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酝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苦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说些谎话（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池田：《法华经》是“圆教”，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法华经》来的话，其他的佛经，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圆教”的《法华经》中，宛如“百川归海”。您先学小乘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 　
　　

　　 良师的感动、作家的启发

　　金庸：这里也希望先生告知当年加入创作学会、接受佛法的动机、经过和心路历程。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法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池田：我的接受佛法，与其说是受日莲大圣人的教义感化，不如说是由于与户田城圣先生个人的邂逅而受感动。二战以后，昨天还满口痛骂“美英禽兽”的大人物们，今天就转而讴歌以欧美为主流的民主主义，实在是丕变一族。我也同许多青年一样，对那些大人物既不信任，又迷失在价值观急剧变迁之中，就与友人去参加读书会等活动，渴望追求和究明“真理”。也因此而遇上户田先生，在初次见面时，我就劈头直率地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关于天皇制”的看法。对我这个籍籍无名的青年，户田先生却毫无保留地真诚解答，而且这种解答没有任何暖昧之处，是十分清晰的。当然，我对于户田先生的回答并不能全盘理解， 但却深受感动， 烙印于脑海这中，换言之，从户田先生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生命之光” 和“人格之光” 照进了我的胸间。

　　金庸：我读过您写的自传性著作《人间革命》，书中曾详细再现了你们师徒二人见面的情况。

　　池田：原先，我对于所谓宗教并不太喜欢，而且，说起日莲宗的佛教，少年时代常常见到的光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些穿着白色装束，一边调皮打着圆记太鼓，一边在街上结队游行的人们。说真的，那印象并不太好啊！（笑）

　　金庸：但是，直到加入创价学会之前，先生曾有过怎样的“心的历程”呢？

　　池田：实际上，入会之后，还有过“加入这学会真不妙”的想法。（笑）却因为户田先生这稀世之师的魅力把我留住。想来也许金庸先生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青年时代关于“人是什么”、“人生该怎样活着”这些叩问，想来比现代青年更为认真。我也曾为之苦恼，因此就为自我摸索学习。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为大众议论的书叫《苏菲的世界》。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做苏菲的少女，被一个迷一样的人物提问后被引入哲学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为向导，把深奥难明的哲学史的发展变成十分容易学习的东西，因而成为畅销之书。在这个哲学之旅的出发点上，作者这样写道：苏菲拆开两封信；一封是您是认？另一封是世界从哪里来？多无聊的问题嘛！再说，这些信是从哪儿寄来的呢？这件事几乎和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个谜。是谁把苏菲从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抽离，突然强迫她要寻根究底于宇宙的大谜题？ “我是谁呢？”“世界、宇宙从哪里而来呢？”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谁也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谁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问。
　　

　　“生前”与“死后”是永恒的题目

　　金庸：说得对，虽然历经多少时代变化，文明亦进步不少，仍是不能够解明这些问题。

　　池田：特别是，“生前”、“死后”这样的题目是人们普遍的、永远的疑问。如对此命题不能真挚以待，人生大概就会变得浅薄吧！极端地说，那就是“事后如何，全然不顾”，即只顾眼前一时快乐地糊里糊涂地活着。

　　金庸：关于“拜金主义”也是这样，我同您看法相同，就是对人生的意义失去质询，这也是其最大的原因。

　　池田：甚有同感。加入创价学会之前后我也曾尝试努力解明这一命题。因此而学习哲学、阅读文学。有时候，曾对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十分憧憬，有时也曾对柏格森“变的哲学”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心的历程”而言，我就是在遍尝这个历程之后，才遇上佛法这个适合于我的归宿。在与户田先生初会之际，我有一种感觉，在先生生命中所放射出来年强烈光线之前，曾令我感觉到魅力的爱默生、柏格森的形象就如太阳一出，春霞就淡淡地消失一般了。我把这份找到“真理”时的感动，用即兴诗来送给户田先生：旅人啊！您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呢？然后，又往何处去呢？这是一个萦回脑际挥之不去的题目，因此才会即席写出这种心情。自此以后，我开始了这种求道之旅。而这个旅途是没有终点的。上次访港时，您曾在府上说过：“对谈，也可以是朋友之间公开作书信往来而交换彼此的看法。由文学开始，彼此把想跟对方说的写出来，如果其他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将这些内容一起分享。”您所说有关“对话”的形式与意义可谓代表了我们对谈的“心意”。能同您这位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畅论“文学”，我是分外高兴的。

　　金庸：池田先生以前曾对我说过：“我们俩在青春时代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竟然有许多共同爱好的书，实在是匪夷所思。”上次的对话中，我曾说过：“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脍炙人口的谚语流传：‘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喜欢边喝酒边谈笑的飞惯，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一样。”（笑）乘兴而谈，意气相投。兴高采烈之际，就劝一杯酒：“啊！请喝一杯！”“你也多喝！”酒越喝越多，话越谈越高兴。只可惜我酒量不好。池田：遗憾的是，我也不会喝酒。（笑）这些话若让喜欢杯中物的户田先生听到，他一定会说：“真合吾意。”（笑）
　

　　　士为知己者死

　　金庸：所谓知己，就是能互相理解、信赖、尊重对方、引为朋友。我们另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化妆、打扮的目的，乃是为了令喜欢自己的男性高兴，得到满得到满足，男性，则以相知者为重，可以为之种知己者牺牲自己的生命。

　　池田：这可见于《战国策》中“赵策”。

　　金庸：在中国古史中登场的许多富有侠义之心的英雄，他们往往可以知己而不惜身家性命，但是却不理会是否正义，不重视是非之分，这主要是在儒教思想还未传布开来之前的情况。例如聂政杀侠累，专诸杀吴王傣，侯赢为信陵群而自杀，豫让行刺赵襄子，都是为报知遇之恩而为，怎么也谈不上以正义为主要目的。这种情况应该近似日本的武士之一理想吧！弁庆的忠勇是为“知己者”献身，但特别突出了富有侠义之心，不用说，与后来（二次大战时）的“神风特攻队”的愚忠在性质上有明显不同。

　　池田：怎样界定“正义”的内涵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柏拉图的巨著《国家》的副标题中明“关于正义”却并未谈及正义之义。可见这是难题中的难题。但是有一点却决不可忘记，所谓的正义，不可单凭个人切身的、主观的感情为主来决定，如果忽视这一点又歪曲之，则必然变得勉强。那些为了鼓吹战争而喧嚣一时的“正义”、 “大义”，就是这种典型。战争当时，“活在悠久的大义之中”等口号对战死礼赞有加，但现实的年轻人们，特别是对事物能真挚思考者，就一定会认为这些宣传是一种空洞无力的口号。 当然， 人不能忍受无意义地死去。读读《听着，海神的声音》等战死的“学徒兵”的笔记，就要了解到，那些拼命摸索自己的死亡意义的年轻人们，他们所关心的事，首先是父母兄弟、姐妹，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亲人们所住的祖国。为这个祖国而牺牲，强制说服自己将这种“死”赋予有意义的所谓“散华” （意谓成仁取义的“落英”）。最严重的问题是，注意在那种高喊“永久的大义” 的口号之下，强制要求年轻人以必死的决心去做什么“神风”等愚行的（国家的）领导人的无能与鄙劣的行径。不止在战争中如此，在任何时代中也有“大义”之声呼喊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必须认真认清其本质。请恕我把话题扯得太大……

　　金庸：您的这个看法，我颇有同感。

　　池田：不管怎样说，我同您在年轻时都读过相同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在心中向往的那些英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等等。以此而论，则我们的“文缘”似乎早就结下。

　　金庸：我们都曾有过在战乱频仍的战争中度日的经验，假设我们都在战时入伍，说不定会在战场上碰面吧！（笑）我因此想到，这也是我个性中常常有不谋而合之点的原因罢。

　　池田：与金庸先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单是想想就要打个冷战。（笑）但是，日中战争说到底也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前回我们曾说过，当时我也不能例外，深受“军国少年”的时尚风气所蒙蔽，可是听到从中国在大陆战线回到日本的长兄说： “日本太过份了，中国人实在可怜！”因而才对战争生出了怀疑的念头。虽然日本的军部曾宣传说：“这是创造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的民众从欧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等等，但战争的本质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战争的大义与现实是多么乖离呢？――在面对日本战败之后，这种想法不断地膨胀起来。


　　　 减低欲望　心锁易脱

　　金庸：英国知识分子现在重视佛教的人很不少，伦敦出版一本佛教杂志《中道》（Middle Way），内容相当好。英国若干著名大学，如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等，都有佛学会的组织，会员有教授、讲师，也有年轻学生。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第一，佛教重视自力修为，不靠外力恩赐。二，原始佛教教义，着重降低自的欲望，以求解脱。三，佛教主张全人类一律平等，主张慈爱。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说香港人、日本人对“拜金主义”值得警惕，决不是轻视金钱与物质的谷值。在香港或东京，穿衣吃饭不难，要拥有一所居屋就困难得很。我并不是说风凉话，劝人不要努力赚钱。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十分伟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我们大部了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东京除了日本的政治中心之外，和香港一样，也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中心，本地的工商业也非常繁荣，生活于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决不会是白花的。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已对人都大有好处。如果虽然少赚了一万两万元的金钱，却多赚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以及别人对你的尊敬与爱心，内心的电脑一算，恐怕还是大大占了便宜吧？