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詹姆斯·法齐和流亡者——罗莎峰
1849年的欧洲依然风云变幻，动荡不定，住在日内瓦，要把目光局限于瑞士一地是很难的。何况那些政党像俄国政府一样诡计多端，往往弄得游客眼花缭乱。一旦落到它们的影响下，他便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受到了一定的观点的制约，逃不出它们的魔法圈子了。他的第一个印象总是偷天换日地硬加给他的，不是他本人的。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政党的偏见已出其不意，乘虚而入，使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了它的俘虏。
在1849年，我只知道一个激进的瑞士，它实行了民主改革，又在1847年粉碎了分离主义者联盟。1后来我周围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我接受了他们对畏首畏尾的联邦政府的不满，对它在反动的邻国面前扮演的可怜角色感到愤慨。2
通过后来的几次旅行，我才对瑞士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在伦敦时期。在1853和1854年苦闷而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改变了对以前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许多事的看法。
瑞士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在全世界自由体制分崩离析后剩下的一片废墟中间，在文明社会互相倾轧以致同归于尽的断垣残壁中间，在人的一切生活条件，国家的一切形式，无不遭受粗野的专制暴政的摧残而毁灭的时候，只有两个国家依然像过去一样。一个以海洋作掩护，一个靠高山作屏障，两者都是中世纪的共和国，古老的生活习惯已深深植根在它们的土地中。
然而从力量和地位而言，英国和瑞士又多么不同啊！如果瑞士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显得像一个孤岛，那么它的被包围地位和它的民族精神，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艰难曲折地前进，另一方面也必须采取复杂的行动。在英国本土，人民是安定的，他们落后了三个世纪。英国的活跃部分只限于某些阶层，大多数人民处于政治运动之外，连宪章运动3也几乎没有触动他们，它涉及的仅仅是城镇工人。英国站在一边，易燃物一旦积累多了，它便把它们抛出海外，因此它可以顺利地发展。思想不会从大陆蜂拥而入，只是慢慢渗进它的国土，并按照它的方式改造自己，用它的语言表现自己。
瑞士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没有特权阶级，甚至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各州的宗法制贵族无力抵挡民主思想的任何冲击。一切学说和一切思想都在瑞士通行无阻，留下了痕迹；它使用的语言有三种。加尔文在那里传过道，裁缝魏特林4在那儿作过宣传，伏尔泰在那儿放声大笑，卢梭在那儿诞生。在这个国家，从农夫和工人起都要求实行自治，尽管强邻压境，却没有常备部队，没有官僚阶级，没有独裁制度；在革命的暴风雨和反动派的狂欢节之后，它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制联邦国家。
全欧洲仅有的平静土地是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最小的国家，我不知道保守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反之，例如，奥地利帝国是在社会动乱和政权更迭的基础上，靠一系列政变维持的，法国的王位则是靠恐怖统治和消灭一切法制才得以存在；可是在瑞士和英国，甚至荒谬而古老的制度也能长期保留，它们与自由结成一体，在它强有力的庇护下坚如磐石。
瑞士联邦议会在奥地利和法国提出要求后，立刻把流亡的政治家驱逐出境，这行为是可耻的。但这责任完全应由联邦政府承担；人民对外交问题并不像对内政问题那么关心。事实上，各国人民只关心自己的事，其他一切他们或者不想过问，或者认为只是玩弄辞藻，这些辞藻哪怕是真诚的，也很少实际意义。那个以同情一切人和一切事蜚声世界的民族，尽管极少理会地理界线，却比任何民族具有更强烈、更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何况自然环境本身就使瑞士人不想向外发展：崇山峻岭把他们围困在祖国的山谷中，正如沿海居民只得局限于海岸上一样，在没有人侵犯他们的山谷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
联邦政府自作主张行使的驱逐流亡者的权利，其实根本不符合瑞士的规定，瑞士的侨民问题是各州管辖的。瑞士的激进派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竭力加强伯尔尼的中央政府，犯了大错误。幸好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除了具有明显的实际利益的，如邮政和交通设施，币制的统一等，其余在瑞士都不得人心。中央集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设施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但它与自由不能相容，它很容易使人民变成一群饲养在畜栏中的牲口，或者由管理员精心训练的一群猎犬。
正因为这样，瑞士人讨厌它，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讨厌它。
人口不多的非集权国家瑞士，像许德拉5和布里亚柔斯6，你不能一下子把它打死。它的头在哪儿，心脏又在哪儿呢？此外，没有京城，就不可能想象有国王。瑞士决不会出现国王，正如纽约不可能制定俄国的官阶制度。高山、共和精神和联邦制度，在瑞士扶植和培育了一种刚毅坚强的人，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正如他们的山陵具有鲜明的地形，他们在群山环抱中建立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一样。
不妨看看代表各州的射手怎样举着本州的旗子，穿着本州的服装，背着卡宾枪，汇集在联邦的某个射击比赛场上。他们为各自的特点和各自的团结自豪，从故乡的山上来到这里，彼此发出兄弟般的欢呼，也向联邦的旗子（它保存在上次举行比赛的城市中）欢呼，然而从来不会互相混杂。
在自由民族的这些节日中，在他们的军事游戏中，没有君主国令人不快的自我炫耀，没有金碧辉煌的贵族排场，没有五色缤纷的近卫军，有的只是庄严和威武的仪表。到处听到的都是自由的谈话，喝的都是家酿的美酒，到处都在欢呼，歌唱，奏乐，大家感到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那压迫他们的权力……
我到达日内瓦后不久，市里在学校放假前为所有的学生举办了一次宴会。州长詹姆斯·法齐7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在卡鲁日郊区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大帐篷。议员和全州的名流都来到这里，与孩子们一起用膳。一部分市民穿着制服，拿着枪，担任荣誉警卫人员，这是每年轮流的。法齐的演说充满激进派色彩，他祝贺了得奖的学生，在奏乐和礼炮声中提议“为未来的公民”干杯！这以后，孩子们两个一排随着他走进空地，那里有各种娱乐活动，气球和杂技表演等。武装的市民（也就是孩子的父兄叔伯们）夹道列队，在学生行列开始经过时，他们便举枪敬礼……是的，向小辈和孩子们，向州政府出钱培养的孤儿们敬礼……孩子是城市的尊贵客人——它的“未来公民”。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参加过学校和其他庆祝活动的人说来显得多么新鲜。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每个工人，每个成年的农民，饭店的堂倌和主人，山地的居民和沼泽的居民，都十分了解本州的事务，参与各种活动，加入各个党派。他们的语言和教育程度往往千差万别，如果日内瓦的工人有时使人想起里昂工人俱乐部的成员，那么单纯的山民至今仍像席勒的威廉·退尔周围的人，但是这毫无关系，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同样热烈地参加社会活动。在法国，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布各个城镇，它们的成员关心革命问题，顺便也会了解到政府的一些真实情况。然而这些组织以外的人，尤其是农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也根本不关心法国全国或全省的事。
最后，我们和法国人不能不看到，瑞士的官员没有任何特定的服饰和标志，瑞士的政府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州长和联邦议会议长，国务部长（即内阁官员）和联邦军官，在咖啡馆里和普通老百姓同桌吃饭，讨论国家大事，和工人辩论，也当着大家的面与其他官员辩论；他们喝的是同样的葡萄酒和樱桃酒。
从我与法齐认识起，他单纯的民主作风便令我敬佩；但直到我熟悉了一切以后我才发现，在任何符合法律规定的场合，州政府绝不是软弱无力的，尽管它没有庄严的制服，镶饰条的裤子，带翎毛的帽子，拿锤形杖的司阍，留胡子的卫队长，以及其他一切华丽外表和毫无意义的君主国装饰品。
1849年秋天起，在瑞士避难的流亡者遭到了迫害。联邦政府掌握在一些懦弱的空头理论家手中，部长们失去了主意。一度拒绝过路易-菲力普驱逐路易-拿破仑的要求的联邦政府8，现在惊慌失措，按照后者的命令，开始驱逐在那里寻找庇护的人，还以同样的办法讨好奥地利和普鲁士。当然，现在跟联邦政府打交道的已不是不愿采取极端手段的肥胖的老国王，而是手上的鲜血还没有干的、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可是联邦议会怕什么呢？如果它肯望一下山外边，它就会明白，那些邻国的政府只是用残暴和恫吓在尽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惶恐。在1849年，它们没有一个政府是充分稳定、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战争的。联邦政府只要挺起腰杆子，它们就不敢吭声。但是那些空头理论家宁可采取胆怯的退让政策，对无处藏身的人进行卑鄙的不公正的迫害。
有几个州，包括日内瓦在内，对联邦议会作过长时间的反抗，但最后连法齐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卷入了迫害流亡者的行动。
他的地位对他十分不利。从一个秘密活动者变成一名政府官员，不论事情如何自然，仍包含着可笑的、棘手的方面。事实上应该说，不是法齐投靠政府，而是政府投靠法齐，尽管这样，从前的密谋者与现在的州长不可能毫无矛盾。他有时不得不得罪自己人，或者公开违背联邦的法令，或者采取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的那些措施。他只能随机应变，有时这么办，有时那么办，结果使双方都对自己不满。
法齐是一个精力充沛、才能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但是过于像法国人，喜欢采取强硬手段，喜欢集中，喜欢权力。他一生都在政治斗争中度过。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看到他站在1830年巴黎的街垒上，后来又与反对拉斐德9和银行家们的那些年轻人一起站在巴黎市政厅中，要求宣布共和制。佩里埃10和拉菲特11认为，“最好的共和主义者”便是奥尔良公爵，于是他当了国王，而法齐走上了极端共和主义反对派的立场。这时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12和马拉斯特13，与人权协会和烧炭党人站在一起，参加了马志尼对萨瓦的进军，出版了杂志，可是当局按法国方式用罚款迫使它停刊了……
最后，他相信他在法国已无事可做，于是想起了祖国，把全部精力，全部作为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地下工作者的经验，转移到了日内瓦州，要在那里贯彻自己的思想。
他制定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并在那儿付之实施。日内瓦展开了反对旧政权的活动；辩论、进攻和回击，从室内和报纸上走进了广场，法齐成了全市叛乱群众的首脑。正当他发号施令，指挥武装的弟兄们的时候，一个白发老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他作为职业军人，不能不对人员和大炮的配置提出劝告。法齐听从了他的话。劝告是切实有效的——但这军人是谁呢？他是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14，库尔木战役的联军总司令，尼古拉登基后便离开了俄国，此后几乎一直住在日内瓦。
在这个变革时期，法齐表明他不仅足智多谋，判断正确，而且具备圣茹斯特认为革命家所不可缺少的果敢精神。他几乎没有流血便挫败了保守派，他来到州议会，宣称它已被解散。议员们想逮捕他，愤怒地问道：“你凭什么敢这么讲？”
“我凭日内瓦人民的名义，他们讨厌你们的腐败统治，跟我站在一起。”于是法齐拉开门口的布幔，荷枪实弹的人群挤进了大厅，只要法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举起枪来射击。“贵族元老”和天性和平的加尔文派信徒们大惊失色。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走开！”法齐说，于是他们乖乖地溜回家了。法齐坐到桌后，动手书写法令和“决议”，宣布日内瓦人民消灭了旧政权，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通过新的法典，在这一切实现以前，人民授予了詹姆斯·法齐以行政权力。这便是雾月18日15，只是它是为民主和人民实行的。虽然他自己选举自己当了独裁者，但选举是无可指责，十分成功的。
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846年起，他便统治着日内瓦。由于按照宪法，州长任期为两年，不得连任，因此每隔两年，日内瓦人得从法齐那些平庸的追随者中选出一人接替他，这样，事实上他仍是州长，保守派和虔诚派教徒只好望洋兴叹，永远当他们的少数派。
法齐在执政期间表现了新的才能。政府工作和财政状况都获得了很大进展；他坚决执行激进派原则，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这表明他不仅是有力的破坏者，也是有力的组织者。日内瓦由于他而日益繁荣。对我这么说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还有与他完全无关的人，例如，库尔木战役的那位著名的胜利者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便是其中的一个。
法齐为人严峻激烈，办事雷厉风行，始终保持着带有专制色彩的共和派特点。他习惯于独断独行，有时专制作风会压倒一切。此外，他对1848年后的事件和思潮毫无准备，因此一方面，他不能理解，另一方面，他落到了形势后面。瞧，这个共和国不就是他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和阿尔曼·卡雷尔16所想望的吗？……看来它还存在问题。他从前的同志马拉斯特现在当了国民议会议长，却向他指出，他“在早餐时，当着秘书的面”谈论天主教是不谨慎的，应该对宗教采取慎重态度，不要惹怒神父们；当《国民报》17这位前主编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时，两个岗兵得向他敬礼。法齐的另一个朋友和追随者走得更远18，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总统，但他已经不想再同从前的同志打交道，打算自己当拿破仑了。“共和国在危险中！”然而工人和先进分子对它不再感兴趣，他们都在谈社会主义。对，这正是问题所在，于是法齐怒气冲冲、固执己见地攻击社会主义。这说明他已到达自己的极限，德国人所说的“顶点”，开始走下坡路了。
他和马志尼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以前都是社会主义者，现在当它从一般的向往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时，他们却成了它的敌人。我常与两人争论，我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不愿被说服时，逻辑简直无能为力。如果这对他们两人只是策略，临时的必要让步，那么当初怎么会那么激昂慷慨，甚至在私人谈话中也表演得那么淋漓尽致呢？不，这里包含着对新学说的一种仇恨，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形成的；甚至它的名称也叫他们不满。有一次我向法齐提议，在我们的谈话中用“克莉奥帕特拉”代替社会主义这名称，免得这个词惹他生气，它的声音妨碍他对它的理解。马志尼反对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后来带给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危害，比拉杰茨基带给他的更多——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个。
一天我回家时，看到施特鲁沃的一张条子，他告诉我，法齐要驱逐他，而且来势汹汹。联邦政府早已发出了驱逐施特鲁沃和海因岑的命令，法齐一直只限于把这事通知他们。那么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
法齐不希望施特鲁沃在日内瓦发行自己的“国际性”杂志；他的担心也许是对的，他认为他和海因岑发行这种危险的呓语，只能重新引起法国的威胁、普鲁士的咆哮和奥地利的切齿仇恨。作为一个实际的人，他怎么会认为这杂志真能办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向施特鲁沃提出，要么放弃杂志，要么离开日内瓦。施特鲁沃那时对杂志抱着疯狂的幻想，认为它可以最终扑灭“人间的七大灾祸”，因此放弃这个计划是这位巴登的革命家所万难同意的。于是法齐派了一名警察带了命令去找他，要他立即离开本州。施特鲁沃板着脸接见了警官，宣称他目前不准备走。法齐为警官生气了，命令警察局驱逐施特鲁沃。不经法院许可是不能进入市民家的；伯尔尼采用的是警察手段，没有通过法院（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公共安全措施”）。警察了解这一点，但希望讨好法齐，可能也是为了对不友好的接待进行报复，预备了一辆马车，带了一个同伴，坐车来到离施特鲁沃家不远的地方，停在一棵椴树下。
施特鲁沃对迫害和苦难的时代的重又开始，心中还暗暗得意，他抱着先入之见，相信对他无可奈何，把发生的事通知了自己所有的朋友。希望引起他们的热烈同情和强烈愤怒，后来等得不耐烦了，便去找海因岑，海因岑也收到了来自法齐的有趣的通知。由于海因岑住得不太远，施特鲁沃穿了便服，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信步走去。他刚走到椴树旁边，早已恭候在那儿的加尔文的狡猾信徒便拦住了他的去路，出示了联邦政府的命令，要他跟他走。在场的还有两个宪兵，这证明他的邀请不怀好意。惊讶的施特鲁沃大骂法齐，把他归入了“七大灾祸”的范畴，坐进马车，与警察一起向沃州19疾驰。
从法齐执政以来，在日内瓦还没发生过类似的事。这一切显得粗暴，不必要，甚至可笑。我知道后很生气，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时，在贝尔格桥遇到法齐，他与几个意大利人说说笑笑，正经过那儿。
“啊，您好，有什么新闻吗？”他见到我便说。
“新闻很多。”我回答，故意装得冷冰冰的。
“都讲些什么？”
“嗯，比如，日内瓦变得跟巴黎一样，在街上就可以逮捕人，强行劫走，以致你在光天化日下也不再觉得安全；我怕今后连走路也……”
“您这是讲施特鲁沃的事……”法齐回答，还是不免生了气，声音也不连贯了。“对这些狂妄的家伙，您叫我怎么办？我实在厌烦了，只得让这些先生明白，藐视法律意味着什么，公然违抗联邦议会的命令……”
“您大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我笑道。
“难道疯人院的人闯到街上，给全州和我个人造成了威胁，我也不管？何况目前是什么形势？而且，他们从不说一声‘谢谢’，只知道撒野。先生们，你们想想，我派了警官找他，可是他就差没把他轰出来罢了——这简直叫人难以容忍！他们不明白，官员（地方治安官）是依法办事，应该受到尊敬。是不是？”
法齐的朋友们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同意，”我对他说，“我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因为是警官，是来向我宣布由傅雷尔或者德鲁埃20在伯尔尼签发的废话，我便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客气一些是可以的，但既然他是作为敌人来的，而且有暴力做后盾，我何必跟他讲什么礼貌？”
“我有生以来还没听到过这种话。”法齐说，耸了耸肩膀，迅速地瞥了我一眼。
“您觉得新鲜，因为您从未考虑过这一点。认为官员神圣不可侵犯，这完全是君主制思想……”
“您不愿理解尊重法律和奴颜婢膝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在您国内，沙皇和法律是一回事，但这完全是俄国人的观念！”
“那么在您这儿，尊重法律便等于尊重警察或宪兵，这算什么观念呢？”
“亲爱的先生，您可知道，我派出的警官不仅十分正直，而且也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看见他办事……”
“对，在家里还是最好的父亲，”我继续道，“但这跟我和施特鲁沃毫无关系；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是作为一位模范市民，而是作为一位专制暴政的执法者去找施特鲁沃的……”
“好啦，好啦，”法齐越讲越生气，说道，“这个施特鲁沃跟您什么相干？您不是昨天讲到他还哈哈大笑吗？”
“可是今天如果您要绞死他，我不会笑。”
“您知道我怎么想吗？”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的天，真是胡言乱语！”我说，哈哈大笑。
“什么胡言乱语！”法齐嚷得更响了。“我这是很严肃的话！”
我知道我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脾气暴躁，容易发火，我也知道，尽管他气势汹汹，实际上他比自己的话好上一百倍，心眼是不坏的，因此尽管他大声嚷嚷，我本来不会计较；但这时我们旁边有人，而且他是一州之长，我却是个没有护照的流亡者，与施特鲁沃一样，这使我放开嗓门，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他道：
“您以为您是州长，您讲什么，别人就得相信什么吗？”
我的叫嚷发生了作用，法齐的声音马上变轻了，但是他举起拳头拼命捶打桥栏杆。
“要知道，他的叔父古斯塔夫·施特鲁沃是俄国在汉堡的外交代办。”
“这无非是《狼和绵羊》21的故事。我还是回家的好。再见！”
“确实，与其争吵，不如睡觉，要不，我们会吵个没完。”法齐说，勉强笑了笑。
我回贝尔格饭店，法齐和他的意大利朋友们过桥去了。我们在那儿大声争吵，旅馆的几扇窗都打开了，不少茶房和旅客听到了我们的争论。
可这时警察局中那位押送施特鲁沃的十分正直的公民却回来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仍带着施特鲁沃。原来到了沃州的第一个城镇，便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那里离斯塔尔夫人和雷卡米耶夫人22居住过的科佩不远，警察所长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听了施特鲁沃被捕的原因，声称日内瓦警察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仅拒绝继续押送犯人，而且要他们立即返回日内瓦。
法齐刚在我们的谈话中受到奚落，现在又听到施特鲁沃已平安无事地回到日内瓦，可以想象他有多么恼火。在书面和口头把这位“暴君”痛骂一顿之后，施特鲁沃便跟海因岑转移到了英国；海因岑在那里提出了他的“两百万人”高见之后，便跟他的皮拉得斯23一起悄悄去了美国，起先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那儿办一所女子学校，后来又想在圣路易斯城出版《拓荒者》杂志，可那是连上了年纪的男子有时也不敢看的。
桥边的谈话后过了五天，我在邮局咖啡馆又遇到了法齐。
“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他问。“还在生气不成？说真的，我承认，这些流亡者成了我的一个大包袱，简直伤透了脑筋！联邦政府的照会一份接一份压下来，热克斯区的该死区长也故意待在这里监督对法国人的拘捕工作。我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可是为了这一切我自己的人民却生我的气。现在又出了一件麻烦事，十分棘手；我知道大家要骂我，可我有什么办法？”
他在我的桌边坐下，压低嗓音，继续道：
“这已经不是耍嘴皮子，不是社会主义，简直是盗窃了。”
他递给我一封信。有个德国的邦主诉说，在民军占领他的城镇时，洗劫了各种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件稀世珍宝——一只古色古香的圣餐杯，它落在民军从前的队长布伦克尔24手中，现在公爵得到消息，布伦克尔住在日内瓦，因此他要求法齐合作，为他找回失物。
“您说怎么办？”法齐用郑重其事的口气问道。
“这算得什么。在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那么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把信扔掉，或者给这个小丑写封回信，告诉他，您不是他派在日内瓦的侦探，他的杯子跟您什么相干？布伦克尔当初没有绞死他，已经便宜了他，他居然还想找他的身外之物。”
“您是个危险的诡辩家，”法齐说，“可您就不想想，这种勾当是给我们这派人脸上抹黑……这不能置之不理。”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如此关心这种事。在这世界上比这可怕的事多着呢。谈到党派和它的荣誉，您也许又该说我是诡辩家了，但您不妨想想，难道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就能增加它的荣誉吗？您根本不必理睬公爵的申诉，只当它是诽谤便行了。如果您派人搜查，谣言会更多，万一不巧被您找到了什么，那么布伦克尔和他的伙伴就更难为自己辩白了。”
法齐听了我的话，对俄国人的无法无天公开表示了惊异。
布伦克尔事件结果非常圆满。他不在日内瓦；他的妻子在警察局和法院的检察人员出现时，安详地让他们看了各种东西和钱，说明了它们的来源；听到杯子的事，她自动把它找了出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只杯子，是民军的一些年轻人拿到的，他们把它送给了自己的队长，留作胜利的纪念品。
法齐后来向布伦克尔表示了歉意，承认这件事办得太鲁莽。喜欢不遗余力地追根究底，抓住刑事案件中的枝节问题不放，用残酷手段审问被告，要把他们统统绳之以法——这一切纯粹是法国人的毛病；对于他们，法律诉讼无异是一场残忍的游戏，正如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样。检察官有些像矫捷的斗牛士，如果被追逐的野兽幸而脱险，他们便觉得受了委屈，闷闷不乐。在英国却没有这类事，法官对被告非常冷静，不是非把他们判罪不可，如果陪审团不能作出有罪的裁决，他们也心安理得。
另一方面，流亡者也确实在跟法齐捣乱，把他弄得不能安生。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宜过分苛求。在革命运动中，大家热情洋溢，这样的热情不可能由于失败便归于平静，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时，会表现为一种乖张任性的作风。他们正是在应该沉默的时候拼命想大声讲话，在应该退入幕后销声匿迹、进行反省的时候，却恰恰相反，竭力赖在舞台上，用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编写小册子，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传播谣言，宣称即将发生叛乱，吓唬愚蠢的政府。他们大多只是毫无危险的革命合唱队员，可是那些胆怯的政府却以无知对待无知，相信他们的力量，由于听不惯自由勇敢的言论，便大叫危险已不可避免，宗教、王位和家庭已千钧一发，要求联邦当局驱逐这些可怕的叛乱者和破坏者。
联邦政府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把拿破仑特别讨厌的那些流亡者转移到离法国边境较远的地方。实行这个措施，法齐觉得十分棘手；他几乎认识所有的人。向他们宣布离开日内瓦的命令以后，他便装聋作哑，不想知道谁走谁没有走。不走的人还必须不再踏进主要的咖啡馆，不经过贝尔格桥——可是连这些他们也不愿做到。这就发生了一些公寓中常常见到的场面：从前的人民代表，头发花白的老人，四十多岁的知名作家等等，与瑞士自由州的州长和不自由的邻国警察局的代表，出现在同一地点，却彼此视而不见，装不知道。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热克斯的警官用嘲笑的口气问法齐：
“州长先生，某某人还在日内瓦吗？”
“早已走了。”法齐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太好了。”警官说，然后继续走路。法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指指旁边一个安详地抽雪茄的人，用哆嗦的声音向我说道：
“瞧，这就是他！我们到另一边去，免得跟这个强盗碰面。这真叫人受不了，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不言而喻，这就是那个被限令出境的流亡者，可他就在贝尔格桥旁边转悠，而这地点在日内瓦便是我们莫斯科的特维尔林荫大道。
我在日内瓦逗留到12月中旬。俄国政府策划的对我的迫害，使我不得不离开那儿，前往苏黎世抢救我母亲的财产，因为那位“永远难忘”的皇帝25正把御爪伸向那里。
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时期，是两次惊雷中的暂时平静状态，灾难随时可以降临，尽管表面上平安无事……咄咄逼人的预兆已经出现，只是我尽量不理会它们。生活很不稳定，很不平静，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这主要得感谢瑞士伟大庄严的大自然。
远离闹市的地方和优美的大自然，可以发生惊人的医疗作用。我的体验使我在《被损害的》26中写道：“当心灵承担着巨大的忧伤，当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对过去耿耿于怀、无法心平气和地理解一切时，他需要空旷和高山，海洋和温暖清新的空气。有了这一切，忧郁才不致变成痛苦，变成绝望，他也不致变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时我已对许多事感到厌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骚乱和纷争的中心，在接连不断的烦恼中间，在一幕幕流血惨剧，一场场骇人的堕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过了一年半，它们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痛苦、忧郁和困乏的记忆。讽刺带上了另一种色彩。格拉诺夫斯基读了我那时写的《来自彼岸》，写信给我道：“你的书我们看到了，我读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讳言，那里包含着一种厌倦的情绪，你过于孤独了，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国大家曾从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种生动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似乎在异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萨佐诺夫在1849年我离开巴黎前读了我两年前写的《责任先于一切》27的开头部分以后，对我说道：“这篇小说你写不完，而且不会再写这样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声和善意的戏谑。”
但是经历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难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原样呢？我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有在家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有时还能出现从前那样的时刻，但这已不是“明朗的笑声”，而是“明朗的忧郁”了；想起过去，想起我们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罗马生活的场景，坐在安睡的孩子们的床边，或者望着他们玩乐，我才能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感到心情舒畅，仿佛一股清新的气流，一种洋溢着亲切和谐感觉的青春诗意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安详，平静，而在这种夜晚的影响下，生活才可以轻松一两天！
这种时刻是不多的；沉闷而并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碍它们——我们身边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我们小小的会客室便挤满了陌生人。这大部分是新近到达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但亲密的只有一个……而且那是怎么变得亲密的啊！28……
我离开巴黎是高兴的，但在日内瓦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换了一些人，范围也狭小了一些。那时在瑞士，政治席卷了一切，不论饭店和咖啡馆，钟表师和妇女，都分成了派别。一切以政治为转移，这在那种总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到来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厌烦，它只能使人意识到一切毫无结果，徒然为过去发出一些单调的怨言。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处都是灰尘，炎热，缺少空气，太阳从苍白的树木中间射到街上，墙壁发出强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变得热辣辣的。充满活力的人渴望空气，那种没有经过千百万人呼吸过的空气，只有在那里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头那么索然无味，也没有嘈杂的噪音，浑浊霉烂的气息，继续不断的敲击声。
有时我们真的跑出日内瓦，来到莱芒湖29边漫步，来到勃朗峰30的山麓下游览，那里峰峦环抱，云雾弥漫，大自然以它美丽的景色洗涤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给心灵灌注了清新的气息，给身体带来了从永恒的冰雪中飘出的凉爽气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永远留在瑞士；我们这些生长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便会与山地格格不入，它们太高，太近，给人以拥挤、限制的感觉，但是有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是很舒适的。何况山上住着纯洁善良的居民——他们贫穷，但不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太多的需要，过惯了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文明的沉积物，它的锈斑不会侵蚀这些人；历史的变革像白云一样从他们脚下飘过，很少触及他们。罗马世界还在格劳宾登31继续存在，农民战争的时代在阿彭策尔32也几乎还没有过去。也许，在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脉中，在蒂罗尔州33，还能找到这类健康茁壮的居民，但是一般说来，在欧洲早已绝迹。
不过在我国东北部，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我遇到过与阿尔卑斯山居民同样气质的人。
我和一个同伴一起登上采尔马特山地34，为了让马歇一会儿，我们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记得，那里已比圣尼古拉峰更高了。老板娘上了年纪，瘦瘦的，但强壮结实，身材高大，屋里只她一个人。看到客人，她马上忙开了，一边抱怨储藏的食物太少，一边到处寻找，终于端来了一瓶樱桃酒，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面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东西，它们是用驴子从山下运来的），同样硬的熏羊肉，还有乳酪、羊奶等，然后又去煎蛋，还加了糖什么的，弄得我怎么也咽不下。但是羊肉、干酪和樱桃酒不错。老婆子把我们当贵宾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脸色端来了一切，还是一迭连声表示歉意。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一起吃喝。临走时，我问老婆子该给她多少钱。她寻思了好久，甚至还上另一间屋子算了一会儿，然后讲了几句开场白，说物价怎么昂贵，运输怎么困难，最后才冒险报了价：五法郎。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
“你知道，这不成……你吃了两戈比，要给二十五戈比……我怎么好意思收下：这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在人们面前也对不起良心。”
记得我提到过，彼尔姆人有个风俗：夜里要在窗口放块面包，放些克瓦斯或牛奶，万一有不幸的人，也就是流放犯，从西伯利亚逃走路过这儿，又不敢敲门要吃的，便可悄悄地取食。类似的情形，我在瑞士山上也见到过，只是那儿附近没有西伯利亚，因此这完全是为过路人准备的。到了一定的高度，人烟便稀少了，连石头也像人的脑瓜一样开始秃了，强劲的冷风把植物吹刮得跟干枯的草药差不多，但就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空茅屋，它们的门开着，让迷了路或遇到暴风雪的旅人随时可以进入这些没有主人的屋子栖身。那儿备有各种农家用具，桌上放着干酪、面包或羊奶。有的人吃过以后，便在桌上留下一些钱，也有的什么也没留下，但是很清楚，谁也不会偷什么。当然，经过的路人非常少，尽管这样，这些敞开大门的小屋子对城里人还是相当新奇的。
谈到山岭和高地，我还得讲一下我的罗莎峰35旅行。从七千英尺高的山顶上来结束关于瑞士的一章，不是最合适的吗？
那个老婆子让我们四个人饱餐了一顿，还喂了两匹马，又给了整整一瓶樱桃酒，却不好意思接受五个法郎；我们离开她以后，沿着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山，要在当天傍晚前赶到采尔马特。习惯于登山的马一步步小心走去，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选择可以踩马蹄的地方。赶马的人不时提醒我们，别拉缰绳，要让马自己走。路的一边是三千多英尺深的悬崖，咆哮的维斯普河在崖底以雷霆万钧之势奔腾而过，仿佛急于寻找宽阔的河床，以便冲出石壁之间的峡谷。不时可以望见它那浪花飞溅、滚滚翻腾的水面；在山峦起伏的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松林，从我们经过的山顶往下望，仿佛那是一片片青苔。另一边是光秃秃的巉岩峭壁，有的地方岩石突出，还直伸到你的头顶上。走了整整几个小时……马蹄不断击打着山石，马不时滑跤，维斯普河不断啸叫，但一边还是同样的岩石，除了岩石什么也看不到，而另一边的深渊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这使人不由得心烦意乱，又急又累……我但愿不致时常遇到这样的道路。
采尔马特是这条路的终点，那儿聚居着几户人家；它仿佛位在锅底，周围给高山包围着。有一家人家能接待稀少的旅客，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一个苏格兰地质学家。在给我们准备晚餐时，天完全暗了；由于山太近，更显得黑洞洞的。到了十点多钟，女主人在窗口听了一会儿，对我们说道：
“听，这是蹄声，还能听到马夫的吆喝声……夜间仍在这种路上赶路，真不要命了。”
蹄声逐渐近了，女主人提了一盏灯走到外屋，我跟着她；黑暗中出现了人影，几个人走进了提灯的光线中，最后，两个骑马的人到了门口。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高大的中年妇女，另一匹马上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夫人仿佛刚从海德公园散步回家，安详地跨下马背，走进了公用房屋。她与苏格兰人已在别处相遇过，因此马上和他交谈起来。吩咐给自己做些吃的以后，她便打发儿子去问向导，马得休息多少时候。他们答道，两个小时就够了。
“难道您还要赶路，不等天亮？”苏格兰人问。“外面漆黑一片，何况您不熟悉下山的路。”
“我已预定了时间，必须赶到。”
两小时后，英国夫人带着儿子朝意大利那边下山了。我们躺下睡两三个小时。
天亮后，我们雇了第三个向导，一个草药采集人，他认识所有的道路，一边走，一边哼着悦耳的阿尔卑斯山民歌，我们跟着他攀登最近一个山峰，那以后便是冰雪的海洋和蒙塞维纳峰了。
起先灰白色的雾掩盖着一切，给我们送来了蒙蒙细雨，我们上山，雾却向下扩展，不久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片耀眼的光辉，显得比平常更为洁净，明亮。
雨果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山中的声音”36，那山一定不高；我的印象却正好相反，只觉得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除了雪块的崩落带来一些间断的、不太响的隆隆声，而且那也很稀少……一切笼罩在死一般的、透明的（我特地使用这个词）沉寂中，而异常稀薄的空气使这个无声的世界，这永恒的、从史前时代开始的大自然的酣睡，变得似乎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了。37
生活是喧哗热闹的，然而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山下被白云覆盖着；这儿已经连植物也不能生存，唯有苍白的苔藓在一些石块上凝结成坚硬的表皮。再往上走，空气更新鲜，进入了永不融化的冰雪世界；这已到了极限，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切兽类中最好奇的几种，偶尔越过界线，窥探一下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原，张望一下地球上这些制高点，然后赶紧下山，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那儿充满了争吵纷扰，然而那是它们的家。
我们在冰雪的海洋面前站住了，它铺展在我们和蒙塞维纳之间，阳光照耀的山岭环抱在它的周围，它本身又白得刺目，一眼望去，像一个冰雪的科洛西姆大斗兽场。它的表面起伏不定，有些地方还被风吹出了一些窟窿，仿佛它正在翻腾的时候突然被冻结了，波浪从此被固定在那里，不能再行平伏。
我下了马，躺在一块似乎被冰雪的波浪卷到岸边的大岩石上……前面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没有声音，也没有活动……微风吹起了一些细小的白色粉末，挟带着它们，不断旋卷……然后落下，于是一切重归平静，还有两次雪崩发出黯哑的隆隆声，向远处滚去，绊住在悬崖上，打得粉碎，化成了一阵雪的云雾……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感觉是奇怪的，他仿佛是客人，是多余的外人，但从另一方面看，他觉得呼吸更为自由，似乎在周围白色的衬托下，他的内心也更洁白，更纯净……更严肃，充满了某种虔诚感！
如果在结束罗莎峰的这幅画面时，我说，在这一片洁白、清新、静谧的天地中，两个徘徊在这高山上，彼此认为是亲密朋友的人，却有一个在策划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的勾当，那么，我的话一定会被当作是夸大其词的无稽之谈！38
然而生活有时正是这么变幻莫测，乖离常情，带有戏剧性的突然变化，不符合正常的法则。
1 分离主义者联盟是瑞士七个天主教邦于1845年11月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由于瑞士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较为彻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新教在各邦占有优势，但天主教也在一些邦中仍保持统治地位。19世纪初瑞士组成了松散的统一国家，联邦政府废除了一些封建特权，不少州制定了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这一切引起了天主教各邦的不满，它们成立了分离主义者联盟，与联邦政府对抗。联邦政府乃于1847年颁布法令解散分离主义者联盟，并粉碎了它们的军事进攻。
2 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革命者纷纷流亡到瑞士，于是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政府便向瑞士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驱逐了不少流亡到瑞士的各国革命者。
3 英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争取普选权，在1837年拟定了“人民宪章”，要求政府予以实施，从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直至1848年后才逐渐平息。
4 魏特林（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乌托邦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5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它的头砍掉一个后，又会生出一个来。
6 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有五十个头，一百只手。
7 法齐（1794—1878），瑞士政治家，激进共和主义者，1846年后曾两度担任日内瓦政府首脑。
8 路易·波拿巴为了恢复拿破仑皇朝曾在国外度过长时期的流亡生活。1837年他来到瑞士，宣传波拿巴主义，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向瑞士提出抗议，要求驱逐路易·波拿巴，遭到瑞士的拒绝。但后来路易-菲力普以战争相威胁，瑞士政府终于在1838年10月建议路易·波拿巴“自动”离开瑞士，于是他去了英国。
9 拉斐德是开明贵族领袖，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拥护七月王朝，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10 佩里埃（1777—1832），法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七月王朝时期的内阁总理。
11 拉菲特（1767—1844），法国奥尔良党人，大银行家，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
12 卡芬雅克（1801—1845），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
13 马拉斯特（1801—1852），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
14 奥斯特曼-托尔斯泰（1770—1857），俄国将军，曾在波罗金诺战役和库尔木战役中英勇作战。库尔木在维斯图拉河边，俄普联军在此与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战斗。
15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解散督政府，成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开始了他的军事独裁统治，这里是借用这名称。
16 法国政论家。
17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1848年二月革命后逐渐转向保守。
18 即指路易·波拿巴。
19 瑞士西南边境的一个州，与日内瓦毗邻。
20 傅雷尔是当时瑞士联邦的总统，德鲁埃是副总统兼司法警务部长。
21 指拉封丹的寓言《狼和绵羊》：绵羊到河边饮水，狼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吞食了，意思是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
22 斯塔尔夫人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避居瑞士的科佩。雷卡米耶夫人因反对拿破仑而被拿破仑放逐，在瑞士避难。
23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瑞斯忒斯的亲密朋友，曾帮助后者报杀父之仇。
24 布伦克尔（1812—1863），德国革命家，1849年巴登起义的参加者，曾担任民军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至瑞士，后去美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作出过卓越贡献。
25 指尼古拉一世。
26 赫尔岑在1851年下半年写的一篇小说。
27 赫尔岑在1847年离开俄国后不久写的一篇小说。
28 指黑尔韦格，详见本卷《家庭悲剧》部分。
29 即日内瓦湖。
30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离日内瓦不太远。
31 瑞士最东部的一个州，与意大利接壤。
32 瑞士东北部一个区域，讲德语。农民战争指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
33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州，靠近阿尔卑斯山，大多系山区。
34 瑞士南部的山区，海拔五千多米。这里的“同伴”即黑尔韦格。
35 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山脉，经年积雪，其中杜富尔峰是瑞士最高峰。
36 指雨果的诗《在山中听到的》，见《秋叶集》（1831）。
37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一句名言是正确的，他说：“我能在沉默中听到声音！”——作者注
38 指赫尔岑与黑尔韦格之间的纠纷，见本书《家庭悲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