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说起，我曾为了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三十年间不断奔走，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因为我的长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伍，他从前线短期退伍返家时说过：“日本军做得太过分了！”我的长兄后来在缅甸阵亡。与中岛先生的苦恼一样的“隐隐作痛”是留在心底深处的。然而，在姚文元一伙的挑剔和找麻烦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同仁并不曾就此意气消沉，中岛先生因此而更加奋发而为。“不想死在鲜花铺满的道上，唯视垂死于原野为光荣，直至瞑目之时，我将永不言退！”这是多么漂亮的话语！简直像那种名角扮演者在舞台上掷地有声的台词一样，中岛先生的风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来总理后来听到了这件事，曾低下头说到：“实在是十分对不起，这都是我的责任，希望能得到原谅。”周总理虽然想纠正也没有办法啊，一般人绝对做到如周总理那样的态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为了推动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强烈攻击和诬蔑，捏造谣言来破坏先生的名誉。但先生不为所动，仍然主张日本应为二次大战的侵略罪行谢罪道歉，我相信这是日本人的爱国行为。只有彻底对侵略忏悔，以后才不会重蹈覆辙，从此使得国家走上光明康乐的大道，那是真正爱国者的正确目标。

　　池田：不能一言道尽，初访中国也好，后来又访问苏联也好，那些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非难中伤更是不计其数，但是那算得了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是不值一哂。谁正确，谁愚蠢？时间这面镜子会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我俯视一切，却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吃尽苦中苦的人应有权获得幸福

　　金庸：我这里也插一个题外话。中国的吉林大学准备向池田先生和我颁授名誉教授的荣衔。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厚爱，但因计划以后集中精力时间，写一两部历史著作的历史小说，所以希望能婉却一切对外的活动，以免分心。但我热烈希望池田先生能够接爱。池田先生表示，日本侵略中国，起始于东三省，“满洲国”的首都设在吉林省长春，日本之损害中国，吉林省是受苦最多、时候最长的地方。

　　池田：吃过苦中苦的人，就拥有成为最幸福的人的权利。这是作为宗教者的我的信条。在日本则是冲绳的人们应有这种权利。我执笔写《人间革命》时是从冲绳开始的，也怀着这个想法。对于吉林省的人们，也是完全持相同想法的。

　　金庸：您还继续说道：您愿意与吉林大学发生联系，设法对它作一些贡献，虽不能说就此能够“赎罪”，总之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忏悔。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很是钦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以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欢喜。

　　池田：过奖，过奖。我曾与巴金先谈过三次，也偶尔谈及“托尔斯泰之死”的话题。巴金先生曾断言：“我不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想自杀的人。 ” 从他的毫不犹豫的语词中，我想也许太唐突，但还是请教他，是不是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恼中曾经想到死？”“不，一点儿也没有想起”，他的眼中闪着锐利的目光，“苦难愈多，当时唯一考虑的事是‘坚持下去，奋斗下去以战斗来活下去’。”当然，在恶梦一样的空前的狂乱中，许多文化教育人就这样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对苦恼磨难却是具有坚定的铁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一样的挺立着的人，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巴金真挚、勇敢的忏悔

　　金庸：巴金先生从1979年到1986年，一共写了五集《随想录》，其中颇大的篇幅，是责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意志不坚、骨气不够坚强，在政治压力之下，写了一些“违背良心”的检讨与批评，不合更换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与其他的文艺工作者。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评，读来真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巴金先生骂自己这种行为可卑可耻，如此直截了当的公开自责，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

　　池田：在《随想录》之一的《探索集》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

　　金庸：当然，“文革”期间，在当局的压力之下，在殴打与酷刑之后，在家人受害的威胁下，更加卑屈的话都有不少人曾经写过。但巴金写《随想录》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纯粹是一个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诚忏悔。相信与他一生十分佩服法国大作家罗梭有相当关系。

　　池田：这使我想起罗梭的《忏悔录》。

　　金庸：我读了《随想录》之后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下，表现不可能比他好上半点。

　　池田：适如您所说的，那是一种真挚的、具有勇气的忏悔。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想来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我接受这种看法：语言真正的意义是“正真的”忏悔。在这里，巴金先生看准了的是自我的“内恶”，“自我的‘四人帮’”。说是看准 “自我的‘四人帮’”的淫威下，一时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握有邪恶权力者的存在。那种情况不能推到别人的责任上去，而应该先追究那是“自己的问题所致”，这是十分重要的。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认为世俗的改革家或革命家这所以平庸安逸，无所作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以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们认为：世上的恶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这种情况，因为将恶看作是全部非个性的，除了变革机构之外别无他法。或者说是恶被人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常常将恶视为只存在于别的人中间。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 ――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的范围攻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在报上撰写社评，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我们反对江青，反对林彪，反对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我们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拓、吴晗、廖沫沙、邓小平、周恩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巴金、曹禺、傅雷、老舍，支持画家黄胄、黄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听说您在《明报》的论说笔锋锐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金庸：那决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胆、更富于正义感、观点更正确；只因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到后来有的极左人士企图暗杀我时，不久周恩来就下令禁止极左人士在香港进行暴力行动了，我们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胆敢直言无忌，所以能够受政治迫害之大祸，只是较为幸运而已，决不是比自在内地的同行们更加勇敢、更加正确。应当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最后驱除邪恶、走上正道的，毕竟是内地邓小平领导下的那些人士。我们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文学能“建造人的灵魂”

　　池田：说的也是。当时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疯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企力量以思想、哲学来粉饰已经显现出来年权力斗争，满心期街人类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的到来，不断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转。在芸芸众生的议论中，先生您斩钉截铁地指出：“这只不过权力斗争而已”，可谓一扫庸见的独具慧眼。然而，巴金先生也对“政治与文学”提出过质疑，他在给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建造人的灵魂的。”这是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的发言，认定对有关政治的事感到讨厌和不关心并非不可想像的，充满憎恶和忧愤并非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说话却是一个坚不定的发言。我们在上面的谈话中曾说过：在中国，“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想来的确是触到了“活在文学中” 的真金一般的觉悟了。

　　金庸：巴金谈到，他所以写文章，是“为了‘向敌人作战’”，“为了攻击那些封建落后的传统，那些妨碍人类进步、阻止弘扬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他经常抱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他也说到：“我写作只是为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着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访问时曾作过演讲，主说过这机关报“作为作家的自画像”：从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身边叫。我记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机械地写着，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趴在桌子上，有时站起来在沙发前踱步，然后就弯弯腰，心情好了就继续写下去。读到这段话，在我眼前好像浮现出巴金先生每天以“笔为武器”而不断苦斗的形象，那种感动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说得出来年。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满了激情，他说他写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给读者”。的确，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们都能接触到他的心，领会他丰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不够含蓄，发池过分。我自己创作，当常喜欢文静一点，清淡一点。不过我确曾为读巴金的文字而流泪，少年时是读到鸣凤的自杀、瑞珏的难产而死，最近是读到他写妻子萧珊的逝去。作者并非单纯是感情的奔泻，而是在深刻的哀伤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他在写作时忍住了眼泪，我在阅读时却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