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谢谢，这样我也放心了。那一次会见，巴金先生这样说过：我立下了一个从七十六岁到八十岁的五年计划。其中之一是要写两部长篇小说，另一件事是想写作《创作回忆录》，还想写五本《随想录》，完成赫尔岑的回忆录《过去与思索》的翻译。看到他那种永不言倦，拥有巨大的创作能源的样子，真使我感叹不已。

　　金庸：因忆我在中学之时，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念意深远，非我们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引起青年共鸣

　　池田：您说这些感想是深有体会的，我深表理解。无论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涅夫的文学中，对于那些对社会怀着义愤的青年们都有使之感动和“吸引”之处。托尔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有的创作活动时，在他死去的床边放着屠格涅夫的书，这曾是个有名的话题。屠格涅夫的作品想来因其易懂而较易为许多人所接受。相对于此，托尔斯仄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仿效的，有一种彻底的精神。正如上次我们所谈到的鲁迅的深刻，可以洞见底部之黑暗。这对于热情而急于改造世界的青年们来讲，也许稍微有一种过重之感。我想志在第三次访问苏联之后又访问了保加利亚（`1981年） 时，在日本驻保国利亚大使馆里，谈到屠格涅夫的《前夜》，也忆起这部描写俄罗斯革命前夜的小说。以保加利亚青年与俄罗斯女性为主人公，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燃烧的青春之魂的摸索为中心思想，与巴金的《家》有着共通的主题。

　　金庸：那时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青年，若非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涯。巴金先生所写的《家》、《春》、《秋》，和我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很接近，他笔底充满温情，所描述的爱和同情，直接触到我们的心灵。

　　池田：其代表作《家》在日本也拥有许多读者。

　　金庸：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家》的高家差不多，不过地处江南小镇，和高家在成都这机关报大城市不同。江南小镇接近上海，风气之开放比成都为早，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和高家类似却不如其浓厚强烈。我家里也有不少丫头，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之人。（我离家时十三岁，年纪太小，还没有兴趣留心丫头的美貌与否。现在回想，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但性格温善，都待我很好。）读到《家》中觉慧和鸣凤的恋爱时，我倒也懂的。当时读《家》，心情和读《红楼梦》差不多，对鸣凤的同情，相当于对晴雯、芳官的同情。

　　池田：与《家》表现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较自由的气氛吧！

　　金庸：是，的确自由得多。但少爷与丫头恋爱，恐怕还是不能允许的。巴金先生以“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为敌人，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这个目标，他的小说是达到了的。他写觉新的懦弱与悲剧，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当时我年纪虽小，却也深受其感动，与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巴金先生在这部名著的结尾处，写到离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上海的觉慧，在船上望着茫茫的江水流过的光景，他这样写到：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我曾就这一节请教过巴金先生，他答说：“这时所说的‘水’是意味着青年，意味着未来年可能性。”他的回答教我难以忘却。


　　 天道是非与社会矛盾的揭露

　　金庸：他的《灭亡》与《新生》描写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时我就不大懂了，只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感到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一部是创作，一部是翻译，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角是极深的。

　　池田：您现在所举出的作品，遗憾的是我太孤陋寡闻而未识其内容，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赠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未译为日语。

　　金庸：《寒夜》、《憩园》这类较后期的小说，情调是更国含蓄了，需要读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艺术性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赏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贝多芬的音乐，他的钢琴小曲《为爱丽思作》轻松活泼，欣赏的人很多；《第八交响乐》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结构沉重，了解不易，喜爱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来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鲁迅所指出的“黑暗”来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揭发的啊！软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儿也找不到出路，却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婆媳之争，自己也病魔缠身，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妻子虽爱着他却含恨而去。主人公又三贫如洗匠困窘中与盲目溺爱他的老母相依为命，对着不治之病的恶化，面对绝望而无计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声说不出话来。他想听，想喊，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为什么只有自己才会遭遇这机关报悲剧？是“宿命”，是“天命”。这结果是善良之果呢？还是邪恶之果呢？这个发问使我想起，在飞来横祸中身受宫刑留下耻辱印记的司马迁所说的有名的话：“天道是耶非耶？”这种诘问也类似那个在接踵而至的灾厄中挣扎不休、却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断探索“神”的意图的忠义之人约伯（《圣经・旧约》）的姿影一样，实际上这种（诘问）与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而言，好的意义也好，坏的意义也好，却看不到迈向宗教的飞跃。不如说，这是对社会矛盾的激烈揭发。巴金的文学在当时那些以革命为志，想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诞生的年四通八达中，想必广被接受，因为这些作品为他们送去了勇气。
　　

　　 为中日交流而倾注心血

　　金庸： 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会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写的《随想录》中，有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岛健藏，文中提到土岐善磨、井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几位日本友人，关于中岛健藏，巴金写道：他喜欢酒，又有酒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听过中岛先生的事，真是一个刚毅勇敢的人啊！我曾听过一个故事，说到中岛先生同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见面的话题。对于姚文元盛气凌人的说话和措词，中岛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予以痛斥。担任口译的人一听吓坏了，只好尽量把中岛先生的话语译得和缓一些。但中岛先生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口气和颜色，姚文元也觉察到了，脸色因而变得十分难看。自从有了这一幕，“四人帮”对中岛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也开始找麻烦，而且越来越厉害。

　　金庸：中岛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巴金在文中写：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的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