付出了十万法郎，因此我认为我们几乎已经清账了。”
这比我的“大笔款子”效果更好。他有些尴尬，停顿了一会儿以后说道：“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不得已。”一边从桌上拿起了我的案卷。这是那部作品的第二卷，它的第一卷我是在杜贝尔特手中看到的。他用胖胖的手抚摩着书页，像抚摩一匹温驯的马似的，一边说道：
“您瞧，跟您来往的那些人，您参与的那些不怀好意的报刊的活动（这几乎与萨赫迪斯基1840年对我讲的话一字不差），最后，您对一些最有害的机构给予的大量资助，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极不愉快的、但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对您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在您本国，您的行为也引起了对您的政治迫害。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嘛。”
“我相信，”我说，“你们的立场如此一致，恐怕连沙皇尼古拉也没有料到；但你们不可能真的赞成他的政策。”
“一个好的公民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不论它们怎么样……”20
“这大概是根据那个著名的原则：阴天不是晴天，但总比刮风下雨好。”
“但是为了向您证明，这件事与俄国政府根本无关，我愿意为您向局长说说情，把期限延长一个月。如果我们向罗特希尔德查询您的事，您不致见怪吧，这倒不是由于怀疑……”
“那就费心吧，为什么不能查询呢，我们是在作战，如果我为了留下，认为必须使用战争策略，难道您以为我不会使用它吗？……”
但是警察局长这位文雅亲切的“替身”能说会道，立刻答道：
“凡是这么讲的人是不会讲假话的。”
过了一个月，事情还没了结。那时有一个老医生帕尔米尔常给我们看病，他每周得在警察局替巴黎那些卖笑女郎做一次检查。我想，他既然肯为那么多女人的健康提供证明，一定不会拒绝给我开一张疾病证明。当然，帕尔米尔认识警察局所有的人，他答应把我的病历证明亲自交给X。十分奇怪，帕尔米尔回来时没带给我满意的答复。这一点很有意思，它说明法国官僚和俄国官僚是兄弟般相似的。X不作回答，态度暧昧，因为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应该亲自登门，向他说明我病在床上，不能起身。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只得带着毫无病态的尊容前往警察局。
X极为同情，询问了我的疾病。由于我没有兴趣看医生写的东西，我不得不自行编造病情。幸好我想起了萨佐诺夫，他尽管身强力壮，食欲旺盛，却一再说他患了动脉瘤；于是我对X说，我得了心脏病，旅行对我十分危险。
X表示同情，劝我保重，然后前往隔壁屋里，过了一分钟出来说道：
“您可以再留一个月。局长要我同时告诉您，他希望也祝愿您的健康能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好转；如果不能这样，他非常遗憾，因为他无法第三次给您延期了……”
我理解这一点，便准备在6月20日左右离开巴黎。
一年以后，X的名字我又见到过一次。这个爱国者和好公民悄悄离开了法国，忘了为警察局庇护下发行的一种加利福尼亚彩票，向购买彩票的数千名穷人和小业主作出交代！当这位好公民发现，尽管他无限尊重祖国的法律，仍可能为了诈骗罪锒铛入狱时，他还是抛弃法律，选择了轮船，一走了事，逃到了热那亚。这人具有坚定如一的性格，不会在失败面前手忙脚乱。他因加利福尼亚彩票事件而出了名，立即投靠了当时在都灵成立的一家建造铁路的股份公司，公司看到这么精明能干的人，马上雇用了他。
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公开的监视下，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拿破仑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他们。12月2日21，警察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
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英国的警察与大陆的暗探毫无共同之处，在那里，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法国却相反，警察组织是最富于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22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她把鸡燉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23，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24，另一个是提莫莱昂25，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十分钟后，法国革命中最聪明的活动家之一便被送进了监狱，交给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警察！
拿破仑具有最高级的警官才能，从自己的将军中培养了一批间谍和暗探；里昂的刽子手富歇26建立了秘密警察的整个理论、组织和科学——它既通过警察局长，也不通过警察局长，那就是说通过放荡的女人和并不放荡的老板娘，通过仆人和车夫，通过医生和理发师等等执行警察的任务。拿破仑垮台了，但这套机构依然如故，不仅机构，连机构中的人也原封未动。富歇归顺了波旁王朝，暗探的力量毫无削弱，相反，还由神父和修士作了补充。在路易-菲力普时期，贿赂和贪污成为政府的精神支柱之一——半数的小市民当了它的密探，警察的同伙，他们的服役对此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国民自卫军本身就是一种警察组织。
在二月共和国时期，形成了三四种真正的秘密警察和一些半公开的秘密警察。其中有赖德律-洛兰的警察和科西迪耶尔27的警察，也有马拉斯特的警察和临时政府的警察，有秩序党的警察和反秩序党的警察，也有波拿巴的警察和奥尔良派的警察。它们全都在窥测方向，互相监视和告密；哪怕告密是出于信念，怀有最好的动机，不是为了钱，但告密总是告密……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习气，它给一方面带来悲惨的失败，给另一方面造成对金钱和享乐的不可理喻的、无法克制的欲望，它腐蚀了整整一代人。
还不应忘记，革命和复辟的轮番出现，留下了一些沉淀物，那就是道德上的黑白不分和观点上的摇摆不定。今天被认为是英勇和高尚的事，明天被当作罪行而判处苦役，这在人们已不以为异；荣誉的桂冠和刽子手的恶名可以几次加在同一个人头上。大家习惯了这一切以后，一个暗探的王国便形成了。
最近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遭到的一切破坏，流亡者遭到的一切告发，都是由伪装分子、被收买的朋友以及以叛卖为目的混入内部的人干的。
到处都有例子证明，懦夫们害怕监狱和流放，出卖了朋友，告发了秘密——柯纳尔斯基28便是被这么一个胆小鬼害死的。但是不论在我们那里还是在奥地利，都还不存在这样一群年轻人，这些人受过教育，能讲我们的语言，在俱乐部里谈话激昂慷慨，又能写革命的文章，却担当着暗探的任务。
何况波拿巴政府的地位非常有利，它可以利用各党各派的告密者。它代表革命和反动，战争与和平，1789年和天主教会，波旁王朝的残渣余孽和百分之四点五的人29。耶稣会徒法卢30，社会主义者比约31，君主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32，以及大批得到过路易-菲力普恩典的人，都在为它效劳。很自然，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色彩的人，全都汇集和走进了杜伊勒里宫。
1 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
2 即罗特希尔德。
3 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十五歌。
4 彼得堡的银行家。
5 涅谢利罗德（1780—1862），当时俄国的外交大臣。
6 阿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人的军事首领，曾数次攻打罗马，勒索钱财，成为罗马的劲敌。
7 这签字，即背书，是在票据提交对方时加上的，以免它成为不记名票据，任何人都可以凭票取钱。——作者注
8 俄国财政大臣。
9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极左派共和党人，1848年二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逃亡英国。
10 这不是巴·德·基谢廖夫，那个后来到了巴黎的非常正直的人和著名的国家产业大臣，而是另一个后来派驻罗马的人。——作者注按：这里的基谢廖夫是尼·德·基谢廖夫，1844至1854年俄国驻法国公使。
11 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公国，斯图加特是它的首府。
12 罗特希尔德的银行中的职员。
13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14 马伦戈是意大利北部的村庄，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法军在这里打败了奥地利军队，成为著名的马伦戈战役。1805年12月，拿破仑的法军与俄奥联军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展开激战，这也是一次著名的战役。
15 以下命令系我逐字翻译的。——作者注
16 俄国民间故事形容那种令人生厌的叙述方式，它每隔几句便要讲一句“要不要给你们讲小白牛的故事？”因此“小白牛的故事”成了“一再重复的老一套”的同义语。
17 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她双眼蒙着布，一手执天平，一手执剑。
18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著名政治活动家。
19 勒诺尔芒（1772—1843），巴黎著名的用纸牌占卜的女人。
20 后来奇切林教授在莫斯科大学也宣扬过类似的观点。——作者注
21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国民议会，实行独裁统治，次年恢复帝制，自称皇帝。
22 孔多塞（1743—1794），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属吉伦特派，因此在雅各宾派执政后被捕，死于狱中。
23 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24 古罗马政治家。
25 提莫莱昂（公元前411—前377以后），希腊政治家和将军，曾与专制暴君展开激烈斗争。
26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于1793年在里昂镇压反国民议会的叛乱，大肆屠杀。1797年任警务部长，支持拿破仑的雾月18日政变，后成为法国秘密警察的头子。
27 科西迪耶尔（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长。
28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是被人出卖后由沙皇政府处死的。
29 指法国的资产者，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30 法卢（1811—1886），法国正统主义者，制宪议会中教士集团的领袖。
31 比约（1805—1863），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投靠路易·波拿巴，任内务部长。
32 拉罗什雅克兰（1805—1867），法国正统主义者，1848年革命后任制宪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任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