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两人共同喜爱的世界文学名著时，金庸和池田往往把它与历史、政治或人生连在一起讨论，其中还有中日文化、东西文化地比较。在这次对谈的下半部，金庸和池田高度评价了大仲马列的作品，认为其中所角及的“生命脉动”在现代文学中是罕见的。两人期待当代文学有一次“生命的复杂”，这也应是“文学的复杂”。金庸更指出自己的作品深受大仲马列的影响。
金庸：闲谈到此，不禁想到战争的恐怖、和平的可贵。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常看到一些著名的学院进门处挂着一块块铜牌或木牌，刻着一行行数名字，注明“本学院下列教师或学生，于1914-1918年（或1939-1945年）战争中殉国”。 池田：我在访问牛津大学时也曾见过这样的牌子。
金庸：这些人都是英国的精英，如果不是年纪轻轻就在战争中牺牲，他们都是牛津或剑桥的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这一排排的人名中，不知要出多少位优秀的政治家、大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忽然无端端的化为尘土，那真是多大的浪费。越是历史悠久、规模宏魇学院，殉国名录中的姓名越多。每次见到，我都怃然伤怀，感叹良久。
池田：战争造成巨大损失自不待言，尤其是从社会的立场而言，“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责任越重大”。这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传统。（法语Noblesse oblige，即 “位高则任重”）――我以前对创价学园的学生们说过这样的话。近代的日本，尤其是令日本陷于战争泥沼中的昭和时工的国家领导人中，这种风尚甚为衡薄，越是 “位高”就越利己不肯站在第一线，不肯承担责任。通过东京审判，使得造成结果的政策方针，以及决定方针的制度的脆弱和不负责任，终于大白于天下。战争绝对不容发生，而日本的社会也必须培养良好的“领导者品德”。
金庸：现在回想起当初，谁都会为国而不惜捐躯吧！当时，我们满怀敌意仇恨，恨不得杀了所有的敌人，其实，以敌国全部人民都怀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的心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战争的罪过主要是由发动战争的那些当权者、政客、大军人所犯下的。
池田：我也甚有同感。常言道：“发动战争者都是恶人，战斗者都是好人”， “所谓战争，就是谎言和欺骗的体系”。尤其是当时的军部领导人又是何等的愚蠢啊！评论家村上兵卫先生曾参照自己的行伍经验而写道：“在参谋、上级指挥官、将军们之中，不知何故竟然是无知、无能、傲慢而愚笨者、无见识的人物占了大多数。”我的长兄在缅甸战死，不，是在战争中死于非命。夺去家兄性命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缅甸的“英帕尔战役”，在那些无能的军队指挥官、有“勇”无谋低劣之极的军事计划下成为牺牲品。以前，我曾看过探索“英帕尔战役”过程的电视节目。想到我非常喜欢的长兄就是在那悲惨的环境中死去，想到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心中就感到一阵阵的痛楚。被愚昧的统治者所驱使的民众是何等不幸，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度发生。
金庸：战争有“侵略战争”与“卫国战争”的分别，为了保卫国家人民，那是正义而必要的战争，侵略战争则不是。
《布鲁达库英雄传》中的人性英雄
池田：已经对谈了好几回了，这一次该来围绕“文学”这一命题谈谈了。通过谈论各种文学作品，我想可以互相了解各自的文学观和人生观。
金庸：我们二人爱看类似的书， 相信主要是由于个性的相近 ，虽然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知己”，但可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爱喝酒的人容易成朋友，爱看相扑、拳赛、足球、棒球、排球的人也各自易交朋友。个性接近，便会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青年时代爱读冒险、斗争性强的英雄故事。相信在我们性格之中，都有一种喜欢行动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困难和打击不肯轻易屈服。
池田：是啊，所以如以我的“青春时代之书”举例，则应该是《布鲁达库英雄传》吧！
金庸：嗯，但为了青年读者，我看应该稍加说明一下！《布鲁达库英雄传》英文的书名叫做《希腊罗马高贵人物记》（The Lives ot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是英国诺斯爵士（Sir Thomas Vorth）从亚米奥（Amyot）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原作者布鲁达库（Plutarchos）是希腊人，原作是用希腊文写的。诺斯爵士的译本虽非英文中的最早译本，但他的译文极好，富于戏剧性，文笔华丽，直到今日仍为人广泛阅读。莎士比亚采用了这部译本中的几篇传记：恺撒大将、安东尼和克丽奥派屈拉、雅典人第蒙、考里奥拉纳、伯利克里斯。由于诺斯爵士的文采，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好多段地白直接引用诺斯的译文，只稍加润饰而已。
池田：日本也一样，只要提起这些听过名字的英雄，马上会想起许多。日本大概是在1952至1956年间，由岩波书店刊行此书的全译本，是由河野与一先生翻译的。
金庸：这部书原名《对偶传记集》（Bloi Paralleloi），那是一对一对的传记，写了一位希腊英雄，再写一罗马列英雄。列出两人的功业事迹、地位、性格类似之处，然后作一番评论比较。一共有二十二对英雄人物，另有四篇独立而不对偶的传记。诺斯的译本先叙述希腊的开国君主蒂萨斯，再述罗马的开国君主罗穆勒斯。中文译本只译了原书的一小部分，书名《希腊罗马英雄传》，是吴奚真先生在台湾译的，梁实秋先生校订，根据的是John Kryden的英文译本，一共译了八人的传记，三篇对比论文，译笔相当忠实，唯略见生硬，读来稍有枯燥之感。
池田：此书被介绍到日本及中国是稍后的事，其对欧洲文学及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则无法估计。
金庸：是的。这部著作对后世的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它把希腊、罗马列传说的或真产的伟人生活很谰细地描绘了出来。由于作者注重对比，往往待别提出两个英雄之间类似的情况来加以强调：同时作者得视道德和品格，不重视丰功伟业的本身，因而这些伟人更加显得有血有肉。这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很大，其德文译本为歌德、席勒、贝多芬、尼采等人所爱读。
池田：说到《布鲁达库英雄传》的魅力，您特别指出把英雄作为真实的“人” 来加以描写。对此我深有同感。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出现以来，由马列克思主义开始的各种历史观，过于追求历史的法则性或必然性，对于创造历史不外是人这点道理，就容易被忽视。一言以蔽之，也即是“不重视人的存在”！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东西实在是毫无趣味可言。将“人”搁在一旁，除了显示出现代历史观和世界观的破绽，不也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宏大实验失败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况吗？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这句话，在二十世纪中常常出现，但是认为历史将会如其所料般发展，而且人能预知历史的过程，这其实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如果抱这种态度，则是一种以外在因素来决定一切的决定论，那就太简单了。说得苛刻一点，在那种思想里，人的独创性、主动性，所谓“努力”，一切都成为无甚意义。如果追究到底的话，人就会变成怎样也逆转不了命运，怎样做也徒劳。在这个意义中，“唯物决定论”的马列克思主义和“唯心决定论”的佛洛伊德学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两大思潮之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